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续添:中心主义政治制度与“中国政治模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95 次 更新时间:2011-01-06 12: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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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续添  

  

  摘要:从制度的意义上界定,“中国政治模式”应是指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的总括。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从制度产生和发展的机理或动力机制——内部因变量和内在结构——自变量上,可以分为中心主义政治制度和非中心主义政治制度两大类。文章认为,“中国政治模式”凸显了中心主义政治制度的表征。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在中心主义政治制度体系下,一方面,优化纵向结构抑或纵向民主;另一方面,借鉴非中心主义制度的优点,完善横向结构抑或横向民主。

  

  关键词:中心主义政治制度;非中心主义政治制度;“中国政治模式”

  

  提“中国模式”,就是有别于过去和现在所有国家的发展模式,就是凸显其独特性,既不同于所谓西方模式,诸如美国模式、英国模式、德国模式、法国模式等,也不同于前苏联模式,还不同于东亚模式,诸如日本模式等。在这里,国家名称加上模式二字,表明它既是指一个国家建设和发展道路的具体样式,又是一个综合性的,包括这个国家经济政治社会各个方面的建设和发展的样式的总称,可以分解为多方面的具体模式,如经济模式、政治模式,等等。它可以反映和体现这个国家内在的本质的发展属性,又是有形和外化的发展样态的概括,并且模式本身主要是对形的一种型塑。所谓模式(Pattern)一般泛指事物存在的某种标准样式或发展的一种典型形式。从人们解决问题的需求上说,“模式其实就是解决某一类问题的方法论。你把解决某类问题的方法总结归纳到理论高度,那就是模式。模式一词的指涉范围甚广,它标志了物件之间隐藏的规律关系,而这些物件并不必然是图像、图案,也可以是数字、抽象的关系、甚至思维的方式。模式强调的是形式上的规律,而非实质上的规律。前人积累的经验的抽象和升华。简单地说,就是从不断重复出现的事件中发现和抽象出的规律,是解决问题的经验的总结。只要是一再重复出现的事物,就可能存在某种模式。”所以,对于国家的发展来说,模式更多地体现为建构和发展出来的一种制度的实体和制度的样态。在奈斯比特与赵启正“对话”“中国模式”时,他就将“模式”与“制度”替代使用。他说:“提到模式,或者提到制度,就西方而言,简单地说,它的制度就是民主制度。”(赵启正等,2010:11)在这种意义上说,所谓国家模式,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独具特色的成型与成熟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的总括。这里的总括不是总和,而是总的概括,或者说是对制度和机制总和的抽象和概括。时下热议的“中国模式”,从制度的意义上定义,应是指当代中国独特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的总括。有些学者也把“中国模式”概括为“中华体制”(潘维,2009)。相应地,“中国政治模式”也就应是指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的总括。

  诚然,如果从时间的维度上说,“中国模式”和“中国政治模式”是现在时或进行时,即还处在建构、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完全意义上的“中国模式”和“中国政治模式”还属于将来时,也就是说,“中国模式”和“中国政治模式”基本上是特殊的制度和机制,还不成熟,有待完善,是实然和应然的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模式”和“中国政治模式”也是过去时,因为它所包含的某些要素和精神,是过去甚至是遥远的过去传承和延续下来的。

  从制度实然的角度阐释所谓“中国政治模式”,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首先要对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有一个基本的分解或划分。复杂多样的政治制度,是人类文明的集中体现和人类政治智慧的结晶。如何认知、理解和诠释这些制度,不仅是政治学尤其是政治科学当然的使命和职任,更是这一学科自产生以来恒久的主题之一。而认识政治制度的方法,从视阈上说,整体的基本分类是认识的重要一环,对事物的二分或对分,往往是人们认知和区分事物的首要一步,这一步对人们其后的认知有着基本的囿限。以往人们在认识和理解政治制度时,一般主要从地域和空间、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等政治制度的外部因变量上做二分或对分,如东方政治制度、西方政治制度;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等,在此基础上再对政治制度进行国别分解。应当说,这种以外部因变量为基准的分类对认识政治制度是有重要价值的,尤其是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对政治制度有着基本的规范,但同政治制度自身的产生机理和内在结构相比,毫无疑问,它仍可被视为外部因变量,对政治制度的认知也就仍会有它的某种局限。换言之,用东方政治制度和西方政治制度、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等这样的政治地理概念或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的概念来认识人类政治创造物或政治文明,结果往往会形成社会政治制度优劣的简单比对和意识形态的对立,从而,对人们更好地理解和说明人类政治制度共性和个性,一致性与差异性会形成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比较而言,从整体上认知政治制度的共性和个性、一致性和差异性,内部的因变量和自变量或许会更具有某种不可替代的解释力和准确性。说到底,认知事物的基本属性和特征,首先还是应从事物本身尤其是其内在性为基本的出发点抑或逻辑起点。从制度本身的内在机理和结构来对制度进行分类,也许更有利于认识和理解制度的共性和个性、一致性与差异性。循着这样一种思路,结合人类社会政治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并受启发于前人的思考,在此提出中心主义(centralism)政治制度和非中心主义(non-centralism)政治制度这一对概念,用以阐释和说明人类社会政治制度的基本分野。瑞士学者内夫在《论非中心主义制度》一文中使用了“非中心”(non-central)和“非中心主义”(non-centralism)的概念,来解释和分析瑞士的联邦主义与地方自治。他还特意强调指出:“使用确实不那么常见的‘非中心’(non-central)一词,绝不只是笔者个人的一时性起。我的意图在于,找一个描述性词汇,既能避免‘反’(anti)这样可能冒犯人的词,又不致给人留下仅仅是‘地方分权’(decentralization)的印象。权力下放意味着还有一个中心,因而依然是保留了那种我们声称要治疗的疾病本身。”(内夫,2008)引证内夫这段话,不仅表明笔者提出这一对概念受到了他的启发,而且也借以表达笔者提出这一对概念有着与他大体相似的意愿--在既有的区分政治制度的方法的基础上,提供一个认知和理解的新视角。

  事实上,人类政治发展的历史表明,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如果从制度产生和发展的机理或动力机制--内部因变量和内在结构--自变量上,可以分为中心主义政治制度和非中心主义政治制度两大类。所谓中心主义政治制度,即这种政治制度是以社会的一个中心力量或制度为本源而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制度体系,这个中心的力量或制度,成为整个国家制度体系的核心和母制度,主导整个制度结构并可以派生出其他制度。所谓非中心主义政治制度,即这种政治制度是由社会的多种力量或制度共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制度体系,没有哪一种力量或制度是核心或主导的部分,是一个多元和多中心而非单一中心的制度结构。如果说中心主义是政治一元主义,非中心主义就是政治多元主义。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心主义政治制度的结构以纵向为主,形成以纵向为主轴的现代国家制度,即所谓“纵向民主”;非中心主义政治制度的结构以横向为主,形成以横向为主轴的现代国家制度,即所谓“横向民主”。东方各国多数属于中心主义的政治制度,西方各国多数属于非中心主义的政治制度。中心主义政治制度的优点是权力集中,讲究效率;缺点是易于形成权力过分集中,不利于横向民主;非中心主义政治制度的优点是权力制衡,讲究民主,缺点是易于形成权力过于分散,不利于提高效率。

  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可谓典型的中心主义政治制度。从制度实然角度看,“中国政治模式”有如下特征:

  第一,当代中国的发展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政体和市场经济的结合,当代中国政治从总体上也体现出这一特征。

  从世界范围来看,现代国家的发展模式,一般会显现出某些共同之处。正如有西方学者所指出:“通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道路并不多。历史上,规模宏大的国家都会有共同的发展主线。”(艾蒂安,2010:85)韦伯及一些后世西方学者们认为:“特殊形式的政体与市场经济的动力结合在一起,使现代早期的西方越来越远离于其他类型的伟大文明。”(埃特曼,2010:3)如果说一种特殊性的政体和市场经济的结合,可以看作是现代国家发展模式带有某种普遍性的特征的话,那么,对中国而言,就不仅仅是特殊形式的政体和市场经济的结合,而且是特殊的文化、政体和市场经济三者的结合,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特殊的文化造就了特殊的政体,特殊的文化和政体造就了特殊的市场经济。特殊的文化、政体和市场经济的结合,构成了所谓“中国模式”。

  第二,执政党、政府与人民、社会关系的独特性。

  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型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本社会,“即以人道人心为本之社会。”(钱穆,2001:61)这样一个超大型的人本社会,必须有一个社会的重心,作为凝聚人心、团结人民的纽带,也即“领导社会的中心力量”,社会才能够和谐稳定。正如钱穆先生所说:“远从有史以来,只要政治不上轨道,没有一个中心的指导力量来控制社会,社会自然趋势,永远向这两条路迈进。”即“政治上一种脱离中央没被统一的地方性割据,在经济上一种阶级性的不平等。”(钱穆,2001:35)自古以来,中国政治和社会就不可分离,现代依然如此。“政治脱离了社会,没有安定的重心。社会脱离了政治,没有集中的领导。”(钱穆,2001:34)中国共产党恰恰是百余年来中国社会演进产生的这样的中心力量。基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执政为民不仅仅是理念,而且是重要的制度,执政党和政府来源于民间和基层,又回到民间和基层。“中国社会民众对政府常抱一种信托与期待的态度,而非对立与监视的态度。若我们说西方政权是契约的,则中国政权乃是信托的。契约政权时时带有监督性。而信托政权,则是放任与期待。因此中国政治精神,不在主权上争持,而在道义上互勉,这又已成为一种历史惰性,并不因辛亥革命而消失。”(钱穆,2001:114)中国从社会到政治的演进是一种从人本社会到人本政治--信托政治和职责政治的路径和逻辑,当代中国亦是如此。中国社会与政治实际上就是人本社会和政治一元主义的结合。

  第三,以纵向结构为主、横向结构为辅的整体制度结构。

  从纵向上说,以上领下,中央集权和参与式地方政府相结合。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传统,当然也是当代中国政治的突出特征。但地方政府的权力地位则多有变化。改革开放以后,改变了中央高度集权的状况,从各方面的制度建设中强化地方政府的权力,地方的自主权和对中央决策的参与权的制度性扩大是不争的事实。纵向结构形成和正在形成中央集权和地方参与的结合。正如美国学者埃特曼在《利维坦的诞生--中世纪及现代早期欧洲的国家与政权建设》一书中总结的那样:“如果欧洲的历史为今天的国家建设者们提供一个压倒一切的教训的话,那么它就应该是这个: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恰恰从一开始就与许多强有力的参与式地方组织相结合,从长远来看,这最可以让国家政权平衡基础结构扩展、政治参与、经济增长和地缘政治竞争的需求。”(埃德曼,2010:379)中国在这个方面由于中心主义政治制度的基本规定性,虽不是一开始就结合,但在制度发展和演进过程中,后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也开始实现并强化了这种结合。奈斯比特夫妇将中国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互动模式称为“纵向民主”。他们认为:“西方人想到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时脑海中出现的是一个横向结构,有无数‘个人’‘平等地’选出自己的领导。大部分西方国家所采纳的都是这一模式。”“中国人相信人们生来就是密切联系的,所有个人都是集体的一分子。……在这种环境下,政治运作不是依赖对立的政党或者政客,而是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过程实现意见的统一。”“这些上下互动的积极性得到了鼓励,并允许根据情况和环境的不同灵活变化,只要符合领导层所制定的总体目标即可。这样便创造了一个纵向结构,新思想和经验可以源源不断地沿着这个纵向轴交流。中国正处于创建符合自己历史与思维的民主模式的初级阶段。”(奈斯比特等,2009:40)同时,从横向上看,以党领政,以党领社。执政党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中心力量,既领导政府,又指导和领导整个社会。这在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及具体和补充制度中都能非常清楚地体现出来。如中共党组制就是一种执政党领导国家和社会的具体制度。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这些特点凸显了中心主义政治制度的一般特性,既有优点也存在缺点,优点是资源和力量易于整合与集中,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讲究效率,易于见到效果。缺点是横向民主不足,更多依赖官员尤其是高级干部的德能;中央和高层决策难度大,贯彻难度也大。实际上,人类社会的中心主义和非中心主义这两大类政治制度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相互借鉴的。因此,对于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而言,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在中心主义的制度体系下,一方面,优化纵向结构抑或纵向民主;另一方面,借鉴非中心主义制度的优点,努力完善横向结构抑或横向民主。当然,相互借鉴并不表明两者一定会走向趋同甚至会化二为一,中心主义政治制度和非中心主义政治制度的区别会长期存在,这显现了人类政治文明共性中的基本差异性,因为从总体上看,这两种制度产生与发展的机理和动力机制以及各自内在的基本结构是难以发生根本改变的。

  

  参考文献:

  潘维主编,2009:《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钱穆,2001:《国史新论》,北京:三联书店。

  赵启正等,2010:《对话:中国模式》,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法]艾蒂安,2010:《反潮流发展战略》,李书红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美]埃特曼,2010:《利维坦的诞生--中世纪及现代早期欧洲的国家与政权建设》,郭台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瑞士]内夫,2008:《瑞士的联邦主义与地方自治》,王建勋编《自治二十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美]奈斯比特、[德]多丽丝·奈斯比特,2009:《中国大趋势》,魏平译,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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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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