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范:萧一山与《清代通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07 次 更新时间:2010-05-29 2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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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范  

  

  打开《清代通史》,上中下三卷,厚厚五册,可谓洋洋大观。上卷初版至今,已越80余载,后人闻兹念兹,未曾忘却,一山先生地下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年轻一代或许已经不熟悉著者萧一山的生平。① 凭一己之力撰写而成,中国第一部体系完整的新式清代通史,始出于北京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年方22岁;而全书杀青,三卷联袂问世,竟在40年之后,算得上是近世学术的一件奇闻轶事。

  不计入关前,清王朝统治中国达268年,与前此的朱明王朝一样,都曾被遗民虚称据有江山三百年。一代王朝,横跨四个世纪,名副其实是一具“超生命有机体”。一个强大王朝统制全国权力的丧失,可能起于朝夕突发事件,生死按钮瞬间拨动。但即使真的死去了,关于它的集体记忆,不仅光怪陆离、纷纷纭纭,而且还会存活很长很长时间,不同的时候扰动出非常不一样的情感。希望拥有一部没有任何争议的王朝记忆史,只能说是想像力的贫乏。赤橙黄绿青蓝紫,史家笔下的往事,原就是这样的绚丽多彩。从不同的记忆视野里,我们感受的,岂止新旧嬗递,予夺异数,更是无尽的宇宙叩问,永久的人生猜测,以及对未来不踏实的冀求与追逐。面对《清代通史》,如果能知道前贤是在什么样的情景下,以什么样的心境激活历史,或许会使阅读的兴味变得更浓。

  《清代通史》消失于大陆书市已近20载。欣闻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重印出版,后学不敏,秉同情了解之精神,希冀与读者一起走进这座“老屋子”,流连故地,聊充导游,不亦可乎?

  清王朝愈走渐远。若论出生于“大清”的人,至今已寥若晨星,万里之内,恐怕难觅一二有如此耐力的人。既是这样,任他雨打风吹去,干卿底事?不然,不然。历史记忆,不是哪个或哪些有直接利害之士的专利品。它永远是属于公众永恒拥有。因为现世的心理感受,往往需要有历史反刍来添加情味,催生感触。稍稍关注网路,就不难发现,对清史各式各样的议论,真也不少。不能小看了那些自称“渔樵”、“钓客”的,虽不是专门家,随兴翻书,笑侃加闲话,亦庄亦谐,不经意间蹦出若干惊世之语,往往会让人猝不及防。这一新科技时代的世象,有意或无意,不断地在提醒我们,一部清史永远咀嚼不完,不是那么容易“盖棺定论”的。

  顾颉刚先生在《当代中国史学》里曾直言:“编著中国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② 萧一山《清代通史》迥异于此,富个性化的精彩议论随机而出,时有入木三分的判断,令人叫绝。先生立论无不以丰富的史料作为根底,罗织有序,叙议相洽,读来有滋有味。另有一点更须指出,先生征引史料务求保持原貌,往往大段采录,不加删减,由此保存了大量原始历史文献,也为读者留下了独立咀嚼的较大的空间。③ 而这些文献,若初入清史者,极不易搜检,自己去寻觅,定要费很多精力。笔者以为,《清代通史》至今仍成为清史入门必读,学者常借助检阅之书,历久而不衰,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本文对萧一山《清代通史》有关史实、史识,究竟今日如何拾得、补阙、纠谬,作何种话题发挥,一概留给读者。此非存心偷懒,乃是有感于识史无涯,见仁见智,世无定评,使之自由地存活在公共空间里,永被人关注,岂不对先生更好?!

  

  一

  

  1900年,章太炎处在国学底蕴与政治激情内心交战的特殊时段,著名《哀清史》以及所附《中国通史略例》里表达的看法,也混合着复杂的心情。此时,他已经敏感到,“今清室之覆亡,知不远矣”。但对“清室猾夏”的种族愤激,炽烈如火,而文字狱戮虐士子的恐怖记忆难以抹去,心中隐然作痛。他不无偏执地控告“乾隆毁故籍,娴谤之禁,外宽其名,而内实文深。士益偷窳,以触罗网,后虽有良史,将无所征信”。由此,炳麟先生断言:清之亡,将与此前的历朝易代迥相大异:“史于亡国,亦大行之具,不于存时宿储跱之,人死而有随之送以赗襚者,国死而赍送亦绝,可不哀者?”④

  亡国而无信史随行赍送,无异于恶骂清王朝实无文化积累可言。这在章氏当时为革命意气风发,是逻辑的一贯。稽诸实情,“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绝唱不再,良史难求,史家并不因此废书不读。史料全在史家审酌采择,故置清室早有国史馆之设而不顾,且将官私书籍的史料价值一切抹杀,亦大不近乎人情。⑤ 试揆先生所拟《中国通史略例》,胸中有一股急欲恢复中华道统、文脉的主旨在燃烧。在他的历史通感里,清室不过是两千年中华之异数,明夷达旦前的短暂沉沦,轻蔑之意溢于言表,洵非意外。

  章氏之预言应验不爽,11年后清室果其然土崩瓦解,易手于民国。然与政治上的胜利者无端傲慢不同,中国士人向有“国可亡,而史不可亡”的情结。⑥ 言之者境界迥异,或出于遗民眷恋胜朝情结,或出于文化传承、鉴往知来之史眼,要之一代历史非一代政权之私产,无有随之而灭的道理,则是一个尊重历史传统的民族应有的政治胸怀与文化诉求。

  文网严密,史讳莫如深,清室的确超越前代,章氏之贬绝非虚语。然即使统制最有效的康雍乾年间,也百密而一疏,今之《四库禁毁书丛刊》收有634种书籍,仅史部即有157种之多,来自国内各图书馆收藏,足证有碍清室之史籍,迄有清一代,亦毁不尽、禁不断。而况有清一代,朝野人士的文集笔记,以及公牍档案、地方志书、官箴吏治诸书,汗牛充栋,均属不可忽略的“原料”;像魏源所作的《圣武记》,有类晚明私修明史之作,更为初创清史时必援之书。以此而论,章氏谓有清无史,偏激过之。

  随清代朝政日趋衰微,不利于清室的野闻轶史乃悄悄现世,包括书商策划杜撰,借秽亵、猎奇以牟利的伪书,以及革命党人以刊布清初扬州、嘉定屠城等野记,挑起对清室的种族仇恨。⑦ 舍此不论,清史研究的发轫,至少也可以追溯至清末,故有识者谓近代性质断代清史之研究,实与世纪同步。入至民国初年,应新学与社会阅读需求,仿纲鉴、纪事本末体与初创的清史教材陆续应世。萧一山1942年撰写的《清代史书史料及其批评》,曾论及著前状况,云:论清史私家著作,清末有缪荃荪之《国史要略》、汪荣宝之《清史讲义》,前者颇究心于制度,后者则取材于魏书(即魏源之《圣武记》),然皆为学校课本,非专著也。民国初年,有吴曾祺之《清史纲要》、许国英之《清鉴易知录》、李豫曾之《纲鉴易知录续编》、文明书局之《清鉴辑览》、陈怀之《清史要略》、刘法曾之《清史纂要》、黄鸿寿之《清史纪事本末》(引者按:另有同名本,则为钱遹朋所著)、印鸾章之《清鉴》等。⑧ 笔者比较认同王家俭、萧立岩的判断,应急类清史书籍,虽然条理清楚,实则失之简略,大都仍不脱王朝政治史樊篱,无法全面反映清代社会实况,于波澜起伏的社会情态和风云多变的中外关系,多所阙闻不载。因此,民初写清史的人虽然不少,但始终没有令人满意的学术专著出现,对清史全局性的研究,尚待时日。⑨

  这里,还必须对隔代官修清史一事做些交代。至今仍行世的“二十五史”,《清史稿》殿其后,沿用纪统体,例属传统“正史”。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后,即于民国3年(1914)开设清史馆。它原是替传统的王朝正史体系收尾,为两千年帝制略尽殓丧之仪的,“史馆规模之完备,人员之齐全,酬金之优厚,几不减清初当年明史馆开设之规模”。⑩ 然好景不长,袁氏窃帝自亡,随后历届北洋政府财政艰窘,屡减经费以至于无,史稿工作遂全局停顿,直至民国16年匆匆收场,次年开始印行。处在这样一个新史学后追逼迫,旧国史无力经营,不新不旧最是尴尬的时期,《清史稿》的修撰,欲了而不能了,成为“烂尾工程”。平心而论,此书编纂不乏名家高手参与,恪守旧例,规制亦严,自有史料整理、汇纂、分编之功;若假以时日,持之以恒,未必在《宋史》之下,也不是没有可能比肩《明史》的。故孟森等前辈均主张不宜贬损过甚,可与“二十四史”同等看待。(11)《清史稿》印行时,萧一山《清代通史》商务新一版已推出。其后陆续修订,先生对《清史稿》亦多有借助。

  袁氏死后,军阀、政客忙着争名于朝、攘利于市,修史之事,置之度外。笔者虽未能获得早期第一手材料,而以下议论均发生于《清代通史》出版之后,借此或可间接了解,知识阶层早就对清史编纂状况极度不满。梁任公是从史家的角度立言的:“官修清史,汗青无日;即成,亦决不足以餍天下之望。吾侪生今日,公私记录,未尽散佚,十口相传,可征者滋复不少。不以此时网罗放失,整齐其志传,日月逾迈,乃以守缺钩沈盘错之业贻后人,谁之咎也?”(12) 容希白则代表教育界谴责民国当局明令禁止《清史稿》发行,显系不明智之举。他发声道:“夫学校皆有历史一门,欲知中华民国肇建之由,不能废清代二百六十八年之历史而不讲……使政府果有改编之志,国人犹可少忍须臾。今改编既无其期,而研究历史者不能蔽聪塞明,则政府之威信有不暇顾者矣。”(13)

  然而,事犹有比之更不堪者。在当权者不知不觉之间,东瀛邻居经营有年,已然捷足先登。早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史界在“脱亚入欧”思潮影响下,逐渐由旧汉学转变为“东洋史学”,那珂罗世、内藤虎次郎,白鸟库吉,均是“东洋史”的创始者与中流砥柱人物。日本取代帝俄获取在中国东北特权后,满蒙史乃至辽金元史成为他们主攻的方向。白鸟库吉更是明白喊出了“日本应成为亚洲研究领导者”的口号。1908年成立“满铁地理历史调查部”,白鸟为主任,重点研究朝鲜、满洲历史地理。这是一批深受欧洲“科学主义”影响、具有浓重近代日本关怀的学者,异常敬业,人数不少。他们谙熟多种语言,穷搜各种原始史籍,寻觅并率先利用西方文献研究东亚,特别重视田园调查,东北与朝鲜荒野偏僻之乡,均留下他们跋涉考察的足迹,实为社会学与历史学之最早结合。以这样的意志与毅力写成的不少专著,所涉领域,多为中国史学研究未曾充分开拓的旷土。强援古来成语,谓之“失之桑榆,收之东隅”,情景虽未必全洽,然不免让人辛酸泪下,不忍言而不能不言。(14) 于是,想起寅恪先生1931年在清华的讲话,尝言“东洲邻国以三十年来学校锐进之故,其关于吾国历史之著作,非复国人所能追步”。以此之故,寅恪先生最后所说“直质不讳,拈出此重公案,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是为当时贤达所共忧虑者。(15)

  1914年4月,也就是清亡第三年,日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推出稻叶君山所著《清朝全史》;年底,但焘的中译本随即印刷出版。全书分上下两册,84章,凡数十万言,自满洲部族起源,迄宣统帝退位,政治、经济、文化、边政、外交诸事俱备,是清亡后第一部完整的清史著作。但焘系孙中山先生秘书,据其所序“弁言”,时居沪上,译本为中华书局争得。译者谓《清朝全史》“阅十余载之星霜,撷数百种之载籍,一旦杀青,蔚成巨帙”。并云:是书援引官私文书广博,取材旁及三韩(朝鲜)乃至西方文献,且综合矢野仁一《清朝史讲义》、内藤虎次郎《清朝衰亡论》和《清朝开国史料》、烟山专太郎《俄国黑龙江史》、田中莘一郎《太平天国革命意义》等本国人专著。(16) 因此,稻叶专著虽出一人之手,实立足于前此日本众学者清史研究基础之上,非急就之章。日人对清史若此关切,起步之早,钻研之深,足令国人感到汗颜。但焘先前已有专文涉足清史,译笔通晓流畅,译书一出,即风行中国,“对于当时的史学界,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震撼”!(17)

  走笔至此,本书主人公萧一山先生跃然跳出。逼迫若此,初生之犊,血气方刚,不得不鸣,且一鸣而惊世。一山先生是在1919年冬,山东济宁省立第七中学毕业前夕读到《清朝全史》的,时年17岁。关于著书缘由,先生自初版“叙例”有所交代外,以后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1934年《清代通史下卷讲稿辨论集序》(18) 一段自叙,描述编著前后心境十分真切,兹选录于下:

  及民国三四年间,海上有译日人稻叶君山氏之《清朝全史》者,颇风行一时。余方读中学,以国人不自著书,而假手外人,真吾国学术界之耻也!稍长,乃埋头致力,发奋著《清代通史》。民国十二年上卷出版,越年余,中卷亦出版;自后教授国立各大学,既十年,而下卷犹未能卒业。国家既无暇以奖励学术,士林尤多存门户方隅之见,稿费报酬,不足抄工,遑言资生与参考书乎?讲课劳人,光阴虚度,非余疏懒,势使之也。顾常端居私念,以为国史之大业,岂学殖谫浅者,或一手一足之烈所能胜任,使余努力以成草稿,藉开近代史研究之先路,则外人视之,或不至目中国学术为无人,斯余之愿遂矣。

  据《萧一山先生文集》“行述与大事记”所载,1920年,先生在山西大学预科时,即开始“专力于蒐集有关清史之资料,拟订编写大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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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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