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光炜: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39 次 更新时间:2010-06-25 22:5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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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光炜  

  

  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的一部畅销书。在近年来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知识资源的清理中,很少有人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关系。“五四”、鲁迅和翻译理论在现当代文学的重建过程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韦勒克、沃伦的“外部研究”、“内部研究”等观点显然给了当时的研究者更大的启发。本文不是一般性的知识考古学研究,而是要以《文学理论》为参照,重新观察它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差异性,进而使对现当代文学的反省趋向于历史语境化。

  

  《文学理论》是美国学者雷`韦勒克和奥`沃伦合写的一部名著, 1942年在美国出版,1965年再版。“自出版以来,大量发行,已先后有西班牙、意大利、日本、德、希伯来和印度等多种语言的译本,风行于世,广泛流传,是近三十余年来西方文艺学具有权威性的杰出著作,至今仍被世界许多大学采用作为文科教材。”①1984年11月,刘象愚、邢培明等翻译的中文本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1986年12月再版,再版印刷四万四千册,可称作那个时代的“畅销书”。二十五年来,这部专门讨论文学史、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著作在中国文艺学、现当代文学专业中的影响和传播经久不衰。在这篇文章里,我尝试变过去的历史性、实证性研究为问题性研究,采用“提问题”的方式展开讨论。表面上,它与二十五年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似乎没有“必然联系”(所谓“必然联系”,就是必须很多人在文章中提到它),但实际上,这种“关联点”却无处不在(我们可以从研究者的研究方法中看到)。

  

  

  一、“文学史研究”的兴起

  

  20世纪50年代只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建史”阶段,真正的“文学史研究”直到80年代才开始。这种变化表现在从“感悟批评”转向“问题讨论”。它显然受到了当时正在流行的西方文艺理论和批评方法的影响。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就是其中之一。由于他们接受过语言学训练,而语言学不主张把文学研究笼统地等同于“文学批评”,而是主张在对各种文学概念加以严格界定、区分的基础上讨论文学研究问题,这就使他们的研究颇具理性色彩②。

  韦勒克、沃伦指出:“在文学‘本体’的研究范围内,对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三者加以区别,显然是最重要的。”他们对三者的关系做了细致区分和讨论:“‘文学理论’一语足以包括——本书即如此——必要的‘文学批评理论’和‘文学史理论’。”③虽然“文学理论不包括文学批评或文学史,文学批评中没有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或者文学史里缺乏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这些都是难以想象的”,但是,“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又承担着不同的职责。两位作者相信,“文学理论如果不植根于具体文学作品的研究是不可能的”。否则,“文学的准则、范畴和技巧”就无法产生。他们进一步指出,“文学史旨在展示甲源于乙,而文学批评则在宣示甲优于乙。根据这一观点,文学史处理的是可以考证的事实;而文学批评处理的则是观点与信仰等问题”。然而他们也不认为“文学史研究”能做到绝对“客观”,“在文学史中,简直就没有完全属于中性‘事实’的材料。材料的取舍,更显示对价值的判断;初步简单地从一般著作中选出文学作品,分配不同的篇幅去讨论这个或那个作家,都是一种取舍与判断,甚至在确定一个年份或一个书名时都表现了某种已经形成的判断”④。正因为如此,他们主张对“文学史”的“权力”进行控制和限定:“在文学研究中,这种重建历史的企图导致了对作家创作意图的极大强调”⑤,因此,“我们要研究某一艺术作品,就必须能够指出该作品在它自己那个时代的和以后历代的价值。一件艺术品既是‘永恒的’(即永久保有某种特质),又是‘历史的’(即经过有迹可循的发展过程)”⑥。

  我们无法证实80年代中国的文学史家有没有读过《文学理论》,但他们探讨的问题已在前面韦勒克、沃伦的论述中有所涉及。在1985年广受争议的《当代文学不宜写史》一文中,唐弢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以为当代文学是不宜写史的”;并用不屑的口气说:“现在出版了许多《当代文学史》,实在是对概念的一种嘲弄。”这种观点不值一驳。因为唐先生的“时间记忆”显然是有问题的。我们大概不会忘记:王瑶、蔡仪、张毕来、丁易和刘绶松等著名史家不都是等“现代文学”刚完,就匆匆写出许多《中国现代文学史》(1951—1956)而被唐弢(包括很多人)都一一“默认”了吗?而在当时,他们不都是“当代人”在写“当代文学史”?怎么彼文学史不需要“时间距离”而此文学史就非得要“时间距离”了呢?不过,唐弢对“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的准确界定和到位分析仍然是值得重视的,它表明80年代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已经拥有了相当自觉的文学史意识:

  历史需要稳定。有些属于开始探索的问题,有些尚在剧烈变化的东西,只有经过时间的沉淀,经过生活的筛选,也经过它本身内在的斗争和演变,才能将杂质汰除出去,事物本来面目逐渐明晰,理清线索,找出规律,写文学史的条件也便成熟了。……应当用《当代文学述评》代替《当代文学史》,在促进当代文学发展中,我以为写述评比写史更重要,因为,这可以引起关注,展开讨论。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分呢?这里只就文章体裁的性质说一说个人的意见。我认为史是收缩性的,它的任务是将文学(创作和评论)总结出规律加以说明,……述评则是开拓性的,它只是提出问题,介绍经过,……这样做,对于正在探索的问题,对于尚未成熟的看法,对于不断演变着的当代文学本身的发展过程,都会产生催化或者推动的作用。⑦

  这种看法对当代文学史研究未必公平,然而它率先把“现代文学”从“现当代文学”的模糊空间中拿出来并加以历史化,这对后来形成相对成熟理性的“现代文学史研究热”、尤其是这一学科之建立起到了关键作用。

  不过,当代文学并不甘居“述评”这种低层次的学术地位。8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前后成立,它们都为全国性一级学会,曾经举办过大量“年会”、“研讨会”、“座谈会”,这种“文学组织”形式表明它也有强烈而自觉的“文学史意识”诉求⑧。1979—1987年间,“当代文学史”著作纷纷涌现,较有代表性的是郭志刚(北师大)、张钟(北大)、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和朱寨(社科院)等多种版本。张钟等的《当代中国文学概观》为避免给世人留下“批评化”的印象,特别在“前言”中强调了“十七年时期”和“新时期”这样的文学史概念。

  虽然朱寨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第十一章在描述“新时期”文学时有韦勒克、沃伦所批评的“一般的文学批评家都要根据今天的文学风格或文学运动的要求,来重新评估过去的作品”⑨的问题,但作者有意识要扭转唐弢对当代文学的恶劣印象,对“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等时间概念做了相当明确和自信的指认:

  “当代可以写史吗?”有人曾表示怀疑。其实正如前面说明的,这里的“当代”不是当前的意思,而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当代文学”的命名,主要是为了与其前后相衔接的“现代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相区别。不管将来人们改用什么名称,或者把它包含在一个更广泛的时间概念(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我们认为它在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学思潮史上,都具有相对独立的阶段性和独立研究的意义。所以,尽管“当代”这个称谓不很恰当,但在更科学的新名称出现之前,还是可以沿用这个约定俗成的名称。⑩

  这段表述暗含着对唐弢观点的反驳,体现了当时“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在文学史话语权上的激烈争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朱寨在这里不愿把“当代”、“当代文学”理解成“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这些东西,并试图用“历史化”手段(实际是“文学史”概念)与之撇清。因为在80年代,人们都把“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极左文艺思潮”等而视之,人们对“当代文学”的不良印象很大程度上基于对“当代史”的恶劣记忆。唐弢对“当代文学”的不冷静判断实际上也跟这一“捆绑式”的历史理解方式直接相关。

  有意思的是,尽管朱寨与唐弢在“当代文学”合法性的认识上存在较大分歧,但两人把“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从“文学史”中剔除出去的想法却又惊人地相似。这说明,上述三个概念虽然在韦勒克、沃伦那里是平起平坐、并行不悖甚至是互文性的,但由于历史语境不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却试图将它们做“历史性撕裂”,并把“文学史”看作是一种比“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更具“文学性”的象征。于是,这就出现了《文学理论》所描述的那种复杂情况:“文学史家否认批评的重要性,而他们本身却是不自觉的批评家,并且往往是引证式的批评家”,他们“只接受传统的标准和评价”11。而在我们的视野里,这个“传统”可以说是指“当代文学”之前的那个“现代文学传统”。

  

  二、对资料、文献和版本的重视

  

  80年代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该刊最初由北京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以“以书代刊”的形式赠阅或邮售,后来转为正式报刊对国内外公开发行)以发现和搜集“资料、文献和版本”为目的的“资料”专栏开始设立。比如, 1980年第1辑的《有关鲁迅早期著作的两个广告》(刘增杰)、《与〈两地书〉有关的一份资料》(钱超尘)、1980年第2辑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涪村)、《〈萌芽月刊〉和〈北斗〉》(沐明)、1981年第2辑的《艾青著译系年目录》(陈山编)、1982年第3辑的《谈四十年代茅盾的行踪》(叶子铭)、1983年第2辑的《关于郁达夫脱离创造社及〈广州事情〉》(潘世圣)、1985年第4期的《胡风著译系年目录》(下)(赵全明、吴晓明)、1986年第1期的《郭沫若书简九封》和1987年第1期的《〈苦闷的象征〉的两种译本》(朱金顺)、1987年第4期的《老舍、茅盾、王昆仑》(王金陵)、1989年第4期的《一位现代派诗人的去向》(蓝棣之)等等。

  王瑶对此的解释是:

  我们有一套大家所熟知的整理和鉴别文献材料的学问,版本、目录、辨伪、辑佚,都是研究者必须掌握或进行的工作;其实这些工作在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同样存在,不过还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罢了。……我们考察作家思想艺术的变迁和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根据作家后来改动了的本子,必须尊重历史的真实。此外,有关一些文艺运动以及文学社团或文艺期刊等方面的文字记载,常常互有出入;特别是一些当事人后来写的回忆录性质的东西,由于年代久远或其它原因,彼此间常有互相抵牾的地方,这就需要经过一番考订功夫,而不能贸然地加以采用。12

  朱金顺热情附和了上述观点,并在《试谈新文学的校勘问题》中对“校勘之学”做了更细致严格的区分,如“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等。他发现:“1912年7月19日,鲁迅在北京得到了范爱农‘水死’的消息,22日,‘夜作均言三章,哀范君也’。这诗就写在当天的‘日记’上,这是该诗的最初稿。23日,鲁迅抄寄给在绍兴家乡的周作人,题为《哀范君三章》,并且对字句做了修改,应当说这是哀诗的定稿。诗本有跋语,是写给周作人看的。周作人把诗抄在别的纸上,交给《民兴日报》去发表,不为人知;而且这张报纸,现在国内找不到,也就无从核对文字了。”13

  重新重视资料、文献和版本,反映出国内学术界在经历了长时期的“反历史主义思潮”后“回归历史”的严肃治学态度。或者说,它是要发现另一个被“大叙述”归入“图书档案”并打入冷宫的“历史”。这在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者中几乎成为一种热潮和时尚。《文学理论》写道:“在搜寻手抄本作品一类材料时,搜寻者必然会碰到一些很实际的问题,例如与作者的后人私交的深浅,搜寻者自己的名望和经济条件的限制等,而且这方面往往还要运用某种侦探的技术”,“这无疑是每一个文学研究者几乎不可或缺的重要训练”。但它警告人们不要过分沉迷“纯技术”的考量,继而相信这是一个技术性“事实”,因为“技术”从来都是为“历史发现”服务的。“一个作品的重印次数与开本,有助于了解该书的成就与声誉;而作品的每一版与另一版之间的不同,可使我们追溯出作者的修改过程,因此有助于解决艺术作品的起源和进化的问题。”14

  50至70年代显然是一个“怀疑历史”的年代, 80年代可以说是“修复历史”的年代。在怀疑历史的时期,连游国恩、王起、萧涤非等睿智的文学史家的《中国文学史》(四卷本)也声称,使用“阶级斗争”批评话语一定能够整合出“我国文学历史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15 那个年代确实想把所有已经存在的“历史”都“批评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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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研究》2009 年第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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