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平生风义兼师友——怀念张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55 次 更新时间:2013-06-14 20:4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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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舟  

  

  (2013年)3月15日清早07:49,张晖夫人张霖从北京打来电话。寒暄几句后,她再难克制,哽咽着告诉我:张晖快不行了。她说,你也不用来了,北京这里好多朋友帮忙,Suda怀胎六月,一个人带小毛,你还是照顾好他们吧,我就是告诉你一声,你也别和她说,免动胎气。

  

  挂上电话我仍然脑中一片空白。我甚至连“节哀”都忘了说。到后阳台定了定神后,我和家里简短交代了下,往包里塞了两件衬衣先出门,在路上收到Suda发来的短信:能最快到北京的只有11:30的飞机。我从来没有感到高空航行如此煎熬,因为我害怕他就在自己没有信号的那两个半小时里,无声无息地走了。

  

  在一万米的高空,我遮住脸,任眼泪簌簌落下来。

  

  我认识张晖已有二十一年。两人同岁、1992年夏考入同一所高中、同班、同样住读、且是前后桌(虽然是隔壁宿舍)。我们都是农村孩子,在十五岁进高中之前,我从未去过岛的东部,他也从没到过县城以西的上沙;并不奇怪,我们之间最初的话题是崇明岛各地的印象、口音差异以及各自的少年经历。

  

  他自幼早慧,按年岁他原应低我一届(11月生日),但那时羡慕大孩子能背书包上学,哭闹着也要去;因为姑夫是小学校长,才容他提前入学。小时他喜欢听广播里的评话、小说,也喜欢文史,但十一二岁时大病一场,抢救过来后人似乎也迟钝了点,加上初中环境不同,对文史的兴趣慢慢就淡了,高一和我聊起时还常感慨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的初中班主任俞成对他一直青眼有加,俞老师很有才情,不幸当年填错志愿,抱恨不已;语文老师金长庚擅长隶书,但他对书法也并无兴趣。进初中后他长期只是班上的十几名,到初三才挤进前三,最后一次终于考了全班第一,随后在全县尖子生选拔赛上,成为他们全班惟一直升崇明中学的学生。

  

  他对初中母校感情不深,原因是觉得自己受了不少冤屈——这一点和他爷爷、父亲相似,他们也性格刚直(日记1993.9.2,下引日记均为我本人日记)。他曾无故被从一等奖学金拉到二等。学校管理又极严,他有次参加直升生会议,仅迟到了一小会儿,便被校长骂得狗血淋头。入团也很迟,他们学校入团还要考试,他考得很好,却还是入不了,似乎是有人为了挫他的“傲气”,最后是在俞老师的极力争取下才取得的。

  

  如果有人在那时预言他将成为古典文学方面的优秀学者,可能连他本人都不大会相信。事实上,在整个高中时期,他成绩最突出的倒是数学——高一第一学期期末考试的成绩,他以94分的成绩在数学这一科上列全班第一,高考时他数学127分,也高出另三科一截;张晖起初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冷峻、逻辑思考清晰的理科生,除了历史科优异外其它各科发展较均衡;不像我是个偏科的文科生。但入学半年后,在高一的寒假,他身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寒假来后,我感觉他已变了——他变得无限热衷于文学。……他一天到晚地捧文学书、语文书,他总是询问关于古典诗词的东西。他和我变得沉默了,他把时间全用上去了。”(日记1993.5.6)

  

  他最初的兴趣点是古典诗词。那时我把自己密密麻麻手抄的约三千首唐宋诗词的本子借给他,他过了两三个月后才还给我。这一兴趣经久不衰,之所以是诗词,乃因它极凝练,每个字都可以反复读,而那时要得到一本书并不易,虽然那时也勉力找到了《词学》、《唐宋词十七讲》、《灵溪词说》、《淮海居士长短句》等来看,但仍有盲人摸象之感。当时我觉得,想理解诗词难易,最好自己也写写试试。然而我们这两个乡下少年既无人指点,又找不到相关书籍,于是以最原始的方法实行:两人开始一字字复原平仄,试图照猫画虎,但多数情况下只是把字数填够而已;因而他最初总是偷偷写,不给任何人看。直到高三我才偶尔弄到一本很旧的龙榆生著《唐宋词格律》,两人如获至宝,翻来覆去地看,事实上,即便在高考前夕最紧张的关头,我们都没有停止填词——我在高考前最后一次填词是7月1日,六天后就开始高考。在这个过程中,对如何组织字词逐渐有了感受,慢慢写得像样了一点(因而更加“悔其少作”),这也是后来他对龙榆生兴趣的最初起源。

  

  与此同时,从高一下半学期开始,他沉迷于《红楼梦》,为此极力搜罗红学著作;对钱钟书《谈艺录》和《管锥编》的研读大略也始于此时。要得到这些书不容易,因而两人经常去学校图书馆,不方便借的时候就抄书;同时从杂志上了解动态及应该阅读什么书目(主要是《文学遗产》和《古典文学知识》)。想看又看不到的书,就照着书后版权页上的出版社地址写信过去,询问有无相应书籍——通常得到答复后即便没有库存,也会随寄一份邮购书目过来。这种办法最初可能源自我们的另一个共同兴趣:集火花,因为那时乡下尚未普及液化灶,还都使用火柴。我们都曾给大理、长沙的火柴厂写信,有时十块钱就能买到好几百张火花。到高二高三时,三不五时就会有他的邮包到(因为寄到乡下家里太不便,有时会在村里耽搁很久)。有一次他买了一本北京三联出的线装本《槐聚诗存》,薄薄一百来页定价32元,那时一本三百页的书通常也不超过10块钱,看到他咬牙买这样“骇人”高价的书,令全班都印象深刻;那时我就觉得他如果不为经济问题困扰,“日后当有所成”(日记1994.11.4)。

  

  因为得来不易,他非常爱书,起初把每本书都包上书皮——直至他的书多到再也包不过来为止。高二有次我去他家时借了本《沧桑艳》(丁传靖 注,陈生玺 笺释),那时我们对明清之际的乱世都很感兴趣,而此书中相关资料极多,我来不及抄,就用铅笔划在要点下,待回家后抄写。结果还书时他发现后一声不吭地拿橡皮使劲擦,某些地方我擅自更正书中印刷的错别字,他也埋怨我不该自以为是。到高三时,随着校图书室开架及周末去县图书馆越来越多,我们又陆续发现了许多南明史的书,从司徒琳、顾诚各自撰述的《南明史》、柳亚子编次的《南明史纲》,到《永历实录》、《先王实录校注》。其中最打动我们的是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

  

  那段时间我们都贪婪地大量阅读课外书籍,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我的兴趣更为分散,尤其高二时看了一些现当代文学(特别是张承志和顾城)和外国文学;他则对此毫无兴趣,除填诗作词外,对文学创作也无兴致(高中时他并不以作文好著称,他并非文人才子形象,而一直是精确、思辨的学者气质),甚至对宋代以前的古代史和古典文学的兴趣也不高,刚进大二时他来函说自己一直在考虑将来专业方向“现已决定学习唐以下文学:宋-->近代”,其根由在高中即已埋下。那时我们的语文老师曾对我说,她觉得张晖“有点奇怪”,他语文成绩平平,但和别人不同,他交上来的周记有时像是学术札记,而不是类似“记一件有意义的事”。事实上,班上不少同学或许也是这么看他的,到高二下半学期,全班尽人皆知张晖迷恋红学、钱学与古典诗词。前两者后来在他治学中隐而不显,但他从中却学到了很多方法论。

  

  到高二,我们俩的成绩都出现了一定波动,但并未就此“收心”。虽然都清楚这些对考试几乎毫无助益,但这种兴趣如此强烈,以至于难以压抑,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成了一个减压阀——在应对考试之外阅读这些课外书,并不是“增加”的负担,倒更像是换脑休息。从高二起,我们在假期里开始以文言文通信——他先起头,但最初也不无游戏意味。我们那时的语文老师水平不高(有次她说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写的是金兵南下遇到史可法),这也使得我们只能依赖自学;由于完全没有参照,我们都以为这就是自然的状态,似乎本该如此,而内心深处又无法确定自己究竟处于什么水平。这使他高考前填报南京大学中文系时一直惴惴不安,他说自己如果侥幸入选后,大概属于中等偏下。

  

  尽管对自我评价严苛,但他评价他人倒是常常冷峻、公正而坦率。高二时一次辩论,我方输了,他则认为对方四辩“气质、风度、口才之类”都比我好(1993.11.23日记);另一次一个同学问他,我是否可能成为“大文豪”,他断然回答:“不大可能!”(1994.7.5日记)。在我沉迷于现代诗的时候,他告诫我“作文水平在上升,语文能力在下降”。我语文成绩虽不弱,但至迟到高三头上,他已取代我成为全班公认的古典文学方面最权威、准确的解释者。不必讳言,在那激烈的竞争环境中,我们之间既有相互督促、也有相互竞争,不过二十多年来,我们从未因学术之外的问题争吵过。

  

  因为平常沉默寡言,他常予人冷峻木讷的印象。但熟知他的人都清楚,他其实极易相处,而内心极为丰富,是所谓“热水瓶性格”。有次他穿了件灰色的风衣,同学看上去像“大灰狼”,他也哈哈笑,从此这(以及衍生而来的“老灰”)就变成了他的外号;另一次同学看香港电影时发现某个角色像他,回来戏称他“大圈仔”,他也笑纳——多年后在香港,电话里他还笑着说:“如今真成了大圈仔。”他喜欢真诚朴实的人,待人也如是。不时还有些冷幽默。高二时第一次去他家,从镇上下车后往东走了好一程还没到,我有点沉不住气,问:“你家房子什么样子的?”他不动声色地指着右前方不远处一栋说:“就跟这栋差不多。”——事后很快发现那就是他家(1993.11.13日记)。又一次夜自修时,他问:“溜到外面去,老师要是查起来,有什么说法应付?”我随口说了几个,他笑说:“那好,我们出去吧。”两人便在小花园里土山的竹亭里聊到深夜(1993.9.2日记)。虽然身材高大,但其实常有孩子气的举动,坐在我后面时,课上还会用笔戳我后背或踢踢我椅子。又喜欢吃零食,生病了托我们带饭,单子上写的却常是杏仁、话梅、可乐之类。上大学后,他也常笑着说起南大的老师“可爱”、“不失赤子之心”,他之所以格外看重这些,大概由于他本人也正如此。

  

  和有些学校不同,崇明中学我们那届直到高三毕业都未分班,直到高考前四个月半才正式要求每个人确定选加科目(3+1),但即便确定之后,三门主课仍按原班级上课,只有加的这一门才另外上课。因而虽然平时竞争极其激烈,学业重负,但至少一些同学之间的感情一直很好。在那个黄梅雨季,高考的压力、前途未卜的迷茫、青春谢幕的感伤……这一切同时达到高潮,久久不散。

  

  那时我和他都是全年段九个班级400多人中选加历史的仅有四人之一。因此最后半年上历史课时,老师第一堂课先问:“我倒是要问问你们,为什么要选历史?为了你们四人,害得我还要备课。”其中一个女生说,因为她觉得历史可能容易考一点,她另外三门更差——这可能也是实话,不过好像让张晖听了似乎有点生气,摇了摇头。

  

  和所有人一样,他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那时他的理想是去出版社(尤其他心目中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做编辑,班主任觉得他考复旦历史系分到出版社应该没问题,但告诫他出版业不景气;他父母虽然向来开明,得知他想继续深造文史,其父也说了一句:“你要是考中文系、历史系,那我们栽培你多年的钱也都扔进冷水缸里了。”不过父亲考虑了一两天后仍尊重了他的愿望,认为“在冷门上做出成就,比在热门上庸碌无为要好”。家里的谅解让他歉疚,他是独子,清楚家境一般,自己这般“任性”的后果如何。辗转反侧之下,一度他竟曾想放弃去考政法科,不过他又说到南京后“不买书叫我怎么活”;甚至说如果有了后人,也一定还是让他学文史(1995.3.8日记)。不过奇怪的是,他从未动摇去南京的念头,即便他那时认为自己将在异乡相当独孤——结果,这个预言最终没落在他身上,倒是落在我头上。

  

  最终,他还是选定了南京大学中文系。我则选了复旦中文系,原因之一是那一年南大中文系在上海只招两人,我们都觉得恐怕不会这么巧刚好选中我俩。想好之后,他不再犹豫,他对父母心怀歉疚,但几乎把这看作了自己人生的宿命。2003年底,我到香港,他那时正在香港科大读博士,两人没有时间会面,就在电话里聊了三个小时。他说,到香港后令他感动的一点是:正因为香港是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所以很多来读文史类博士的人,都是绝了别的念头才来读的。他在说这些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在说自己。

  

  高考的结果,他如愿以偿;我则一败涂地,被调去厦门大学读广告——当时第四志愿填厦大,原因之一也在于他的劝说:“去那也不错,郑朝宗先生在那!”他那时钻研钱钟书著作,对率先提出“钱学”的郑朝宗也“爱屋及乌”。直到如今,我内心深处实际上一直隐隐将他视为走上了另一条人生道路的自己。那原本是我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在最后那个夏天的狂欢之后,剩下的是无尽荒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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