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20年后看东欧转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12 次 更新时间:2010-12-14 22:34:29

进入专题: 东欧剧变  

金雁 (进入专栏)  

  

  提要:

  之一 东欧剧变有几个特征,第一是突发性;第二是非暴力。他们认为这是1989最大的一个贡献,如果1789法国革命的图腾是断头台的话,那么1989年剧变的标志是圆桌。

  之二 东德人的满意度为什么相比1990年下降了?抱怨程度跟年龄有关系,一般剧变的时候是30岁左右、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时期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事业,特别是进入官僚体系的人,满意度就很低,年轻人的满意度比较高。

  之三 金融危机后,老欧洲没法自保,就不断地把在原来投给东欧、新欧洲的钱都抽走。在金融危机下,有两个词用得很多,一个是“团结”,一个是“一体化”。

  之四 在新欧洲是左派要搞市场经济,右派在争福利。新欧洲左翼的态度会让他们的“社会主义同行”大跌眼镜,不论是在国内的政治经济转型问题上,还是在“回归欧洲”问题上左翼都比国内的右翼更加积极。

  之五 东欧国家的公民社会已经逐渐形成,波、捷、匈转轨国家的NGO都在呈几何数般地增长,且资金来源复杂化和价值取向个性化。主流政党受到不小的冲击。

  之六 这些国家的民粹主义是从旧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中,从“强人政治”向“常人政治”转轨中出现的,尤其是国家的控制能力减弱,如果转轨的方式不公正,自上而下,一部分人承担代价,一部分享受成果,从而导致贫富分化、腐败盛行、失业率上升、痛苦期延长,人们就会觉得不安全,会把外部世界妖魔化,逃避自由,呼唤铁腕,民粹主义就此出现。

  

  主持人:各位同学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今天是燕山大讲堂第67期,我们请来了金雁老师讲“20年后看东欧转轨”,金老师是政法大学的老师,也是东欧问题、俄罗斯问题最权威的专家。在路上我对金老师说,我对俄罗斯、东欧的认识,几乎来自于对金老师文章的阅读,我们还谈到4月10号波兰总统和政要飞机失事身亡。我和金老师有不谋而合的想法是,也许应该调整一下话题,专门讲讲波兰这个国家,但想到预告已经发出去了,应该要遵守最开始的承诺。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仍是“20年后看东欧转轨”,关于波兰的空难,金老师有一篇文章发表在下周一(4月19日)的《经济观察报》上。

  掌声欢迎金老师!

  

  金雁:大家晚上好!东欧剧变时我正在东欧(波兰大学)当访问学者,剧变的这个过程我正好经历了。我很小的时候就读了瞿秋白写的《饿乡纪程》,在火车上的时候,我就想我要写一本《新饿乡纪程》,在那里主要以写信的方式,一共写了500多封信,正好是东欧剧变没多久,大家都特别想知道东欧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虽然新华社、《人民日报》也有报道,但大家都觉得不是很全面,不是想要得到的,那么我就以写信的方式写了500多封信,回来以后我就把所有的信稍微综合了一下,出了一本《新饿乡纪程》。

  对于东欧转轨的研究,我本身是去波兰访学是去研究历史的,但是处在这么一个变革的时期,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如果我安心读书的话,会错过一个非常难得的历史时期。我左思右想,觉得手心手背都是肉,最后决定放弃历史研究,而研究正在进行中的东欧转轨,因为书可以回国以后继续读,但观察现实的机会难得。所以那时就到处跑,在整个波兰整个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虽然瓦解了,但便利的条件还是有的。回来以后也继续关注、跟踪,就写了一本《十年沧桑》(2004年上海三联出版)。又过了十年,很多想要了解东欧的同学、网友都说,在现在世界越来越清晰的时候,东欧却越来越模糊,我们很希望看到你再写一个十年。

  去年正好是金融危机,媒体也有种种报道,我又去了一趟东欧,在东欧的一些感想,连续写了几篇文章,希望借这个机会能和大家交流一下我20年后再看东欧有什么感想。

  

  当事人20年后看东欧

  

  第一要谈一下当事人,也就是剧变推手,他们是怎么看东欧的。去年11月在伦敦经济学院举行了一次苏东剧变20周年的讨论会,剧变中的主要人物都到场了,前捷克总统哈维尔、前斯洛伐克总理杨•卡诺古斯基、前波兰总理别莱斯基、前匈牙利外长耶森斯基等人参加了名为“铁幕崩溃20年后,我们的梦想真的成真了吗?”的会议。从他们的发言可以看出,他们有很强的失落感,觉得社会不需要他们,而且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网络媒体,对人们的通讯方式和交往方式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这些人有一种失落感。

  他们自己回头看这20年,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

  哈维尔说,1989年的想法基本实现了,没有背叛和放弃。不过从形式民主迈向真正的民主,这个路还非常遥远。如自由选举、多元化体系、行政向议会负责、以及自由的表达,这些方面都已经实现了。但是从政治文化上来说,他们认为整个社会的建构还不够,哈维尔觉得他在1989年之后做了很多的错事,就是太相信经济学家。这个跟哈维尔本身有关,因为他是一个剧作家,又是一个道德主义者,捷克是比较崇尚哲学的国家。他说他一直认为经济改革很复杂,但是经济学家把它弄得更复杂了。他过分相信经济学家,认为他们是专家,虽然与他们的意见不合却还是支持他们,有些常识性的东西,回到常识真的不复杂。他说,其实我在任的时候,没有做到一个彻底的道德主义者。

  1989东欧剧变有几个特征,第一特征就是突发性,几乎无人预料得到;第二是非暴力,即“天鹅绒革命”,他们认为这是1989最大的一个贡献。如果1789法国革命的图腾是断头台的话,那么1989年剧变的标志是圆桌。他的行动主体不是阶级联盟,而是广泛的社会大联合,运动的高潮不是恐怖暴力,而是妥协谈判,抗议运动所追求的目标不是全新的乌托邦,而是世界其他地方已经存在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经济安排”。所有人不可能用暴力来实现目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原来是因为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事件之后,苏联怕各个国家都能够调动军队,尤其是调动野战部队,规定任何国家调动部队必须要有两道手令,一个就是华约总司令的,一个就是所在国。这两道手续齐全,才能够大规模地调动武装部队。在苏共二十八大以后,戈尔巴乔夫就已经放弃了这一点,到1989年时很多国家也的确有过这种镇压的想法,但是调动不了,为什么?像罗马尼亚的国防部长就自杀了,他自己可以下调,但是华约这道手令已经没有了,华约的这个,戈尔巴乔夫基本已经放弃了,但又没有一个明文的规定,在谁都不负责任的状况下,部队没有办法调进,所以,所有的人只能坐下来谈,坐在圆桌上讨论。后来就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大联合。像俄国,坦克上街了以后,也会调转枪口,他们认为东欧其实在剧变前,很多人并不渴望资本主义,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东欧人主要是渴望自由的生活,他们认为在苏维埃帝国的压制下,人们都有一种恐惧感,这个粗糙的意识形态的灌输和普遍的权威主义,长期以来,带给人们一种恐惧感。

  东欧国家和俄罗斯不一样,因为他们的社会主义不是原生态的,是靠坦克输入的。东欧各国内部本来就积蓄着长期的民主化冲动,有公民社会的暗流,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其民主化是自下而上推动的,而另一些国家的民主化更像是从天而降,突然有一天老大哥说,队伍解散了,你们自谋出路吧,于是政府稀里糊涂披上了民主化的外衣,这种自上而下的民主化注定了它的空心型。在东欧民主化的冲动强于市场化。对经济转轨批评多,但罕有对1989年剧变的批评。

  

  如何全面客观地获取东欧的信息

  

  我们国内怎么看东欧的报道,如何全面地看东欧的信息?(图:共产主义博物馆街头海报:斯大林与时髦女郎)

  90年代初,我为什么要写《新饿乡纪程》?因为大家都觉得新华社的报道不真实,新华社说我们有纪律,要过滤,有选择地截取信息国内对“剧变”后东欧的报道主调是“剧变”,强调他们抛弃社会主义后的困境,这就不是全面客观的报道。转轨以后,一些东欧国家向西靠的力度比较大,与我们的经济联系逐渐减少,因为以前我们是经济互惠国家,和这些国家有经济上的来往。在那个时候,东欧的报道是有选择性的,在“阵痛”时期,东欧的报道也很热门,这些国家现在已经不爱用“东欧”这个称呼,因为这个称呼是带有政治含义的,就像现在不能把美国称为“前英国殖民地”一样,这个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但因为国内的习惯,我还是用的“东欧”,但我在那里是不用这个词的。

  进入“第二个10年”以后,大多数国家已经走向复兴、社会稳定、经济增长,尤其是波、捷、匈、斯这些加入欧盟的国家,已进入“新欧洲追赶老欧洲”的时期。这以后我们的官方对东欧没有太多的兴趣,所以坊间有一句话:关于东欧,“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人家在正常发展,带着情绪选择信息容易对国内舆论造成误导。

  2009年因金融危机,东欧国家又一次进入新闻媒体视野,我国媒体大量报道了中欧转轨国家在此次危机中受到重创的情况,据公布的统计数字也显示它们遭遇到了转轨以来最大的危机,用了很多的词,“东欧沦陷”“东欧危机”“东欧贫血症”“东欧遭遇滑铁卢”“第二波金融危机的多米诺骨牌”大做文章。

  

  两个“逆向”印象是怎么形成的?

  

  当时有人采访我,问我怎么看,我觉得报道有偏差,并且那时我的资料不是特别全,就到那里实地看了一下,发现跟媒体报道的差别非常大。的确,金融危机对他们有冲击,但绝不像我们报道的那样,给我们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他们非常平和,他们的新闻媒体表达方式和我们国内有很大的区别,他们的舆论生态环境跟我们也不一样,发布的消息评功摆好的少,批评指责的多,电视上和报纸上都是负面新闻,全部都是批评的,这里面当然有媒体追求轰动效应的行业习惯,也有新闻监督的职责。所以,他们是一种重负面轻正面的新闻习惯,宁肯在负面上夸大。还有,这些国家的数据非常多,因为新闻媒体很多,官方媒体处于主场弱势,在国内不具有主场的优势。没有新闻管制,媒体独立,当然也有大量的数字相互矛盾,媒体间对同一事件数据统计差别很大,我自己就很疑惑,到底取哪一种。我们只截取对我们有利的数据,而这些数据需要大量的考证比对才有说服力的。随便从里面拿一个对自己有利的话,真的很容易找到支持自己观点的。在俄罗斯,我们去民调公司了解,他们就问你出什么样的钱,要什么样的结果。我觉得奇怪,没有调查就知道?他说你出到什么样的价码,你要什么样的结果,就能拿到什么样的结果,问卷设计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结果。我这才知道,其实这里头有很多的猫腻。

  想真实地了解这些国家,就不能单纯看统计数字,也不能单纯看一两家媒体,最好要有综合因素的整体分析,比如政党发展,政党政治经历过“多党林立”、“向左右整合”、以及逐渐“常规化、规范化”的几个阶段。当地的政治学研究所跟我们也是这样谈的,东欧西欧化,我们正走在西欧化的道路上。他们本地人和新华社记者不一样,,我就问我们新华社的记者,他们说不是不是,你别听他们瞎忽悠,现在根本就不是常规化,现在是碎片化、是矛盾暴露的无序化。为什么同一个地方的两个人认识有这么大的不同?因为我们的记者在那里主要是看新闻,看报纸,左右派的争论、内讧到处都是,不断衍生的分化,眼花缭乱的新党,所以很多人感觉这不是常规化,这是碎片化。我把这个问题带给捷克学者和波兰学者,他们说我们新华社记者认为旧体制下是高度一致的,是团结坚不可摧的,现在这种,乱糟糟,只不过是你们站在你们的立场,我们认为现在比过去的“高度一致”和“坚不可摧”是一种进步。所以我们不要以我们的思维逻辑看他们的问题。这是我在那里比较大的收获。

  至于经济转轨问题,在与查理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雅德维加•沙黛沃娜座谈时,她也提到捷克国内都在批评克劳斯所搞得“证券私有化”,似乎责备的声音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几乎没有一个阶层是满意的,如果单看报纸和民调,似乎“90年代搞的‘证券私有化’已是糟得不能再糟了。” 但“谁也无法证明如果不这样做会有比这更好的办法”,当初不这样做,有没有更好的?似乎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这只能说明它的信息透明和公开。捷克和别的国家不一样,捷克在1918年立国时,一直到苏联阵营之前,就继承了奥匈帝国80%的工业产值,这样的国家是有自豪感的,而且和波兰、匈牙利不一样,他们的宏观经济比较好,不愿意像匈牙利那样,敞开大门一切全卖光。我说“现在还不是殊途同归,基本上是一样”。她说“这个过程如果是略去了,如果没有起点平等,直接奔向结果的话,捷克人是无法接受的”。我说“你们的私有化还没有我们的产权明晰化搞得快”。她说“对,的确如此,但是每一个博弈过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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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腾讯评论-燕山大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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