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炳啸:现代性重建中的交往理性与民主——走向新现代主义的哈贝马斯思想述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94 次 更新时间:2009-09-09 21: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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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炳啸 (进入专栏)  

  

  哈贝马斯有力反击了后现代主义理论,捍卫了现代主义价值,认为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构想,虽然存在弊病,但完全可以通过更彻底的现代性启蒙和重建现代性的努力来加以克服。现代性之弊的理论根源在于理性的自负即理性受制于意识哲学范式的困局,而其实践根源则在于理性的沦落即理性沦为系统工具的事实。要解决理性自负之弊,就必须实现哲学范式创新即从意识哲学范式向交往哲学范式转换,用交往理性(交互主体理性)概念而不是主体理性或非理性的概念来为理性重新定位;要解决理性沦落之弊,就必须把政治实践的重心从系统向生活世界转移,依靠公共领域的力量而不是市场或国家的力量来发挥公共理性的决定性作用。在哈贝马斯看来,理性的新生在于交往理性的实现,也即把理性从片面性的工具理性的扩张中救赎出来,把殖民化的生活世界从系统中解放出来,而交往理性的实现则有赖于“话语民主”也即公共领域民主的实现。这种民主是被理性限定的民主,并被定义为跻身于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所产生的交往权力对行政权力系统的约束和控制。这种民主的任务不是在右翼阵营的形式平等与左翼阵营的事实平等的争论中去作出抉择,而是如何为法律和政策的公正制定创造和保证一个符合交往理性和话语民主条件的公共领域的话语环境。但从根本上看,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理论也存在着“话语民主不可承受之重”的问题。哈贝马斯最大的成就就是实现了现代主义理论研究中的新的转向,开掘深化了现代主义主题,从而在一个新的高度上重建了现代主义思想,并成为由传统的现代主义走向新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现代性终结了吗?后现代主义最有力的挑战者——哈贝马斯提出了“关于质疑的质疑”,旗帜鲜明地捍卫现代性价值,批驳后现代主义理论。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构想,不应全盘否定,而应当坚持发扬。在《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构想》(1981)一书中,他追本溯源,有力批驳了后现代主义观点,捍卫了现代性价值,而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1987)一书中,他更是独辟蹊径,进一步提出并论证了重建现代性哲学的一系列命题,指出了克服现代性困境的出路。哈贝马斯的基本思想是,不能只看到现代性有压迫性和破坏性的一面,而更要看到其有进步性的一面,也即必须以辩证的态度、从理性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把理性从被扭曲、被误用的歧途上救赎出来,转换它、改造它,使它适应新的问题、新的局面,从而在当代条件下推进现代性事业,而不是以片面的全盘否定的态度,从非理性主义的立场出发,抛弃理性,毁灭现代性事业,使人类陷入悲观主义泥沼。哈贝马斯是一位审慎的乐观主义学者,其思想起源于西方马克思在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早期思想家的“批判理论”,并在从社会理论、文化批判、政治和哲学等诸多方面全面反思现代性的过程中使这一理论资源有了批判性的新发展。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性批判的目的是为了坚持和发扬现代性的基本价值,而不是为了否定和放弃现代性价值,因此,我们所要反思和批判的仅仅只是其压迫和破坏的方面,而要坚持和发扬的则是其进步和建设的方面。

  那么,什么是现代性?哈贝马斯对此作了精辟深入的论述。他指出,大约在公元5世纪晚期,modernus这个词就已经在拉丁文中出现了,此后,“现代”一词多被用来表达一种相对于古代的时代意识。因此,哈贝马斯将“现代”与“传统”对照起来加以理解,认为“现代性”就是对“传统”的造反,而作为一种美学意识,“现代性”尤其依赖于对所有规范性东西的造反体验。但是,这种“现代性”一经确立,就必然树立起新的规范,必然形成它自己的“传统”,从而也会同新的“现代性”相冲突。这种理解使得“现代性”不再是静止的、僵化的和保守的概念,而成为一个动态变化的、与时俱进的和革命的概念。于是,在哈贝马斯的论题中,现代性就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它以主体性和理性为基础,以普遍主义为内容,以进步主义的历史思想和理想主义的乌托邦思想为推动力,其概念发端于文艺复兴以来人道主义理想和理性批判精神,并在启蒙时代获得了明确的自我意识,在18世纪才得以形成。正如戴维·哈维在《后现代状况》中所指出的:“哈贝马斯所谓的现代性方案只是到18世纪才进入中心。就启蒙思想家来说,这项方案相当于一项非凡的智性努力,即发展客观的科学、普遍的道德和法律、追随内在自主性的艺术。这一观念把知识的积累用于追求人类的解放和日常生活的丰富,这种知识积累来源于许多人自由和创造性的工作。科学对自然的支配许诺了从稀缺、匮乏、自然灾害的肆虐中获得自由,社会组织的合理性和思想的理性模式的发展许诺从神话、宗教和迷信中获得解放,从权力的武断运用以及我们自身人性黑暗面中获得解放。”[1]显然,这种现代性作为一种时代精神,不是借助于传统的权威,而仅仅是依靠建基于主体性自决和理性自觉之上的自信来获取力量,建立自己的合理规范并创造实现自我解放的一切条件。哈贝马斯认为,这种“时代精神从两种相反的,但又是相互渗透和彼此依赖的思想运动中获得推动力,或者说,时代精神因历史思想和乌托邦思想两者的撞击而迸出火花。”[2]尽管乌托邦并不是现代性的产物,但是,相信凭自己的理性力量就能够在尘世实现乌托邦却是典型的现代意识。这种理想主义追求与历史进步主义信念所撞击出的火花,激励着人们不再留恋旧时代的落日黄昏,而是去勇敢地追求新时代灿烂的朝霞。然而,在历史的实践中,我们却遇到了新的问题、困惑与挑战。哈贝马斯不得不承认:“现代曾经从中获得自己的自我意识和乌托邦期待的那些增强影响力的力量,事实上却使自主性变成了依附性,使解放变成了压迫,使合理性变成了非理性。”[3]于是,现代性作为一项未竟的事业和一份亟待清理的遗产,迫切地需要我们予以反思和批判。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一书中,哈贝马斯经过历史性考察,指出了现代性批判的两种传统,即黑格尔所开启的理性批判传统和尼采所开启的非理性批判传统。

  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性旨在表达一种与传统断裂的理性创新意识,也即是以理性的方式对传统的造反,是要打破一切已经过时的陈腐规范的约束,从自身中产生新的理性规范。而现代性所树立的新规范是否合法,取决于现代性能否自我确证。这种自我确证问题也就是现代性的自我检视问题。所谓对现代性进行检视,实际上就是理性地询问理性及其内在结构作为现代规范的基源是否充分、合理而有效?换言之,从理性及其内在结构中能否获得关于现代世界并指导现代世界的规范或标准?或者说,理性及其内在结构是否具有普遍性与整合性,不仅可以为现代社会奠定合法性基础,而且可以保证现代人能够行使批判的话语权力,树立个体的自主性,在时代精神诸因素及其表现之间发挥平衡与整合作用,维持和谐关系?在这种检视中,我们就会发现,18世纪以来启蒙主义哲学家们的“现代性构想”,将人这一主体的理性超升为世界的主宰原则,而无所不包的自然以及他人都被作为客体。于是,“理性”开始出现了异化的趋向,这种异化的“理性”与异化的“主体”同步,已经不再是人的自由的翅膀,而成为人的自由的枷锁。因此,对现代性的自我检视直接导致了对现代性的自我批判。

  哈贝马斯指出:“黑格尔开启了现代性话语。他引入了现代性批判地自我确证这一主题。”[4]尽管早在18世纪初,现代性的自我确证问题就已经表现在审美批判领域中[5],并且从后期经院哲学到康德都已经提出了现代性的自我理解问题,但把现代性作为一个基本的哲学问题来探讨却是从黑格尔才开始的。黑格尔认为,现代性是欧洲近代社会进程的三项伟大事件也即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而这三项伟大事件都是建基在主体性原则之上的,所以,现代性的原则首先就是主体性原则,而这一原则的实质就是主体的自由。黑格尔说,现代世界的原则是主体性的自由,这一主体自由原则要求精神总体性中关键的方方面面都应得到充分的发展。哈贝马斯据此指出,在黑格尔那里,这种主体性主要包括以下四种内涵:第一,个人主义:在现代世界中,所有独特不群的个体都自命不凡;第二,批判的权利:现代世界的原则要求,每个人都应认可的东西,应表明它自身是合理的;第三,行为自由:在现代,我们愿意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第四,是唯心主义哲学自身。主体性原则不仅启动了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促成了以主体自由为前提的现代文化形态,而且还确立了理性的至高无上地位。甚至我们可以说,现代时代就是理性时代。这种理性引导人们不仅把自己从神性世界中解放出来,成为主体觉醒的人,而且还成为懂得运用理性的现代人。康德对主体性原则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这一反思也包涵着对早期自由主义的主体性原则的批判。主体自由了,但如果这种“自由”失去了边界与秩序,那么主体就会陷入虚无与混乱。于是康德以理性为法庭,运用理性来划定边界、组织秩序,运用它来审判一切、规范一切。他认为,启蒙就是引导人们公开运用他们的理性,而理性在科学、道德、艺术这不同领域中具有着不同的标准、内在逻辑与合法性要求。但黑格尔却指出,康德没有为理性内部结构的分化、文化形态的划分和所有这些领域的分离建立一个统一的基础,从而导致主体性的分裂。同时,这种主体性和自我意识能不能产生理性的标准,它既是从现代世界中抽取出来,同时又能引导人们去认识现代世界?从这个问题出发,黑格尔对片面性的主体性原则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批判。在他看来,这个片面性的主体性原则能够塑造自由的主体并进行反思,能够削弱迄今为止宗教所发挥的绝对统一力量,但它并不能利用理性来复兴宗教的统一力量。启蒙的反思文化与宗教分道扬镳,理性地崇尚、宗教的衰微,使得知识与信仰分离。启蒙自身无法克服这一分裂的状况,而且,随着启蒙的深入、教化的普及和生活的丰富,分裂的力量就会越大。这种主体自由的实现,使社会生活的整个系统都陷入分裂的状态,精神自身发生了异化。黑格尔认为,这就是现代性的危机之所在。可以说,现代性的危机构成了黑格尔哲学思考的前提。哈贝马斯认为,黑格尔提出了一个总体性概念即绝对精神、理性整体,试图用它来调和主体性分裂的矛盾,并在这一统一的基础上消除现代性的危机、实现现代性的重建。在哈贝马斯看来,黑格尔虽然提出了启蒙辩证法并依据启蒙辩证法的规则,力图在主体哲学范围内克服主体性的片面与局限,把绝对精神作为现代性统一的基础,但是,这种“绝对精神”却过于神秘和绝对,这就使人们不得不强烈质疑其合法性的基础与现实意义。

  在尼采看来,黑格尔对现代性危机的克服显然是不成功的。哈贝马斯指出:“对尼采来说,出发点是明确的。一方面,历史的启蒙仅仅加强了在现代性成就中能感受到的分裂;而以宗教形式出现的理性却没有发展起一种综合力量,以更新传统宗教的统一力量。另一方面,现代性返回复辟的去路已被截断。”[6]那么,是对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再作一次内在批判,还是告别启蒙辩证法,放弃重新修正理性概念的意图?尼采作了后一种选择。在尼采看来,理性所产生的弊病必须用非理性来克服。基于现代理性的现代性并没有自身的独特地位,它不过是随着古代生活的失落和神话的崩溃而开始的合理化历史的一个阶段,其自身并不能够独立自主地创造自身的规范和标准。尼采要求立足于理性的他者,希望回到伟大、自然而又充满人性的古希腊,用酒神精神克服现代性的弊端。尼采认为,只有当主体性上升到彻底的自我忘却也即达到酒神精神状态,得以从实证主义的时空经验中脱身出来,而被偶然性所震惊,眼看着“真正在场的欲望”得到满足;只有当有理智的行为和思想的范畴被瓦解,日常生活的规范被打破,习以为常的规范化幻想彻底破灭——惟有如此,难以逆料并且十分惊人的世界,即只能由艺术审美活动所打开的酒神世界才会敞开。在酒神世界中,每个个体都完全解除了束缚,复归于原始自然的体验,从而获得了与世界浑然一体的最高的快乐。而酒神精神的本质就是非理性的一种本能性的力量。可见,尼采是从后现代角度也即外在批判的立场来检视现代性的,并由此开创了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后现代主义者断定以主体性和理性为基础的现代性概念是一个负面的概念,必须对其进行无情的解构。在他们看来,现代性表达了主体中心的理性主义世界观对人的存在的全面主宰,因此,作为一项在思想、社会、文化等方面展开的综合工程,现代性所绘制的关于人类社会逐步发展与完善的理性蓝图注定要遭受失败。

  面对后现代主义者的置疑、忧思与反抗,哈贝马斯再次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们是应该坚持启蒙的理想和方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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