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强:问题在于“如何”改变世界 ——30年中国“文化研究”学科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0 次 更新时间:2019-10-05 08:5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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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志强 (进入专栏)  

  

   马克思在批评费尔巴哈哲学时提到:“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可以看作是关于社会研究知识范式转型的声明,是传统的大哲学向现代社会学学术政治转化的宣言:知识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理解世界的意义和为特定的价值体系做辩护(如教会的神学)等方面,而应该启动干预和改造社会的工程。以此为视野,本文考察近30年中国大陆文化研究所走过的道路。一个学科的发生和发展,很少像文化研究那样显著地标明其旨在改造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立场,而这恰恰是文化研究与不同地区和国家的文化状况相碰撞时,所激活的学科内涵。对于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来说,从介绍一种来自欧美等国关注文化的知识,到依照这种知识凸镜观察中国社会的文化状况,进而明确中国文化研究所面对的独特命题,乃至反思今天中国对于“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大写的、来自所谓西方世界的学理思想传统)接受过程中存在的种种误读和错用,构成了这一学术领域的思想风景。文化研究旨在改变这个世界,这已经达成学科共识;但是,问题在于“如何”实现和完成这种改变,这才是30年中国大陆文化研究面对的问题线索,也是当前文化研究学科不得不重新思考的现实困境。

  

   事实上,文化研究的学科发展,恰恰呈现出内在的学术政治“对立”:文化研究乃是应该致力于具体问题的提出、分析和解决,构造知识形态的学术界定,还是综合性地运用不同知识,在各种学科体系之间“串门儿”,解体学科界限划定的知识权力体制,令“文化”问题摆脱原有的制约规则,形成一种思想的冲击力?所以,讨论中国文化研究的学科史,不妨先思考文化研究与“学科”的关系问题,或者说“学科”这种形式是否与文化研究的目的、宗旨和理念相抵牾。这个问题当然不仅仅是中国学界面临的问题,而是整个文化研究学界共同面临的问题。所以,文化研究可以是所谓的“学科大联合”,也可以“在体制与学科之间游走”。但是,文化研究的学科化也会带来批判性和抗争性的消解,所以,周宪提出:“文化研究是对体制化和学院化的权力/知识共谋构架的颠覆与反叛,意在恣肆纵横不受拘束地切入社会文化现实问题。”

  

   但是,尽管一直存在这样那样的争论,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当代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已经走上了一条学科化的道路。文化研究虽然号召田野行动,但是,在中国,早期的文化研究学者主要是由现当代文学学科和文艺学学科的高校教师构成,在他们的主导下,文化研究的学科化也就不仅仅是学术本身的诉求,也成为学者们谋求高校生存、获得经费支持的主要途径。正因如此,对于文化研究学科化的警惕背后,隐含的乃是对以文化批评为伪装的职业生存策略的抵制。陶东风这样总结:“文化研究学者几乎异口同声地质疑、批评乃至声讨文化研究的学科化建制,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科化建制会使得文化研究弱化乃至失去参与现实、批评现实的干预功能,降低乃至扼杀其公共性。所有这些认识都建立在对当下学科体制的僵化及其强大的同化能力这一判断上。”

  

   有趣的是,恰恰在陶东风所说的这种质疑或声讨之中,我们窥见了中国文化研究学科发展的内在学术政治逻辑:渴望获得体制认可,又期待改造这个体制所依赖的世界;一方面批判当代文化的政治逻辑,另一方面,又尝试将这种批判化为学术界知识共同体话语,幻想得到理解和支持。最终,批判性的话语意识、压抑性的反遏制策略和紧迫行动的幻觉生产,构造了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内在发展逻辑。

  

文化研究的中国落地

  

   纵观30年的道路,不难发现,文化研究之于欧美和中国,虽然具有相同的话语形态,却未必具有想通的学术理念。不同的历史背景养育了不同的思想主张。

  

   文化研究背靠英美社会“行动主义”的抗争政治背景,其发生的时刻,恰好是“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国际政治出现危机,全球资本主义的进程遭遇了遏制的时刻;与之相应,工人运动取得了令人震撼的效果,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广泛传播,“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依稀展现在人们面前。这仿佛是在禁锢已久且令人痛苦不堪的黑铁屋里打开了一扇可以呼吸新鲜空气的窗户。团结起来,共同面对生活的困苦、政治的压迫和体制的荒唐,一时之间成为文化研究崛起的社会意识基础。与此同时,面对各种新的社会政治变化,传统的左翼如何调整自己的知识,来回应诸如英法入侵苏伊士、“布拉格之春”或者“越战”等事件,构造了文化研究的增长动力。所以,格罗斯伯格在总结文化研究的学术政治时提出,文化研究尽管研究文化,但是,它并非关于文化的研究,不是对文本的研究,更不是对文本之外的社会权力的剖析,而是剖析“人们的日常生活如何被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权力的轨迹宰制”,所以,“文化研究相信它能够有助于人们改变语境和权力关系。也就是说,文化研究不只是试图寻求权力的组织,也在追寻幸存、抗争、坚持和改革的可能性”。

  

   相对而言,中国大陆接受文化研究并积极参与到国际文化研究的学理家族之中,却具有另外的社会学动力。詹姆逊把文化研究称之为“历史大联合”,而金元浦则视之为“学科的大联合”,其间不同的意味不妨做一点“强制阐释”。对于欧美学者来说,文化研究的吸引力来自于其超越传统学院知识生产方式,令学院的学术生产与新社会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反种族主义、反性别歧视、反同性恋恐惧症等政治活动的内在支持。

  

   在这里,詹姆逊所说的“联合”乃是文化研究历史性地将各类社会问题集合在一起,且令其成为具有历史实践意义的行动。单独的社会行动,联合起来,成为历史性的行动,这才是文化研究的功能和意义所在。而在中国,文化研究的出现,深深植根于两个有趣的背景:大众媒介文化的崛起与文学社会学研究的无力。

  

   1986年10月18日,《文艺报》刊发鲁枢元文章《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文章认为,文学一直是“外向的”,强调反映外在的现实;而新时期文学出现了“向内转”的趋势,返回心灵的“内宇宙”之中写作,文学回到了“自身运转的轨道上来”“冲刷着文学的古老峡谷”“是一个文学创世纪的开始”。进而周崇坡发文提醒要警惕这种“向内转”,童庆炳、张炯等学者则认同这种“向内转”,围绕该问题,文学研究也开始了对心理学等问题的重视,出现了研究的“向内转”的现象。,出现一种强调文学研究的“审美自主性”的倾向,文学的社会学研究——所谓外部研究,一时之间失去了魅力。于是,文化研究的出现,乃是以一种新的知识范式转型的方式,给学界带来震撼。所以,在比较早的、较为深入地介绍西方文化研究的一场著名的对话中,李欧梵尽管比较集中地说明了英美文化研究,尤其是美国文化研究与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各类斗争,也包括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但是,对话者汪晖还是不免会强调这种理论如何用来重新阐释中国思想史的问题。

  

   简单说,欧美文化研究的崛起,立足于欧美社会内部将政治斗争看作是文化斗争,尝试通过文化斗争改造现实的冲动;而中国文化研究崛起的背景,则是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社会政治思潮之后消费主义的兴盛和文学理论的失语。戴锦华提到:“文化研究的兴起,不仅是对方兴未艾的大众文化、媒介文化与文化工业的回应,而且是对激变中的社会现实的回应与对新的社会实践可能的探寻;不仅意味着一种新的学术时尚的到来,或始自 80 年代的西方理论思潮的引入及其本土批评实践的又一浪,而且是直面本土的社会现实,寻找并积蓄新的思想资源的又一次尝试和努力。

  

   前者来自本地经验的改造意识,后者来自理解新的文化发展状况的理念,两种文化研究的不同思路在中国汇集,构造了中国文化研究学科发展的独特道路。

  

   周志强曾经在一篇论文中把中国文化研究的道路分为三个时段。

  

   第一时段大量介绍欧美等国的文化研究理论。1985年,杰姆逊(又译弗·詹姆逊)在北大讲述后现代主义问题,之后出版《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开启了国内学者对文化问题的思考。1987年,张英进、于沛主编的论文集《现当代西方文艺社会学探索》在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录了伯明翰学派学者理查德·霍加特的论文,这应该是大陆最早译介文化研究的成果;1988年,周宪等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以“文化学“为关键词,收录了霍加特和威廉斯的论文,这应该看作是较早具有文化研究学科意识的一次编译出版。李欧梵和汪晖在《读书》杂志1994年第2期发表了《什么是“文化研究”》和《文化研究与区域研究》两篇对话访谈,乃是国内第一次清晰地介绍文化研究“学科知识”和“理论范式”的文章。这一年的 9月,《读书》又举办了题为“文化研究与文化空间”的讨论会,“文化研究”借此逐渐进入中国学者视野。1995年号称“中国文化研究元年”,这一年5月,戴锦华在北京大学成立了“文化研究工作坊”;8月,“文化研究:中国与西方”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大连外国语学院召开,英国学者伊格尔顿、美国学者阿尔伯特·科恩在会上发表了学术演讲。1996年7月,“文化接受与变形”国际研讨会在南京大学举办。这三次会议的举办,应该说标志着“文化研究”在大陆的“诞生”。这一阶段,各种各样的西方理论进入中国,诸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为文化研究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与之相应,中国学界推出了各类西方文化研究的译介成果,如“当代大众文化批评丛书”“大众文化研究译丛”“文化与传播译丛”“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文化研究关键词丛书”“文化研究个案分析”等,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期的“文化研究”概念具有多重内涵。朱伟这样评价:“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文化热’,是新时期人们文化思想争论的交锋,是一种寻找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文化解释的公共热情的释放。”所以,这个时期的“文化研究”,可以指“文化寻根”“人类学的文化阐释”“中西文化比较”“儒释道文化”,等等,而恰恰较少指伯明翰学派所确立的所谓大写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

  

文化研究在中国发展的第二个时期可以称之为本土经验时段。这一时段可以从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开始算起。1999年12月,首都师范大学召开了“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2000年4月,南京大学召开“文艺学与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推动文学研究的文化研究转向。围绕中国社会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提出自己的命题,全面接受并运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思考和分析中国社会的文化政治与内在矛盾,成为这一时段的重要内容。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城市建设速度的加快、市场经济的延展,推动着中国大众文化的繁荣。流行音乐的崛起、文学杂志的兴旺、通俗小说的泛滥、电视文化的发达,以及传统的严肃文学的所谓“衰退”等,都令中国文化研究面临新的阐释命题。来自现当代文学和文艺学研究领域的学者,在这一时期开始了面对中国问题的独立思考。李陀、王晓明、戴锦华、陶东风、周宪、王一川、陆扬、金元浦、王岳川、孟繁华、罗钢、黄卓越、金惠敏、王宁、姚文放、汪民安、王晓路、赵勇(随机排名)等亮出“文化研究”旗号,致力于以新方法阐释和反思中国社会文化的新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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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杂志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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