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昊:大学特色与学者见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21 次 更新时间:2010-09-14 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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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昊  

  

衡量大学的优劣程度,大致不能脱离办学特色、教学成绩、学术水平、科研转化程度等几项指标。现在的中国大学,表面上看似生龙活虎,实则步履沉重,虽然“建设世界一流”、“创建国际知名”之类的口号喊得震天动地,但每个学校似乎始终显现不出独有的特色。无论是重点大学,还是地方院校,尽管学校类型、学科侧重有所不同,但在学术风格和学校面貌上却比较“神似”。中国大学的办学风格过于“整齐划一”,致使中国大学的整体形象掩盖了个体特色。人们有时喜用比较的眼光看待现在的大学和过去的大学,每每追慕大学往日的“辉煌”。确实,民国时代的大学,数量虽然不多,但在办学上却各有千秋。既有各具风格的清华、北大、北洋、中央、中山、浙大等国立院校,更有燕京、齐鲁、金陵、厦门、南开等教会或私立大学竞显风流。不过,这种比较应有一定的前提,至少在上世纪20年代之前,中国还没出现几所有特色的大学。从清末到北洋时代,中国大学的发展模式,时而摹仿日本,时而摹仿欧美,基本上是照搬西方模式,哪有什么特色可言。直到20年代前后,随着一些富于远见、勇于任事的学人相继出长、加盟各个大学,才使中国大学出现了生机和活力。

19世纪末,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开始出现,晚清和民国时代,中国社会动荡不断,武人干政、强寇入侵,文化教育多受影响。从消极方面讲,教育不得法、办学不得人、制度有缺陷、经费常短缺等等,造成旧中国大学的先天不足。“先天不足”固然制约着大学的发展,但却调动起当时不少学人对大学和大学教育的兴趣,而且正因为如此,总会有一些人痴迷于对大学的改进,不断探索发展中国大学的新路。说民国时代的大学有特色,主要是以教育成绩、学术水平和学科侧重为衡量标准,那如何选择适合学校发展的进路,便成为一个大学立足社会的关键,一个大学能否采取扬长避短的办学策略和找到适当的研究进路是其成功的不二法门。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对大学好一顿“恶补”,好一番调整,教育文化一如政治经济一样,全面学习苏联。学苏联大学的办学模式和教育方式,其中有照搬,也有创新。若以“特色”论,专业院校、综合大学的类型之分,本身就勾画出了高等学校的“特色”。

现在的大学没有特色,并不完全归因于教育体制、学术机制等方面的缺漏。国家教育体制和学术制度的不健全,并不能完全影响一个学校的教育和学术的完善。如果小环境建设得好,也能产生积极的效果,早年特色大学的出现,很大程度上缘于大学自身教育与学术环境良好循环的结果,而这种良好的循环,必然有人的因素在起作用。这其中不仅包括办学者本人,更主要的是要有一批学有专攻、有相近教育和学术理念,具有高远学术见识、功力扎实的学者。民国时代的私立南开大学,在学科构建和学术取向上曾经历一番艰苦的抉择,但此一过程却具有典型意义。

1926年夏,当何廉放弃暨南大学每月300现洋的高薪,转而接受每月只有180现洋的南开大学聘书时,也许颇让一些人感觉难以理解。至今仍有不少人还不时对何廉此举做出些评论,乃至发些感慨。而人们每每论及此事,大都援引何廉后来的回忆,“在某种意义上,南开的聘约似更为可取。京津地区系中国文化中心,教育水准较全国其他地方均胜一筹。权衡之下还是忍痛放弃暨南丰厚的薪水,决定去南开”。弃暨南而选南开,此虽是何廉的个人选择,这倒也为以后在中国经济学史中书写“南开学派”预设了伏笔。作为南开人,虽然可以找出种种理由来为何廉的这一选择叫好,但回到历史场景谈论此事,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倒是当时已经而立之年的何博士面对利益的诱惑而表现出清醒的自审态度,以及那种不流于浮躁的学术心态。这种“清醒的自审”是一个学人基于对外部环境和自身学术水平而做出的充分认知和理性判断。

清末民初“中西学的并立、文史哲的分家,已经让世纪初的中国人眼花缭乱;这还不算刚刚输入但前途无量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新学科’。”历史已经证明,这些“前途无量”的新学科确实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息息相关,在中国近现代知识和制度体系的转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前途无量”并不表明新学科在中国的发展会一帆风顺。单就中国经济学而言,其研究状况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之前并不十分理想,但前景却很光明。当时,京津地区的学术环境和教育水准无疑是吸引何廉的重要因素,但根本上讲,京津优越的地理位置、繁荣的商业活动、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和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经济资源,更是为这位经济学研究者所最为注重。北京——数百年的政治、文化中心,天津——九国租界所在、北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与金融中心,其经济的脉动牵动着中国社会每一根敏感的神经。这一点,是时的工商界人士最有体会,上海金融业巨贾陈光甫曾讲,“天津西控三晋,北扼冀幽,东系辽东,南引鲁济,棉花羊毛,皆集此而出口,为北方巨埠”,政治、经济地位极为重要。人们若能依托京津社会,从事广泛深入的经济研究,从而解读当时的诸种经济现象,无疑会对中国经济学研究有所贡献。何廉选择南开大学作为学术“根据地”,实则反映出他较长远的学术眼光。

何廉回国初期的二三年间,对于当时的经济学研究并不十分满意,而南开学术环境也并非如其后来回忆中所讲的那样“完美”。尽管,后来他称“到1926年,南开大学已经成为中国公认得高等学府之一了。它包括四个科——文、理、商业、矿业,学生总数超过了500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南开在现代学术研究领域可以与当时实力较为雄厚的国立和教会大学相匹敌。其实,直到大学成立11年后,南开教授黄钰生在《大学教育与南大的意义》一文中依然承认“南大为经济所限,不敢侈谈研究,她只是一个老老实实的教学机关(a teaching institution),间或有点研究。然而这点研究为的是教者教得好,学者学得高兴”。可见,斯时南开的学术研究是服务于教学的。而何廉在南开的最初几年中,也颇感教学繁重,而研究较少,故曾两度抉择于对南开和“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社会研究部,以及对中央研究院社会学所的选取之上。对于前者,何廉还较为不以为然,其自认为“根本兴趣在于使大学中的教学与研究相辅相成,对于一个独立的研究机构的高级职务本身并不感兴趣。我坚信研究会使教学生动活泼,教学有益于研究工作的丰富多彩和不断深入;而中国由于缺乏足够的训练有素的人材,当务之急还是在大学中教学与研究并举,使年轻人在学业和工作能力上都得到最好的训练”。之于后者,“对于陶(孟和)教授的邀请很难一口回绝,部分原因是那里的高薪(比我在南开的薪水的两倍还多),部分原因是工作和职责都更自由自在”,基于这种认识,何廉与张伯苓曾有过一次深谈,最后张伯苓表示,以后会“从大学预算中拨一部分款项供我下一学年研究之用”,还允诺将减少何廉的授课时间,并答应了其关于改革教研的建议。张校长的一番肺腑之言终使何氏深受感动,决定留在南开,全力建构南开的现代学术。

不料,南开刚刚在学术研究方面有些起色,学校又生枝节。1929年,蒋廷黻、萧公权、李继侗、萧遽等骨干教师纷纷离校他就,给南开造成很大的震动。从表面上看,此一事件由部分教师不满意学校所给予的待遇而引起,但实乃是学校与学人在学术理念上存在的差异而造成的。南开成立以来,在学术研究方面似毫无建树可言,重教学而轻研究,不能不说是迫使一批学人离校的动因。政治学教授萧公权在南开两年半的时间里虽然每周授课时间只有9个小时,但是“所用于准备教材的时间大约五倍于此”。而蒋廷黻在南开的数年间,尽管在学术上有所积累,但响当当的研究成果却寥寥无几,据其自称只有一篇。而当时改大不久的清华,其物质条件的优厚和学术环境的优势已经显露,对于学人确实有着强大的吸引力。若将南开、清华两相比较,不难发现清华在学术环境和研究条件方面之长。

此外,自1926年前后,南开便开始探索新的研究进路,那就是将学校的教学及研究与社会调查联系起来,广泛开展社会视察活动。南开开展社会视察活动的目标,在于培养学生实际观察力;谋学校生活与社会生活之联络;注重客观的事实作为学术研究之根据;作将来课程改造之科学的基础;引起学生兴趣作将来择业之准备;将研究视察结果,报告社会,供将来解决问题时之参考。由此不难发现,开展社会调查的主要目的在培养学生认识社会和将来服务社会的能力,而这也需要教师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指导学生。虽然这种基于实际调查的研究活动极大地丰富了南开学术研究的领域,锻炼了学生的能力,但亦势必影响了部分学人的“学院式”研究。这是1929年南开学者群分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否认同南开的这种“民间学术”理念,最终决定了一部分学人脱离南开,而另一个具有较为相同学术志趣且相对稳定的学人群体由此形成。

师资流失事件发生后,何廉与张伯苓又进行了一次深谈,二人都认识到,与实力雄厚的大学争胜,对于南开毫无益处,而重要的是“私立南开如何在为国服务中发挥最大的作用”。“南开座落于商业都市天津,天津还有个成为华北大工业中心的前景,南开应当把重点放在培养企业人才和工程技术人才上,而当时的国立清华和国立北大尚未包括这两个领域。在我们讨论中产生的这个想法,促使张伯苓校长千方百计地加强商学院,并且一旦有可能就建立一所工学院。”可见,认识到大学的发展要遵循内在的发展逻辑,也要适应外部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这是私立南开确定学术研究进路的关键。从1930年起,何廉在张伯苓支持下改革南开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体制,将“商学院、文学院的经济系和大学的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合并,采用南开经济学院这个新名称,承担起教育与研究双重任务”;“根据每门课程教学的需要,按照清减课程、突出重点的要求,重新改编大学的经济学与商业方面的教材”;“为经济学院组织一个独立的董事会负责政治指导与寻求新的支持赞助”,也许这种改革并不符合当时的制度安排和学术习惯,甚至与西方的学术分科制度也大相径庭,毕竟经济学和商学(管理学)属于两种学科门类,但是“大学的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通过与商学院和经济系合并,从研究机构变成了兼做研究工作与培养大学生工作的机构。为了突出重点与合理化的要求,重新制定了课程安排”,满足了社会和学校双方面的要求。后来尽管因经济学院体制与国民政府教育部要求不符而撤销,但南开随即成立经济研究所,继续经济学院旧轨,研究工作照常,并招收研究生。重要的是,这种学术定位和研究体制为南开此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开创了新的局面,继之而起的应用化学研究及华北农村社会调查研究均有南开的独道之处。

后来的南开学人群体基本上被划分为两类:一类在基础研究类;一类归属调查研究类。前者多集中于理科,诸如姜立夫、邱宗岳、杨石先等人;后者多在商科、工科,诸如何廉、方显廷、陈序经、张克忠、张洪沅等人,但是他们保持了较为相近的学术理念,即学术注重应用,注重研究成果向社会转化。由此就可以使人理解,在抗战爆发前一段时期内,南开学术群体为何没再出现较大的分化,而特色南开的基本学术形态也开始形成。其实,这一事件也是民国时期大学教师“自由流动”的表现。据谢泳先生的研究,“旧大学里的教授是自由流动的,所谓自由流动,是指大学校长有聘任教授的自主性,而教授也有自己选择大学的自由,自由流动其实就是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的具体化,由于过去的教授社会地位较高,经济上相对也有保障,这使自由流动成为教授生活的一种常态,就是说,过去的教授一般不会在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大学里长期供职,因为有自由流动的机制,也就给教授提供了较为宽阔的生存空间,过去的教授很少终身在一所大学里工作的,特别是年轻教授,他们的流动性是很大的,流动本身是一种双向选择的机制,教授在选大学,大学也在选教授,教授最终固定下来的大学,通常就是他们比较满意的大学,这种自由流动的机制,对于展示一个人的才华是有促进作用的,也能保持教授学术上的活力”。

如今,从学术环境和条件而言,人们大都会发出今胜昔的感慨,但在感慨之余,不免对学术界层出不穷的学术腐败、学术泡沫等现象感到痛心和忧虑。学术的“繁荣”,似乎只是表现为量的多寡而已,学术的奖励机制也似乎只是注重在“金钱”、“官位”方面。金钱、权力成为一些学人追逐的目标,学术研究有时竟然沦为应景或是媚上的一种活动。金钱、权力、社会地位无疑是导致学人心态浮躁的诱因,更重要的是学术竞争机制和管理方式漏洞百出,学人置身于指标量化和表格泛滥下产生的不和谐的学术氛围中,必然深受其害,而此种学术环境亦极大地损害着学术的正常发展。1929年,蒋廷黻从南开移砚清华,当时清华大学的待遇标准是按照当时教育部所规定的,与同类大学相比并无诱人之处,但清华评议会规定教师“有休假,并可供给休假旅费;上课钟点少,较其他大学进修的时间多;图书馆、化验室的经费也比其他学校充足。如果一个人为了拿薪水,就不必到清华。但是如果为了研究、写作、进修,他就会到清华来。此外根据清华评议会所拟的规定,清华可以资助学者进修深造。以上规定,使清华建立一种看不见,但却极有效力的延揽人才的制度。在那段时日中,我们能够从其它大学中挖来著名学者,他们来清华不是因为待遇优厚,而是为了做学问”。不同的学人对“学术”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有人可能将其作为一个赚钱的工具;有人可能将其视为一种谋生的工作;有人可能将其作为一种终生奋斗的志业。一定意义上讲,大学应当是那些“终生以学术为志业”的人的大学,这些人才是大学的真正标志。一个独具特色的大学,必然拥有一个较为相对稳固且坚守着基本的学术操守的学者群体。尽管这些知识人的学术、学科背景不尽相同,但因较长期地服务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学校,自然而然地融为一个“意气相近、脾性相投”的群体,从而逐渐形成了较为相近的精神底色,一个学校的多姿风貌正是依凭着这些学人而真实和鲜活的体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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