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3.0:重庆经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96 次 更新时间:2011-02-18 14:54:31

进入专题: 重庆模式   社会主义  

王绍光 (进入专栏)  

  

  摘要:作为一种人类理想,社会主义从来就没有一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固定模式。在不同的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方式不可能一模一样。在“匮乏阶段”,中国发展出社会主义1.0;在“温饱阶段”,中国发展出社会主义2.0.进入了“小康阶段”以后,中国正在探索社会主义3.0.重庆是诸多探索中比较突出的一个案例。本文试图从理论上解读重庆的经验。

  关键词:社会主义,中国模式,重庆

  

  作为一种人类理想,社会主义从来就没有一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固定模式。在不同的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方式不可能一模一样。在坚守社会主义方向的同时,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历史任务。

  

  经济发展阶段与社会主义道路

  

  解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中国各级政府与中国人民一直在探索适合本国国情与所处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道路。回首过去六十年,中国已经跨越了两个历史发展阶段,并在各个阶段探索出相对而言比较成功的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已迈入第三个历史阶段的中国正在探索一条新的道路。

  第一个阶段可以称之为“匮乏阶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一直持续到1978年。按1990年国际不变价格计算,在这个阶段,中国的人均GDP 从500美元左右持续攀升,但一直低于1000美元(见图1)。[2]把这个阶段称为“匮乏阶段”,是因为它经济发展水平很低,其产出仅够维持人们的基本生存。为了在剩余极其有限的条件下发展经济,中国在这个阶段采取了公有制加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模式,为的是把不多的剩余集中起来,优先发展重点产业与关键社会事业。与此同时,在匮乏阶段,当人均收入十分低下、人们普遍贫穷时,尽量保证所有人的基本生存条件是在那种条件下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唯一途径。由于人均收入只够维持基本生存,如果分配不均,势必有人连基本生存也得不到保障。因此,在分配政策上,中国那时十分注重公平,往往采取票证的方式定量供应生活必需品。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式社会主义1.0版本固然有缺陷(如物质生活水平改善缓慢),但其成就不容抹杀。且不说解放后仅三年,经济就迅速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其间还与世界头号强国在朝鲜打了个平手),从1953年到1978年,GDP 年均增长率也高达6.5%,虽然比不上同期东亚的日本与四小龙,但放在世界范围内也相当亮丽。更重要的是,1.0版本的中国式社会主义为其后的发展奠定硬、软两方面的基础。有人经常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的话批评大跃进,但他们却有意或无意忽略森对毛泽东时代的总体评价:“1949年政治变革时中国的生活条件与当时印度的情况大致相差无几。两个国家都属于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列,死亡率、营养不良和文盲程度都很高。”但到改革前,“印度和中国所处的相对地位就决定性地确立了”:“改革前中国在教育、保健、土地改革和社会变化方面的成就,对改革后的成绩做出了巨大的积极贡献,使中国不仅保持了高预期寿命和其他相关成就,还为基于市场改革的经济扩展提供了坚定支持”。[3]

  

  1979年,中国人均GDP 超过1000美元,进入“温饱阶段”(见图1)。与此同时,中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公有制的一统天下逐步被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所替代,计划经济逐步演变为市场经济(不过,规划依然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分配政策也发生了变化,打破了“铁饭碗”,端走了“大锅饭”,希望用“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方式,激励所有人、所有地区千方百计摆脱贫困、创造财富。

  在温饱阶段,既然人均收入水平已足以维持生存,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途径是一方面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大多数人的收入与消费水平,一方面扶贫减贫。这正是中国式社会主义2.0版本的精髓。

  在经济发展方面,从1978年到2001年,中国GDP 年均增长9.6%,大大快于前30年的6.5%.作为一个十几亿人口的超大、超复杂经济体,中国连续二十多年高速增长,这在人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是名副其实的“奇迹”。如果说在匮乏阶段,人们还吃得不太饱、穿得不太好的话;在温饱阶段,随着人均收入从1000美元逐步增加至4000美元,绝大多数中国人已有条件吃得越来越有营养、穿得越来越体面。

  中国在扶贫减贫方面的成就也许更值得称道。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贫困标准计算,从1981年到2004年,中国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从6.52亿降至1.35亿,5亿多人摆脱了贫困。而在同一时期,全球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只减少了4亿。换言之,如果排除中国,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倒增加了。难怪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赞叹道: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使得如此多的人摆脱了贫困,对于全人类来说这是史无前例的”。[4]

  当然,2.0版本的中国式社会主义也有缺陷。为了追求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这一阶段,中国在相当大程度上忽略了社会公平、职工权益、公共卫生、医疗保障、生态环境、国防建设等,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让人们普遍感到不安全、不平等、不舒适。

  2002年,中国人均GDP 跨越了4000美元大关,进入“小康阶段”。新阶段一定会催生新版社会主义。那么3.0版本的中国式社会主义与2.0版本会有什么不同呢?

  如果说在温饱阶段私人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有助于社会福利改善的话,那么,进入小康阶段后,私人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已不再是社会福利改善的主要动力,它与社会福利改善的正相关关系开始递减,甚至走向反面。[5]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1958年,加尔布雷思发表了《丰裕社会》一书。他敏锐地观察到,当时美国的丰裕只是私人产品与服务的丰裕,而公共产品与服务实际上相当贫乏。虽然不少美国家庭拥有私人住宅、汽车、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但即使在美国引以为傲的纽约市,加尔布雷思看到的也是,“学校都已古老且过分拥挤。警察力量太小而且饷给过低。公园和游玩场地不够。街道和空地是污浊的,卫生部门设备不足而且缺乏人手。在城市工作的人们要进城去的交通工具不能确保且很辛苦,而且愈来愈差。市内交通也是拥挤不堪,很不卫生而且龌龊。空气也很污浊。在马路上停车是禁止的,但别处又没有空地”。[6]在加尔布雷思看来,在私人产品和服务与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之间必须寻求某种平衡。否则,增加私人产品与服务毫无意义。例如,“汽车消费的增加需要便利这种消费的街道、公路、交通管制和停车场所的供应。警察和公路巡逻队的保护劳务以及医院设备也是必需的”。[7]为了取得这种平衡、为了进一步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加尔布雷思强调,进入丰裕阶段后,社会必须大幅度增加对公共产品与服务投入。不过,加尔布雷思的忠告并没有在美国产生多大效果。1998年,在为《丰裕社会》出版四十年纪念版写序时,他不胜唏嘘地感慨道:“我的批评仍然有效。不错,政府确有公共开支,但往往用于购买杀人武器,或用于给大公司种种好处。除此之外,限制公共支出的压力像以前一样十分强大。结果,虽然我们的私人消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丰裕,但我们的学校、图书馆、公共娱乐场所、医疗保险、甚至执法力量都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要……与过去相比,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差距可以说是越拉越大”。[8]

  社会主义的中国理应能够做得更好。在基本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之后,3.0版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应探索如何加大对那些能切实改善大多数人福利领域(如公共住房、公共安全、公共交通、生态保护、公共卫生、公共教育、基础设施、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的公共投入。具体而言,“衣”、“食”问题基本解决后,还需改善“住”(宜居)、“行”(畅通)问题;私人的衣食住行问题解决后,还需解决公共消费问题(平安、生态、健康)、人类安全问题与社会平等问题。

  在这些方面,重庆近年来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作为一个内陆省级单位,重庆比沿海发达省份更像中国的一个缩影(表1)。因此,它的探索也具有更加普遍的意义:重庆可以做到的事,其它绝大多数省份也一定能做到。重庆的经验可以概括为几个关键词:“五个重庆”、“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国民共进”、“群众路线”。体现在这些关键词中的重庆经验不仅创造出中国式社会主义3.0的新要素,也包含着中国式社会主义2.0和1.0的宝贵遗产。

  

  

  “五个重庆”

  

  2008年7月,重庆将自己正在实施和计划实施的政策重点概括为“五个重庆”,即宜居重庆、畅通重庆、平安重庆、森林重庆、健康重庆。[9]一个月后,“五个重庆”的规划相继出炉;几个月后,跨系统的“五个重庆”建设领导小组分头成立。

  

  宜居重庆[10]

  

  “衣”、“食”无忧后,“住”对普通民众福祉的重要性便凸显出来。因此,“五个重庆”中排在首位的是“宜居重庆”,其领导小组由市长牵头。[11]

  “宜居重庆”包含“居住条件、公共空间、服务设施”三方面内容,其目的是改善居住条件(包括保障住房、商品住房、住宅品质、社区服务四部分)、优化公共空间(包括城市广场、市容环境、特色风貌三部分)、完善服务设施(包括商业、文化、市政三部分)。

  改善居住条件是“宜居重庆”的重点;其目标是到2012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从2008年的27.34平方米提高到30平方米;同时,逐渐淘汰农村不安全的土坯房、石头房,让砖混结构以上住房比例达到95%,有卫生间的农房比例达70%;农村新建房屋中“巴渝新居”推广率达到40%.到2017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要进一步达到35平方米;农村新建房屋中“巴渝新居”推广率达到60%.[12]

  人均住房面积扩大并不能保证人人都有房住。为了实现“居者有其屋”(而不是“居者有其产”)的理想,重庆改变了住房由市场单一提供的体系。重庆市政府把住房建设分三类,并采取了“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限制”的策略。

  第一,10%的高收入人群购买高档商品住房;这些人不仅要支付高房价,今后还可能要支付“特别房产消费税”。[13]

  第二,60%左右的中等收入家庭住在普通商品住房。近年来,重庆经济高速增长,但在管理商品房市场方面,重庆不是盲目放手让“市场”肆虐,而是打了一套“组合拳”,使得房价保持平稳态势,与全国其它大城市形成鲜明对比。[14]在西部地区,重庆的平均房价目前仍低于成都、贵阳、西安等城市。重庆计划在未来保持这种鸟笼市场的局面,让城市双职工能用6年半的收入购买得起中小套型、中低价位的商品住房。

  第三,30%的中低收入群体由政府提供保障性住房。“宜居重庆”的关键是“穷人”也可享受宜居。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反复强调,帮“穷人”造房是政府的责任。基于这个理念,该市保障性住房实施“5+1”模式,即过去采用的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农民工公寓五种保障方式,与公共租赁房这种新的保障方式并举,充分满足群众基本住房需求。[15]前五种保障方式的着眼点是困难人群与农民工,公共租赁房的居住者则着眼于未列入廉租住房保障行列、又暂时买不起商品房的中低收入人群和新就业人员等“夹心人群”。根据重庆的规划,2010年全市计划开工建设500万平方米公共租赁房,年底向社会投放20万平方米。3年时间内完成2000万平方米的建设任务;[16]未来10年,将建设4000万平方米的公共租赁房。同样在2010年,全年计划新开工廉租住房170万平方米,建成220万平方米。是该市廉租住房建成量最多的一年。除此之外,重庆还计划在这一年新开工建设经济适用住房180万平方米、农民工公寓25万平方米,改造危旧房156万平方米,并启动53个城中村征地拆迁。[17]

  

  畅通重庆[18]

  

  如果说“宜居重庆”着眼于解决“住”的问题,“畅通重庆”则着眼于解决“行”的问题。“畅通重庆”在“五个重庆”中重要性仅次于“宜居重庆”,其领导小组由常务副市长挂帅。

  众所周知,重庆主城区是著名的山城,主城区以外地貌以丘陵、山地为主。独特的地理形势使得重庆“行”问题一直是妨碍人民福祉提高的绊脚石。

  “畅通重庆”旨在一举改变这种状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王绍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重庆模式   社会主义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中国政治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38896.html

2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学友讨论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7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