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学视野中的戈登广场46号——布卢姆斯伯里往事之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5 次 更新时间:2017-03-12 20:4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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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晓原 (进入专栏)  

   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曾有名言曰:“在戈登广场46号,没有什么是不能谈的,没有什么是不能做的,这是文明的一次伟大进步。”(《生命的瞬间》)这几句话几乎可以视为布卢姆斯伯里(Bloomsbury)文学圈子的“革命宣言”。这是一个英国上流社会的文化人圈子,这个圈子与同性恋有着不解之缘。

   在戈登广场46号的客厅里,人们经常谈的是什么呢?首先是关于性的问题。在这方面,这里的人们有着完全的言论自由,瓦内莎·贝尔(Vanessa Bell,就是前些年在中国引起官司的著名才女K的英国情人朱利安的母亲)写道:“大家可以毫不皱眉地谈论亲吻、肛交、口交和爱抚。”伍尔芙也说:“性事渗透在我们的谈话中,‘男色’这个词不断在我们口中出现。我们带着同样的热情和自由来谈论交媾和谈论善良本性。”

   戈登广场46号客厅里的人们,在性爱方面并不是仅仅满足于纸上谈兵的意淫之辈,正如《欧洲同性恋史》的作者弗洛朗斯·塔玛涅所说,布卢姆斯伯里圈子“创造了一种非常自由的生活方式。同性恋和双性恋是那里的标准,但却伴随着情人和伴侣的不断交换,感情的坦诚胜过嫉妒心。”事实上,布卢姆斯伯里这些成员之间,有着错综复杂却能相安无事的性爱关系。这正是伍尔芙笔下“没有什么是不能做的”之真实所指,而这样的言行,被伍尔芙视为“文明的一次伟大进步”。

   布卢姆斯伯里是伦敦中北部的居住区,1905年,弗吉尼亚·伍尔芙、瓦内莎·贝尔等人移居戈登广场46号,并在这里发起每周四的晚间聚会,这被视为这个圈子成立的标志。这个定期聚会最初和剑桥大学的一个文学社团“使徒社”有关,后来逐渐以“布卢姆斯伯里”名世。对中国读者而言,布卢姆斯伯里的著名人物除了上述两位女士之外,比较熟悉的似乎只能数到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 Keynes)了。

   在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主编的《伦敦文学地图》中,布卢姆斯伯里圈子的文学见解被认为是完全不足道的,“很快就被人淡忘了”。而这个圈子的声誉,则是“来自于他们富有传奇色彩的约会以及成员之间的三角恋爱关系”。这样的判断当然是偏颇的,但是“布卢姆斯伯里发展出一套性学理论和私人关系,质疑了维多利亚朝的道德基础”,这确实是布卢姆斯伯里的引人注目之处。

   这个圈子里的许多男性成员是同性恋者,例如李顿·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和他的表弟,画家邓肯·格兰特(Duncan Grant);而格兰特后来又爱上了凯恩斯。但格兰特还和深爱着他的瓦内莎·贝尔生了一个孩子。女性成员中,至少伍尔芙是女同性恋者——她虽然结了婚并也会对丈夫怀有“深深的柔情”,但丈夫无法引起她的生理欲望。据说这与她童年时代遭遇过异父兄弟的性侵犯有关。

   但伍尔芙已经爱上过至少两个女性,而当她40多岁遇到青年女子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Vita Sackvill-West)时,激情迸发。她和维塔相爱,并发生了肉体关系。维塔出身贵族,而且是一位女诗人。伍尔芙为维塔写了奇情异想的小说《奥兰多》(Orlando),小说中雌雄同体的“美丽佳人奥兰多”就是以维塔为原形,其中很多情节都以维塔的经历为素材。1992年的同名电影选择了身兼两性之美的女演员斯文顿(T. Swinton)来饰演奥兰多,可谓深谙其旨。

   同性恋在20世纪20年代有过一段黄金时代,但这段黄金时代在德、法、英三个主要欧洲国家中的表现各有千秋。

   在德国,虽有对同性恋治罪的法律“第175条”的威胁,有社会上的鄙视和偏见,但由于为同性恋者争取权利的运动先驱者们持续不懈的努力,终能营造出二十年相对宽松的环境,柏林在此期间竟成为“同性恋的世界之都”。而法国由于法律不对同性恋治罪,也就无需搞什么运动,但这也使得法国在这一时期的同性恋史上相对显得乏善可陈。当然法国也不缺同性恋的文化名人,比如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和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普鲁斯特的文学才能虽被肯定,但他因同性恋而被指责为“一个病态的人、知识分子中的堕落者”。纪德本人确实是一个同性恋者,他的作品《哥利东》(Gorydon,1924)引起争议,使他被归入同性恋作家行列。

   相比之下,英国的同性恋论运动比不上德国,论名人比不上法国,但是同性恋在英国贵族中却是很有传统的。英国的贵族“公学”制度,被视为滋生同性恋的温床,九大著名公学中七所是寄宿制的,各校同性恋盛行。从这些学校出身的英国贵族男性,从少年时代起就视同性恋为家常便饭,再将此风带往牛津、剑桥。所以许多描写20世纪初期英国贵族生活的小说、电影里,总有同性恋之类的主题。这些作品如果孤立来看相当“腐朽没落”,但是置于那个时代的有关背景中,就显得很容易理解了。

   伍尔芙等人搬入戈登广场46号是1905年,上距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因同性恋获罪不过10年。按照英国1885年的法律(王尔德即据此被定罪),布卢姆斯伯里圈子中人的言论和行为,很容易面临指控。但数十年间,他们通过文学作品和活动,高调宣扬包括同性恋在内的各种“先锋”理念,而且身体力行,居然全都安然无恙。

   载2014年10月21日《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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