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别人的制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58 次 更新时间:2011-08-14 16:00

维舟  

2011年真是乱象环生。朋友在美国,说起近日德州州长率三万人集体祈祷“上帝保佑美国”,颇有末世的绝望气息。隔洋相望的这一边,虽然关心的重点不同,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那一套渐渐维持不下去了。其它如欧洲(尤其近日英国)、日本,似乎也没好到哪里去。说到这些不免和他感慨:似乎大危机之下,人所设计出来的制度都出现了问题,真不知道还有哪个能运转自如。他笑说:“当然还有。那就是——别人的制度。”

说的也是。通常自己遇到麻烦的时候,总不免觉得别人有可取之处。就像近年来Thomas Friedman总是喜欢拿中国为例来批评美国没有做对事(看似古怪的是,他还认为,美国正变得失去早先的美国精神,而这种精神现在却正被中国所继承),而反过来,喜欢以美国为例批评国内事务的中国人自然也比比皆是。这几乎已经可算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批评传统了,启蒙时代的人物为了摆脱当时的封建和教会体制,也对中国颇有一番向往。正如许倬云所言,那不过是“盼望借他山之石,作为改革的依据”,由此建构了一个理想化的东方,而“这一番努力毋宁是为了发抒自己理想的郢书燕说,难免有失真之处”。

这个理想化的他者和“别人的制度”,未必一定是地理空间上遥远,也可以是时间上久远——所以复古诉求也可以是批判力量。这种手法至迟在古希腊就已十分常见,无论是重建过去时代的荣光,还是假托野蛮人,都是暴露当前现实并进行社会批评的流行手法。陈丹青说的“民国范儿”不过是最新的一个例子——真正民国时代的人,恐怕并不这么觉得,像吴芳吉干脆认为“从未有聚古今中外人类所有之病而溃烂于吾侪今日之甚者”。人和其他动物的区别之一就是他经常会感到不满,因而有时不免觉得其他地方、其他时代都可能比现在好——英国人在查理一世时代恨不得即刻推翻这个暴君,但真的把他砍了头之后,那个逝去的年代反倒又处处显示出其值得怀念的一面来。

之所以总是要到过往或遥远的异域去寻找他山之石,原因之一当然是批评总是需要某种落差,而且这种落差越是巨大,就越是具有颠覆现实的力量。因此人们常常无师自通地建构起一种黑白分明的对立,有时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他者vs一个一无是处的现实。就像《想象中国》中说到的闵明我,在他眼里,“中国在所有的方面都是优秀的,欧洲到处都是问题。就连便溺,也有优劣,中国人的小便可以滋润庄稼,欧洲人的小便毒性太大,浇到那里就会烧毁那里的植物”,“这些知识分子因为激进对自己的国家批判过厉,又因为无知对那些国家赞美太多。”

无知固然是一面,像伏尔泰对儒教了解得很不透彻,对理学几乎一无所知,但他却是儒家体制优越性的主要鼓吹者之一。但即便是对现实很了解的人,也知道构造一个可行的“别人的制度”的重要性。按夫马进的研究,朝鲜使者赵宪在万历初年访华归国后上奏,但其中提到的中国“与他实际见到的中国完全不同,是一个乌托邦式的世界”,为此他在报告中删去了实际见闻中的所有负面部分,他“完全是为用来批判朝鲜的现状。也就是说,只要将上述的中国的实际情况翻转过来,实际上就是当时朝鲜的现实”。这和帕慕克说的土耳其知识分子是一样的:“西化知识分子依赖的是一个关于西方的理想,而不是西方本身。”

这一些,当事人自己也很清楚。正如伏尔泰并不是爱中国,他只是恨教会。他自己在《风俗论》中说到塔西陀和贺拉斯称赞蛮族风俗时也说得明白:“两人都不了解他们所称颂的对象,他们只是要讽刺罗马而已。”表扬他者,不过是为了批评眼下;那种激烈的声音,只是表露了言说者的危机感和焦虑感,以及某种程度上的自我厌倦。中国、埃及、休伦人等等,都曾充当过反欧洲的乌托邦,用以讽刺和批评欧洲。当然也不仅是国家之间如此,正如布迪厄所言,城乡之间也时常如此:“可以肯定,人们几乎从来不以农民身份和为了农民而考虑农民,歌颂农民的美德或赞美农村的言语只不过是谈论工人的恶习或城市的罪恶的一种委婉的或转弯抹角的方式。”

有时人们忘了对别人的赞扬只是手段,久而久之竟然当真起来,手段变成了目的。所谓“生活在别处”,本来人们也容易从别处获得那种远离现实的满足感,因此“别处”变成了一种令人迷恋的、自我证实的乌托邦。但显而易见的事实又是:即便有乌托邦,也并不存在于这个世界,因此难免又激起别人的嘲讽。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不少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将之视为一个新的寄托,Simon Leys忍不住在《中国阴影》中尖刻地嘲讽道:“他们急不可耐地庆祝PRC的诞生,那儿没有污染,没有犯罪,交通畅行。这样做还不如称颂一位截肢者,说他的脚永远不脏。”

但戳破那个乌托邦,指出它并非事实,对某些人来说也并非重点。麻烦就在这里:当你反对这种建构时,批评者并不觉得你是在纠正一个事实,而会觉得你是在为一个不得人心的现有秩序辩解,而且不愿作出改变。对他们来说,本来的用意就是借助某个超越现实的秩序,再用以反思和批判现实。也就是说,虽然那个“别人的制度”被宣称是真实存在的,但它本质上永远都是一个“理想世界(proposed world)”。反对和批评这个理想世界,就是反对由此产生的构建力。

说到这又想起件往事。前些年表妹和我说,她从小一直不幸生活在我的阴影里,因为她妈一直拿我作为榜样来批评她,连看电视都是“你表哥读书那么自觉,从来都不会这样”。二三十年来我第一次知道这样一个故事,深感惊讶之余告诉她:姑妈一直说的那个人不是我,她把我说得太好、太不食人间烟火了。表妹嘻嘻笑了下说:“其实我长大后渐渐猜想到了,不过不能对我妈说,那样她会说我找借口不求上进。”嗯,不过谁不是呢?在这世上,每个个体都多多少少生活在榜样的阴影里,尤其如果他们不够成功或遇到麻烦的话。

201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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