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剧变20年“新欧洲”发展中的新动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64 次 更新时间:2011-03-23 11: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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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 (进入专栏)  

  

  中欧国家加入欧盟以后,人员交流便利频繁,就像同处在一个大欧洲联邦里一样,他们在国际体系变动中对自己的身份认定是“欧洲国家”,因此普遍对“东欧”这个概念很排斥,更不喜欢“后共产主义国家”和“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这样的称谓,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就说:“我承认,我越来越厌恶这种说法,对我们的这种称谓,即使只是一个前缀,也不要跟随我们一辈子,就像我们不能把美国叫做‘前英国殖民地一样’”,他们希望尽快地融入欧洲,而目前一些老欧洲国家出现的问题在新欧洲也初见端倪,另有一些新欧洲自身带有时代特色的新趋势,都可能成为影响未来新欧洲走向的新的风向标。

  

  政治冷漠化与传统政党危机

  

  目前新欧洲国家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政治冷漠化。中欧国家普遍出现组织危机、信仰危机、执政危机的现象,现在的法理性权威只能从制度结构中获得合法性,它与原来的个人政治不同,不是依靠个人魅力型领袖来激发大众的热情,因此民众对政坛人物的兴趣减弱,不关心政治的年轻人对本国的政治人物熟悉程度远远不如我们这些“旁观者”。国家主义弱化的趋势使得传统政党组织的人数减少,现在整个欧洲社会的参选人数都有降低的趋势,政治冷漠化,公众参政意愿低,弃权者比率高是一个共同的问题。各中东欧国家从剧变初的80-90%的参选率降低到现在的40%-50%,以保加利亚为例,1990年的投票率是90.6%,1994年减少到74.3%,1997年进一步降为62.4%,2009年7月5日的议会选举参选率达到60.2%,已经是这近年来些国家选举中最高的,波兰2005年的选举的投票率只有40.97%,2009年在欧洲议会选举中斯洛伐克只有19%的投票率。

  这一方面说明人们政治热情降低,无所谓谁在台上,另外在上述国家都经历6-7次议会选举和4-5次总统选举后民众的热情递减,向务实化发展,不看执政者高喊什么口号,而是看他们怎样去做,老百姓已不热心什么“左派”、“右派”、“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而认为不论是哪个党派在台上,“社会公正”才是最重要的。在他们看来政党交替这么频繁,人员轮换像走马灯一样,党派的内讧和政治人物的摩擦不断令人生厌,在老百姓看来,反正又不是社会制度变更,只不过是一些政客之间的“游戏”值不值得去捧场,而目前中欧国家的左派呈现出一种“意识形态偏左,政治实践偏右”的特点,竞选时说的和上台后做的有区别,因此说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另外,宪政民主本来就会导致平庸的状态,过去热衷于政治的“泛政治化”现象是极权体制下导致的非常态,1989年剧变以后、尤其是2004年入盟,证明他们已符合老欧洲的《阿姆斯特丹条约》的入选国的政治改造标准,已经融入“欧洲价值”,在“人权、民主、宪政”的制度的平台搭建以后,参政愿意降低将会是一个普遍趋势。

  同时这些国家“公民社会”逐渐形成,它在分享国家权力的同时也给传统的治理模式造成冲击。在当今的“媒体社会”中“国家无所不能”的时代结束,“强政府”时代结束,政府的频繁更换,使它从原来与国家重合的身份中剥离出来,入盟后更带来了“国家虚拟化”、“国家弱化”和“去权威化”的思潮,国家不再一言九鼎,不再至高无上,国家的控制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都大大减弱。社会上自治类型组织在逐渐填补以前政府所承担的某些功能。公民团体人数增加,比如波、捷、匈转轨国家的NGO都在呈几何数般地增长,且资金来源复杂化和价值取向个性化。主流政党受到不小的冲击,甚至对政党实践的评判标准都发生了改变,人们不再像过去一样靠参加某一个政党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在多元文化下单一的核心价值已丧失魅力。以第三部门力量为主的“新社会运动”成为一个潮流,它的特点是数量剧增、短命、多元、转换快、混杂世界观的政治行为成为时尚,以前政治精英一直处于远离民众生活的地方,而现在的快餐文化、网络文化、嬉皮文化、摇滚乐文化、俱乐部文化、广场狂欢文化都在把政治诉求和娱乐文化融为一体,解构了原来政治的严肃性和传统政党的凝聚力,不但使其成为一种青年人追逐的时尚,而且也逐渐被整个民众接受。

  

  “网络时代”的强势劲头

  

  现在网络政治大行其道,网络的快捷、立体、高效、强度大、频率高、传播广、成本低都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巨大威力,很快成为年轻网民参政、议政、问政的一个重要场所,每个人既是意见表达的主题也是信息渠道的传播者,它已成为“信息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目前任何党派都无法忽略网民的话语,网络舆情成为一个把握社会脉搏,了解民情、民意动向的重要风向标,同时也获得了更宽阔的国际舆论空间。比如捷克在2009年10月的大选的造势活动现在已经拉开,网络就是一个主要的宣传平台。捷克各主要政党充分利用网络媒体争取选民,他们通过网络发布其政党纲领、治国方针、新闻公告、消息发布、视频博客回答选民问题、以及读取、跟随、综合舆情、再发布消息,使信息在短时间内无限的扩大,虽然传统的街头宣传手段也仍然在使用,但其资讯传播的手段、速度、规模和生动程度都无法与网络相比,政府媒体被“边缘化”的趋势在所难免。

  网络文化越来越在城市青年中普及,尤其是在精英阶层和青年学生很有影响力,一般来讲在中右翼政党中更有基础,形成“右强左弱”的态势,比如捷克的公民民主党、波兰的“公民纲领党”、俄罗斯的“右翼事业党”,网络的普及率和调动能力都很高。网络使那些传统政党受到挑战,从目前看由于左翼政党更适应较封闭的社会环境,其群众基础又主要集中在年龄偏大的群体中,他们的宣传动员和造势仍然采取传统因循守旧的街头宣传方式,逐渐对年轻人丧失吸引力,另外,网络化程度的高低与政党的活力以及年轻化程度呈正比,它将成为今后政党发展必不可少的手段。当然网络非理性情绪宣泄的迅速传播也容易诱发一些非正常的事态升级,造成一些负面影响,像一些新纳粹组织就是利用网络与德国的组织遥相呼应、聚集闹事,遥控指挥。

  剧变时期和转轨期间出生的80后、90后政治诉求与上一代人有明显的不同,他们之间阶级界限、职业区别已经模糊。这些人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外语好、热衷于网络交往,可以直接获取外界的信息,对传统政治缺乏兴趣,对来自于任何方面的强制都持一种敌视的态度。由于互联网无空间和地域的限制,以及视频、手机的广泛运用,为这类新型组织存在提供了平台。网络与手机的触角可以覆盖这些国家的任何一个角落,发展势头十分凶猛。它的发展会削弱传统的政党政治,互联网时代新型公民社会的发展导致过去封闭的意识形态崇拜被打破,在价值取向的个性化的冲击下,人们不再用理想主义而是用实用主义来看待意识形态。在中欧这些国家,“意识形态认同”已经成为一个过时的旧体制的符号,既不可能“重塑”和“再造”,也没有了思想基础,社会生活的世俗化、功利化使“崇高”、“超越”的光环一般掌握在教会的手中。

  这类组织或活动大多是以情趣为主的自愿组合,没有强制色彩,既不以某种主义为目的,也不以获取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特点是“快起快落”、“易聚易散”,有极大的随意性,常常既没有纲领也缺乏常规的政党组织形式,很多连名称都没有,往往没有任何先兆就平地而起,而且渗透力很强。这类组织如果良性发展可以发挥多元力量的积极性,又利于社会自律和自治,充当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中间人”。而它的弱点在于良莠不齐,其中混杂了一些有极端思想的“青年法西斯”和民粹主义组织,且其多元性增加了管理难度,现在的这类社会运动已经不以追求普遍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为基础,而是以具体的问题为出发点,它可以因某个具体事件迅速聚集,也可以像水银泻地一般很快化为乌有,即所谓“来无影去无踪”。2004年的捷克反抗“世界经济论坛”的“布拉格之秋”就有这种社会运动的某些特征,经过五年的发展,这个趋势更加迅速。从政府管理角度看,会认为难以掌握,因为政府在明处,公众在暗处,且网民众多,政府感觉这种社会趋势将会导致社会的无序化、碎片化和无政府主义化,但是从它们的发展趋势来说,已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社会力量,对这类组织如何管理将是中欧国家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福利国家”的发展及其带来的问题

  

  在中欧国家的选举中打“社会福利牌”越来越普遍。新欧洲经过20年的发展尤其是2004年入盟以后,欧盟的农业补贴和地区援助等项目使东欧国家普遍成为受益国,波兰2007-2013年将从欧盟中期预算中获得910亿欧元的援助,近几年新欧洲的发展是老欧洲的平均水平的两倍,捷克2004年刚入盟时人均工资580欧元,现在达到900欧元,新欧洲国家以能源、环保、旅游、服务业为突破口,进一步完善欧洲共同市场,加紧与欧盟老成员国的纽带,现在他们的直接投资60%-90%来自欧盟,75%-80%的商品出口欧盟,并在预算、立法等方面达到欧盟的标准,形成了政治上靠美国,经济上学欧洲,安全上依赖北约的局面。目前新欧洲的生活水平比1990年提高了50%-70%,现在已达到老欧洲平均生活水平的59%,人员的频繁流动,使他们在福利政策方面努力向西欧看齐,力图尽快缩小与老欧洲的福利差距。原来波、捷、匈、斯这些国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就形成了相当完备的“无自由而有保障的计划福利”体制,为数很少的农业人口也处在工业“反哺”农业的状态下,比如波兰在1972年就实行全国农民公费医疗制度,1978年实行农民退休制度,但那个时候是“以自由交换安全”的被动性“福利”,而现在他们要追求一种主动性的“欧洲福利”,尤其是2004年入盟以后像老欧洲国家一样“追求福利最大化”,是他们认为成为欧洲国家的重要指标。

  过去的“东欧”虽有“福利”,但并非“福利国家”,因为在专制体制下“福利”是皇恩浩荡,有了你得谢恩,没有你也不许抱怨。在民主制度下“福利国家”才成为一种“公仆”必须提供的服务,提供了民众无需感恩,不提供“公仆”就有被“解雇”的可能。在民众看来提供公共交通、免费教育、医疗保障、社会养老是政府应尽的职责,所有的公共服务主张必须经过老百姓的同意,因为他们是国家税收的提供者,哪个党派的社会福利政策执行得好,哪个党派的支持率就高,尽管目前这些转型国家普遍缺乏强大的财政支持,但是近年来公民参与的协商机制的介入使社会保障体系较经济转轨初期更为完善,而民众对政府又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

  面对庞大的福利开支,西欧各政府都普遍感到力不从心,中欧转轨国家就更勉为其难。但是竞选条件下的议会民主制度需要讨好选民,故而许诺加大福利补贴便成为各政党的选举法宝,而福利项目一旦兑现,就很难退下来,因为让民众把到手的东西再吐出来是要得罪人的。有趣的是:在这类国家实行增加福利的是右派,减少福利的反倒是左派,与西欧往往相反。以匈牙利为例,正如我在《十年沧桑》一书中提到的,剧变之初那里就是这样,现在也还是如此。例如几年前右派青民盟执政时,每年发放13个月的工资,社会党上台后,因财政赤字,紧缩政府行政开支、退休金和社会福利,2009年国家公务员实行固定工资制,当年第13个月的工资减少一半,2010年要彻底停发第13个月的工资,中央财政也要减少对地方政府的补贴,这些措施遭到社会上的一致反对,社会党的支持率也直线下降。而它的对手、对2010年选举志在必得的青民盟放出话来,他们上台以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复“年底的双薪制”。这种靠“打福利牌”、使用“福利杠杆”来争取选民的举动,固然会增加支持率,但是也会对其他政党的策略造成冲击。比如,如果要说中欧国家目前危机的原因,“超前消费”无疑占了一定的比重。在国家债务严重、失业率增长、福利供需矛盾突出的状况下,如何制定有效长远的公共政策、适度地发展“福利国家”,也将是他们面临的严峻考验。

  近年来很多人都感觉到已经绝迹数年的“街头抗议”又回来了,我国的一些研究者认为,现在的动荡是90年代转轨初期“街头政治”的回潮,这说明新欧洲国家的政治发展不成熟,或者有人说这是金融危机下群众抗议活动,但实际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虽然两者在表现形式上有些类似,现在的“街头活动”与90年代初最大区别在于它追求的不是政治目的,而都是以追求经济目的和社会福利为诉求的,而且一般来讲都是在选举前活跃,因为选举政治需要讨好选民,各个政党在选举前往往都是最“和蔼可亲”的时候,也是他们最乐意倾听民众呼声的时候,选民们也知道,这是向政府提出要求的最好时机,所以只要是合理的经济要求也容易达到目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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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2009-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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