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晓飞:另类法律文化研究中的爱悦与规训

——读《爱悦与规训:中国现代性中同性欲望的法理想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31 次 更新时间:2011-03-05 13:18:53

进入专题: 同性恋   文化研究   另类现代性   异性恋正统制  

郭晓飞  

  

  [内容提要]《爱悦与规训:中国现代性中同性欲望的法理想象》一书开拓了或者说“显化”了一种新的法学作品的写作模式,运用文化研究的进路,检视中国语境下同性恋身份的法律建构,动摇了异性恋正统制的霸权地位。作者对同性婚姻的论证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批判性“文化研究”进路在法学领域里的限度。

  

  [关键词]同性恋 文化研究 另类现代性 异性恋正统制

  

  Abstract: Zhou Dan’s book, Pleasure and Admonition: Legal Imagination of Homosexual Desire in China’s Modernity, has ushered in a new genre of legal writing. It adopts the approach of cultural research to scrutinize the legal establishment of the status of homosexuality in Chinese context, thereby shattering the hegemony of heterosexual orthodox. The author’s exposition of gay marriage, however, reveals the limit of the approach of critical “cultural research” in the realm of legal study.

  

  Keywords: homosexuality, cultural research, alternative modernity, orthodox of heterosexuality

  

  拿到《爱悦与规训:中国现代性中同性欲望的法理想象》{1}这本书(以下简称《爱悦与规训》),我立刻就感到有一种责任来写一篇评论,因为当前中国法学界,只有我和周丹两个人把同性恋法(美国法学界称作gaylaw)作为学术研究的核心。{2}我之前出版有《中国法视野下的同性恋》{3}一书,所以很感兴趣同样的材料经过不同的厨师调配出来的味道有哪些“同”与“异”,通过“互文”性阅读来理解作者是如何对这一题材进行“重复写”和“重新写”的。

  

  “悦读”后的体验仍然是“刺激”的,作者敢于在刚犁过的土地上再次耕耘,一定是“艺高人胆大”,并且动用了新的工具。我试图用“另类”来概括这本书,也准备围绕三个层次来展开论述:首先同性恋身份是另类主体,其次,更重要的是作者开拓了或者说“显化”了另一种法学作品的写作模式,这种另类法律文化研究似乎也可以形成一种不同于规范法学、社科法学的“另类”研究范式,和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这一范式也形同神异。第三个层次是启迪读者思考,同性恋、法律和现代性在中国的遭遇和西方相比开启了“另类”路径的可能性吗?最后我会分析周丹的作品展示了这种“另类”研究范式在法学领域内的能与不能。

  

  

  一、身份的另类——对异性恋正统制的批判

  

  当下学术论文常见的弊病是没有问题意识,作者在引论中就找准了靶心,从酷儿理论那里借鉴来理论资源,要颠覆异性恋正统制(heteronormativity)这一意识形态,这一套体制“将异性恋作为唯一的‘正当’、‘自然’的性别之间关系和性爱关系,而任何其他形式的性爱关系都是‘错误’、‘不当’、‘违背自然’、‘变态’、‘非法’、‘劣等’、‘低级的’。”(第6页)作者透过知识考古,透过大量的史料,来揭示同性恋身份的产生和整个现代性在中国的构建是有关联的。中国古代根本不会有同性恋这一分类,“断袖之癖”、“好男风”这些男性之间的风流轶事作为隐喻似乎不指向一种人的身份,而是一种爱好,和好梨园、好美食一样,往最坏了说,那也不过是一种“怪癖”。 中国最早惩罚同性性行为的类推适用是明嘉靖朝的:“将肾茎放入人粪门内淫戏,比依秽物灌入人口律,杖一百。”把阴茎和肛门的性交类比为把秽物灌入别人口中,这种罪并不是作为性的变态来加以惩罚的,这不是中国特有的想象力吗?跟西方近代以来的性化描述大相径庭,属于“淫戏”之非“淫”化想象。也就是说,异性恋正统制并非天经地义,普世存在的,而是西方近代精神病学建构出来的。作者详细描述了这一建构在中国扩散的历史,龙阳之禁、鸡奸罪、流氓罪、一直到“同性恋”这一身份建构在法律中是如何“现身”的,看似一个历史事实的铺陈,暗含的是对正统规范的颠覆。同性性行为的“流氓化”、“变态化”不是我们的传统,反抗这些意义强加就是争夺正当性的斗争,所以历史的描述从来都不是简单地告诉我们曾经发生了什么,而是告诉我们当下的这种所谓“正常”和“变态”是怎样一步步强加给一群人的,而熟悉异性恋正统制登上霸权性意识形态宝座的过程是为了思考怎么把它从那上边拉下来。

  

  1957年,黑龙江高级人民法院请示最高人民法院,两个劳改犯自愿的性交行为(鸡奸)是否应该治罪?因为有最高法院的批复,并且这个批复是解放后首次在法律文件中出现“鸡奸”话语,我的书里也提到这一里程碑式的案件。但是周丹的分析另辟蹊径,正是在这里凸显了作者怎么把“重复写”,转换为“重新写”。他注意到跟欧美国家不一样,中国关于监管场所的研究很少提到性行为,而这次请示中涉嫌犯罪的行为恰好就是有关监管场所男性犯人间自愿性行为的发生。作者认为这暴露了刑罚制度中异性恋正统制的无意识以及没有明文写出的对性自由剥夺的无意识。在我看来这一视角极其独到,刑罚制度对人身自由的剥夺暗含了对性自由的剥夺,这个性自由是异性性行为的自由。表面上看来,这是压制异性恋性自由,正是因为对于合法公民而言异性恋是权利,所以对违反法律的人禁止异性性行为是剥夺了你的这个权利。然而吊诡的是,在监狱里,男女分离的环境是对异性性行为的防止,而这种防止却催生了同性性行为的发生。发生在劳改场的“鸡奸”不就是这种“禁异促同”的结果吗?正如社会上,主流价值观对异性恋价值的弘扬,使得同性恋者进入异性婚姻中与异性发生性关系,这不是“禁同促异”的结果吗?甚至,中国刑法中同性强奸不为罪,和监管场所对同性间性行为的无意识,不是一脉相承的吗?

  

  作者的分析针脚很细密,通过个案发挥想象力。看起来是对案件的分析,但是似乎跟法律规范又有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法律规范不再是分析的准据和大前提,而成了显微镜下被审视的带有异性恋正统制的病菌,试图捕捉到那毛细血管处的权力技术。而且分析起来旁逸斜出,枝枝蔓蔓,这种细密保证了那敏锐的洞察力可以在细节处见到“魔鬼”。

  

  2003年南京的组织男性向同性进行性交易是否构成“组织卖淫罪”引发了各方讨论,{4}1997年刑法第358条规定“组织他人卖淫或者强迫他人卖淫的,”构成组织卖淫罪。支持定罪的人认为“他人”既可以是男性也可以是女性,所以这个罪可以包括同性间的卖淫。可是这样的论证缺少了一个逻辑链条,只说了第一个他人——“卖淫者”的性别,而没有说第二个他人,也就是“他人的他人”——“嫖娼者”的性别:“‘他人的他人’在文本中的缺席恰恰反映了认为卖淫者与嫖娼者只可能是异性恋关系的‘唯异性恋主义’”(第230页)。把同性之间的性交易法律化是通过对“卖淫”的扩大解释来实现的,周丹认为这强化了异性恋正统制,因为这可以解释为惩处任何违反异性恋正统制的行为。但在我看来这既强化但是也威胁了异性恋正统制,因为“他人的他人”的不明确在这个案件中被暴露了,异性恋正统制在自身的逻辑里难以自圆其说了。人们会质疑,既然组织同性间的性交易可以是组织卖淫,那为什么同性强奸不为罪呢?同性强奸不为罪典型地体现了1997年刑法整体性的“异性恋正统制”,而恰恰是这个最没有同性恋意识的刑法却要对同性间的组织卖淫来定罪,并且理所当然地认为不违反罪刑法定。这种理直气壮的定罪观点只不过是一种“内中不足,而形之于外”,不能解释同性强奸和同性卖淫为什么在同一部刑法中不能融贯解释。刑法和民法的解释也不能自洽,《婚姻法》中规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构成过错,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认为“他人”只能是婚外异性,问题又来了,为什么同性之间可以成立卖淫,同性同居不构成民法意义的“同居”呢?我之所以认可这不仅仅是强化而且动摇了异性恋正统制的强势地位是因为,一切压制都可能包含了威胁压制赖以生存的意识形态的可能。正如西方人对所谓“非自然性行为”(sodomy)的压制开启了同性恋社群“非罪化”权利话语的可能,而中国对同性性行为的无视使得中国是否有过同性性行为的非罪化也成了问题。

  

  这种结合某种身份政治以小见大的批判性分析在我们这里还略显陌生,但是女性主义法学在美国法学界的强势以及麦金农(Catharine A.Mackinnon)作为“道德实业家”(波斯纳语)的批判性布道风格,都使得父权制、种族主义在各个层次上遭受法学学术的不遗余力的质疑。麦金农在论述性骚扰时批判了异性恋霸权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她认为资本主义需要一些低薪水、地位低的工作,而这些工作都是女性做的(像秘书、护士、打字员、电话接线员等)。男性雇主在经济上的强势地位塑造了她们的偏好。女性必须忍受性骚扰并且做出异性恋的姿态才可以不丢掉工作,所以麦金农以她固有的激进姿态揭发道:“性骚扰把这样一个连锁结构永恒化了:女人在劳动市场的底端,并且在性方面束缚于男人。美国社会里的两种力量在这里汇合了:男人控制女人的性,资本控制雇员的工作生活。”{5}这样的风格还体现在批判法学对法律政治性的强调,认为法律把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观念与关系以普遍化的形式固定下来,把偶然的、社会的产物装扮成必然的、自然的产物,把有政治倾向、有利于统治者的东西打扮成中性的、有利于社会的东西。强调或者解构身份政治的风格还体现在美国法理学的后现代转向,认为传统的女权主义法学忽视了种族、性倾向因素、第三世界因素。{6}

  

  作者在书中没有承接太多批判法学的理论资源,而是转向文化研究大家斯图亚特·霍尔的“说合”(articulation)理论来展开身份叙事。1991年,安徽无为县一位父亲向县公安局写控告信,控告女儿和另外一个女性的同性恋行为,后来经安徽省公安厅上报公安部,正是在公安部的批复里最早出现了法律文件里的“同性恋”这一身份。作者关心的不是法律上同性恋是怎么解释的,而是揭示这种身份是怎么通过叙事建构出来的,于是作者似乎把控告信当成了文学文本来进行“细读”。父亲——控告者坚持用“同性恋”来痛斥这一现象,而被控告者借用安徽地方戏黄梅戏《女驸马》的故事来作为修辞显示行为的正当性。于是不经主体同意的同性恋身份就这样被“说合”了。而安徽籍被控告者用的黄梅戏《女驸马》又显示了地方性身份的话语策略。这种分析似乎跟法律与文学进路有点像,但是作者解读的文本却不是虚构的。正是在此处,暴露了作者的新学术范式,一种类似于批判性文化研究的模式在法律领域里纵横驰骋,我忍不住要为这种写作进行也许是不经主体同意的,危险的,“暴力性命名”。

  

    

  二、另类法律文化研究——从“法律文化的解释”到“法律的文化研究”

    

  尽管《爱悦与规训》这本书的贡献在于有力地动摇了异性恋正统制这一意识形态的虚妄,可我仍然倾向于认为这本书最大的贡献是开创了一种新的法学写作模式,其实作者也深深地震撼自己写了一本太不像法学的法学著作。作者承认这本书的写作是跨学科的法学研究试验,“试验”总是有可能创新的,然而跨学科研究在法学界并不新鲜,苏力所领军的“社科法学”在这一领域已经出产了很多的文献,那作者为什么还要说自己的研究进路是“试验”呢?作者用三大想象力来显示研究的跨学科性:社会学的想象力、文学的想象力和法理学的想象力。我认为只是这三种学科的交叉并不能显示研究的试验性,但是作者的直感没有错,他的交叉学科研究跟法学界“社科法学”的进路相比仍然有新意,在我看来,作者的研究进路可以命名为“法律的文化研究”,是文化研究(culture studies)进路在法律领域的“牛刀小试”。

  

  文化研究可以追溯到1964年英国学者雷蒙德·威廉斯(Ramond Williams)和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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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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