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炜:东亚共同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76 次 更新时间:2010-12-08 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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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炜 (进入专栏)  

一 中国:传统东亚政治的中心

从自然环境和地缘特点来看,中国文明的发祥地是黄河中下游地区。这里地处温带,降雨充沛,是一个适合农耕的巨大的陆地板块。黄河中下游的北边是与其浑然一体、为其自然延伸的华北平原;往南有淮河和长江流域与之接壤;往西有富饶的渭水流域、汉中平原和河西走廊;西南方向有同样富庶的汉水流域和四川盆地;远南方向则有珠江和闽江流域;东北地区更有肥沃的三江平原。黄河中下游的地形、地貌相对平坦,没有险峻的山脉和陡峭的谷地,也没有干旱的沙漠、湍急的河流以及大海将不同地区阻断和分隔,因而十分有利于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一体化。当然,黄河中下游的自然条件不如尼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优越,甚至不如印度流域优越。这里冬季寒冷、夏季酷热,虽然有农作物生长所需要的足够的降雨量,却过于集中在夏季和初秋,其结果是冬春两季干旱,夏季暴雨成灾,故而这里人们付出的,比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的人们多得多。[1]尽管有严峻的挑战,黄河中下游的自然条件仍然适宜大规模农耕,其周边地缘环境之优越,就不是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所能比的了。正是这样自然-地缘条件使一个大型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共同体得以诞生并很快成长,也正是这样的自然-地缘环境使诞生其中的历史文化共同体很快便具备了巨大的文明规模。

由于很早便具备了巨大的文明规模,中华世界在不同历史时期修筑了不同的长城、开凿了包括大运河在内的多条运河(运河使南方的粮食和其他资源能运输到北方和其他地方,北方的物质也能输送到南方,长江和黄河流域藉此得以进行大规模的物质交流,形成经济上的互补关系,这不仅对于维系中华世界的经济规模有重要意义,也有重要的政治、军事和文化意义),修建了数量众多的大型水利工程。从城镇发展情况来看,中华世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处于世界前列。如果说不是在所有时期,至少及至宋代,中华世界的城市比同时期欧洲的城市要大得多,城市化程度也高于欧洲。也是在宋代,中华世界的国内国际商路比欧洲更密,分布也更广。同样在宋代,中国领先世界在人类历史上首次采用纸币,这既是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的标志,也能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长期维持的较高农业产品剩余率和劳动生产率使中国政治形态、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发达成为可能,故前现代中国文明区域内“政治之统一、政权形态之发达、作为脑体分工产生的士大夫阶层之发展以及其在科学文化和政权建设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之大,都是西欧和其他封建国家所难以望其项背的。”[2]此外,火药、印刷术和造纸术的发明对人类文明的总体走势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就更是众所周知的了。

因了很早就已形成较高的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水平,中华共同体比世界其他地区更早消灭了世袭贵族制,在隋唐时期便开出了人类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的科举制。尽管这种制度不乏弊端(在每个朝代末期更是如此),但历史上毕竟发挥了选贤与能、唯才是举的社会-政治功能,使社会中下层人士能进入社会高层,出现了一种俗称“朝为田中郎,暮登天子堂”的独特社会景观,这样的社会流动性应比同时期世界其他地区森严壁垒的阶级制度优越得多。{链接1}毫不奇怪,科举制成为启蒙时期欧洲人开创现代文官制度时的借鉴对象。以科举制度为基础,在有限的技术条件下,历史上的中国开出了一套有效的文官制度,发展了一种老到的政治文化,其行政制度的“效率和反应灵敏的程度远远超过现代以前任何别的行政制度”。[3]

在已然形成的巨大文明规模的基础上,中华世界早在先秦时代便已开始了一个整合游牧民族的巨大而艰巨的过程。北部和西部游牧民族历来与中原地区的汉族政权处于对峙或博弈状态。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时期,游牧民族建立了许多局部政权,其中一些规模很大,如北魏和北齐。后来又有与宋朝对峙的辽、西夏、金等较大的局部政权,蒙古人更是建立了全国性政权元朝。如果说迄于明代汉族在军事上总是处于被动状态,那主要是因为汉文化具有浓厚的和平思想、反战意识和乡土观念,汉人作战士气不高;[4]也是因为在农耕社会和冷兵器时代,汉人缺乏战马,在多数情况下只能用步兵作战,故其作战能力明显不如机动性强且全民皆兵的游牧民族。但及至使用热兵器(如火炮、火铳)的清代,冷兵器时代终告结束,马背上的民族不再享有军事优势,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结构性冲突遂得到圆满的解决。

自此,汉族与满族、蒙古族和其他游牧民族之间结束了那种持续两千年关系模式:游牧者骚扰袭击,定居者据城自卫。自此,长城不再是定居者与游牧者或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分界线;长城内外的人们优势互补,融合成一个具有高度整合性的地缘政治-经济共同体,或形成了一种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地缘“共生”关系[5]。正是这种共生关系,使少数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上的整合程度比先前大大提高,使少数民族在更深和更大的程度上参与到华夏共同体的物质和文化成长中来,也使华夏共同体能更有效地利用少数民族的人力资源、文化资源和技术资源,从而能够更有效地保卫其文化同一性和历史主体性。并非不重要的是,也正是这种地缘共生关系使现代中国的版图得以最终形成。没有这种共生关系,中国将仍然蜷缩在长城以内,也就是说,当代中国的版图将只有实际版图的约三分之一。

因了无与伦比的经济规模、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和巨大的政治感召力,华夏共同体很早就形成了大一统的政治传统,这使它不仅得以在广袤的疆域里成功地整合游牧民族及所建立的国家,而且自然成为周边地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事实上,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现代民族国家概念源于这一体系)取得支配地位之前,中国在周边地区维持了一种稳定的国际政治秩序,即“宗藩朝贡体系”或“中华体系”。在这种体制中,“藩属国要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使用中国的年号和历法,要向中国朝贡,中国对藩属国负有帮助御敌和处置变乱的义务,但不介入其内政,尤其不触及社会生活。”从性质上看,宗藩朝贡体制“与近代西方的殖民体制下宗主国-附属国之间的关系性质不同,与现代国家联邦制之下的联邦或邦联性质不同,与现代国家单一制之下的民族自治或地方自治也根本不同。实质的差别在于宗藩体制下中央王朝并不必然对各藩部拥有领土主权(甚至没有这个概念)和实行直接治理”。[6]

以当代标准来衡量,宗藩体制下的东亚国际政治秩序是中国中心主义的,甚至意味着某种大国沙文主义,但是按照目前中外学界的普遍看法,在多数情况下,这种国际秩序里的核心国家中国对周边国家实行和平友好的政策,不搞历史上西亚-地中海地区常见的那种军事扩张和经济掠夺。不仅如此,汉唐时期的皇帝甚至拒绝过一些小国(或可视为部落联盟)以土地和人口归附中国的请求。1754年,苏禄国(位于现菲律宾)国王请求以其土地和人口入中国版籍,但是清朝皇帝乾隆以中国不扩张疆土为由加以婉拒。在这种独特的国际政治秩序中,中国在国际和国内双重意义上成为周边国家政治合法性的终极源泉。周边政权只需要象征性地交纳少许贡品,便可得到中国的政治认可,而得到这种认可不仅意味着它们已取得了中国的政治承认,而且意味着已得到国际国内其他政治势力的承认。另一方面,为了维系东亚国际秩序的正常运转,中国方面需付出大大超出贡品价值的回赠。应特别注意的是,宗藩朝贡体系主要是一种政治秩序,甚至可以说主要是一种象征性的政治秩序;在此秩序中,贸易始终占有极重要的位置。从深层结构上看,中国这么做并非完全出于一种虚荣的“天朝心态”,而更大程度上可能出于这一动机:以最小代价确保其漫长边境安宁无事。[7]

二 日本:另一个核心国家

日本是东亚另一个核心国家。

日本由本州、北海道、九州、国车和附近3900多个小岛构成,总面积仅为377800平方千米。虽然地缘条件使日本无法形成中国意义上的文明规模,但这并非意味着它不能有优秀的表现。正如眼下全世界都在谈论中国崛起那样,在整个1970至1980年代,全世界都在谈论日本的“经济奇迹”。尽管已有连续十几年的停滞,但如果按美元价格计算,日本的经济规模至今(2005)仍居世界第二,为中国的近三倍。在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是大势所趋的时代,如此庞大的经济规模对于带动和整合整个东亚经济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如何解释这种现象?

首先考察一下自然环境。日本可耕地面积虽然有限,其他自然资源也很贫乏,但决不缺乏水资源。充沛的降雨量(年降雨量为1700毫米,相比之下,北京为600毫米、南京1000毫米、上海1100毫米)和典型的温带气候,使日本夏天不太炎热,冬天不太寒冷,处处绿草如茵,三分之二的国土覆盖着茂密的森林。这种自然条件十分适宜农业。自古以来,日本人便对有限的土地精耕细作,主要的农作物是水稻,其产量比小麦高得多,且种植面积占了很大的比例,在所有作物中约占40%。此外,日本西南部一半地区可以种植双季作物。在这种十分优越的自然环境中,日本农业生产率很高,除了养活比西亚和欧洲更为密集的人口(自公元3世纪始,日本人口已遥遥领先于面积相当的欧洲国家[8])之外,还能提取相当多的剩余。在前现代条件下,丰富的剩余和密集的人口意味着经济活力,意味着综合实力。

共同的东亚文化因素对日本的发展也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日本离大陆很近,很早便能方便地从中国文明中汲取养分,例如水稻种植和金属冶炼等极重要的技术在距今约三千年前便传入日本。自6世纪,儒学和佛教等重要的大陆文化要素大举进入日本。儒学和佛教经由朝鲜传入日本后,在日本成为文化变革的媒介,起到了类似于西亚地中海地区形成的基督教文明在历史上开化日尔曼人和东斯拉夫人的作用。僧侣、学者、教师和工匠等源源不断从朝鲜和中国渡海而来,不仅带来了中国文明的基本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带来了中国的哲学、宗教思想和政治、经济制度,也带来了中国的文字、语言、文学、书法、绘画、医学、建筑技术、纺织技术、制陶技术等(当然,后来日本在“舶来”技术的基础上经过发展,也开始以自己的技术反馈中国,其折扇工艺、镶嵌工艺、描金绘漆、冶炼和制刀技术等对中国产生了不少影响)。日本也主动向中国学习,向唐朝派遣了多批“遣唐使”,其中有些人在中国逗留时间长达二十几年。他们都是中国文明的热情皈依者,回国后便成为中国文明的积极传播者。唐朝衰落后,日本虽不再大规模派遣留学生来华学习,但日本对于中国文化的学习和吸收却并没有因此结束。在通商和其他形式的交往中,日本继续接受着中国文化的熏染。[9]

另一方面,也可说日本离中国大陆很远----海洋把中国和日本分隔开来,最近处相距也有约725公里。在古代条件下如此宽阔的海面很难逾越。这与英国的情形很不一样。日本主要岛屿与朝鲜的距离约为英国与法国之间间距最小的多佛海峡宽度(约32公里)的5倍,即160来公里,而与中国大陆的距离更是此距离的近5倍。这种地缘格局意味着,日本在很长时期内能够自成一体,免于受到外部侵略,尤其是不易受到东北亚地区游牧民族的攻击(事实上,元世祖忽必烈13世纪末发动的对日战争因风暴袭击而失败)。这也意味着,日本大体上可以根据自己不同时间的不同需要,自由地选择或拒绝接受特定的大陆文化要素。

至16世纪德川幕府时代,政治统一使相对的和平稳定成为可能,人民得以免于战乱,专心致志地发展经济。这一时期,日本的耕地面积翻了一番,灌溉面积也扩大了,引进了新的农作物,采用了更先进的农业技术,形成了以大阪和江户为中心的统一的国家经济,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全国性的经济一体化。经济的发展导致人口的增长。1500 - 1750年,日本人口翻了一番,从1600万增至2600 – 3200万。经济的发展也意味着教育的发展,武士成为有文化的阶层。在和平时期,他们毋庸履行军事义务,因而也能执行文职任务。甚至社会底层的人们也广泛地享有受教育的机会。事实上,日本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在西方人大举进入东亚前便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及至德川时代晚期,日本男性识字率竟高达45%。[10]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德川时代日本的城市化进程。在1853年美国“黑船”叩关,逼日本“开国”前约一百五十年的18世纪初期,当日本与外界仍处于相对隔绝状态时,便已出现了大得惊人的城市。据一项统计,1700年前后,江户(即现东京)约有100万人口;据另一项统计,江户有130万人口,超过了巴黎和伦敦,为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贸易中心城市大阪和古都京都也各有40来万人口。其他地区更分布着大量人口在10万人以上的城堡型城市,分别充当265个半自治的封建藩国的首都。及至“开国”前夕,日本的城市人口规模已经相当可观,此后更有大幅度的增长。事实上,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水平高于欧洲,更是明显地高于中国。据一项研究,18世纪晚期日本有15% - 20% 的人口已城市化。据另一项研究,有10% 至13%的人口生活在10万人以上的城市中,也就是说,当时日本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3%,而全世界生活在10万人以上城市里的人口中,日本人竟然占8%。[11]

“黑船”叩关后在改革开放的巨大压力下,幕府政权1868年垮台,明治政府建立,日本现代化运动迅速展开,并且很快便收到了明显成效。1894年,国力已大大增强的日本战胜了貌似强大,实已腐朽不堪的清朝。1902年,日本与英国签订同盟条约,这是西方强国与一个东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同盟条约,标志着日本的强国地位得到了西方承认。1904至1905年,日本更打败了欧洲强国俄罗斯。在当时非西方国家眼中,这不啻打破了西方人不可战胜的迷信(尽管俄罗斯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西方国家)。如果说自16世纪初世界的重心不断向西方倾移,1914年达到极至,此后又逐渐向东方回归,那么这一趋势的一个重要表征便是日本的迅速崛起(尽管此后日本对中国和东南亚发动了侵略战争,沾上了严重的历史污点)。

日本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但战后以惊人的速度从废墟中爬起,以更为惊人的速度实现了现代化。及至1980年代,日本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发达国家,而已成为发达国家中能够挑战美国的佼佼者,在高速巨型计算机、激光、机器人、材料科学、生物技术等方面日本直逼美国,大有超过美国之势。1946 – 1947年,美国采矿业和工业产量约占世界总量的60%,出口额亦为世界总出口额的1/3,而日本的表现却微不足道。1960年,美国经济总量仍然为日本的12倍,但及至1986年,美国经济总量已经下降到仅为日本的2倍。及至1987年,日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了美国。事实上,在1950 – 1990年期间,日本经济猛增了152倍以上。1980年代日本的人口仅为世界总人口的1/40,但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却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1/10。[12]尤其令人惊讶的是,这一切成绩都是在国土面积狭小、人口规模不大(相对于经济总量和人口大国而言)、工业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取得的。[13]

三 日本的挑战与传统东亚政治秩序的崩溃

公元纪年初,中国为中心的宗藩朝贡性质的东亚国际秩序即初步形成。以现代意义上的主权至上、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观念来衡量,这一体系里的核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的关系不能说是平等的,因为后者并不享有现代意义上的充分主权,当然也就说不上充分享受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或民族尊严。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东亚与西亚-地中海和世界其他地区情况不同,历史上这里的边缘国家在与核心国家的政治性贸易往来中非但不吃亏,反而能得到不少好处;历史上中国从来不以牺牲边缘国家的经济利益来谋取自己的发展(如在古代西亚-地中海世界和现代西方所发生的那样),因而在边缘国家中享有很强的道义感召力。

公元前3世纪末至公元16世纪中叶,只要中国政治统一,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的运转大体上就是正常的。不妨以日本为例。元代皇帝1271年以后多次派使者去日本要求朝贡,遭到日本拒绝,但1401年日本幕府足利义满却主动遣使入明,表示愿意“遵往古之规法”。自此至16世纪中叶,两国使节制度性地相互往来,中日经济文化交流得到了加强。1406年两国订立了《永乐勘合贸易协定》。这个协定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性的贸易安排,规定每隔十年日本来华贸易一次,贸易规模为人限200,船限2艘。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该协定的界限往往被大大突破。日本每年都有船只前往中国,而且船只和人员数量均远远超过了《协定》的规定。据记载,最多时每年来华船只9艘,人员上千;不见记载的贸易往来肯定更多。[14]尤需注意的是,中日两国之间的政治性贸易并非是等价的:日本以朝贡的名义把有限的物品献给明朝皇帝,而明政府回赠日本的物品价值相当于贡品价值的几倍至几十倍不等。[15]

然而自16世纪起,东亚国际政治秩序的稳定状态开始受到严重挑战。

由于持续的经济发展,日本出现了一个咄咄逼人的商人阶层,开始卷入与中国、朝鲜和东南亚地区的贸易活动中。积极参与对外贸易的不仅仅是商人。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宗教团体、武士、贵族也插手对外贸易,有时连幕府将军也会来搅一水,这就与当时欧洲的情形很不一样(那个时代的欧洲贵族不会干这种他们认为自降身份的事)。15至16世纪,日本对外贸易发展迅猛,贸易活动的范围远至马六甲海峡。1560年后,日本已是一个白银和铜的重要出口国。它主要向中国和朝鲜出口白银、铜以及折扇和屏风等手工制品,向印度和西亚则出口黄金、硫磺、樟脑、木材、珍珠、铁、刀剑、漆、家具、米酒、茶叶和优质大米。反过来,日本进口中国的丝绸和印度的棉布,还进口朝鲜、中国和东南亚的其他生产和消费用品,如铅、锡、染料、蔗糖、皮革和水银等。[16]活跃的对外贸易意味着经济扩张势能。经济发展一旦刺激了日本人的胃口,正常的对外贸易就不能完全满足其强烈的欲望。于是,日本不法之徒开始了对朝鲜和中国东南沿海长达几百年的侵扰。这就是中朝历史上的“倭乱”。

“倭寇”就是海盗,他们在中国和朝鲜的沿海地区专干杀人越货和武装贸易的勾当。明朝统治的二百七十六年间一直有倭患。16世纪以前,倭寇主要是日本人,多为无主的流浪武士和破产农民,还有一些由大商人豢养的武装贸易船队。16世纪以后,倭寇头目虽多为日本海盗,但是大量中国沿海的流民参与其中;从人员构成来看,日本人可能只占十分之三,而中国流民的比例则高达十分之七。他们在中国江苏、浙江和福建沿海地区活动猖獗,有时“连舰数百,蔽海而至”,一次劫掠多达几个县的一大片地区,造成严重的损失。明朝就倭寇问题与日本多方交涉,与之签订了有关协议。日本曾经执行协议内容,配合中国,在国内搜捕海盗头目,并且送回被虏往日本作奴隶的沿海地区的中国人。中国方面也加强了海防,实施禁海令,戚继光和俞大猷等抗倭名将更取得了可观的军事胜利,倭患基本平定。[17]

长达几百年的倭患虽然给中国沿海地区造成了很大的危害,给明朝政府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明显地加重了其财政负担,从而间接导致了明朝灭亡,但终究算不上日本对东亚政治秩序的正面挑战。16世纪末,日本实现了政治统一。此后,日本经济有明显的发展,国力因之大增。1592年至1598年,丰臣秀吉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应当注意,作为宏观意义上的文明史事件,13世纪末日本人之入侵朝鲜与11世纪初西欧在经济恢复之后对东欧普鲁士地区和波罗地海地区的武装殖民,之后发动对西亚的十字军战争,再后又入侵南亚和东亚,占领和殖民美洲大陆等地,不无相似之处)。这与倭患相比完全是另外一码事。日本军队虽然因明朝军事介入而被迫撤离朝鲜,但这场侵朝战争毕竟是由日本正式发动的,意味着崛起中的日本第一次正面挑战了中国在东亚国际秩序中的中心地位。不仅如此,丰臣秀吉虽然被击败,日本方面却并没有因此而重续16世纪中叶即已停止的朝贡,而且尽竭力避免自己是中国主导的东亚秩序中的正式成员的说法(尽管这可能意味着其政权的合法性易受挑战)。[18]

清代中国解除海禁,鼓励中日贸易,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中日两国关系,德川幕府也积极对待两国关系,通过各种途径表示希望恢复国交和正式贸易(但竭力避免对中国表示臣服的说法或印象)。在这种情况下,中日贸易又繁荣起来。1685年以降,几乎每年有70至100艘中国船到达长崎等地。日本来中国贸易者更多,据不完全统计,1662 – 1839年期间来中国的日本商船多达6200艘。[19] 但是幕府倒台,明治政府建立后,日本展开了现代化运动,很快收到成效,国力因之大增。恰成对照的是,中国在鸦片战争后和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国力迅速下降,自此在与西方国家的战争中屡次战败,被迫签订诸多不平等条约。在这种情况下,自丰臣秀吉侵朝失败以来,日本又一次向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发起了挑战。

1870年和1872年,日本两次遣使来华,诱使清朝政府签订类似中国与西方国家签订的条约,但并未能如愿。1873年日本以两年前一艘琉球(即冲绳)船遇风暴漂至台湾东部,船上的琉球人为高山族所杀一事为借口,向清政府提出交涉。清朝官员虽据理驳斥,却又说高山族肇事者为中华“化外”之“生番”,中国方面“未便穷治”。日本立即抓住这一把柄,于1874年4月发起了讨伐台湾“生番”的侵略战争。尽管日本军队遭到台湾军民的顽强抵抗,清政府仍决意妥协,与日本签订了《北京专条》,内容包括日本从台湾退兵,中方向日方赔银50万两。该条约甚至说“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妄为加害”,日本侵台为“保民义举”。这不啻承认本为清朝属国的琉球现已成为日本的藩属国。1875年,日本正式派兵进驻琉球。[20]

与此同时,日本对朝鲜的侵略活动也是有增无减。1868和1870年,日本两次派官员赴朝鲜,企图将不平等条约强加在朝鲜头上,但均遭到拒绝。1875年9月,日本公然派军舰入侵朝鲜汉江江华岛附近的海域,并占领了永宗岛。1876年,日本胁迫朝鲜与之签订了不平等条约。1880年日本在汉城设立公使馆,进一步挤压清朝的势力范围。1884年日本在朝鲜策动政变,因清朝军事介入而流产,可是日本反而向中国提出交涉。翌年,双方签订《中日天津条约》,日本藉此获得了与中国同等的出兵朝鲜的权利。[21]这就意味着,即便中国仍然保留着其传统的中心地位,东亚国际政治体系中已经出现了中国以外的另一个中心。

如果说及至此时日本虽一步步地挤压清朝的势力范围,但在正面军事冲突中并没有取得过真正的胜利,那么中日甲午战争的情形就完全是另外一码事了。如所周知,中国在这次战争中失败了。根据1895年签订的马关条约,中国正式放弃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割让台湾全岛及所属岛屿、澎湖列岛;被勒索赔款2.3亿;允许日本人在华投资设厂,享有片面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等(此后在1910年,日本迫使朝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朝鲜完全丧失主权)。[22]如果说1592年至1598年丰臣秀吉发动的侵朝战争是日本对东亚国际秩序的发动的第一次正面挑战,因明朝的介入而失败,那么在16世纪末战争的“放大复制”即甲午战争中,日本挑战成功了,中国主导的绵延已久的宗藩朝贡体制不可逆转地走向崩溃。[23]

当然,宗藩朝贡体制的解体过程并非单单是因为甲午战争而告终结;战争之后,解体过程仍在继续。甲午战争其实只是这一解体过程的直接原因。宗藩朝贡体制的解体还有其他方面的内部和外部原因。内部原因主要是晚清中国民生凋敝、吏治腐败、农民起义,国力极度虚弱。外部原因也并非只是日本对传统“中华体制”的多年蚕食和在甲午战争中对中国的军事胜利。同样重要(也许更为重要)的外部原因,是西方列强早在16世纪上半叶便已进入东南亚,开始打乱迄于当时那里一两千年来一直运转着的中国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秩序,当地的小国或者被西方人征服,或臣服于西方人,自此不再来华朝贡,甚至在清朝前期中国强盛时亦如此。1840年,英国人发动了强盗式的鸦片战争,打败中国,将不平等条约强加在中国头上。1840年后,英、法和其他西方国家又发动了多次对华战争。甲午战争后的1900年,西方列强更是伙同俄国和日本,发动了入室打劫式的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战争,此后中国被迫同它们签订了与马关条约同样屈辱的“庚子赔款协定”。故可以说,直至此时,传统东亚国际秩序才荡然无存。二战结束后,老牌殖民国家如英国、法国、荷兰不得不撤出东亚(中国没有立即收回香港,更多是出于策略考虑,而非缺乏道义上的理由,或没有能力收回),但美国势力又结构性地植入东亚,这使得任何恢复传统“东亚朝贡体制”的可能性几近于零。

应看到,传统“中华体制”虽在1900年终结,挑战者日本却并没有因此成为东亚的新霸主。尽管此后日本又侵入中国东北,在1931 - 1945年期间全面占领了东北,1937年发动了全面对华战争,并在1940年代前期入侵和占领了印度尼西亚、马来亚和菲律宾等国,但日本从来没有成为中国意义上的真正有文化吸引力、政治向心力和道义感召力的中心国家。某些论者认为,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后已正式“脱亚入欧”,加入了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仿佛日本自此便与亚洲脱净了干系,自此便与东亚分属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但这仅仅是一种说法而已,而且显然是一种缺乏宏观文明史眼光的说法。如果采用一种世界体系论的视角,[24]则不难发现,自公元纪年初以来,各主要的地缘区域和文明之间一直存在着相当密切的交往和互动,世界一体化(这其实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全球化”)的进程一直没有中断;及至16世纪,世界更是进入了一个全球资本主义时代,进入了一个经济加速整合的时代。以此故,传统东亚政治秩序及其基本理念纵有不可否认的历史合理性,也应当让位于这一宏大进程。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地缘经济、地缘文化意义上的东亚文明已然消亡。东亚文明一直存在着。21世纪,随着中国的重新崛起,这个巨大的地缘共同体将焕发出历史上所曾经焕发出的那种巨大的经济和文化活力,而16世纪末以来日本之登台亮相,20世纪初之迅速崛起成为全球经济大国,只意味着东亚文明自此拥有不止一个具有整合力的核心大国,而是两个。

四 中国与东南亚的历史互动

中国与东南亚毗邻,相互之间很早便开始了交往。这不仅是政治、军事、文化、科技和贸易意义上的互动,也是人口意义上的流动。限于篇幅,下面仅对中国与越南、缅甸、印尼、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政治经济交流以及华人移民东南亚作一个简单的历史回顾。

早在秦汉时期,中国与南越(现越南北部)之间便开始了军事和政治互动。秦始皇统一岭南地区后,在“南越”之地设南海、桂林、象郡三郡,其中象郡即包括今越南北部。公元前207年,秦南海郡尉赵陀趁秦朝内乱之际,建立了以今广州市一带为中心的地方政权南越国,并在今越南北部和中部设交趾、九真两郡。以此故,越南旧史视南越国为越南历史上的“正统”即“赵朝”,视赵陀为越南开国君主。秦亡汉兴,赵陀所建之南越国成为汉朝的诸侯国,受汉朝皇帝封赐。后来,汉武帝为加强中央权力,削诸侯,立郡县,于公元前111年派兵南征,将南越国分为九郡,其中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在今越南境内。汉朝派官员对这三个郡进行了有效的管理,在那里积极推广中国文化,输入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技术和金属冶炼和制造技术。自此,越南与中国“政出一门、学为一体”,同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中华文化圈的正式成员(不可否认,这种缘分不仅包含和平交流,也包含诸多冲突和战争)。公元10世纪,五代十国时期的中国因内乱而无力顾及边疆,故越南自主政权迭立。新建立的宋代虽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取得显著成就,但在军事上却相对较弱,对越南的控制十分薄弱,未能恢复到中唐以前的面貌。1174年,宋朝中央政权不得不正式册封李英宗为“安南国王”,越南自此独立。[25]即便如此,此后的越南在政治上仍然保持对中国中央政权的朝贡,在经济和文化上也保持了与中国的紧密联系。历史上越南人一直识汉字、习汉文,直至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之后,这种情形才有了较大的改变。尽管发生了这些变化,今日越南与日本和朝鲜一样,均为公认的“汉字文化圈”国家,中国的儒家价值观、文字、语言、文学、史学、音乐、戏剧、医学、历法、数学,以及珠算、印刷术等实用技术为越南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和缅甸有长达2185公里的共同边界。早在公元前2世纪,怒江萨尔温江河谷便成为中缅人民经济文化交流的陆路通道之一。西元纪年前,中国商人便已穿过四川云南的崇山峻岭,开拓了“丝绸之路”的南线分支“西南丝道”,大大便利了中缅经济和文化交往。1世纪缅甸境内的掸国等政权多次遣使访问中国。汉安帝封掸国国王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西元3世纪上半叶,诸葛亮南征时把汉族农业技术传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这些先进技术后来传入缅甸,因此诸葛亮受到缅甸人民的尊敬,古代缅甸境内曾建有诸葛武侯庙。唐宋时期,中缅之间有进一步的交往。802年,骠国王子舒难陀率歌舞团访问中国,在长安引起轰动。11至12世纪,蒲甘王朝多次派人访问中国,其中包括国王的来访。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元代与蒲甘王朝发生过三次战争,1287年将其灭亡。清代乾隆时期也曾三次征缅,并于1769年击败缅军,缅甸遣使求和。1790年,乾隆封缅甸为“缅甸王国”,规定一年来华朝贡一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缅两国政治合作和经济交往相对密切;1960至1980年代,中国在缅甸实施了多个援建项目;[26] 与其他周边国家比,中缅两国的边界谈判也相对顺利。

印度尼西亚虽然不与中国接壤,但上早在西元前1世纪,中国人便已涉足印度尼西亚群岛,并在那里定居。西元131年,爪哇叶调国遣使经日南至洛阳,向东汉朝贡。三国时期至隋朝,中国航海和造船技术提高,中国与南洋的海上贸易和政治联系得到了发展。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之间已有横渡南海的直接交通,海上贸易繁荣,爪哇和苏门答腊的小王国多次遣使朝贡。唐宋时期,印尼地区的王国来华朝贡更为频繁,中国的对外活动也十分活跃。987年,宋朝特遣内侍分四路出使东南亚、南亚诸国,与五十多个国家建立了联系,其中包括印尼境内的三佛齐、新抢、监篦、蓝无里等。两地民间交往也规模空前。元朝实行扩张主义政策,忽必烈下令进攻爪哇。1292年,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史弼集军队2万,战船1000艘南征,但以失败告终。忽必烈死后,征战之事即不再发生。明朝初期,朱元璋遣使访问爪哇满者伯夷、三佛齐、渤尼等国。明成主朱棣继位后,派郑和七下西洋,与印尼的政治经济交往进一步加强。郑和舰队第四次航行至苏门答腊时,恰逢当地发生王位之争,郑和军队帮助国王击败了僭位者。[27]在政府鼓励下,众多中国人到南洋谋生求富。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印尼建交。1955年,中国与印尼在万隆会议上共倡“万隆精神”,这标志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两国关系虽在1960年代落入低谷,但在1980年代又得到恢复。

中国与马来西亚的友好交往历史悠久。早在西元纪年前的西汉时期,中国商人和僧侣就到过马来西亚。中国与马来西亚的正式外交往来始于三国时期。当时吴国派官员出使南海诸国,到过马来西亚。西元5 – 7世纪,马亚西亚古国丹丹、盘盘、狼牙修与中国的往来甚为频繁,多次遣使访问中国并赠送礼物。7世纪初,隋朝派员出使赤土国,中国使者回国时,赤土国王子随行回访,受到隋朝政府隆重接待。唐宋时期中国海上交通贸易进一步发展,到马亚西亚的中国商人和僧人增多。马来西亚著名古国满剌加同明代中国的关系更为密切,两国多次互派使者出访对方。1411年,满剌加国王拜里迷苏剌偕妻子和随员五百多人访华,明朝政府给予很高的礼遇。郑和七下西洋,其中五次到过满剌加,至今马六甲仍有三宝山、三宝庙和三宝井等郑和遗迹。[28]16世纪西方殖民者进入马来西亚,中国与马来西亚的国家间交往暂时停止,但民间往来不仅没有中断,反而更加频繁,大量华人移居马来西亚。

从出土文物和历史文献看,中国与菲律宾的历史交往可以追溯到东汉和三国时期。至唐宋时代,两国的贸易和文化往来已经相当密切。982年,麻逸国(今岷多诺)遣使载货来到广州,自此不断有中国商人前往菲律宾经商,其中不少人在菲定居。即使在元代,中国与菲律宾的贸易也有较大的发展。明代,菲律宾地区的吕宋、蜂牙施兰、苏禄、猫里务等国先后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372年,吕宋遣使朝贡。1417年,明政府派张谦出使古麻剌朗(今棉兰老岛),古麻剌朗国王随同张谦到中国访问,后病逝于福州。1417年,苏禄东王巴都葛哈答剌、苏禄西王麻哈剌率领庞大使团、携贵重礼物来中国访问,中国政府回赠以厚礼。东王在归途中病逝于山东德州。1737年,苏禄国王苏老丹访问中国,前往德州拜祖茔。郑和七下西洋,曾三次分舰访问仁牙国、马尼拉、民都洛和苏禄等地,菲律宾至今仍流传有关郑和的故事,有的地方仍有三宝庙、三宝井。明代后期,中菲贸易进一步发展,每年从中国开往菲律宾的商船有好几十艘。移民菲律宾的华人也逐渐增加,因多为男性,所以普遍与当地人通婚杂居。中国商人把造纸、航海、制糖、酿酒、采矿、冶炼、制腊、制鞋、火药制造等技术传入菲律宾,也把中国基本的农业技术、重要的农作物、风俗习惯甚至服装式样等传入菲律宾。另一方面,菲律宾人也移居中国,尤其是台湾。通过他们以及往来中菲两地的大量华商,烟草、蕃茄、玉米、可可、龙舌兰、菠菜、南瓜、腰果等拉丁美洲作物传入中国。[29]

五 东南亚华人

除了贸易和政治往来之外(需要注意,在传统东亚政治秩序中,朝贡虽主要为一种政治性安排,但往往带有很大的贸易成份),人口流动也是东南亚与中国历史互动的重要内容,而人口流动方面影响最大者,莫过于华人对东南亚地区长达两千多年的移民活动。

据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记载,西汉中后期,中国人即开始下南洋。东汉末年至三国、两晋和南北朝时期,由于通往西域的陆上交通被游牧民族阻断,中国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对外交往只能通过海路。这促进了中国航海和造船技术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下南洋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唐朝末年政局动荡,中国开始有成批移民前往南洋定居。两宋时期,航海和造船技术进一步提高,中国的海外贸易规模明显扩大,前往南洋定居的中国人数量增加。这些华人大多保持了中国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在当地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集团。15世纪初叶郑和下西洋,出现了中国人下南洋的又一次高潮。[30]明末清初,因国内社会动荡,也因西方殖民者在东南亚的资本主义经营需要大量有技能的劳动力,中国人再次大批移民东南亚。[31] 应当注意的是,尽管这一时期越来越多华人移民东南亚并且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因中国资本主义进程晚西方一拍,也因中国文明固有的和平主义禀性,华人除在部分地区建立了一些历时不久的小型政权之外,在东南亚广大地区从来没有取得大规模的政治控制。

尽管明清两代中国政府实行过海禁政策(例如,在倭寇为患时期、郑氏政权割据台湾时期),但大量华人仍在几百年时间内持续移民东南亚。这一势头一直持续到20世纪。由于上述原因,目前东南亚华人大约有2100万。他们不仅具有中国血统(在菲律宾,重要人物如国父黎沙尔、第一共和国总统阿基纳度将军、首任众议员议长奥斯梅涅、前总统马科斯和科•阿基诺等人有中国血统[32]),而且在当地承传着中国文化,并以特殊的中国文化身份参与了所在国的经济文化建设,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举世公认的巨大贡献。正是由于这一缘故,目前华人在东南亚主要国家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泰国的经济生活中都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华人主要活跃于经济方面,但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也深深参与了所居国家的政治活动,其中包括在20世纪反对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33]

16世纪以前,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先后进入东南亚,对那里的文化结构和人口构成产生至为深远的影响。15世纪以后,伊斯兰教由南亚穆斯林传入印度尼西亚、马来亚、泰国和菲律宾等国。16世纪以后,西方的葡萄牙人、荷兰人、西班牙人、法国人和英国人在不同时期先后进入不同地区,整个东南亚成为其殖民地(只有泰国是例外;在几代英明君主的统治下,泰国得以幸免沦为西方殖民地),这对当地经济、社会和文化秩序产生了强烈的冲击。1940年代上半叶,日本占领和统治了整个东南亚。1960至1970年代,苏俄也曾短暂染指该地区。这种复杂的历史背景使东南亚发展了一种杂交型的文化结构,一种混合型和混血型的人口构成。但与所有进入东南亚的外区域民族相比,华人在经济、文化和人口上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和冲击无疑是最大的。目前东南亚十个国家中约有2100万华人,占海外华人总数的78%。新加坡华人占全国人口的77%以上,是华人国家。华人在其他东南亚国家人口中的比例如下:马来西亚33%、泰国12%、印度尼西亚3.5%、越南2.7%、柬埔寨5%、老挝1%、缅甸1%、菲律宾1.4%、文莱19%、东帝汶19%。[34]自古至今,南亚次大陆一直有移民迁徙东南亚,但16世纪以后中国沿海地区人口移民东南亚的势头越来越强,明显超过南亚,故目前在主要的东南亚国家,华人在人口构成、经济影响力、文化影响力和政治参与上均强于南亚移民。

长期以来,东南亚华人不仅身体力行地承传中国文化,而且充当了东南亚与中国的经济桥梁。他们往往在家乡捐建学校、医院或其他福利设施。更重要的是,他们把在海外积累起来的大量资金投入中国大陆的经济建设。迄至1990年代末,东南亚华人与港台中国人在中国大陆的直接投资占全国外资的70%以上。[35]在重要历史时刻,东南亚华人对其祖先所在的国家也给予了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援,如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他们的表现所示。事实上,出于生存需要和文化情结两方面的考虑,东南亚华人在1955年中国政府执行不再承认其双重国籍的政策之前,选择了一种在政治上既效忠于所居国家,也效忠于中国大陆的策略。东南亚华人甚至可能分头效忠于中国大陆不同的政治派别。在中国内战时期,他们在精神和物质上分别支持国共两方。[36] 总之,自古以来中国与东南亚之间一直有密切的经济互动;及至20世纪双方之间更发生了相当大程度的政治互动。这种互动的重要桥梁就是东南亚华人。

六 东亚的整合:历史与现时

中国、日本、韩国、东南亚的整合进程虽然在西元纪年前便已开始,及至近代已然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但只是到了16世纪以后,才有了较快的速度,在20世纪最后二三十年,更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加速度。目前(2005年),“东亚经济区的区内贸易已占东亚各国贸易总额的54%,比1980年增长了20个百分点,超过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占该区各国贸易总额46%的水平,接近欧元区区内贸易占该区区内贸易总额64%的水平。”[37]毫无疑问,整合进程的逐渐加快及整合的加速度不仅与全球化进程加速有关,也与日本在东亚国际秩序中地位上升从而带动其他经济体有密切的关系,与大量华人加速移居东南亚更有密切的关系,但必须承认,以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入东亚(尤其是东南亚)的西方人也发挥了一定作用。因此,谈论近代以来东亚的整合,西方势力的介入是不可回避的话题。

也许不能说西方势力的侵入突然打断了西元纪年前即已开始的漫长的东亚整合过程,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方人的进入起到了一种催化和加速东亚整合的作用。不妨以马来西亚为例:“从华人移民的历史过程来看,马来亚华人移民的数量与英国殖民者统治并开发马来亚国土面积的数量呈正比关系”;“从劳动力的角度看,华人的作用超过其他任何种族,正是大量的华人的辛勤劳动,才使得英国为主的西方资本在马来亚发挥其作用,才使得华人资本得以形成和发展”。[38]正是西风东渐,正是西方势力的催化作用,使已然持续了两千多年的整合进程的方向和性质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对中国在东南亚的传统地位是不利的。中国在东南亚的传统权威因西方殖民者的进入而遭受蚕食;至19世纪,东南亚绝大部分地区已沦为西方殖民地,西方文化和制度也全面渗入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其他地区;至19世纪末,中国在东亚和东南亚的传统权威更因在中日战争中失败而荡然无存。尽管如此,西方人虽然进入了整个东亚并一定程度地殖民了东南亚,但是在关键的人口构成上,西方人相对于中国移民从未占过优势,而始终处于劣势,且这种态势越到后来越明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非殖民化进程的全面展开,人口意义上的西方势力开始退回到1500年前的相对位置。尤其应当注意的是,西方人不可能改变东南亚乃至整个东亚整合的历史大势,而只能催化和加速这一趋势。这是主要因为,作为一个地缘整体,东亚各地区间存在着一种根本性的内在整合势能(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有非常利于经济政治整合的地缘-文化亲缘性)。

在1840年前的绝大部分历史上,中国无庸置疑地充当着整个东亚的经济发动机,是地缘经济乃至地缘文化整合进程中当之无愧的核心国家,对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东亚国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据不完全统计,1662年至 1839年期间,来中国的日本商船多达6200艘。[39]前往日本的中国商船也不在少数:“中国商人在1638年日本实行闭关锁国后,同荷兰商人一样,甚至比后者更有效地参与日本列岛的铜和银的贸易。”[40]当然不可忘记东亚朝贡体系的贸易功能:“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多边纳贡贸易网,同时从这个贸易网之外吸收着大量商品”。[41]这只是中国为中心的正式的政治-贸易关系。与此平行的是民间的贸易往来:“来自中国广东、浙江、福建等省的货船到日本、菲律宾、梭罗、苏拉维西、西里伯斯、摩鹿加、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新加坡、廖内、马来亚半岛东岸、暹罗、交趾支那、柬埔寨和东京湾进行贸易活动。东向沿海路线把与台湾相对的福建同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联系起来。西向沿海路线把广东同东南亚大陆联系起来。据估计,在当时(大概在1900年以后不久)的222艘货船中,每次有20艘是开往日本、交趾支那和东京湾的,有10艘开往菲律宾、婆罗洲、苏门答腊、新加坡和柬埔寨。”[42]中国商人还“从马尼拉接收从阿卡普尔科(南美港口)运来的白银”;“中国始终派人出外经商,中国的工匠、商人和货物深入南洋群岛的每个角落。后来随着欧洲对华贸易的高涨,广州成为一个刺激和推动整个中国经济的贸易中心,并且在更高层次上,促使银行家、金融家和放债人变得更加精明能干。”[43]

由于东亚不同地区或国家间一直存在的密切的经济文化互动,一旦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最终形成,一旦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彼此间的领土争端得到解决,不同地区或国家间一直存在着的基于地缘经济、文化一体性的整合进程就会获得全新的速度。在这方面,东南亚明显地走到了中日韩三国前面。驱使东南亚国家抛弃前嫌,结成一个有相当大影响力的政治经济同盟即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是各国的根本的共同利益。不言自明的是,这种共同利益又源自那种不可更改、不可取消的毗邻性甚至地缘一体性。1967年8月,由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印尼五国组成的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成立。此后,其他国家陆续加入。1995年7月越南成为东盟成员国。随着1999年4月柬埔寨的正式加入,东盟成为一个覆盖整个东南亚的区域组织,一个政治经济意义上的巨大地缘集团,包括10个国家、450万平方公里土地、4.5亿人口和超过7370亿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1999年数据)。从东盟与中国贸易情况来看,2004年,东盟与中国的贸易额达到1059亿美元,从而连续十二成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东盟还是中国第五大出口市场和第四大进口来源地;2005年第一季度,双方贸易额高达275亿美元,同比增长25%,东盟已跃升为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44]

尽管日本在二战期间曾占领过东南亚,尽管冷战期间部分东南亚国家在美英两国的撺掇下曾经与西方人站在一起,把中国视为威胁,成立了针对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尽管东盟(其前身即东南亚条约组织)在成立之初明显地带有防范中国的目的,[45]但这只能视为国际关系中一种非结构性的、因而不能持久的表层现象。在深层的结构性层面上,东南亚与东亚其他地区尤其是中国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共同利害关系,而这种深刻的利害关系又是建立在东亚、东南亚各国所享有的那种根本性的地缘连续性和一体性的基础上的。这一点,在先前曾一度防范中国的东南亚国家最后与中国联起手来,共同牵制越南扩张主义一事上得到了充分的证明。[46]自1960年代末至整个1970年代,在苏联支持下,越南在东南亚大搞地区霸权主义,1978年更是入侵柬埔寨,破坏了地区和平和稳定。这一形势促使东南亚与中国的表层对峙走向终结,而这种和解的根本原因无疑是结构性的共同利益。自此,和解和合作成为东盟与中国关系的主旋律。矛盾解决后,东南亚进入了一个更高层次的整合时期。1990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前苏联势力撤出东南亚,自此越南不再有强大的外部支持,失去了继续搞地区霸权主义的客观条件,基于自身根本利益的考量,越南终于在1995年加入东盟。

更能体现东亚整合大趋势及中日韩与东南亚基于地缘一体性的相互依赖性的,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暴发后东亚各国面对巨大困局时的通力合作与密切协调。1997年以前,包括中美日在内的几十个环太平洋国家构成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已然成形,西方人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老牌国际机构。然而,亚太经合组织太过庞杂,包括北美、拉美和大洋洲太多的国家。太多的国家意味着众口难调,它们之间分歧严重,无心、无力也无意形成统一的意志以应付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遭受危机打击最早、最重的东盟也由于诸多内部分歧,更由于缺乏一个核心大国,竟然拿不出缓解危机的可行的具体方案。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更是对危机抱着一种司空见惯、无动于衷的态度,未能像许多亚洲国家所期待的那样,拿出一套符合亚洲实际的解决问题的方略。起初,东南亚和其他亚洲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曾寄以厚望,以为它会认真帮助解决金融危机。然而,西方人主导的这个国际机构的所作所为却显示出“目光的狭隘和政治上的无知”,令亚洲国家非常失望。[47]恰成对照的是,为了稳定局势,中国郑重承诺不贬值人民币;日本则提议建立一个“亚洲货币基金组织”,以缓解危机;中国在自身财力并非雄厚、自身金融也可能遭受冲击的情况下,为解救东南亚国家投入不少资金(如仅对泰国就投入10亿美元);日本更以雄厚财力投入“巨额资金”。[48]适成对照的是,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仅拿不出具体援救方案,甚至否决了日本提出的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凡此种种,使东亚各国深切认识到:“远亲不如近邻”。第一次“东盟+3”会议在金融危机暴发(1997年7月)之后几个月召开(当年12月),正是APEC陷入僵局后发生的事。即便这不是有意的安排,也非纯粹的巧合。[49]

七 东亚整合进程中的东盟、中国、日本

当然,当代东亚整合进程并非金融危机暴发后才启动的,而是一直在进行。中国在1975年便正式承认了东盟。冷战结束后,中国与东盟国家建立或恢复了外交关系。1990年代初就已开始了中日韩三国与东盟的正式接触。1994年,东盟地区论坛成立,中国参加其首次会议。1996年,中国正式成为东盟的全面对话伙伴国。1997年12月,中国国家主席出席了第一次东盟-中日韩和中国-东盟首脑非正式会晤。在这次中国-东盟首脑的非正式会晤中,双方就确立中国与东盟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达成了多方面的共识。1998年,东盟-中日韩与东盟-中国领导人举行了第二次首脑非正式会晤。此后,东盟与中日韩和东盟与中国每年举行一次例行首脑会晤,东亚各国在经济、金融、贸易、科技和其他方面的合作也因此一年比一年深入。在这些会晤上,东亚各国不仅确立了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基本原则以及互惠互利、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总方针,而且在许多具体问题----如东盟自由贸易区、自由投资区、湄公河流域的开发、教育科技合作----上达成了操作性极强的协议。[50]1999年年底东盟与中日韩首脑会晤时,东盟方面提议在2000年的东盟年会上同时召开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议,即“10 + 3”会议。在2001年的中国-东盟首脑会晤上,中国与东盟双方共同决定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凡此种种表明,至少经济意义上,一个类似于欧盟的东亚联盟的雏形呼之欲出。

也就是说,一个形式意义上的东亚共同体迟早会诞生,如果不是在数年内,也完全可能在未来十至二十年内。届时,东亚将以一个巨大的经济联盟(最初很可能显得较松散)的面貌出现在世界面前。尽管实现实质性的整合(譬如达到目前欧盟那样的一体化程度)还有十分漫长的路要走,但拟议中的东亚共同体决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有着地缘经济、地缘历史和地缘文化方面的广泛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形式意义上的东亚共同体的诞生,只不过从西元纪年前即已开始的漫长整合过程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一条新的起跑线。基于地缘连续性的内在整合动能一直存在于中日韩和东南亚所在的广袤地区。正是这种内在整合动能构成了东亚一体化的根本理由和动因。它意味着东亚一体化不仅是可行的,也是必然的。在这个意义上,东亚在其未来整合进程中,不会因出现了类似于欧盟的共同体委员会、共同体议会和共同体宪法之类的正式机构而告终结,而是将借助这些机构进一步深入下去。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势力的深深介入、十分复杂的历史纠葛,以及中国与某些东南亚国家的现时龃龉,更由于中日两国间极深的历史积怨,目前谈论东亚政治整合显然为时过早。但几乎可以肯定,在不远的将来,东亚国家在经济、金融整合(以及其他方面的跨国合作)将取得十分可观的进展,而从长远看,金融、经济和文化的整合势必为东亚的政治整合铺平道路。

当然,除了中日间存在龃龉之外,东亚共同体的进一步整合(尤其是政治整合)还将面临一些欧洲根本不存在的不利因素,甚至是难在逾越的障碍。欧盟享有一整块陆地(英国虽是岛国,但与大陆已有海底遂道相连),而东亚却有日本、印尼和菲律宾这样的群岛之国,就是说,经济和人口意义上的重要国家之间阻隔着涛涛大海;东亚的民族、宗教和文化构成也极为复杂,囊括所有世界性宗教或文化形态,如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基督教和儒家文化,且没有一种宗教或文化形态占主导地位,而基督教占主导地位欧洲在这方面却相对单一;目前,东亚各国和各地区之间在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方面还存在巨大的差距;中国尚有台湾问题没有解决,而问题的解决又将牵涉到中美日三方的长期博弈;日本对其战争罪行的认知和反省不如德国人来得深刻,从而影响了中日两个核心大国关系的正常发展;中国与日本以及一些东南亚国家之间存在领土争议,日本与韩国和朝鲜之间也存在着领土争端。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东亚的有利条件。目前东亚整合所面临的所有问题,两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欧洲已经以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程度经历过了;直到现在,欧洲不同地区之间在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方面仍存在不小的差距;欧盟意义上的欧洲整合虽然为法国和德国这样的核心国家所不断推动,但同样是大国的英国和意大利却显得不那么热心,而法德英意虽然均为大国,却没有一个占有绝对优势。相比之下,东亚拥有中国和日本这两个超强的核心大国,其巨大的人口数量和经济总量不仅在东亚,就是在全世界上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远远超过其他亚洲国家。从长远看,只要中日两国能够处理好彼此关系,它们对东亚(乃至周边地区)的巨大整合作用,将不是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对欧洲的整合作用所能比拟的。

东亚有两个核心大国这一格局至关重要。在一个地缘共同体中,如果各成员国实力不相上下,就容易出现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从而阻碍共同体的整合进程,甚至导致区域性的经济政治动荡。如果存在无可争议的核心大国,较小成员国接受被领导地位便相对容易,出现经济政治动荡的可能性也就相对较小。有核心大国在共同体中发挥组织、协调等领导作用,就更容易形成统一的共同体意志,其组织机构的决策和运行也会更有效率。目前非洲、南亚和拉丁美洲存在诸多区域组织,其中大多数无所作为,根本原因就在于缺乏核心大国。即便东盟这一很有影响的区域组织,也因缺乏核心大国而不能有效应对区内区外的种种挑战。

一个地缘共同体内如果同时存在两个核心大国,会出现什么情形?会不会导致一种二虎相争、两败俱伤的后果?这取决于这两个核心大国如何认知和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从前苏联主导的“经互会”和印度主导的“南亚地区合作联盟”的情况看,只有一个核心大国(分别为前苏联和印度)并不是好事。由于没有其他强国制衡这个核心大国,一家独霸的局面几乎是不可避免非曲直,区域组织的凝聚力也无从谈起,小国与唯一的大国之间以及小国与小国之间的矛盾就很难得到平衡,结果必然是整个区域组织无所作为----如在南亚;甚至分崩离析----如“经互会”情形所示。从欧盟的情况来看,法德两个大国曾是欧洲地缘政治中誓不两立的冤家。但此一时非彼一时也,二战结束后欧洲的整合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近年来法德两国已成为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密切合作者或双子引擎。可以推论,如果同时存在两个核心国家,就不大可能出现一强独大的格局,而更可能出现一种两强相互牵制、共同发展的局面;如果两强具有政治智慧和克制精神,能够妥善处理好历史遗留的和可能出现的矛盾,就可能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和互补关系,从而有效推动整个共同体的一体化进程。[51]

当然,即便有中日两个核心大国,未来东亚共同体的整合也不会一帆风顺。随着一体化程度越来越深,东亚共同体势必建立一种得到各成员国一致认可、充分反映各成员国意志并有效代表各成员国利益的中央管理机制。这种机制的建立和运作,又意味着各成员国必须交出越来越多的主权。这就牵涉到各国之间极为复杂的权力平衡和权责界定,决不可能一蹴而就。目前10+3机制是在中日两国相对被动的特殊背景下诞生的,具有非正式性质。在这种机制中,东盟与中日韩的关系带有浓厚的主客色彩。恰成对照的是,在未来更具实质性的中央管理机制中,中国和日本可能扮演法德两国目前在欧盟扮演的那种角色,而且很可能是一种更重要的角色。当得到各方认可的中央管理机制建立起来后,东盟作为牵头人的10+3机制是否就完成了历史使命?东亚的情况远比欧洲复杂。既然中日之间以及中日与东盟之间的历史恩怨和现时龃龉尚未解决或尚未完全解决,那么10+3机制就有必要长期存在。在中日两国不能充分合作,共同主导一体化进程的情况下,东盟唱主角的局面不仅无害,反而有益。更应当考虑到“东盟成员国面临中日两大巨人始终有一种天然的忧虑感……清楚地意识到,中日在未来的东亚共同体中发挥主导作用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在向实质性的中央管理机制过渡中,要充分考虑到历史沿革,努力打消东盟的顾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让东盟发挥牵头人的作用,甚至东亚共同体中央权力机构建立后,10+3机制也仍应“作为非正式首脑会议继续存在,实行具有东亚特色的‘双轨制’,以便保护小国利益”。唯如此,共同体里较小国家方能得到应有的尊严,它们的疑虑方能打消,它们方能全心全意地推动东亚一体化进程。[52]

八 东亚整合进程中的中日关系:让历史积怨让位于国家利益

中日两国是毗邻的。这种毗邻关系是一种先天性的空间安排。这种空间安排既然是先天性的,便是不可更改、不可复制、不可取消、不可逃避的。在这种空间格局中,中日之间自古以来便存在着一衣带水的文化-历史关系,近代以来更存在着日益密切的经济政治互动关系。也正是在这种空间格局中,中日之间不仅已然存在经济上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更存在着一种深厚、范围更大的合作势能。所以,无论历史上发生过什么事,从中日两国的未来着眼,理性的中国人和日本人所应做的事,只能是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先天毗邻关系和地缘一体性中所蕴含的积极因素,同时最大限度地克服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消极因素。唯如此,中日两国方能有美好的未来,东亚乃至整个亚洲方能有美好的未来。

不妨在此重复一下在《绪论》说过的话。当华夏世界的人类已然享有高度的文明时,日本列岛的人类却仍然处在蒙昧阶段。可是日本列岛恰恰毗邻中国。正因为如此,那里的原始部落能够便利地学习和吸纳先进的中国文明,“跨越式”地进入一个较高社会发展阶段。此后至19世纪末,日本一直藉着中日两国的地缘一体性方便地吸纳和利用中国先进的文明成果。另一方面,甲午战争结束时乃至1970年代末,当沉睡多时的中国开始“变法”或“改革开放”时,它发现邻居日本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当然不同时期有不同水平的现代化),拥有大量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理念,是中国学习和赶超的对象。由于中日两国属于同一个地缘经济区域,享有同一种或非常相近的文化,这时中国发现,它能借助这种地利,便捷地引进已经在日本被消化了一遍的现代观念,更能方便地引进日本的资金、技术和管理文化,以促进自己的现代化运动,或相对迅速地提高自己的工业化水平,相对迅速地增强自己的综合国力。相比之下,同一时期的印度便缺乏像日本(以及“四小龙”)那样的经济强国作为自己的邻居。这不能不说是印度现代化运动相对滞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难看出,东亚的进一步整合,东亚共同体能否诞生(当然不排除形成一个包括南亚诸国在内的超大的“亚洲联盟”或“大东亚”的可能性;目前,这样的组织已在酝酿之中,但要获得真正的实质性内涵,却仍只是一种遥远的愿景),若能诞生,在可见的将来能否向实质化甚至实体化方向推进(具体说来,共同体的中央管理机构能否建立;如果能够建立,应当采用什么样的运作机制才能获得实质性内容和高效率----若无实质性内容和高效率,整个机构便失去了意义),诸如此类问题,关键都在于中国和日本能否处理好彼此关系。

先看看不利因素。

日本侵华期间对中国人民犯下了非常严重的罪行,但由于日本文化中是非观的模糊不清,由于日本右派(极右派更其如此)以亚洲的解放者----即把亚洲从欧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统治的枷锁下解放出来----自居,也由于日本是世界唯一的一个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更由于美国战后占领日本期间为冷战目的牵制苏联,蓄意不深究日本的战争责任,二战结束之后,日本人对自己的战争罪行采取了一种十分暧昧的态度,一直未能进行像德国那样的深刻反省(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中,日本方面关于战争责任的表述相对说来是含糊的:“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1972年至2000年,日本首相换了近二十人,但只有三四位公开承认过“侵略”或“侵略行为”[53])。不仅如此,近十多年日本屡屡出现篡改历史教科书以掩饰日本侵略罪行的风波,右派当政时甚至屡屡发生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事件(近年来,小泉纯一朗首相的参拜据他个人的说法是出于个人信仰,实际上明显带有政治做秀之特征)。中日龃龉的另一个结构性原因是日美防卫条约。从最近美日两国将其准军事同盟关系的涵盖范围扩大到台海地区来看,中国收复台湾、完成国家统一大业的核心利益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此外,中日之间在钓鱼岛和东海油气田开发等问题上也存在着棘手的主权争议。

现在看看有利因素。

中国文明对日本的影响至为深远,这一点无需赘言。{链执2}由于日本与中国和(东南亚)同属于东亚这一天然的地缘连续体,两千年来日本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和文化整合一直无中断地进行着。16世纪后,经济文化整合的速度加快,20世纪最后三十年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加速度。中日关系上的一个不无可否认的事实是,没有历史上中国文化和经济对日本的长期启蒙和带动作用,日本决不可能在明治维新后以如此惊人的速度实现现代化。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没有20世纪在东亚率先现代化的日本在经济、技术、管理理念方面的带动作用,1980年代后实行改革开放的中国决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实现经济飞跃,如此迅速地提高综合国力。没有这种带头作用,中国“崛起”的道路将会更加漫长。在较小程度上,近明治维新以降的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也产生了类似经济、技术和管理方面的影响。

除了近代以前日本对中国也产生过技术和文化上的影响外,清末民初日本在中国的现代转型中也发挥了西方人决不可能发挥的独一无二的作用。这方面的情况学术界很清楚,但在中国媒体上和文艺作品中却一直是一个盲点,故有必要引起各方面的注意。首先,甲午战争以后,战败的清政府被迫放下“天朝”架子,开始全面实行“改革开放”,向外部世界学习成为当务之急,而大量向西方派遣留学生,所需费用太高,所花时间也太长,故而向“同文同种”、近在咫尺的日本派遣留学生,成为必然的选择。日本政府方面当时也采取了积极鼓励的政策。结果是,清末民初数以万计的中国学生赴日本留学。他们大部分人学有所成,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也成为中日两国联系的纽带;其中一些人更对现代中国革命进程和文化建设产生了极大影响,例如陈独秀、周恩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等。尽管日本军国主义分子1931年发动了九一八事变,1937更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但是,“不少日本人坚决反对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有的参加反战同盟,同中国人民一道进行反法西斯战争,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流血牺牲。更多人对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给予了深切同情和支持,与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孙中山与宫崎寅藏、李汉俊与河上肇、鲁迅与藤野,就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相处的典范”。[54]但中日两国著名政治家和文学家之间结下深厚友谊仅仅是源远流长、规模宏大的中日交流的一个方面。尽管中日正常交往在冷战期间一度中断,但自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两国间的人员互访从1970年代初每年9000人次猛增到2003年的350万人次。目前,“每天有近1万人往返于中日两国之间”。[55]

其次, 在欧盟经济一体化已经达到极高的程度,北美自由贸易区已经正式运作的情况下,日本成为发达国家中唯一的一个没有经济集团依托的国家,因而最近二三十年来,它一直在努力加强与中国和东亚国家的合作,以提高其经济竞争力。“80年代中期,东亚在日本进口中所占比重为20.8%,美国为16.5%,1993年同一指标为31.8%和22.9%,1996年则为37.4%和22.7。”同一时期,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对日本的出口迅猛增长,在日本市场上所占份额越来越大。“1988年,二者分别在日本进口中占有0.1%和8.6%,1996年则为11.6%14.1”。[56] 金融危机后,日本更为深切地意识到与东亚各国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特殊关系,于是与东亚国家发展了更为紧密的经济联系。因而可以说,日本与中国和东南亚经济目前已然融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实质意义上的“东亚经济共同体”已然存在,今后东亚各国所需要做的就是给它一个正式的名份。这种格局不仅是由地缘一体性决定的,也是由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的世界大趋势决定的。及至2003年,“日本连续11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中国则连续8年成为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57]1996年,日本对中国进出口总额仅次于美国居第二位,占日本进出口总额的8.2%。[58]2002年底,“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已达到363.4亿美元,占中国利用外资总额的8.11%,从而使日本成为中国最大的外来投资者”。同样在2002年,“中国产品首次成为日本进口产品中占比例最大的,占日本进口总额的18.3%,超过美国产品”。[59]至2004年底,日本与中国(包括香港地区)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2150亿美元,首次超过日本对美国的贸易总额(约为1988亿美元);日本从中国的进口总额也达到约990亿美元,“中国取代美国,首次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60]

再次,仅1979至2000年,作为一种有特殊历史和政治背景的合作性的资金安排,日本向中国提供了25849亿日元的低息长期贷款,日本输出入银行向中国提供了17000亿日元的能源开发贷款。事实上,1979年以来,日本一直是最大的对华政府开发援助提供国,1981年至1997年无偿援华金额约1010日元,在接受日本援助的国家中,中国始终居第一、二位;[61] “六•四”风波以后,在所有发达国家的领导人中,日本首相率先访华,帮助中国打破西方的封锁,推动解除西方对中国的制裁。在中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地位和后来加入世贸组织的问题上,日本政府也一贯立场鲜明地支持中国。[62]还应当看到,1998年江泽民访问日本时,在两国政府签订的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日本比先前更为明确地承认了战争责任:“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对中国人民带来重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对此表示深刻反省。”[63]尽管这并不表明日本已就其战争责任正式向中国人民道歉,但毕竟意味着日本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有了值得肯定的进步。

更重要的是,应清楚地看到,目前中国虽尚不是美国、日本那样的经济强国,但中国的经济规模也并非按美元汇率计算的那样,仅仅位列世界第六。据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中国学者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所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是指1美元对于国内的GNP或GDP具有与美国美元对美国的GNP或GDP相同的购买力”[64]),中国的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在2000年便已位居世界第二,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至2025年左右,便会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65]即使目前中国人均GDP仍然远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但是考虑到中国经济的良好人力资本和社会文化基础,考虑到中国经济的巨大潜力和强劲势头,只要不发生重大的意外,21世纪中期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应是顺理成章之事;而随着经济水平的急剧提升,中国社会、科学、技术、文化水平也将获得巨大的提升。这意味着,中国将对世界产生比先前深远得多的影响。作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一度衰落的中国正经历着一种重大的、历史性的角色转换。故而不难得出这一结论,在可见的将来,中国来将扮演一个新的角色,一个比过去一百多年中重要得多的区域乃至全球角色。这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西方国家强加在它头上的角色将有本质的区别。对此,中国人从现在起就得做好心理准备。

就东亚共同体里的中日关系而言,做好扮演新角色的心理准备意味着,在当前乃至未来较长一段时期,中国在国际关系和战略上应当积极调整心态,抛弃先前那种情绪化的受害者心理,在诸多经济、政治甚至历史问题采取一种更为理性的态度和更有远见的认知,不要让历史积怨损害国家的长远利益。这意味着,中国应当有足够的自信,应当使用一切手段,利用一切资源,抓住一切机会,主动创造机会,对日本展开新形势下的“统战”,以抵消美日同盟的负面效应,{链接3}以使自己在台海问题和其他重大国际问题上处于更主动的地位(如果连台湾这种纯属内政的问题也得不到圆满解决,还讲什么“崛起”,更为广阔的国际空间就更无从谈起了)。[66]有了这一目标,中国不仅应进一步积极推动中日经济合作,以便在东亚的进一步整合乃至一体化进程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而且从政府到媒体、从知识界到一般民众都应当大幅度地调整对日本和日本人的认知,以涵养一种更理性的态度,这样就能在未来的中日关系中表现得更加从容不迫,表现得更为有理、有利、有节。

中国应清楚地意识到,从长远看,日本相对于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对世界的影响力不是在上升,而是在下降,甚至在迅速下降(日本经济连续多年徘徊不前,日本人口也呈明显的下降趋势,而且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也很快);五十年后,不说日本将再次回到16世纪以前的相对位置,至少对中国将明显处于劣势。而一旦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大超过日本(按照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照购买力平价的统计,中国的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在2000年便已经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就能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从容,中日之间的历史恩怨和现实龃龉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淡化,甚至可能得到根本的解决。这就意味着,中国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对并非极右派的日本一般民众可以采取一种更为灵活的方针政策,可以用一种积极的态度“统战”他们,以平息他们当中诸如“日本要道歉至何时”[67]一类的抱怨。这也意味着,在特定情况下,“历史问题”没有必要过于频繁地上镜(“上镜率”过高,“容易引起一些负面效应”[68]{链接4},从根本上并非有利于中国),即便有必要重新提及,也应精心选择措辞,挑选时机,控制频度。事实上,尽管日本政府对历史问题的反省并未达到令遭受过侵略国家满意的程度,但它的确已多次表示过“深刻反省”。1995年8月15日,时任日本首相的村山富士在表达日本的“反省”时,甚至明确(尽管不是专门针对中国)使用过“道歉”一词:“我国因错误的国策,进行殖民地统治和侵略。特别是给亚洲国家的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对此表示深刻反省,由衷地表示道歉。”[69]{链接5}2005年4月22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朗再次对日本过去对亚洲国家进行的殖民侵略和统治表示“反省和道歉”[70]尽管这种表态有不得已而为之的意味(2005年,被右翼势力把持的日本一方面与印度、德国、巴西一道紧锣密鼓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另一方面又在东海油田、钓鱼岛和竹岛问题上对中韩进行一系列可谓非理性挑衅活动,引发了中韩大规模群众抗议示威活动;“谋常”中的日本的再次“道歉”,显然与中韩的压力有关)。

从以上讨论不难得出这一认知,即,中国人不应感情用事,中国媒体和文艺作品中存在的一味丑化日本和日本人的倾向应当加以纠正,这样,我们就能获得一种立体而非平面、客观而非简单化的日本和日本人形象。唯如此,才能做到像法国和德国那样,为了统一的欧洲这一个更大目标抛弃前嫌,彻底和好,{链接6}让历史积怨让位于国家的根本利益,从而推动未来东亚整合进程的进一步深入,使酝酿中的东亚共同体顺利诞生,富于成效地运转,逐渐走向成熟。唯如此,才能涵养成一种从更高的着眼点和更宽广的视野来认知和处理国际问题的习惯,才能在未来中日关系、中美关系乃至在所有重大问题上获得更大的国际空间,才能表现得雍容大度、游刃有余。反过来讲,如果中日两国继续深陷历史积怨的泥淖中难以自拔,这不啻是自己剥夺自己的国际空间,不仅是中日两国的大悲哀,更是东亚整合进程的大悲哀,也就是整个东亚的大悲哀。{链接7}(作为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否决权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政府2005年上半年对日本、印度、德国和巴西“四国集团”提出的安理会扩大方案提出反对意见,并暗示若四国强行推动联合国大会表决该提案,即使获得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中国也将不惜动用否决权否决提案;这是顺应民意、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举动,也应具有促使日本方面进一步深刻反省历史的长期效果;在短期内,这种举动可能使近年来已非常冷淡的中日关系进一步趋冷,但从长远看,应当是有利于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和东亚的进一步整合的,在美国和俄罗斯相继表达与中国类似的立场后,这一点就更清楚了)

九 东亚对蒙古、中亚三国、俄罗斯远东和澳大利亚的经济整合

东亚整合的范围并非局限在中日韩三国和十个东盟国家,而是更广。

以上讨论并未涉及蒙古。尽管东亚经济整合主要发生在中日韩和东南亚国家之间,但这并非意味着蒙古是一个隐士国家,特立独行,超然东亚之外。因了与中国的地缘一体性,蒙古自古至今一直处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范围之内(也许20世纪前90年除外)。事实上,历史上长城以外的蒙古族与长城以内的汉族之间一直有密切的互动。13 世纪,蒙古军队打到现匈牙利,建立了囊括大半个亚洲的蒙古帝国,忽必烈更是建立了中国元朝。在整个元代清代甚至民国,蒙古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冷战时期蒙古暂时依附苏联集团,但冷战一结束,又立即返回其固有经济和文化轨道。目前,蒙古人口约238万,其中44%从事畜牧业;农业很不发达;工业规模小,现代化程度不高。因此,蒙古对东北亚尤其是中国经济的依赖性极强,而且在可见的将来,也不太可能因外部势力(如美国)介入而摆脱这种依赖关系。

冷战时期,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这三个中亚国家属于苏联集团,甚至在冷战结束以后,按照一般的看法,它们依然处在俄罗斯影响范围之内。但不应忘记,早在公元纪年开始以前的汉武帝时代,中国与中亚便有了“丝绸之路”,双方的贸易和文化往来源远流长。今天,中亚三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和文化往来更上了一层楼,这是因为中亚三国毗邻中国新疆,与中国开展经贸活动有距离近、运费低等便利条件。此外,中亚三国与中国新疆和西北其他省份的少数民族在宗教信仰、语言文字和生活习俗方面相同或相近,彼此之间沟通容易,建立起相互理解和信任也相对容易。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中亚三国经济结构不尽合理,牧业和采矿业较为发达,包括食品工业在内的轻工业则较落后,而中国在这方面却有明显的优势,可以弥补其不足。[71]事实上,冷战结束以后,中亚三国与中国的经贸往来越来越密切,中国人去那里经商和投资者也越来越多,三国对中国经济已有相当程度的依赖性,区域性的经济整合格局正在形成。总之,中亚三国与中国之间存在着无庸置疑地缘连续性、经济互补性和文化亲和性。这正是它们正在越来越深地融入东亚的根本原因。

至少在经济上,俄罗斯远东地区也面临着融入东亚的格局。同全俄情况一样,该地区人口在冷战结束后开始出现负增长;1995年,负增长达到1.6%;1991年 – 1999年,人口减少了100多万。据估计,至2010年,俄罗斯远东的人口将只相当于1991年的83%,从1991年的800.65万人下降到664.46万人。东北亚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33.4人,而俄罗斯远东只有1.2人。1997年,俄罗斯远东人口为740万人,相比之下,中国仅东北三省的人口就有1.024亿(1993年数据)。[72]目前,俄罗斯远东人口和劳动力不足的状况已非常严重,以至于先前有关中国企图通过移民在俄远东进行“悄悄扩张”的论调正在遭到越来越多俄罗斯学者(及官方人士)的批评。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学者认为,从境外移民是解决人口和劳动力不足的根本办法;仅仅依靠俄罗斯自己的力量,“很难使西伯利亚和远东这一广袤空间的经济和文化达到现代化水平”。[73]与中亚三国的情况相似,俄罗斯远东地区有丰富的森林资源和矿藏,但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却不发达。从地理位置看,俄远东远离俄西部较发达地区,而近在咫尺的中国东北三省(也不应忘记韩国)却有较为发达的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可以源源不断地向俄罗斯远东提供优质廉价的产品。所以,可以说俄远东与中国东北之间存在很强的经济互补性,甚至可以说俄远东对中国经济的依赖性极强。对此,俄罗斯方面有清醒认识:“我们的人力和财力根本无法维持我们的滨海边疆地区;只有向亚洲开放,我们才能够生存下去;”“实际上是中国商品在养活被莫斯科遗忘的远东,保证它的吃穿”;“从经济层面上讲,我们早就不属于欧洲”。[74]{链接8}这其实是俄远东在经济上正融入东亚的根本原因所在。

从种族和文化上看,作为英国前殖民地的澳大利亚无疑属于西方,但它所面临的情况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十分相似。20世纪50至60年代以前,澳大利亚的外贸对象主要是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然而其所处位置离欧洲太远,海上航程相当于到东亚国家的二倍。1967年中东战争以后,苏伊士运河经常关闭,到欧洲的澳大利亚贸易船只不得不绕道好望角,运输成本大增,产品竞争力遭到削弱。澳大利亚不仅远离欧洲,也远离北美。其产品竞争力本来就不强,随着英国加入欧共体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澳大利亚农牧业和矿产品进入这两个地区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关税壁垒,再加欧洲经济本来就活力不足,澳大利亚人顿时感到其经济空间十分局促。相比之下,近在咫尺、人口众多的东亚的经济却欣欣向荣。东亚国家要么已实现了工业化,如日本和“四小龙”;要么正在大规模地实现着工业化,如中国和部分东南亚国家。很显然,亚洲意味着机遇。只有面向亚洲,积极参与亚洲的经济成长,才能开辟新的市场,获得新的经济空间。于是,“面向亚洲”、“融入亚洲”成为澳大利亚政府的政治方针和口号。[75]毫不奇怪,澳大利亚领导人会作如下宣示:“‘面向亚洲’……不是某种粗略的经济决定论的结果,不是简单地追随市场行情……我们选择亚洲不是突发奇想,不是追求时尚,也不是玩弄什么政治花招”,而是因为“澳大利亚的经济、战略和政治利益已和周边地区结合在一起了”,“如果我们不能在亚太地区取得成功,在其他地区我们也不能取得成功”。[76]毫不奇怪,199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对东亚出口已占出口总量的60%;其十二个最大市场的半数已在亚洲。[77]目前,澳大利亚对东亚出口更达出口总量的约75%,对东亚的经济依赖度已大大超过其对欧洲和北美的依赖度。澳大利亚已然成为东亚经济体的一个事实上的成员。

附录:酝酿中的“大东亚”

由于日本(再加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的坚持,原本将美国排除在外的东盟+中日韩三国的“东亚峰会”接纳了相对亲美的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个打破区域界限的超大合作机制呼之欲出。不妨将这种“泛东亚”的合作尝试戏称为“大东亚”。由于日本与美国有着特殊的同盟关系(至少从目前看如此,但国际关系中没有永远的朋友),它的这一举动除了有国内政治的考虑,也无疑有牵制中国的意图。事实上,美国近年来多次声称它是一个“太平洋国家”,对东亚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做出了极大贡献,任何将美国排除在外的东亚区域联盟都是不适当的(暂不论如果接受了这一逻辑,中日韩三国、东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是否有理由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乃至拟议中的美洲自由贸易区)。东亚峰会襄括了东亚和东南亚各国、南亚大国和大洋洲主要国家。它是一种跨区域的合作尝试,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全球化时代的大趋势,但眼下谈论一个共同体意义上的“大东亚”,显然为时过早。

目前,包括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的“大东亚”各国至多只处在相互试探或“对话”的阶段。尽管从长远看,区域联合甚至跨区域大联合之趋势不可阻挡,但一种过于庞杂的安排会有什么结局,应是不难预料的。多年来,亚太经合组织(APEC)在经济合作及其他方面之所以流于形式,乏善可陈,正是因为它过于庞杂,正是因为它囊括了所有环太平洋国家:东亚和东南亚各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智利以及其他中美和南美国家。将如此众多的经济体处纳入一个超大组织,又要它有实质性的经济合作,实在是勉为其难,甚至是一厢情愿。酝酿中的“大东亚”会不会重演这出徒有其名的旧戏?如果印度能加入“大东亚”,便没有理由拒绝其他南亚国家加入,当然也没有理由拒绝俄罗斯、中亚诸国、伊朗甚至其他中东国家的加入。如此这般,“大东亚”除了让各国领导人一年一度地聚在一起,热闹一番,除了变得与亚太经合组织没什么两样,还能有什么作为?{链接9}

好在局势并非这么悲观。召开东亚峰会的初衷是拟建东亚共同体,现在因东亚以外国家的进入,已名不符实;其开放性过强,显然有违初衷(这是中外媒体都注意到了的事实)。考虑到美国和俄罗斯的进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一点就更清楚了。可是,任何形式的区域合作都应既有排他的一面,也有开放的一面。域外国家的进入,正好体现了东亚合作的开放性。那么这种开放性是否会冲淡基于地缘一体性和深厚历史渊源的东亚本身的合作的?不会。东亚峰会刚刚起步,其目标和运行机制怎样,目前并不清楚。更何况东亚峰会“每三年才开一次,而‘10+3’框架内的会议一年有许多个,领导人会议下面有14个部长级机制,合作领域已经扩展到18个”。也就是说,是“10+3”而非东亚峰会才真正代表实质性的东亚合作。既然“10+3”已是“一套完善的机制”,“不可能被东亚峰会代替”,那么完全可以把东亚峰会视为一个类似于APEC、有利于东亚自由贸易区建立的“新平台”,或者说,没有必要把它视为“‘10+3’的升级”。[78]目前看来,东亚合作和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应“以10+3为依托和主渠道”,[79]其近期目标是2010年建成在10+3框架下酝酿已久的东亚自由贸易区。

----2005年12月16日补记

注释:

[1] 参见马振铎等,《儒家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 - 5页。有关自然环境对黄河中下游中国文明的先民们构成的严峻挑战,也参见邱国珍著,《三千年天灾》,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版,全书。

[2] 王渊明著,《中西封建社会的人口发展》,收于马克尧(主编),《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北京: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494页。

[3] 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页。

[4] 见叶自成(主编),《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254页;关于世界范围内游牧民族或“野蛮人”对“文明中心”的侵袭,也参见安德烈•贡德•弗兰克、巴里•K•吉尔斯著,《积累之积累》,收于安德烈•贡德•弗兰克、巴里•K•吉尔斯(主编),《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英文版初版于1993年,郝名玮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 – 106页。

[5] John King Fairbank, China: a New Histo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USA),1994,p. 126、p. 153;也参见Arno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12 volum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K),1931 – 1964, Vol. II,pp. 124 – 125;Vol. III,p. 144、p. 423。

[6] 翟向东,《江孜抗英一百年祭》,《读书》2005年第3期,第101页。

[7] 关于宗藩朝贡体系,还可以参见John Fairbank, China: a New History ,pp. 112 - 3、p. 139、p. 149、p. 199、p. 201、p. 205页;叶自成(主编),《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第250、254 – 256页;安德烈•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 – 169页;朱宁等,《变乱中的文明:霸权终结与秩序重建(公元1000年 - 2000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9 – 211页。

[8] 埃德温•奥•赖肖尔,《当代日本人》(陈文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0 – 15页。

[9] 关于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以及日本技术对中国的反馈,参见刘宏煊(主编),《中国睦邻史: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6 0 – 63页;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12 volumes),Vol. VII, p. 393;Vol. IX, pp. 153 – 4、p. 163;赖肖尔,《当代日本人》,第33、42页;也见叶渭渠(主编),《日本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0 – 110页。

[10] 参见约翰•惠特尼•霍尔,《日本----从史前到现代》(邓懿、周一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52 – 3页、第158页。

[11] 见弗兰克,《白银资本》,第156、157页;赖肖尔,《当代日本人》,第22页;也见霍尔,《日本----从史前到现代》,第153页。

[12] 参见加文•麦考马克,《虚幻的乐园:战后日本综合研究》(郭南燕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页;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蒋葆英等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570页。

[13] 参见赖肖尔,《当代日本人》,第5 – 21页。

[14] 见刘宏煊(主编),《中国睦邻史》,第62页。

[15] 刘宏煊(主编),《中国睦邻史》,第61页。关于日本在传统东亚政治秩序中所处的“外围”地位,可以参见萨米尔•阿明,《古代世界诸体系与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收于弗兰克、吉尔斯主编,《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第315、322页。

[16] 见弗兰克,《白银资本》,第153 – 154页;霍尔,《日本----从史前到现代》,第96页;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与菲利普•李•拉尔夫著,《世界文明史:第二卷》(四卷本,罗经国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03页。

[17] 叶自成(主编),《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第275页;刘宏煊(主编),《中国睦邻史》,第62页;朱宁等,《变乱中的文明》,第215页;也见弗兰克,《白银资本》,第158页。

[18] 见朱宁等,《变乱中的文明》,第215页。

[19] 刘宏煊(主编),《中国睦邻史》,第62页。

[20] 刘晓峰,《琉球,一八七五》,《读书》,2005年第3期,第3 – 10页;也见叶自成(主编),《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第277页。

[21] 叶自成(主编),《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第278页。

[22] 见刘宏煊(主编),《中国睦邻史》,第65 – 66页;叶自成(主编),《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第278 – 279页;朱宁等,《变乱中的文明》,第218 – 220页。

[23] 见崔元植,《韩国“发”或东亚细亚“发”的对案研究》(鲁贞银译),载《东方文化》(广州)2000年第5期。关于丰臣秀吉的侵朝战争,也参见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 12 volumes), Vol. V, p. 44、p. 45。

[24] 关于“世界体系论”,参见本书第一章“绪论”和第六章“地缘互动中的现代性”的有关讨论。

[25] 见叶自成(主编),《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第192 – 195页;刘宏煊(主编),《中国睦邻史》,第372 - 373页。

[26] 刘宏煊(主编),《中国睦邻史》,第356 – 361页。

[27] 参见刘宏煊(主编),《中国睦邻史》,第399 - 401页。

[28] 叶自成(主编),《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第242 – 243页;刘宏煊(主编),《中国睦邻史》,第426 – 427页。

[29] 叶自成(主编),《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第242 – 243页;也见刘宏煊(主编),《中国睦邻史》,第415 – 417页。

[30] 参见刘宏煊(主编),《中国睦邻史》,第436 – 438页。

[31] 叶自成(主编),《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第375 – 376页;也见韩方明,《华人与马来西亚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57页、第222页。

[32] 刘宏煊(主编),《中国睦邻史》,第416页。

[33] 参见叶自成(主编),《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第375 - 377页;也见刘宏煊(主编),《中国睦邻史》,第441 – 445页。

[34] 参见张小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分析》,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版,第114页;也见刘宏煊(主编),《中国睦邻史》,第434页。

[35] 参见刘宏,《中国-东南亚学:理论建构•互动模式•个案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36] 王赓武,《王赓武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91 – 192页。

[37] 郑必坚,《中国和平崛起与亚洲的新角色》,《参考消息》2005年5月19日第15版。

[38] 韩方明,《华人与马来西亚现代化进程》,第222页、第157页。

[39] 参见刘宏煊(主编),《中国睦邻史》,第62页。

[40] 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卷本,顾良译、施康强校),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二卷(“形形色色的交换”),第647页;弗兰克,《白银资本》,第154 – 156页。

[41] Takeshi Hamashita(滨下武志),“The Tribute Trade System and Modern Asia”,Toyo Bunko,no. 46,转引自弗兰克,《白银资本》,第168页。

[42] 参见弗兰克,《白银资本》,第148页。

[43]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第647– 648页;也见弗兰克,《白银资本》,第138 – 153页。

[44] 参见马婴(有女字旁),《区域主义与发展中国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9 – 90页;张锡镇,《谁来主导东亚地区一体化?》,《南方周末》2003年10月30日A12版;朱炎,《中国的FTA战略及其影响》,收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编),《中国与日本的他者认识----中日学者的共同探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41 – 245页;也参见中央社台北2005年5月1日电,“东盟跃升为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参考消息》2005年5月2日第8版。

[45] 参见唐希中等著,《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1949 – 2002》,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0页。

[46] 唐希中等著,《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第247 – 251、307、311、321页;也见马婴(该字有女字旁),《区域主义与发展中国家》,第80页。

[47] 本段讨论参照了张锋,《东亚合作,文化是基础》,《环球时报》2004年12月6日第三者8版。本段引文出自该文。

[48] 张锋,《东亚合作,文化是基础》,《环球时报》2004年12月6日第三者8版。

[49] 本段讨论参照了张锋,《东亚合作,文化是基础》,引文均出自该文,见《环球时报》2004年12月6日第三者8版。

[50] 唐希中等著,《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第310 – 320页;也见马婴(有女字旁),《区域主义与发展中国家》,第64 – 101页。

[51] 本段讨论参考了张锡镇,《谁来主导东亚地区一体化?》。

[52] 本段讨论参照了张锡镇,《谁来主导东亚地区一体化?》,引文均出自该文。

[53] 杨绍先,《中日韩关系与“东北亚经济合作体”》,见宋成友、汤重南(主编),《东亚区域意识与和平发展》,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24页。

[54] 刘宏煊(主编),《中国睦邻史》,第29 – 70页。

[55] 郭定平,《中日:强强竞合的选择》,《环球时报》2005年3月16日,第16版。

[56] 梁云祥、应霄燕,《后冷战时代的日本政治、经济与外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6页。

[57] 郭定平,《中日:强强竞合的选择》。

[58] 参见唐师白,《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53页。

[59] 马萨比•凯利赫,《经济考虑优于反日情绪》,香港《亚洲时报在线》2004年2月13日文章,载于《参考消息》2004年2月26日第16版。

[60] 见日本《富士产经商报》2005年1月30日报道,题为“美中贸易磨擦对日本造成负面影响”,载于《参考消息》2005年2月1日第4版。

[61] 杨绍先,《中日韩关系与“东北亚经济合作体”》,见宋成友、汤重南(主编),《东亚区域意识与和平发展》,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25 - 426页;徐静波、胡令远(编),《战后日本的主要社会思潮与中日关系》,第99 – 100页;也见石华,《日本援华的来龙去脉》,《环球时报》2004年12月22日第14版。

[62] 黄大慧,《中国的崛起与中日关系》,见宋成友、汤重南(主编),《东亚区域意识与和平发展》第366页。

[63] 杨绍先,《中日韩关系与“东北亚经济合作体”》,宋成友、汤重南(主编),《东亚区域意识与和平发展》第425页。

[64] 胡鞍钢、门洪华,《中美日俄印综合国力的国际比较》, 见胡鞍钢(主编),《中国大战略》,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4页。

[65] 见胡鞍钢,《构建中国大战略:“富民强国”的宏大目标》,胡鞍钢(主编),《中国大战略》第41 - 79页;胡鞍钢、门洪华,《中美日俄印综合国力的国际比较》,胡鞍钢(主编),《中国大战略》第3 - 40页;也见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中文版前言及第208页。

[66] 《历史积怨应让位于国家利益》,http://news.tom.com 2004年01月13日,来源:《中国青年报》。

[67] 徐静波、胡令远(编),《战后日本的主要社会思潮与中日关系》(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第十二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7页。

[68] 任晓、胡泳浩,《中美日三边关系》,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4页。

[69] 转引自《朝日新闻》2005年4月20日社论,《日中要着眼更大利益》,见《参考消息》2005年4月22日第八版。

[70] 时事社雅加达2005年4月22日电,题:首相发表讲话说,要“谦虚地对待历史”。《参考消息》2005年4月23日第一版。

[71] 叶自成(主编),《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第371页。

[72] 见唐君度、陆南泉(主编),《俄罗斯西伯利亚与远东: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237页。

[73] 参见唐君度、陆南泉(主编),《俄罗斯西伯利亚与远东》,第238 – 239页;也见叶夫根尼•奥布霍娃,《中国人拯救俄罗斯》,俄罗斯《独立报》2003年10月10日文章,载于《参考消息》2003年10月12日第8版。

[74] 约翰内斯•福斯温克尔,《俄罗斯远东将发展目光转向中国》,德国《时代周刊》2004年6月17日文章,见《参考消息》2004年6月27日第8版。

[75] 本段讨论参照了张秋生,《澳大利亚与亚洲关系史:1940 – 1995》,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6 - 198页。

[76] 此处引文出自澳大利亚总理保罗•基廷1995年10月12日在新南威尔士悉尼澳中论坛十周年招待会上的演讲词,转引自张秋生,《澳大利亚与亚洲关系史》,第201页。

[77] 见张秋生,《澳大利亚与亚洲关系史》,第207页。

[78] 此处引文出自陆建人在“清华-环球论坛”(2005年12月7日举行)的发言。见《东亚峰会,不应有冷战思维》,《环球时报》2002年12月12日第11版。陆建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经合组织与东亚合作研究中心副主任,亚太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79] 陆建人,《东亚峰会,中国地位难撼动》,《参考消息》2005年12月15日第14版。认为10+3是东亚合作主渠道的,不止是中国。马来西亚总理巴达维也认为东亚峰会和10+3是相互补充、互不重叠的进程;东亚峰会不会取代东盟10+3进程。参见吴绮敏等,《东亚峰会,日美想法最多》,《环球时报》2005年12月16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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