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登苗:打破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院系调整

——以中国现代科学家于院系调整前后在高校的分布为解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79 次 更新时间:2019-09-22 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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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登苗  


[摘  要] “院系调整”时,在高校的中国现代科学家有四分之三被调离本校,名牌大学无一不伤筋动骨。此举是为了打破民国遗留下来的高等教育体系,为新政权确立在高校的实际权威扫清道路。院系调整造成了长期形成的大学传统的断裂,影响了大师的造就。


[关键词]  院系调整;现代科学家;1952年。


近期,笔者在研读《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科学出版社,1991-1994年版,以下该书简称《传记》)时偶然发现,上世纪50年代初的“院系调整”时,在高校的中国现代科学家,即大都时为著名的理、工科教授有四分之三被调离本校,品牌的综合性大学无一不伤筋动骨。学术的嗅觉促使我尽快把散见于《传记》的零星记载,整理成可供分析的史料,并寻求研究视野、方法与观念的突破。


一、中国现代科学家于院系调整前后在高校的分布


《传记》是由中国科学院主持下纂成的,她比较全面、可靠地反映了中国现代科学家的生平与事迹。同时,经历院系调整的现代科学家,也基本上能代表当时中国高校的水准。因而,撷取这一群体相对于时在高校的科学家来讲是比较完整与权威的;而对于解析院系调整来说又是核心与典型的。


《传记》收录中国现代科学家679人。至1952年,已逝世的24人,侨居海外的56人,属大陆(含1952年及此后留学归国的)的599人。从中析出时在高校以外系统工作的183人,在校学生和1952年的大学毕业生及初次分配的研究生34人,1952年及后从海外归国的学者51人,由外系统调入高校的17人,退休的1人,则本文讨论的涉及院系调整工作的研究对象为314人(含1950年由大陆转香港去美国的李景均,下同),占当时中国大陆现代科学家总数514人的61%。


为便于分析,我们把中国现代科学家于院系调整前后在高校分布的概况制成表1与表2。


由表1、2可知,院系调整对在高校的现代科学家的调动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表1院系调整前后中国现代科学家在高校(以原著名大学为中心)的分布

资料来源:《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科学出版社,1991-1994年版,全6集


表2院系调整后中国现代科学家在高校的分布

资料来源:同表1。


(一) 调整幅度大


院系调整后原在高校的314名科学家,留本校任教的仅82人,只占总数的26%;调离原校的有232人,占总数的74%。即在高校的科学家有近四分之三被调离本校。如此的调动幅度恐怕在世界科学史、教育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其中,在调动的科学家中又有74人,即近三分之一被调离高校,去中国科学院等单位工作。而同一时期由外系统调入高校的不足调出的四分之一。


(二) 名牌大学无一不伤筋动骨


无论是综合类的大学还是单科性的学院,主要由民国时期形成的品牌高校都出现著名教授被调出、总数减少的现象。其中,除了两个单科性的医学院,被保留的那13个重要的大学的理工类骨干教师被调出的比例竟达60%-100%!可见,当时办得较好的综合性大学院系调整后无一不大伤元气。


(三) 化整为零


院系调整前,314个科学家分别分布在以公立学校为主体的49所高校,这些高校平均拥有6.4个科学家。其中,前13所大学拥有科学家251人,即占6%左右的名校占据了总数80%的科学家。


改革后,著名大学的著名教授不仅大多被调出,而且基本上是单向分流。如17所名牌大学被调出的著名教授或学术新秀有200人,可调进的仅36人,出入比不足5:1。除了特别栽培的北京大学与先期合并的天津大学,其他被保留的13所大学被调入的平均不到1人。


从高校科学家分布的化整为零和基本上是单向分流的结果而言,与其说“调整”,倒不如说“拆”与“分”更接近事实。


二、打破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院系调整


院系调整是新时期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1]。尽管争鸣还在继续,但对其的若干反思已基本形成共识:忽视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理工分家与专业设置狭窄;历史悠久的名牌大学拆散,综合性大学严重削弱;私立大学的取消,既中断了民间办学的传统,又增加了国家的负担。


笔者同意以上观点。也倾向于朱九思的国立大学“是可以不调整的”[2]、任一明的“这次调整是不必要的”[3]、陈平原的院系调整“弊大于利”[4]等见解。


然而,所有这些观点与思考大都是从今人的眼光去审视的。随着时间的延伸,觉察到院系调整的决策有问题,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做出的决策本身是否失误,不是同一回事。为了避免一时解决不了的争论,本文的思路是以操作的结果来考察调整中,有否背离教育的普世理念和人事调动的基本原则?


(一) 综合性大学取舍不当


根据专门学院的任务是“培养各种专门的高级技术人才。综合性大学的任务,主要是培养科学研究人才和中等学校、高等学校的师资”的分工[5],可知院系调整后的综合性大学仍是最重要与最高层次的大学。既然如此,把当时最好的大学确定为综合性大学是最正当不过的事了。可遗憾的是,当局把一流的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交通大学等都排斥了,同时,把不这么样的复旦大学设为综合性大学,这些是没有道理的。


1.最牛的清华


院系调整前,清华大学的现代科学家首屈一指,且其人文学科的力量也不弱,理当是国内最牛且应被最看好的大学。可清华还是被排斥了,且清华的综合性大学的取消,也为北大的脱胎换骨创造了人事条件。


2.巅峰的浙大


开国初年,浙大集合了苏步青、陈建功、王淦昌等著名教授,师资队伍整齐又强大,尤以理学院论,“是全国第一流的” [6]。由表3可见,1949-1952年由国内大学培养的大学生后来成为现代科学家的全国才23名,由浙大走出去的就有5名,全国第一。怪不得,当时浙大的学生转入复旦后,才有底气甩出“浙大理学院哪个系也是全国第一” 的恨话[7]。然这样处于巅峰状态的浙大,不但没有她应有的位置,而且不久被肢解了。


3.“空白”的复旦


复旦大学在民国高校中算不上一流。1952年院系调整时,原复旦大学在自然科学方面,既没有一个重要的学科,也没有一个有能耐的教授。但在理工科独步天下的1950年代的院系调整中,复旦被定为综合性大学,许多强校的优势学科、著名学者都要弄往复旦,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不过,此一貌似“外行”的举措实则是精心设计的,堪称院系调整中的一个经典。因为,作为华东高校的新科状元,上海、浙江区域唯一的综合性大学,复旦可名正言顺地把沪、浙两地的高校名流尽收;同时又阻止了浙大、交大、同济等名校的名师在其中的任一本部的“会师”,大大方便了今后的治理。


这几个重要的综合性大学的取舍,是院系调整中最厉害的招数之一,其合理、合情与否?也将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改革的得与失。


(二) 不仅仅是理工分家或“专业”调整的问题


在涉及院系调整的相关论著中往往有如下的叙述:把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的工学院并入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理学院并入北京大学……。屈指算来,院系调整后的北大、清华仅仅是专业分工的不同,两校的师资力量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增加了。因为也是著名学府的燕京大学融入其中了。可问题并没有如“2+1>2”那样的简单。


如果说,综合性大学与专门学院性质的确定是各校理工分家的前提,那么,接下来便是从中抽分骨干科系与教师;前者是策略,后者是实质。教师的抽调方法,一种是在学校之间进行;另一种是由学校调往外系统。虽然,一部分调整是“专业”的需要,但相当部分是为了调动而调动。往往是甲大学A专业的教授调入乙大学,乙大学A专业的教授调入丙大学或外系统。现以北大为例说明之。


新中国成立后,北大一直得到政府的依重。但在院系调整时北大也无例外地进行了“大换血”。当清华大学的186位教师喧宾夺主,进入燕园时[8],北大的八成科学家却告别了“红楼”。即使那按调整方针可以留校的27位理学专业的科学家,也有19位被调离,北大自己仅留了8位。那么,我们是否有理由问:


第一,既然调整后的北大,清华藉的科学家在数量上取代了原北大的(18:11),这似乎说明清华的科学家更适合在综合性大学任教,那么,为何不保留清华的综合性大学的资格呢?


第二,既然北大定为综合性大学,并成为新中国高校的龙头,她的本该留下的主力——理学类科学家为何要绝大部分调走呢?


第三,固然其他学校或外系统需要理学教师的支持,那么,把调往北大的清华理学院的老师,直接调往这些学校而留住北大的教师不就得了?


北大不仅进行了“大换血”,而且调整后其拥有的科学家也仅仅达到调整前的六成。1952年后几乎一枝独秀的北大的损失尚如此惨重,更不要说那些科学家被抽光或少得可怜的其他综合性大学了。那么,调整的基本方针之一——“加强综合性大学”至少在理学层面该从何谈起呢?


(三) 对若干大学及地方做得太绝了


1.几“剃光头”的清华


清华大学科学家调出与调进的比例是52∶1!这也叫调整?这个曾经是科学家最密集、专业较全的大学,调整后除了电机系还有7个科学家,找不到第二个拥有2个及以上科学家的专业。即使唯一保留下来的实力强大的电机系,还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在苏联顾问提出的方案中,清华电机系只保留电力组,是孟昭英、常迥俩教授的据理力争,才得以保留电信组。否则,清华大学电机系有可能至少还要出让孟昭英、常迥和吴佑寿这三位科学家。也就是说,根据原调整方案,清华大学的优势学科几乎要“剃光头”了。


2.肢解的浙大及受损的浙江


院系调整前的浙江大学,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综合性大学。院系调整时,浙江大学的主力分别调往复旦大学等18个学校,本校仅存原工学院的4个系和理学院的“挑剩”部分。相对于院系,浙大调出的骨干教师更多。


如果说,“山西省高等教育的院系调整,实际上主要是山西大学的院系调整”,是山西大学的取消与拆分[9],那么,浙江的院系调整,实际上主要就是浙江大学的院系调整,是浙江大学的肢解。所不同的是,山西大学主要是就地拆散,又就地组建,拆散后的主体还在山西。可浙大却是就地拆散,异地支援,精华部分尽遣省外。


如果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改组后调出的科学家的主要去向,是坐落在首都的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北京板块高级人才的整体实力并没有削弱,那么,浙江大学拆散后,其调出的24位科学家有22位,即九成以上去了省外。而同一时期,由他省调入浙江的科学家仅1个,出入比是22:1。至此,浙江省的科学家由调整前的26个,急剧减少到仅存5个,降幅全国第一。如同调整后的浙大由全国一流沦落为不入流一样,南宋以降一直是全国人才大户的浙江瞬间跌入了历史的深谷,拖了浙江经济、文化前进的后腿。


(四) 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


较早评估调整使高校的区域分布趋于合理的是:《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关于一九五三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的总结报告》。此后,不仅主流话语一直认为院系调整后高校区域布局得到了改善,就是对院系调整颇有微词的学者,也以为“1952年院系调整后,高校的地区布局有了一些好的变化”[10]。国外也有学者认为“通过院系调整,高校分布不合理的状况也得到很大的改善”[11]。可事实并非如此。


与人们的想象相反,也与把原综合性大学化整为零有别,调整中涉及到跨越较大行政区的科系,一般是内地调往沿海;中小城市、边缘城市调往大城市。如果说调整前我国高校主要分布在沿海或接近沿海的大中城市,那么,调整后重要的院校、科系由沿海或接近沿海的“一线”,集中到沿海或接近沿海的上海、北京等几个“点”。如高校重镇之一的上海,“经过1952年的调整……从数字上满足了减少上海高校数量的要求”。可“在现存高校中,调入的外地系科远比调往处地的系科多”[12]。即整合后,上海地区的办学实力“明降暗升”。又据本人观察,北京“吸纳”的科系也比“吐出”的多。


如果说调整前内地和边远地区高校很少,那么,调整后把那本来就不多的学校及其重要的科系,由内地和边远的诸多城市迁往武汉、重庆等几个位于中西部的核心城市。如“整个中南地区里最好的工程技术系都并入了华中理工大学(当时名华中工学院,在武汉——引者注)”[13] ,使内地和边远地区的高校更少。


再据笔者对涉及院系调整的331位(含外系统调入)科学家,调整后的所在地区的追踪,除了有特殊政治、军事、经济背景的东北地区科学家有较多增加外,全国分布总的趋势也呈“马太效应”。如本来已是科学家麋集的京、沪两地,调整后反而净增了近二成。


此番调整不仅没有改变高校的布局,反而加剧了重要学校、专业及高级人才空间分布上的不平衡性,这意味着恐怕从教育学的视角,支撑调整必要性的仅有的一个理由也是不能成立了。则本轮教育改革非“把各个大学都弄得支离破碎”不可的做法,就更值得反思了[14]。


综上,我们可以把这次高等学校大规模撤并的思路与执行路径归纳于下:最大限度地拆散民国留下的大学(包括取消教会大学与私立学校)、最大限度地拆散民国留下的大学各科系、最大限度地拆散民国留下的大学各科系的教师,尤其要拆散各名牌大学、重要科系及其骨干教师,“割断了各大学与解放前的历史联系”[15],或者说“基本割断了原来教授与学校的历史联系”[16],从而达到为新政权确立在高校的实际权威的政治目的和便于驾驭的组织功能,为接下来的全面学习苏联、建设新型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扫清道路。


三、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的分水岭


“院系调整结束,明明白白地宣告:一个从未有过的教育时代已经到来”[17]。本文要追寻的是这个“时代”为何来得如此突然?它对20世纪下叶中国的教育与人才,尤其是科学家的造就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一) 高校教师毫无退路的思想改造


“思想改造”不仅直接促成了院系调整,而且影响了嗣后几代大陆知识分子的命运。彻底改造旧教育是建国之初的既定方针。但改造是分轻重缓急的,是有步骤的,诚如教育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钱俊瑞所强调的:“坚决地和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教育的课程、教材、教学方法和制度”[18]。课程改革是建国初期改造旧高等教育的首要内容;院系调整笼统地作为“制度”的一部分,相对处于后移的位置;苏联“专才”的成材模式,并不是立马取代了欧美的“通才”教育的。


笔者所见较早提出变更教育改造步骤的是北大校长马寅初。他于1951年10月23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北京大学教员的政治学习运动》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必须按照国家的需要,彻底的调整院系,改革课程,改进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而要达到这一目的,一个最主要的关键,就是要……自觉自愿地进行了思想改造”。以上话语中有两点应引起后来治史者的注意:一是较早明确地提出“思想改造”与“调整院系”的因果抑或是互为因果的关系;二是改变了教育改革的步骤,较早明确地把“调整院系”列为教育改革的首要任务。那么,是不是“课程”等改革工作已经初步结束了呢?不是。直至1952年1月号的《人民教育》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长张宗麟在他的《改革高等工业教育的开端》一文中,还坦言相关的改造无多大进展,甚至抱怨“课程改革”“实际上几乎还没摸着边”。那么,为什么要急于调整改革步骤呢?还是钱俊瑞一语中的:“如果高等学校的教师们还是服膺着英美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还是固执着自己的个人主义,客观主义和宗派观点,而得不到确实的改造,那么一切高等教育的改革工作,诸如院系的调整、课程的改革、教学法的改进等等,都是难于进行和贯彻的,一切关于改革高等教育的决定和规章就难免不成为具文” ,则要完成“为国家培养大批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级建设人才的巨大任务”“是十分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19] 。


由此可见,在新政权日益巩固的政治氛围下,在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并即将开展大规模建设的前提中,作为人才培养主力的高等教育改革却出现了滞缓现象。要迅速扭转这种被动的局面,不仅要有“思想改造来推进”,而且还要调整推进的具体步骤。即把原教育改造中的先“课程”、“教材”等教育内容、业务的改造,让位给“制度”,也可以说主要是中共驾轻就熟的“人事”的改造。而要对大学“人事”进行“改组”,仅靠灵魂的荡涤是不够的;要收思想改造之实效,还需借鉴“延安整风”的经验,用“组织清理”来“护航”。于是,几乎同时,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的通知》[20]。不过,这次的“组织清理”相对日后的政治运动还属象征性的,主要是起威慑的作用。大多数教师是用院系调整的形式来疏离的,藉此在组织上切断他们与原学校及教师之间的关系。而当时苏联教育的“专才”模式,正好与欧美“通才”教育的模式,也即旧中国的教育模式相向,且取得较大的成功,这就为新中国的教育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样板,以至决策者坚信,院系调整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唯如此,人才的高出产就可立竿见影,高等教育改造中的其它困难也可迎刃而解。这就是院系调整上升为教育改造的头等大事,并需要迅速完成的时代背景。


院系调整的大功,无疑是思想改造告成的;后人也不难想象,前者的推行不无后者的强制因素。但问题在于今天,我们能否揭示两者之间的关系对应到何种程度?在思想改造余威下的院系调整有否给当事人产生心理上的压力?直接地说,思想改造在院系调整工作中的“底线”在哪里?也许是我孤陋寡闻,稽查相关的文件、报告或讲话,没有看到若不接受院系调整要承担何种后果的说法;游览数百万字的研究论著,也不见能直接挑明其利害关系的素材或线索。好在凡历史总会有痕迹的。发表在《人民教育》1953年第3期上的,广州区院系调整委员会的《广州区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初步总结》,内有一段看似不经意的文字,却为我们揭开了史无前例的院系调整何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出乎意料地顺利完成的“谜底”。


该《总结》称:“在各种工作会议上,我们也反复强调院系调整工作的好坏,是检验思想改造成绩的标准”。这里,虽然仍没有明确不接受院系调整会怎样,更没有直说不支持就是反对思想改造,可众所周知,当时每个知识分子都唯恐思想改造通不过;“一旦过关,往往如蒙大赦”[21] 。那么,现在公开把“院系调整工作的好坏” ,上升至“是检验思想改造成绩的标准”的维度,等于在明显地暗示:谁不配合院系调整,谁的思想改造就过不了关,那么,谁不仅仅是能否在高校立足的问题了。因为,严峻的现实是,在私立学校、教会学校和其他民间文化机构取消,国门关闭的时代,谁离开了学校、体制,谁就难以以知识为生,本人及家人的生计就会成为问题。人们不难体会,“院系调整工作的好坏,是检验思想改造成绩的标准”的说法,等于是触及到高校教师生存底线的摊牌,使他们毫无退路。民以食为天,知识分子也不例外,一旦生存受到威胁,活下来就是人的本能反映了。以知识求生存的自然选择,使一度“成为具文”的院系调整,从此开始就几乎设有遭遇公开的阻力,神速地完成了。


又由于《总结》中的那段话,不仅仅适用于教师之个人,同样也适用于各学校、系科,更裹挟着操作者的政治生命;地方行政长官对于其辖区内的教授的去、留,也因此而不便表态。以至在践履中,操作者常常比决策者更左;在执行层面,下级往往又比上级更激进。窃以为,几乎所有的名牌大学都出现了理、工科类重点院系被调离本校、若干一流大学的优势学科几乎都连根拔起,甚至发生对某一地区、某些高校过不去的、近乎“株连”的现象不一定是决策者的初衷。或者说,拆、调得如此彻底,最高层不见得一清二楚;很可能是执行者在激进、狂热、无奈、揣摩、意会中走过了头。是否可以这么说,把最好的大学统统拆散,把高校的名流调得“七零八落”,很可能是操作层面实施“宁左勿右”措施的结果?


(二) 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的分水岭


对院系调整功过得失之评估,因时间的不同和角度的转换而异。本文择要从“学术”与“学者”的视角进行探讨。


一个国家的教育,尤其是名牌大学及其优势学科是靠长期的经营与积累形成的,其进一步发展也受内在规律所支配。如同民国教育不仅仅属于民国一样,新中国的胜利者们应该以文明传承者的心态接管旧时代的教育遗产,并首先也必须是在此基础上发展教育,而不该基本否定。教育不像国家机器中的专政工具,可以“彻底粉碎”、“彻底改组”。可“我们从1952年以后,把中国近代的也就是20世纪初期的原来一个伟大的、本来和国际上最好的大学的体制接轨的这么一个主流的大学的传统基本上给中断了”。把所有的“膀子”、“大腿”、“小腿”都砍下来重装后,“严格意义上的大学根本就没有了” ,“非常杰出的教师和非常杰出的学生”在“1952年后就基本上看不到” 了[22]。


同时,作为院系调整前提的思想改造运动,“由于要求‘过高过急’,加之方法上简单粗暴,这都不可避免地对高校知识分子人格、心理、学术、道德等方面产生了不少消极后果”,“加速了高校知识分子学术生命的萎缩和扭曲” [23]。


不过,以往的研究,无论是这场“给知识分子带来灾难性后果的政治运动” [24],还是推倒重来的院系调整,对其负面影响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知识分子一面,论及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家的不多。可本文的研究表明,它们对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家的影响也不小。


1.中国现代科学家中出现的“断裂”现象


入选《传记》的名单是1990年前后圈定的,她基本上集成了20世纪中国科学界的代表人物。我们从表3中就能比较清楚地看出,若以大学毕业的年代论科学家的生成,则1952年左右便是转折点。


从1953年开始到“文革”爆发的1966年,共有14届受过比较正规、系统教育的大学生走向社会。这批学生的总数为1 605 403人,是1949-1952年毕业的大学生总数89 674人的17.9倍[25] ,是民国时期毕业的大学生总数255 000人的6.3倍 [26]。又假设大学毕业时的平均年龄为25岁,那么,至1990年,这些大学生的年龄大致是49-62岁,几乎都超过了出成果的高峰期。这里,我们免谈成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时李政道31岁、杨振宁35岁,也不与华裔数学家陶哲轩31岁获菲尔兹奖做比较,就说说原子弹爆炸时功勋科学家们的年龄吧。11人中最小的周光召35岁,最大的王淦昌57岁,平均45.4岁。再如,孙家栋38岁担任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技术总负责人。这些都说明,1949年后,虽然受严重的政治干扰,我国科学家总的趋势是晚成,但最优秀者还通常是四、五十岁就功成名就了。又从实际工作的年限讲,一般地说,大学毕业十年后能进入学界前沿,即使除去十年“文革”的耽误,到1990年,这些大学生也有14-27年的工作经验,具备了冲刺的实践积累。因此,无论是年龄还是工作经历,如果确实是出类拔萃的话,到1990年,除了若干隐姓埋名的国防功臣,凡能冒尖的就基本上该出来了。故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科学家在《传记》中应该占相当的份额。可从表3看,从1949年后大学毕业成为现代科学家的区区43人,仅占大陆科学家总数603人的7.1%。其中,1949-1952年23人,1953年以降20人。1953年后大学出来后成为现代科学家的仅占“大陆科学家”总数的3.3%。人们不禁要问:1949年后培养的大学生成为现代科学家的人数与概率,仅是民国的几分之一?其中,1953-1966年毕业的大学生成为现代科学家的概率,又仅是1949-1952年的几分之一?


表3 43位1949年后在国内大学毕业的中国现代科学家分布名录

资料来源:同表1。带*的为肄业。


若再细究,1961年左右又是一道坎。在1953年后毕业的20人中,在1961年前毕业的17人;1962年毕业的3人。但这3人的本科学期是六年,假如也按通常的四、五年制计,那么,1962年后毕业的大学生一个也没有了。换句话说,虽然 1962-1966年这5年毕业的大学生有906 699人,是此前9年毕业的大学生总数698 704人的1.3倍。但其中能成为科学家的,又不能与1953-1961年的相提并论了,尽管这90万大学生到了1990年大都已进入“知天命”的年龄了。而在人们的眼中,“文革”前五年的教育质量也是不错的呀。说句不中听的话,上世纪中叶的大学生成为现代著名科学家的人数及其概率大致是一代不如一代。“文革”前十七年的几个阶段,高等学校招生的数量与日后成为科学家的人数与概率成反比;与每次超常规增长相对应的,便是制约优秀人才出现的一道道坎。1950-1952年的“小跃进”如此;1956-1958年的“大跃进”更是如此[27]。希冀这次的“超大跃进”能给苦难的中国高等教育带来奇迹而不是灾难。


2.23位“两弹一星”功勋没有一个“52后”


1950年代,中国重要的科学技术带头人和主要贡献者,几乎都是由“52前”大学毕业的科学家创造的,这并不意外。但按照一般的成材规律,到了六、七十年代,“52”前后毕业的大学生应该共同分享尖端的科研成果;至八、九十年代,主要在民国时代成长的科学家大都已步入老年,在最前沿的科学家团队中,理当是“52”后唱主角了。可遗憾的是,事物的发展出乎人们的意料。下面,以代表20世纪下叶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两弹一星”的制造英雄们来做个比较吧。


由表4可知,23位功臣,除了1951年毕业的周光召和前苏联的留学生孙家栋,其余21个都在建国前在国内读完大学,其中有19人留学欧美,占总数的83%。“两弹一星”不仅是新中国最重要的科技成就,而且其成果周期涵盖20世纪最后的整整四十年。故在“两弹一星”的龙虎榜上,“52后”与“52前”平分秋色也不为过。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23位功勋科学家竟没有一个1952年后在国内完成学业的大学生!


表4 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学历概况


3.21世纪的再尴尬


由表5可见,12个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有9人是1951年以前大学毕年的,占总数的四分之三;1953-1958年大学毕业的仅3人。也即无论是“两弹一星”还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上世纪六十年代后大学毕业的科学家都与当代中国代表性的科学成就奖绝缘!尽管那代大学生里有相当多的人已进入“古稀”。再分析获奖者获奖时的年龄,最小的王选64岁,最大的吴征镒91岁,平均年龄79岁。由此折射的一流科学家年龄结构的单一性、老化性,不仅仅体现出“文革”造成了断层,也不仅仅流露了“文革”以前已产生了断裂,让我们更为不安的是,“文革”后再断裂的危险依然存在!因为,被誉为天之娇子的“77/78级”,他们在今天的年龄多数已在50-60岁之间,几乎都超过了出自然科学成果的高峰期;从“文革”后第一代大学生中涌现大批世界级科技帅才的期望已基本落空。


表5 历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学历概况


本文所举的仅是自然科学家,至于院系调整后培养出来的社会科学家,更不能与潘光旦、费孝通、钱钟书、季羡林那代比肩为伍了。


总之,我们曾把民国教育几乎看得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把那个时代过来的“中国知识界的代表人物”非自贬得“对祖国和人民并没有什么贡献,反而不过是助纣为虐,为虎作伥”不可[28];把建国头几年渐进式的教育转型改弦易辙。但不堪回首、难以启齿的是:对20世纪下叶中国的科学技术起领军或举足轻重作用的,既不是1949年后在国内土生土长的科学家,也不是在前苏联及东欧学成归国的科学家,而是院系调整前在国内大学毕业、大都有留学欧美背景的科学家。这群中华民族千、百年来薪火相传、玉汝于成的少年早慧、青年成才、中年负重、壮年坎坷、老骥伏枥,以国家崛起为己任的绝代天骄,实际担纲了数代人的历史使命。“隔代遗传”的“密码”无情宣告政治折腾打造不出知识精英;而靠金钱堆积同样难以触摸科学高峰。


也许有人会说,这都是“文革”惹得祸。是的,没有“文革”我们的经济实力会大大加强,文化、教育、科学的国际竞争力也会稳步提升。但是,在上世纪下叶要涌现大批世界级的科学成果和领军人物的可能性仍然不大。因为“文革”前一些不利于大师造就与施展的决策已基本上出台了,“文革”只不过是把其推到极端、荒唐并还要影响几代人而已。


院系调整造成了我国高校长期积累形成的、看家的大学及其院系、学科、课题的大面积断裂。这是影响当代中国为何没有世界一流大学、为何难出大师的原因之一。


1952年是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的分水岭。


【作者简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独立学者,主要从事教育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论文集)一书,提出“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原创理论。


注  释

[1] 参见李杨:《五十年代的院系调整与社会变迁——院系调整研究之一》 ,《开放时代》2004年第5期;李刚:《20世纪五十年代初期“院系调整”的历史考察》,《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李涛:《借鉴与发展——中苏教育关系研究(1949-1976) 》,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9-208页。

[2] [10] 朱九思:《历史的回顾》,《高等教育研究》1992年第4期。

[3] 任一明、熊明安:《新中国成立50年间高等学校几次重大调整简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

[4] 陈平原:《1952年,院系调整与北大迁校》,载陈平原:《大学何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9页。

[5] 《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基本完成》,《人民日报》1952年9月24日。

[6] 《浙江大学简史》,浙江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4页。

[7] [12] [16] 王立诚、管蕾:《建国初期上海高校的院系调整研究》,载吴景平、徐思彦主编:《复旦史学专刊》 (第二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3-259页。

[8] 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上册)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7-459页。

[9] 赵存存、柳春元:《五十年代初山西高等教育的“院系调整”及其影响》,《高等教育研究》2002年第3期。

[11] (日)大塚丰著,黄福涛译:《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形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2页。

[13][14][15] (加)许美德著,许洁英主译:《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5、6、6页。

[17] 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54页。

[18] 《钱副部长在学联执委会扩大会议报告》, 《人民日报》1950年2月26日。

[19] 钱俊瑞:《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 《人民教育》第4卷第2期(1951年) 。

[2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二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26页。

[21] [28] 笑蜀:《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说微》, 《文史精华》2002年第8期。

[22] 彭金涛、丁学良:《中国大学的体制弊病》,《董事会》2007年第8期。

[23] 李长伟、吴海光:《试析建国初期思想改造运动对高校知识分子的影响》,《山东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24] 谢泳:《思想改造》,《南方文坛》1999年第5期。

[25] [27] 《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1949-1983)》,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50页。

[26] 霍益萍:《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288页。


原载《大学教育科学》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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