张曙光:批评规则、交往理性和自由精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21 次 更新时间:2011-03-29 12:5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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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曙光(天则) (进入专栏)  

  

   1.引言

  

   去年上半年,何清涟女士的大作《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以下简称《陷阱》;凡引自该书,只注页码)一书出版,风入松书店为此举办发布式和讨论会,邀我参加。因事前读过何女士的《经济学理论和“屠龙术”》(1997)等几篇文章,有些不同看法,参加会议,就要提出批评,可能引起不快,加之事务烦忙,没有出席。到了11月,笔者主持的国际合作研究项目《中国贸易保护代价的测算》(1998)完成出版,茅于轼先生和我去华盛顿参加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举办的发布式和讨论会。当茅先生和我的讲演结束以后,第一个提问的美国教授开口就问,何清涟女士的《现代化的陷阱》提出中国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有可能阻碍以至葬送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你怎么看待这一问题?过了一天,张宇燕博士和我从纽约到康奈尔大学给中国留学生作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问题的学术讲演,有学生拿着《陷阱》(海外版)提问中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并告诉我,中国作家刘宾雁在《纽约时报》(一说《纽约周刊》)书评栏著文评论《陷阱》,因而,何著走红美国。尽管如此,笔者仍无意阅读该书。

   回国后不久,我去中国政法大学作“经济学(家)如何讲道德?”的学术讲演。一学生问我,近半年来,《读书》接连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围绕着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和樊纲的《“不道德”的经济学》(1998)等,形成了“现实派”和“学院派”的激烈争论,你对此有何评论?笔者作了回答。回家后,忆及当时的答问,自我感觉良好,随将学生的提问和我的回答打电话告诉汪丁丁博士,丁丁认为我的回答不错,很有意境,建议我将此写成文章。这就是本文的由来。

  

   2.“现实派”和“学院派”

  

   有关这一问题的提法是姚新勇先生概括出来的。他在《读书》上著文(1998,以下简称《姚文》)说,近几年来,在经济学圈内,“存在着一场未直接挑明的争论,其代表人物一边是何清涟,一边是所谓“过渡经济学派”的学院派人物,如盛洪、樊纲”。《姚文》对后者有明确的称谓:“学院派”;对前者没有。这有些不公。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依据他的描述,把前者称为“现实派”,以便与“学院派”相对应。

   什么是“学院派”?《姚文》是如何使用“学院派”这一概念的?弄清这一点,也许是我们解开这一问题的关键。

   据《辞海》称,“学院派”亦称学院主义。是17世纪在欧洲各国官办美术学院中形成的流派,以保守、陈腐的观点,从基督教传说、神话故事中吸取题材,或画阿谀当代权贵的作品,在艺术上采取死板的格式,追求繁琐、浮华的细节,以“古典传统”的维护者自居,排斥其他艺术派别的创造与革新,直接为封建贵族或资产阶段政治服务,或迎合其欣赏趣味。

   与“学院派”相近的一个概念是“经院哲学”。在“现实派”和“学院派”未直接挑明的争论中,秦晖即卞悟先生(同一篇文章,在封面上印着作者的名子秦晖,但在目录和正文中却以笔名卞悟署名,此乃《读书》之误;1998,以下简称《秦文》)也提到了这个概念。对此,《辞海》也有一个解释,现抄录于此:中世纪欧洲主要哲学思想的总称,因产生于天主教的学院,故而得名。主张理性服从信仰,哲学是“神学的婢女”,目的在于论证基督教的教条,维护教会和封建主的统治。转义为任何繁琐的哲学或理论,大部分研究脱离现实的抽象概念,论证方法甚为繁琐。

   《辞海》的解释非常清楚,用不着再画蛇添足。《姚文》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和运用的,并且是在与“现实派”的比较中阐述的。按照《姚文》的说明,《陷阱》的作者“相当直率地揭示了”中国社会中“日益恶化的诸多结构性矛盾”及其产生的根源,“语言平实,道德关怀溢于言表”。而“学院派”则大不相同,他们的文章“太深奥,外行人无法看懂”;他们“生搬硬套西方的经济学理论,脱离对具体改革实践、问题、矛盾的分析,以学术纯粹性、客观性的外表,掩盖其理论和道德的双重矫情”,“放弃了理论对现实的批判性,落入对主流政治的一味盲从”。进而,《秦文》从股份合作制过程中“分”与“卖”两种产权改革方式的讨论中推导出“反对民主私有化而倡导权贵私有化”的政治结论。

   改革开放以前,由于思想禁锢,舆论控制,中国经济学处于一家独尊的状态,虽然也有一些不同意见的争论,但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形成不同的学术派别。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思想解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也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并且由于经济建设实践的需要,经济学也成为显学,但是,由于基础较差,知识积累不足,再加上经济学家的训练不够,虽然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经济学论坛,但还没有形成独立的经济学派别。这并不是中国经济学家的光荣,而是令中国经济学家报愧的事情。但是,有关“现实派”和“学院派”争论的说法,却并不鲜见。想当年,我们曾经把胡适作为“学院派”的代表大加批判,同时也否定了他在学术上的贡献。“文革”前后,张闻天和孙冶方等老一代经济学家曾被当作“不食人间烟火”的“学院派”,进而被打成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者”,一些老教授老专家也从“学院派”和“经院哲学”的代表而变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总之,在中国,“学院派”通常是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以及封资修等连在一起或者齐名。我想,这段历史大家不会忘记。因此,笔者对于在学术讨论中作政治批判,随意给别人扣上“学院派”和“经院哲学”之类的政治帽子的作法,不仅不能赞同,而且表示反对。这会毒化学术气氛,不利于学术讨论的正常开展。

   其实,随便把别人当作“学院派”加以批判的人,不是以我划线,就是以某一个与自己观点相同的人划线。同意的就是“现实派”,就是堂堂正正的学者;不同意者就是“学院派”,就是权贵的奴仆。这仍然是“文革”的遗风。这不是说在学术批评中没有是非,没有对错,没有优劣,没有高下,而是说究竟谁对谁错,谁是谁非,谁优谁劣,谁高谁下,尚需要进一步讨论。如果说在政治批判中是以成败论英雄,那么,在学术没有讲述出山东周村在实行股份合作制中采取“分”与“卖”的方式量化存量资产的具体过程和完整故事,对问题的分析也比较简单,不论是“分”与“卖”等价,还是“卖”优于“分”,仅用两个虚拟的数据是很难说明问题的。因此,作为项目负责人和主编,笔者认为,该文没有达到天则所案例研究的要求,决定不收入《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2集)(1999),同时取消资助。也许是笔者才疏学浅,缺乏政治敏感,至今仍未从中发现什么主张“卖”优于“分”“就是为权贵私有化辩护”之类的含义。至于樊纲的《“不道德的”经济学》,笔者也有批评(张曙光,1999),认为道德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道德是非的理性判断,二是道德实践的价值判断;作为理性判断,道德是经济学的考察对象;作为价值判断,道德纯粹是每个人发自内心的感受和选择,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实践,不是经济学讨论的问题。樊纲没有区分这两个方面,把道德问题全部归结为价值判断问题,因而陷入了片面性。但是,认为经济学讨论不讨论道德问题与要不要和有没有道德关怀是不同的两回事。主张经济学不讨论道德问题,是以道德作为前提包含其中的,不见得就是没有和不要道德关怀;同样,主张经济学要讨论道德问题,也不一定就是坚持和充满道德关怀。关键是讨论什么,怎么讨论?难道象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那样,大讲公有制经济中人与人的关系是同志式互助合作关系,每个人的行为都是一心为公,无私奉献,就是坚持和充满道德关怀吗?难道经济学从经济人的角度,运用经济分析的方法(包括成本收益分析)来讨论问题,而不从社会人、文化人、道德人的角度,运用非经济分析的方法来讨论问题,就是不要和没有道德关怀吗?要求人们都从同一个角度,运用同一种方法,讨论同一个问题,得出同样的结论,岂不荒唐,那还要科学分工干什么?《樊文》是在学理的层面讨论问题的,而《姚文》却要将其推至政治的层面去批判。这就有点与风车作战的味道了。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即任何一个学术概念或术语,比如“学院派”和“经院哲学”,能不能转义或重新定义?当然可以。但是转义和重新定义必须交待清楚,其价值和生命力取决于学界的认同和共识。如果把在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工作和讨生活的学者看作是“学院派”,把在大众传媒部门工作的报刊学人看作“现实派”,那么,这就是以工作地点为标准来定义的。这两类学人的知识背景、学术传统、观察角度、议论风格有很大的不同,对此作出分析和评论是有意义的。一般来说,前者提出和讨论问题往往偏重于学理层面,后者往往偏重于现实层面;前者往往注重问题的历史背景、前人的考察和现实的演变,后者往往注重于大众的情绪和社会的反映,但是,这一定义既不是同一学科中不同学术流派的分野,更不包含“学院派”这一概念原来的政治含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前的中国不是“学院派”多了,而是“学院派”少了。滚滚商潮,已经把“学院派”冲得个七零八落,很多人都变成了“现实派”,就是《姚文》作为“学院派”的代表加以批评的盛洪和樊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学院(派)味”不足,“现实(派)味”太浓了。

   《姚文》一方面自称外行,另一方面,又以外行人看不懂为由,猛烈抨击“学院派”专门学者的风范,是把更深奥、更富理论的纯粹性,当作是现代经济学的特征。这就有点强辞夺理了。既然是专门理论,其读者对象自然是专家学者,不是社会大众,外行人就是看不懂。这是科学分工,非常正常,无可指责。如果外行人一看便知便懂,那还要专家学者干什么,难道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的价值要由外行人来评判,要以外行人能否看懂为标准吗?作为一个经济学者,笔者最近读福科的《知识考古学》,认真读了一遍,有些地方还反复读了几遍,但很多地方还是没有读懂,难道能据以否定福科的价值吗?既然自称外行,那就应当先虚心学习,而不是以一种权威的架式教训别人或将别人打死。当然,笔者既不赞同不费思索,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也不赞同故弄玄虚,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需要指出的是,将学理层面的问题扯到政治层面来讨论,一个重要的结果是会产生一种轰动效应,甚至可以热炒一阵,借以抬高身价,但是,对于科学的发展和理论的进步来说,这样做能有多少助益?笔者实在是心存疑窦。可惜的是,我们的一些人热衷此道,精于此道,因而,在现实中有两大歪风邪气:一是抄风甚烈,二是炒风更盛。但是,此道乃仕途之道和商家之道,而非学问之道,真正的学者是不屑于这样做的。只有那些半瓶子醋和心辕意马的人,才视此为不二法门。笔者指出这一点,并不能使一些人不这样做,只是希望大多数学者不要在这方面浪费时间。

  

   3.真问题和假问题

  

   在这场争论中,秦晖先生提出了真问题和假问题、真学问和假学问的问题,并且认为何女士和《陷阱》讲的是真问题,做的是真学问,而《分与卖》及其作者讲的是假问题,做的是假学问。《姚文》也有此议论。这样就在进行政治批判的同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也使这种政治批判具有了几分哲学的色彩和依据。

   那么,到底什么是真问题,什么是假问题呢?它们是怎么提出来的?

真问题和假问题是30年代维也纳学派提出的概念。目的在于反对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其全部论点可以归结为,形而上学的整个陈述都是假陈述。按照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在《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一文中的分析和说明,假陈述有两类:一类是包含一个被认为有意义的词,但是,严格说来,在某一特定语言内,包含这个词在内的一串词并不构成一个陈述,因而是无意义的。这自然是一种假陈述。另一类是组成句子的词是有意义的,因而在理论上可以分为有效的和无效的,真的和假的。如果这样一串词以一种违反句法的方式凑在一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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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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