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印度:吹牛地崛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84 次 更新时间:2010-11-15 10:3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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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舟  

  

  地缘战略家布热津斯基一年前曾说,当下新兴大国有三个崛起:和平地崛起(中国)、好斗地崛起(俄罗斯)、以及吹牛地崛起——这指的是印度。印度政治人物确实向来喜欢惊人之语,北京奥运会前夕就有人说过奖牌数要超过中国,虽然这并未实现,但并不妨碍他们许下另一个宏愿——把2010年英联邦运动会办得比北京奥运会更好。不幸,现实又一次无情地戳穿了这一泡沫,紧随其后的广州亚运会又使印度相形之下更显不堪。与之前相反,现在印度最怕的大概就是世人将它与中国作对比了。

  2003年获得英联邦运动会举办权时,印度举国欢呼,将之视为展现印度“政治制度的进步和经济的腾飞”、并正式向世界宣示自己崛起的最佳契机。为了展现一个“新德里的荣耀时刻”(Delhi's moment of glory),这些年印度政府确实推出了雄心勃勃的改造计划,甚至下令驱逐35万有碍观瞻的街头摊贩,然而随着赛会日期临近,几近瘫痪的组织工作却已成为一次“巨大的公关灾难”(a huge public relations disaster)。印度等来的不是西方媒体的赞誉,而是近年来罕见的如潮恶评。

  确实,该出问题的地方都出问题了:预算从最初的4.05亿美元飙升至23.5亿,如果包括基础设施、安保等费用,总开支预计达150亿美元;大幅超支也罢了,工期也一再延误,当人们极度担心赛会能否按时开始时,印度政治家却说“这只能祈祷了”。在开幕前的一个月里,又发生了一连串坏消息:主体育场部分屋顶坍塌、修建中的过街天桥倒塌、游客遭到恐怖袭击、登革热等热带疾病的威胁、贪污腐化的丑闻、运动员村建筑现场到处是瓦砾和人类排泄物,甚至当初主办权也被曝是付出700万美元贿赂后得到的。许多参赛国出于对安全和健康的担忧都推迟运动员抵达时间,许多优秀运动员干脆宣布退赛。组委会发言人辩解说:新德里运动员村“也许是史上最佳的”,至于卫生状况,“每个人的标准及定义不尽相同,西方人的标准和我们的标准有所不同。”而印度城市发展部长则轻描淡写地说:“不应夸大这些小意外。”英联邦运动会组委会主席苏雷什•卡尔马迪甚至干脆说:这次危机是国际上“反印度阴谋”的一部分。

  这些发言招致了更多批评,而抱怨最多的是英联邦中最富裕的那些成员: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苏格兰、英格兰。澳大利亚人公开呼吁抵制(原因之一是“不想看到另一个慕尼黑”,为此澳大利亚不得不宣布增派安全官员),甚至抱怨一开始就不应该让印度承办。英国《金融时报》也罕见地批评“印度准备得一塌糊涂”,说“考验印度按时顺利完成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是项冒险的举动”,因为麦肯锡和世界银行调查显示,“印度绝大多数大型项目均超时超支”,而领导不力又使各类问题井喷。

  事件逐渐演变成一个国际笑话。有人说,干脆把英联邦运动会办成远程的算了,大家打call center汇报成绩;甚至印度农业部长也讥讽说:传闻组委会主席不堪批评,决定上吊自杀,但可笑的是屋顶也塌了下来,还是没死成。许多印度人尖锐批评这是“国耻”(national shame),《印度时报》采访了新德里民众,97%的受访者认为,英联邦运动会组织者损害了印度的国家形象。

  不巧的是,新德里英联邦运动会又与广州亚运会只间隔一个月,世人很难不去比较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尤其印度此前还一直喜欢把这届赛事与北京奥运会相提并论。印度历史学家博里亚•马宗达直率地批评:中印在举办世界盛事方面的差距远比GDP差距更显著,在他看来,新德里的英联邦运动会连北京奥运会的2%都赶不上——不清楚他这个比例是如何得出的,但他所想表达的意思是再清楚不过了。即使广州亚运会只有北京奥运会一半精彩,那也比新德里的英联邦运动会好上24倍了。

  格林斯潘曾评论中印“两者的区别并不在于中国有何作为(中国做得出色是有目共睹的),而是在于印度的无作为”,按英国《金融时报》的批评,这次赛事组织“暴露了印度与中国的巨大差距”。这种差距,无疑地主要体现在行政效率和组织能力方面。赛前的一个小插曲再好不过地诠释了这一点:由于运动员村迟迟未能清理干净,新西兰队不得不自行雇人清理自己的片区,其高效工作甚至让印度组委会考虑请他们帮助清理其他住宿楼。

  作为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印经常被相提并论,虽然两者除了人口规模之外几乎没有什么相似之处(20年内印度最有可能追赶上中国的领域也是人口规模)。在观察中印发展时,世人常常下意识地将这场“龟兔赛跑”看成是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竞争,但这很可能却是最具有误导性的。民主政治与社会经济发展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而且这种观点也忽视了塞缪尔•亨廷顿的告诫:“国家之间政治上最重要的区别,不在于政府的形式,而在于政府的水平。有些国家政治上体现了一致性、共同性、合法性、组织、效率和稳定,而有些国家却缺乏这些特性。”

  理解中印之间的差异,最好采用另外一个视角:即中国具有悠久的“强国家”传统,而印度则历来是一个“弱国家”。所谓“强国家”,是指国家有能力贯彻其意志而不遭到社会反抗。可以说,两国政治中的许多优缺点都产生于此:强国家使中国能迅速高效、有组织地推进变革,但也因此出现了野蛮拆迁等现象;而印度的弱国家使得国家作为一个行为主体缺乏干预能力,常常表现得低效率、无组织、甚至无政府,然而这也使得社会力量能有足够的、不受压制的生长空间,甚至发展出与国家相抗衡的能力。

  “强国家”与“弱国家”各有利弊,没有必然的好坏之分。美国也是典型的“弱国家”,但它有一个高效、有组织且活跃的社会力量,因此尤伯罗斯这样的民间人士也能不靠政府力量,成功办好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这是印度不具备的条件。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实际上普遍在加强国家的管理职能,美国也不例外。德国和俄罗斯是由强国家走向民主的样板,相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在于:弱国家、弱社会、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同时存在——最典型就是拉美、非洲和菲律宾等国。

  印度人并非不了解自身存在的问题。在独立之初,英国的贝文勋爵给圣雄甘地的信中就说道:像印度这样一个有18种语言,500种方言,30种宗教,100万男神和女神,3亿人口(现在已飙升到10亿多)的国家,是不能够治理的。印度政府的效能下降,在政治理论上是一种治理危机,所谓民主的“多元停滞”(pluralistic stagnation),它因此成为一个“上行下不效的国家”(a flailing state)——虽然并非完全失败,但上层的领导却无法贯彻其意志,推动变革。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2006年在独立日全国讲话中委婉地承认了失败:“看看日本的今昔,看看中国的今昔。当打量它们的时候,我在怀疑我们是否发挥了自己的所有潜力。”

  实际上,中国和印度都应当反思自己的问题,相互学习:在享有高效、有组织的治理时,中国人也希望避免野蛮拆迁等问题,促进多元文化,鼓励社会自发的生长;而印度则更需要切实加强治理效能。印度学者莫汉•古鲁斯瓦米曾恰当地概括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要求中国从管理走向民主,而印度经济发展要求印度从民主走向管理。”这一建议或许将改变地球上40%人口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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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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