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先红:从维权到谋利——农民上访行为逻辑变迁的一个解释框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93 次 更新时间:2011-01-18 17:2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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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先红  

  

  [内容提要]受国家发展战略转型、意识形态的约制和压力型信访治理体制等因素的影响,在当前乡村社会中,谋利型上访开始凸显并呈现出蔓延趋势。在此基础上,还涌现了一批上访专业户群体,对基层信访治理工作构成了极大威胁,上访产业渐趋雏形。基层信访治理已经超越了单纯的上访钉子户治理问题,而裹挟着更为浓厚的治理谋利型上访尤其是上访专业户的色彩。解决信访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调整国家的信访维稳战略,还原专断权力行使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让国家权力能够在正常的治理轨道上运作。由此,通过谋利型上访这一概念的建构,不仅可以更为真切地理解农民上访行为逻辑的变迁,而且能够深化对信访制度的理解,进而来检讨中国国家政权建设和国家治理转型的成效。

  [关键词]维权型上访;谋利型上访;信访治理;维稳战略

  

  一、引言

  

  在当前的学界,主流的农民上访研究都是在维权话语主导下展开。“民主”、“权利”、“抗争”、“利益表达”时常成为学者们在进行上访研究时不假思索地到处粘贴的标签。比如,李连江、欧博文(Kevin J.O‘Brien )认为,农民上访作为一种“依法抗争”(Rightful resistance )行为,是“以政策为依据的抗争”(policy based resistance ),在这种政治活动中,农民积极运用国家法律和中央政策维护其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不受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侵害。他们还进一步推论出,以上访为主要内容的维权行为可能有助于农民公民权意识的培育,从而实现从农民到公民的转变,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而后,于建嵘归纳出了农民维权的“以法抗争”模式。他认为,“以法抗争”是抗争者以直接挑战抗争对象为主,诉诸“立法者”为辅:“依法抗争”则是抗争者诉诸“立法者”为主,直接挑战抗争对象为辅甚至避免直接挑战抗争对象。在“以法抗争”中,抗争者更多地以自身为实现抗争目标的主体;而在“依法抗争”中,抗争者更多地以立法者为实现抗争目标的主体。这种抗争(“以法抗争”)是以具有明确政治信仰的农民利益代言人为核心,通过各种方式建立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动员网络,抗争者以其他农民为诉求对象,他们认定的解决问题的主体是包括他们在内并以他们为主导的农民自己,抗争者直接挑战他们的对立面,即直接以县乡政府为抗争对象,是一种旨在宣示和确立农民这一社会群体抽象的“合法权益”或“公民权利”的政治性抗争。由此可见,于建嵘的“以法抗争”模式与“依法抗争”模式在解释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问题上的路径其实是一致的,只是后者更加强调农民维权抗争中的“有组织性抗争”特别是这种行动中的“政治性”。

  正如应星所批评的一样,于建嵘的研究中有两大缺陷:一是他的研究有较强烈的情感介入和价值预设;二是他夸大了农民抗争的组织性尤其是政治性。应星从草根动员的角度入手,试图超越西方社会运动研究范式与印度底层社会研究范式在有组织的精英场域与无组织的底层场域之间的简单对立,从而深入理解农民底层政治的复杂性。

  他发现,草根行动者所进行的草根动员,使农民群体利益表达机制在表达方式的选择上具有权宜性,在组织上具有双重性,在政治上具有模糊性,而造成这一状况的一个很大原因是农民维权行动中的“合法性困境”的阻碍。应该说,应星的研究在促进我们对于农民维权行动由情绪性的、意识形态性的认识走向冷静的、学理性的探究迈出了重要一步。在此基础上,吴毅的相关研究使问题的讨论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与应星一样,吴毅不仅对于建嵘的对农民维权行动的激情主义的政治浪漫化理解进行了批评,而且与应星的因“合法性困境”所致的农民维权的弱组织和非政治化观点展开了对话。吴毅认为“合法性困境”的推理看似符合静态的中国社会结构,但却忽略了转型中国政治特征的复杂性和过渡性,故而,其在能够解释一部分经验事实的同时,却又片面化了更多复杂和场景化的维权经验。

  本身也不自觉地陷入“民主—极权”这一两分的泛政治化思维陷阱,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基于此,吴毅从另一个角度认为农民利益表达之难以健康和体制化的成长,从场域而非结构的角度看,可能更加直接导因于乡村现实生活中各种既存的“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的阻隔。他认为在以官权力为核心来配置社会资源与编织关系网络的乡村社会,任何具体场域中农民的利益表达行为,都不可能仅仅是对单纯的利益损益和权利意识的回应,而必然是经由这些无法躲避的权力与利益之网过滤的产物。所以,与“合法性困境”相比较,这一结构之网已经越来越成为影响和塑造具体场域中农民维权行为的更加常态和优先的因素。沿循维权研究路径的相关成果还可参看王洪伟和吴长青等人的研究。

  可以说,维权话语下的农民上访研究无论是对高层政府抑或是社会大众在信访问题上的认知都产生了极为持久而深刻的影响,在这一话语主导下,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几乎一边倒地偏向于居于“弱势地位”的上访者,而对地方和基层政府的“胡作非为”则强烈谴责。这一点从2009年初发生的“孙东东教授事件”可以窥见一斑。在维权话语的笼罩下,任何可能沾上诸如“精神病”等异类色彩的声音都会遭致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维权,因其在政治和道德上所裹挟的深厚合法性和正当性,使得社会各界难以甚至无法对其进行反思。

  然而,拨开维权话语的云雾,我们依然可以瞥见那些跟学界主流意识形态相左的见解。个别学者的相关研究指出,中国的农民上访并不同于西方意义上的民主政治参与行为,甚至跟民主权利并无多少关联。比如,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 )就认为,中国人的权利概念不同于盎格鲁—撒克逊的天赋人权和市民社会的观念。申端锋则进一步指出,当前农民上访问题并非简单的维权话语所能解释,而与乡村治权的弱化紧密相关。学界其它许多研究也同样表明,农民上访的行为逻辑很大程度上并不同于政治学中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参与,切不可用民主权利和政治化之类的大话语对上访问题进行切割。这些较为“另类”的研究启发我们,中国农民上访问题是十分复杂的、多维度的,它不同于西方意义上的社会运动,更迥异于西方视角下的民主政治参与。虽然有的农民上访涉及到具体的利益诉求,但它依然显著区别于政治学意义上的权利概念。如果单单基于维权的角度来对农民上访行为进行解读,必然会遮蔽农民上访问题的复杂性和多维性。事实上,对于当前乡村社会出现的诸多上访类型,比如精神病上访者,专门以上访谋取利益的上访专业户等等,维权话语都无法提供一套圆满而强有力的解释。基于此,我们需要转换视角,拓展视野,深入到农民上访行为背后去探讨其更为复杂化、多维度的内在逻辑。

  为此,本文以田野调研经验为基础,对当前农民上访行为逻辑及基层信访治理问题展开深入剖析,试图揭示出农民上访逻辑的新变化、新趋势。

  本文研究表明,受国家发展战略转型、干群互动模式和压力型信访治理机制的影响,在当前乡村社会中,以谋求利益为主要动机的谋利型上访开始凸显并呈现出蔓延趋势。在此基础上,还涌现了一批上访专业户群体,对基层信访治理工作构成了极大威胁,上访产业渐趋雏形。

  本文的田野调研工作主要在湖北省江华市余陵区桥镇展开,调研方法包括半结构访谈、参与式观察以及搜集相关文献资料。

  

  二、维权型上访:税改前农民上访的主导特征

  

  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占绝对比例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人口膨胀而资源短缺的农民国家追求工业化的发展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尽快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中国必须实行从农村汲取资源、以农业支持工业的发展战略。从之前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到后来的农业税和“三提五统”制度,都是国家从农村汲取资源用以支持城市和工业发展的举措。

  汲取型体制的建立虽然有利于国家从农村获取资源,但同时也为地方和基层政权代理人乘机赢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赢利型经纪”层。尤其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治理钉子户的难题和乡村利益共同体的形成,使得农民负担问题日益凸显。如此一来,一方面是国家对农村资源的大量汲取,另一方面是“赢利型经纪”层对农业剩余的吞噬,这两者将农民负担问题推向高峰。

  90年代中后期,随着农民负担问题加重和乡村干部“腐败之风”愈演愈烈,农民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干群关系日益紧张。一些农民不断走上上访之路。在此时期,农民上访的原因主要是维护权利,包括反映农民负担问题,反映自身权利受到乡村干部的不法侵害,检举揭发村干部的贪污腐败行为,反映村级财务管理混乱,村务不公开等等。

  具体情况见表1(pdf附件)

  从表1统计的共154例上访案例来看,因为维护权利(包括反映加重农民负担、干部侵权和乡村干部贪污腐败经济问题)而导致的农民上访数量较多,共计90起,所占比例高达58.43%.这些上访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自身或者公共权益。我在这里将农民因维护权益而走上上访之路的行为称为维权型上访。据此可以判断,从90年代至税费改革之前,维权型上访在所有信访案件中占据主导地位。

  

  三、从维权到谋利:税改后农民上访行为逻辑的变化

  

  在本文中,维权型上访和谋利型上访的区分所依据的是农民上访的行为和动机,其侧重点是理解农民上访行为及其内在逻辑。维权型上访是在自身权益或者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时而采取的上访行为,其具体内容包括因加重农民负担、干部侵权和干部经济作风问题而导致的上访行为。而谋利型上访则属于积极主动争取额外利益的上访行为,从而不同于在权益受到侵害后而上访的维权行为,其具体内容包括生活照顾等利益要求。

  为解决上世纪90年代的乡村治理危机,国家在世纪之交推动了农村税费改革,并于2005年宣布全面取消农业税。按道理说,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大大减轻,乡村干部权力得到规训,农民上访问题应该顺理成章地得到解决。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新世纪的农民上访问题不仅没有得到平息,反而愈演愈烈。自2003年始,桥镇干部开始感受到信访治理工作的压力明显加大。2004年,针对信访问题的严峻形势,桥镇成立了集中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领导小组,并迅速开展集中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第一阶段工作。

  然而,桥镇信访集处工作的加强并没有能够使信访问题局面得到改观,信访量呈迅速上升态势。与90年代的农民上访以维权型上访为主相比,新世纪的农民上访问题开始呈现出日益浓厚的谋利型特征。

  (一)谋利型上访的凸显

  下面是桥镇近7年来全镇信访情况的统计:对比表1和表2可以看到,导致农民上访的原因在税费改革前后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在税费改革之前,因为维护权利而导致的上访在所有上访案件中占有较大比重(为58.43%),而在税费改革之后,因为维护权利而导致的上访案件在所有信访案件所占比例只有4.31%,比税改前下降了54.12个百分点。换言之,税费改革后,维权型上访已经整理而成。表中数据为合并后的桥镇全镇范围内的数据。

  这一新变化可以在图1之中得到更为鲜明、形象的呈现。

  (pdf附件)

  与维权型上访案件大量减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税改后因为生活照顾等利益要求而发生的农民上访案件迅速增多,所占比例也快速提高。在2002年税费改革之前,桥镇因为生活照顾等利益要求而导致的信访案件在所有信访案件中所占比重为12.99%,而在税费改革后因为这一原因而发生的信访案件在所有信访案件中所占比重上升到29.50%,增加了16.51个百分点。从税费改革前后导致农民上访原因的变化我们可以判断,税费改革后,出于生活照顾、救助等争取利益而导致的信访案件迅速增多,我们可以称之为谋利型上访的凸显。

  (二)上访专业户的蔓延与上访产业的雏形

  近几年来,除了一般的谋利型上访者之外,桥镇当地还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专门以上访谋利甚至谋生的上访专业户。这些上访专业户时不时来镇上访或者到上级政府越级上访,给桥镇干部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桥镇政府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和策略疲于应对。家住桥镇大湾岭村的村民杨云发就是一个令余陵区和桥镇政府领导干部都非常头疼的上访专业户。现年57岁的他已经因为上访而扬名当地。

  杨云发家里有6口人,包括他的父母亲、自己夫妻俩、儿子和儿媳妇。杨云发自己无业,用别人的话说就是靠上访谋生。妻子在镇上一小工厂上班。杨云发育有一儿一女,儿子和女儿都是大学毕业,均已结婚成家。

  2000年6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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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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