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晶:日本“批判佛教”的最新进展及其理论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56 次 更新时间:2010-09-08 23:3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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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晶  

  

   日本的“批判佛教”是肇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日本曹洞宗的思潮。其代表人物是曹洞宗宗门大学驹泽大学教授袴谷宪昭、松本史朗和伊藤隆寿等。“批判佛教”的内容涵盖了宗学批判、佛教学批判、哲学批判和社会问题批判等诸多方面,而其核心仍然是佛教学批判。正如松本史朗在其宣言式的论文“如来藏思想不是佛教”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他们认为作为中国佛教和日本佛教的重要思想基础的如来藏思想,是一种实体论或“基体说”(dhAtu-vAda)。其实质是肯定现象世界背后有一种永恒不变的实体,而这是与原始佛教建立在缘起论基础上的“无我”或“空”的思想相矛盾、相对立的,在这个意义上,如来藏思想不是佛教。如来藏概念与佛性、本觉观念密切相联,“批判佛教”的倡导者对如来藏的批判,也扩展到了对中国佛教和日本佛教阿的佛性与本觉思想的批判。批判佛教因为其立论的挑战性和研究方法的争议性而在日本佛学界、中国佛学界乃至欧美佛学界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围绕这

   一问题的争论至今仍在持续。本文拟以末木文美士教授、花野充道教授、桂绍隆教授、织田显祐教授等的研究为中心,就最近日本学术界对“批判佛教”的回应做一概观,并就其中涉及的理论问题的意义做一简要分析。

  

   一、“批判佛教”运动的经纬

  

   “批判佛教”的发展轨迹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期,是“批判佛教”的酝酿和成立时期;第二个时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是“批判佛教”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以及日本国内外对此做出回应的时期;第三个时期是进入本世纪以来,佛教界对“批判佛教”运动的反思和总结时期。

   “批判佛教”最初引起日本佛学界的瞩目,可以追溯到1985年松本史郎在日本印度学佛教学会上发表“如来藏不是佛教”1的论文。此文翌年在该会的会刊《印度学佛教学研究》上发表,在学界引起一定关注。1989年,松本出版《缘起与空》一书,对他的思想做了较为系统的阐释。在松本看来佛教的根本原理是“无我说”和“缘起说”,而如来藏思想等都是设定某种实体存在的“基体说”,因为他们背离了佛教的原理,所以必须加以彻底的批判。而如来藏和佛性思想构成整个东亚大乘佛教的理论基础,所以松本的批判矛头指向了整个东亚地区的佛教。

   与松本史郎集中从学理层面对这一问题进行阐释不同,“批判佛教”的另一旗手袴谷宪昭教授则是从社会批判的层面入手展开对佛教的批判性研究的。他的“批判佛教”思想源于他对曹洞宗内部的歧视问题的思考。1985年,袴谷发表《关于产生歧识现象的思想背景的思考》[1]一文,提出佛教中的岐视现象的理论基础是“本觉思想”,并由此展开对“本觉思想”的批判。1989年,袴谷出版《本觉思想批判》[2]一书,对自己的基本立场做了系统阐释。翌年,出版《批判佛教》[3]一书,明确声称“佛教即批判”、“只有批判的才是佛教”。此书的出版成为“批判佛教”思潮兴起的正式标志。“批判佛教”一词源于“批判哲学”,而“批判哲学”是十七世纪意大利主张“场所哲学”的哲学家维柯对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哲学的称呼。由此可以看出,袴谷的学术旨趣就是从理性主义的立场出发对重视直觉、否定语言、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佛教思想和佛教流派展开批判。

   对松本与袴谷提出的一系列具有挑战性的话题和论述,相对保守的日本佛教学术界最初并没有做出回应。其中一个原因是日本学者对他们追求轰动效应的立论方式不满,认为它破坏了日本主流学术界价值中立、追求客观真实的传统风格。同时他们将佛教的批判与对社会问题的批判,诸如宗派内的岐视问题、战争责任问题等联系起来讨论的作法,也引起主流学界的拒斥反应。如1991年出版、日本佛教史研究专家浅井圆道所编《本觉思想的源流与发展》一书在参考文献没有提到松本史郎的上述著作,而袴谷的著作虽然出现在该书的参考文献中,但在正文中几乎没有涉及。而1998年出版、天台思想研究专家大久保良峻所著的《天台教学与本觉思想》甚至完全没有提到松本与袴谷的相关研究。而1994年刊载于《佛教学》杂志上的高崎直道的论文《最近十年的佛教学》[4]的发表,标志着日本主流佛学界开始从正面关注这一问题。高崎直道当时担任日本佛教思想学会会长、以对如来藏思想的研究而知名于世。他在本文中以很大篇幅集中讨论了“批判佛教”的问题。他对“批判佛教”的评价是负面的,如“当笔者听到‘如来藏不是佛教’,就想起日莲的四个格言,于是判断它不是学问论争的话题”、“在研究讨论的场合宣传自己的信仰是不能置之不理的”。虽然如此,高崎的文章的发表毕竟说明“批判佛教”引起了主流学者的关注、进入了主流话题。因此,某种意义上达到了松本与袴谷所希望达到的效果。

   “批判佛教”在进入日本主流学界的视野之前,首先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引起关注。在1993年的美国宗教学会上专门设立了“批判佛教”分会,“批判佛教”论者与反对者在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1997年由杰米·霍巴德与保罗·史万森编辑出版的论文集《修剪菩提树》[5]收录了松本、袴谷等人的论文。此书反映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论争双方关于这一问题的主要观点。

   在这一时期,松本和袴谷各自对自己的观点作了新的发挥和拓展。松本与袴谷原本都是日本传统意义上的佛学研究专家,受到过严格的梵文和藏文等语言学训练,主要从事印度佛教和西藏佛教、特别是唯识思想的研究。在松本提出“如来藏说”对“缘起说”的二元对立的理论模式后,两人将这一原理运用到日本佛教和中国佛教的研究中,在多个领域展开了“批判”。袴谷出版了《道元与佛教》[6],认为反映道元后期思想的十二卷本《正法眼藏》是彻底反本觉思想的,应该得到高度评价。1998年出版的《法然与明惠》[7],从批判佛教的立场对日本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法然和明惠做了新的阐释。松本出版了《禅思想的批判研究》[8]、《道元思想论》[9],批判的锋芒指向中国禅宗和日本禅宗,如明确指出临济语录中的“无位真人”与佛教所否定的“阿特曼(我)”相似等。

   与此同时,在佛学界内部也出现了“批判佛教”的响应者,如驹泽大学佛教学部的伊藤隆寿教授于1992年出版了《中国佛教的批判研究》[10]。在此书中,作者认为中国佛教者一直是通过作为“道/理哲学”的老庄思想的媒介来理解印度佛教的,而“道”和“理”作为根源性实在与佛教的缘起说是相对立的。石井修道的《道元禅的成立史的研究》[11]的基本立场也与“批判佛教”相接近。另外,德国学者Pörtner Heise 在Die Philosophie Japans(Kröner、1995) 一书力图从欧洲的文化立场把握日本的思想,此书的结论认为日本的哲学的特征总体上可以用“场所哲学”来概括。这一结论与袴谷将日本本土的本觉思想规定为“场所哲学”不谋而合。受“批判佛教”的刺激,一时陷入停滞的日本佛教史、特别是日本中世天台本觉思想的研究重新活跃起来。如镜岛元隆、铃木格禅合编出版了《十二卷本〈正眼法藏〉的诸问题》[12],从与本觉思想的关系角度,重新考察历来被忽视的道元的十二卷本《正眼法藏》。《周刊佛教时报》从1998年4月开始开设了“日本佛教与本觉思想”的专栏,邀请末木文美士教授等九位学者就此发表意见。鲁本.哈比特(Ruben Habito)出版了英文著作《本觉》(Originary Enlightenment),杰奎琳.斯通(Jacqueline Stone)出版了《本觉与中世日本佛教的转型》(Originary Enlightenmen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edieval Japanese Buddhism)[13],这些著作在日本得到很高评价。另外,原本已经有相对固定解释的原始佛教根本概念如“缘起”等、以及大乘佛教的起源、空的解释、如来藏·佛性的思想史定位等,都得到重新关注和讨论。应该说比之“批判佛教”的结论,“批判佛教”所提出的问题本身对推动日本佛教学的发展意义更加重大。

   不过在如何评价和定位“批判佛教”的问题上日本学界仍然存在很大分歧。最早对“批判佛教”提出批判的是津田真一。他在1988年发表的《从〈般若经〉到〈华严经〉》[14]一文中,从独自的密教立场出发对“批判佛教”进行了反驳。而驹泽大学佛教学部教授、华严学研究专家吉津宜英在《中国佛教研究的一个新动向》[15]中,从“研究对象问题”、“研究者的主体性问题”、“研究方法问题”三个方面对“批判佛教”进行了严厉批判。吉津认为真正建设性的佛教学研究方法应该是思想史研究方法,即将实证性的佛教学与主体性的宗学相结合,将研究对象置于现代的语境下进行考察。任何纯客观的文献学研究或“批判佛教”那样的主观性的研究都不能对现实问题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相对于这种激烈的批判意见,东京大学的末木文美士教授的对应则相对温和得多。末木从日本现代思想史的视角对“批判佛教”的积极作用和存在的问题做了分析。在《批判佛教提出的问题》[16]一文中,末木教授对松本教授的“基体说”,袴谷教授的“本觉说”都表示了异议,但与高崎直道等人的全盘否定态度不同,末木更强调“批判佛教”的积极意义。“批判佛教”的学说,特别是袴谷的“批判佛教”是结合对佛教界内部及社会上的不平等问题、权威主义、日本主义[17]的批判而展开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末木教授认为“批判佛教”的思潮可以说是“迟来的现代主义”、“迟来的左翼”。这里的“迟来的”并不是挪谕而是褒扬。因为在末木教授看来,在某种思潮流行的时代去跟风是容易的,而在“后现代”、“脱左翼”主导日本思想界主流话语的今天提倡现代的批判精神,这是需要勇气的。更何况无论是在曹洞宗还是在当今整个佛教学术界,前现代性确实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末木教授提醒学界,在对“批判佛教”的个别结论提出批判的同时,应该特别关注“批判佛教”提出的问题。

   进入21世纪以后,围绕“批判佛教”日本学界又出现一些新的动向。2001年12月在东京召开的日本佛教研究会第10届研讨会上,松本发表了《关于‘批判佛教’的批判考察》[18],在再次重申了自己的基本理念之后,特别对自己与袴谷之间的不同做了说明,并对学界把他的思想贴上“批判佛教”的标签表示无奈。其实,松本对袴谷的批判从松本为袴谷的著作《法然与明惠》所写的书评[19]中就已经开始了。一般说来,松本与袴谷在“佛教是批判的”、“如来藏不是佛教”等基本立场上是一致的,但在对佛教史、特别是日本佛教史的批判考察过程中,二人得出的具体结论以及“批判”的方法都有很大不同。袴谷极端个人化的写作风格、逻辑矛盾明显的立论不仅受到松本的“批判”,也受到其他学者的非议。

   这次会议以后,就在大多数学者认为“批判佛教”的论争尘埃落定、会慢慢淡出佛教研究界的时候,日本思想史研究专家花野充道教授异军突起。花野充道教授是较早关注日本天台本觉思想的学者,在日本天台本觉思想的文献考证和思想研究两方面皆卓有建树。他在2003年受邀在“批判佛教”的大本营驹泽大学佛教学部发表演讲。正如演讲的题目《本觉思想与本迹思想——兼答本觉思想批判》[20]所表明的,花野主要针对袴谷的本觉思想批判,从基本观点到研究方法做了彻底的反批判。与此同时,花野教授在演讲中也对松本的一些观点做了批驳。这次演讲从内容的丰富性来看,可以说是对“批判佛教”的总清算。当时袴谷教授和松本教授本人也在现场,在演讲结束后,双方还进行了激烈争论。在花野演讲结束后的提问时,袴谷问“什么是正确的佛教”,花野回答,“我只能回答‘我认为什么是正确的佛教’”,而“什么是正确的佛教”的问题只有佛才能回答。这类似禅问答的交锋反映出双方在佛教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上的根本对立。

之后,袴谷发表了《佛教思想论争考》、《安然真言宗教时义的本迹思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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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宗教研究》,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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