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光炜:小说探索浪潮中的批评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0 次 更新时间:2016-11-09 22:3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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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光炜  

   当代中国小说出现了一个“八五转折”。这种转折,改变了小说批评的历史地理图,批评的重镇这时开始由北京转向上海。而在这一转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就是《上海文学》、《收获》、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一批刚刚涌现的青年批评家。

   这种批评的新态势,就是有人已经指出的:“上海批评圈”正是这种历史交替期的产物。“北京批评圈”之暂时退场缘于“知识结构”的陈旧,虽然直到九十年代“学院派”崛起它才再次回到文学的中心。在北京现代派小说的探索因“清除精神污染”连遭挫折相比,在上海的巴金、夏衍等文坛老将的支持下,加之李子云、周介人两主编的鼓噪推动,以“两刊”(《上海文学》、《收获》)和“两校”(复旦、华东师大)为核心的“上海批评圈”(史称“新潮批评”)这时大举登陆当代文学的舞台。正如我前面已为北京批评圈的“先驱者”形象略为降温一样,在此也无意把先锋小说的功劳抬得太高。目下各种著作之所以误解不断,主要原因是没做仔细研究就妄下判断。或根据表面事实,而不顾事件当中尚有许多没有理清的诸多线索所致。所谓“知之为不知,是知也”的朴素思想,也应该在治史中体现,至少也应对膨胀的想象力有所制约。早有敏锐的青年研究者指出,上海批评家并不是一开始就具有“先锋小说意识”的,“上海先锋小说中心”这个概念中有一个值得关注的“西藏前史”。有人对此做过精细研究:1982年后,“由马原、扎西达娃、金志国、色波、刘伟等人组成的这个‘西藏新小说’的‘小圈子’,在对西藏人文地理的描述与对小说艺术形式的探索方面,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只不过相对来说,马原在形式试验上走得更远一些,而如扎西达娃则同时致力于对西藏地域文化的发掘。”“这个西藏小说圈子的探索显然引起了文学中心的注意。扎西达娃1986年8月在给《收获》编辑程永新的信中说,‘《西藏文学》6月号能得到贵刊的好评,我感到很高兴。其他作者都收到了你的来信,我们谈了一下,对下一步的创作都有信心。有的正在写,有的也写得差不多了,看情况大概10月份左右差不多都能完成,为《收获》推上一组’。这里,我们大致能看出事情的梗概来:《西藏文学》1985年第6期的‘魔幻小说专辑’引起了《收获》杂志编辑的注意,程永新为此特地写信给几位西藏的小说作者,希望能组一期西藏文学的稿。”[1]这个先锋小说家圈子,显然出现在江浙一带的余华、格非、孙甘露之前,但最后他们的小说都成为上海批评圈所关注的对象。

   “上海批评圈”的新潮批评家是吴亮、程德培、蔡翔、李劼、王晓明、陈思和、南帆,“文化热”中成为显学的新批评、结构主义语言学、叙事学、文化人类学等理论,则是他们主要的批评武器。有人认为与“北京批评圈”身份明显不同的,是其脱离了意识形态体制的“职业化”倾向:“在80年代中期,正是‘学院’与‘作协’两股力量的合作与共谋,才有了先锋文学话语的广泛传播。紧接着,随着文学与教育的定型化和规范化,多数学院批评家开始体制化,在知识分化和学科压力下,有意识转化自己的批评职能,逐步强调学术性和专业性,和之前激情膨胀的文学批评拉开距离,也不单单把意识形态的焦虑看作批评的中心。这是代表纯文学极端倾向的‘语言中心论’出现的一个重要动因。”像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在上海的各种自由批评家一样,王晓明、陈思和不认为自己从事的批评活动,与复旦和华东师大中文系教师的社会身份相关。“作协创研室的批评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如吴亮更多直面消费性的城市生活现场以及知识分子的复杂心态,程德培转向专业化的小说叙事学研究)。批评家的职业化和分化与先锋文学思潮的兴起和迅速衰落构成一种对应关系。”[2]这种批评功能和职业化的变化,聚焦成“上海批评圈”当时最引人瞩目的批评诉求:以叙事学和语言转向为双翼,来推动“纯文学”在中国当代小说史中的历史建构。

                     

一、“ 杭州会议”与寻根小说

     叙述“上海批评圈”之崛起,首先要从1984年12月在杭州召开的“新时期文学:回顾与预测”座谈会说起。

     据小说家李杭育回忆,上海作家协会主席茹志娟在出访美国时,本来并不认识他,但在演讲中向听众介绍了他的《最后一个渔佬儿》。这叫创作一直处于孤独困惑中的李杭育,产生了新想法:“在回湖州的路上,我在想,上海是不是能让我更容易、更爽地另起炉灶、另开话题的地方? 但又隐约觉得,好像还缺少一点什么。那应该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只有一点朦朦胧胧的念头。” [3]   于是,他把自己这种朦胧的想法跟前来杭州参加“李杭育作品研讨会”的两位上海青年批评家吴亮和程德培讲了,并获得他们的大力支持。当他提出自己的创作为什么会在北京遇冷的问题时,“德培回答:他们还没想好怎么说你。吴亮插话:你的小说超出了他们的思维惯性和话题范围。德培幽默一把:老革命遇上了新问题。吴亮有点幸灾乐祸:所以他们失语了。庆西插话:弄不好就一直失语下去了。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说,他们的时代结束了?德培很肯定:起码是快了。”后来李杭育总结道:“我和程德培、吴亮的初识是那次研讨会给我的第二个收获,由此坚定了我把文学活动的重心部分地由北京向上海转移的决心和信心……研讨会还给了我第三个收获,就是让我明白,继‘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之后,我的另起炉灶成功了。”[4]吴亮、程德培回上海后,将这次会议上的新情况和他们的想法,向《上海文学》编辑周介人作了汇报,周在得到主编李子云同意和支持后,开始筹备在杭州召开一个讨论当代小说创新问题的座谈会。但没想到的是,类似神仙会的“杭州会议”在进行的过程中,改变了会议方向。刚开始比较朦胧的“小说创新问题”,在私底下开始朝“寻根意识”而靠拢,诸多后来的寻根小说家如韩少功、阿城等,正是在这种私下交谈中,形成了“寻根文学”的主张。这即是半年后他们向文坛举起“寻根”大旗的最早的源头。新时期文学四十年以来,在风起云涌社会思潮中不断涌现的文学运动和流派主张,大多有理论家批评家所推动,而这恐怕是由作家所主导的唯一的一次文学运动。然而,即使小说家再踊跃,如果没有批评家进一步加入和继续的推波助澜,这种文学运动也是无法走远并最后完成的。我们注意到,参加“杭州会议”的作家批评家李陀、陈建功、郑万隆、阿城、黄子平、季红真、徐俊西、张德林、陈村、曹冠龙、吴亮、程德培、陈思和、许子东、宋耀良、韩少功、鲁枢元、南帆,上海作协和《上海文学》有茹志鹃、李子云、周介人、蔡翔、肖元敏、陈杏芬(财务),浙江方面有李庆西、黄育海、董校昌、徐孝鱼、李杭育、高松年、薛家柱、钟高渊、沈治平等二三十人。在出席会议的十几位批评家中,来自上海的批评家就占了六位,分别是吴亮、程德培、陈思和、许子东、蔡翔和南帆,差不多是半壁江山。批评阵容的这个微妙变化,不仅意味着当代小说批评的重镇即将由北京转移上海,更意味着小说批评的角色、观念和姿态,也将摆脱解放后一直由作家协会所掌控的局面,而向着更加职业化、知识化的方面而急速转型。从上海几位年轻批评家“寻根”前后的批评形态来看,他们也像韩少功和阿城一样,并不是一开始就具有“寻根意识”的,而是有一个由“知青小说”批评向着“寻根小说”批评观念逐渐变化的过程。在关注寻根小说之前,吴亮的文学批评主要集中在王蒙、蒋子龙、张弦、高晓声和谌容等人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上,“杭州会议”过后,他开始注意到崛起不久的“寻根作家”的探索。他是以“历史美学”的批评方式介入王蒙小说的分析:“钟亦成的信念乃是对历史真理的执着追求和忠诚。因为历史的下一步进展果然拂去了蒙罩在真理上的偏狂和愚昧,他是把自己和一种必然性、和他为之献身的事业联结在一起的,所有的荣辱得失只是偶然的罢了。但是,信念是否也有值得反省的呢?”“我们在《蝴蝶》中看到了这种反省。反省不是忏悔,不是谦卑的自责。《蝴蝶》中的反省是一种痛定思痛的内心独语,痛苦的反思,而真理往往就在痛苦中孕育。”“此外,《蝴蝶》还通篇贯穿着感慨之情,这就倍使人们神驰。感慨是一种常驻的伴随着人类的深刻情感,它不一定使人消沉,而有可能使人站在一个制高点上。[5]从这种表述方式和知识系统,可以看出吴亮当时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比如“历史真理”、“反省”、“必然性”等绝对理念。“杭州会议”的思想洗刷和自我重审,在吴亮对李杭育、张承志小说的认识中发生了剧变。“历史真理”不再是他小说批评的绝对出发点,相反,它融进了“当代意识”、“自然”等新潮概念,这位年轻和富有才华的批评家开始在用一种减弱“历史真理”的眼光看待王蒙等之后兴起的文学新人的创作了。他依然是在用那种不容置疑的口气,但开始表露出对自己原先自信的怀疑来。他《李杭育给我们带来了什么?》说道:“当李杭育的葛川江小说引起文坛广泛瞩目的时候,人们在赞许之余所附带地产生出一连串困惑。”这当然也包括他本人。他有点恐慌、然而不失兴奋地注意到,凡属“昨天的旧人旧事旧物”并没有在“昂扬向前的历史进化的催动和朗照下”消失匿迹,被历史埋葬,它利用历史给予的某种契机起死回生,再次在人们面前重演。“死去”的东西“重又”归来。因为正是在作家塑造的这个“最后一个”渔佬儿身上,一种崭新的“当代意识”显现了。他对之解释道:“葛川江小说中的当代意识首先表明为:活着的人们对过往的人与事的兴趣,并非单纯起源于一种好奇心,为了求得关于往事的知识和教训,而且更是为了寻求精神上的充实。”[6]在陈思和身上,也发生了这种由巴金到李锐和莫言的惊人变化。杨斌华在与陈思和“关于《红高粱》的对话”中,注意到了这位年轻批评的这种“认知变化”:“莫言小说显示了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知方式与复述方式的多样化的存在可能。首先这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新方法。原来我们都相信,世界乃是被一种理性支撑着的,是按着某种历史规律在做恒常运动的。我们认知世界,首先是认知世界背后的理性。”“莫言的小说则完全突破了这一点,而且他的突破,不是在具体的内容方面。”“它对传统文学认知世界的方法是一个大胆的反驳。”陈思和承认:“人们透过他的小说,不是在阅读生活世界,而是在阅读作者的感觉世界。”[7]

上述批评家的自我反思,是“杭州会议”这个当代小说史的重要转折点所促成的。或者可以进一步说,由“北京批评圈”所掌握的“历史美学”批评,之所以会被“上海批评圈”多样化的新潮批评所替代,“杭州会议”可以说功不可没。我注意到,马原、余华、孙甘露、洪峰、格非和苏童等新一代“先锋小说”兴起后,北京批评家黄子平、季红真等开始显露得力不从心,也正在转向后场。而吴亮、程德培等“上海批评圈”则大为活跃,一时间处在了“第一阵容”的位置上。而寻根小说批评,正是这个的中转站。从“杭州会议”上回来的陈思和,正如他已经在与杨斌华“关于《红高粱》的‘对话’”中显露出的苗头,他开始从“文化批评”这个视角认识寻根作家创作的意义。他指出:“文化寻根一呼而百应,虽然作家们对‘文化’与‘寻根’的理解不尽相同,然百川归宗,趋向只能一个。陕西贾平凹在1983年即发表的笔记体《商州初录》,渗透着秦汉文化的精神;湘西韩少功写出怪丽奇诡的《爸爸爸》、《归去来》等,力图重显楚文化的生命魅力;江南李杭育提出‘吴越文化’的口号,熔士大夫的清雅孤独与越民的机智狡黠为一炉,写出了一篇又一篇的杰作。此外,郑万隆、乌热尔图等人孜孜不倦地挖掘着东北地区的文化宝库;孔捷生以《大林莽》展示了海南地区的色彩;再有新疆、甘肃地区的西部文学与西藏地区的魔幻现实主义的题材,使‘文化寻根’文学不仅仅成为几个作家的偶然之作,或一时间的标新立异。”[8]同样出席了“杭州会议”的蔡翔,是从怀疑自己过去的“历史美学”批评为起点,转向对寻根小说“自然意识”的关切的。“我注意到这样一些小说——这些小说的作者把目光投向自然,他们写山、写海、写戈壁、写草原、写南方的热带雨林……他们写夜空、写白昼、写星辰、写暴晒的太阳……他们在人迹罕见的大自然中发现了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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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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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争鸣》201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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