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绍伟:秦晖与骗人的“坏政府日子好过论”

——从反历史的“昂纳克寓言”到反逻辑的“秦晖寓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15 次 更新时间:2010-05-11 20: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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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绍伟  

  

  一个历史学家提出了一个“反历史假说”,这就是秦晖最近多次讲述并开始引起人们兴趣的“昂纳克寓言”。在2010年2月3日“2010·中国新视角高峰论坛”的发言里,在《经济观察报》2010年4月5日的“有没有中国模式?”一文里,在财经网2010年4月7日的“秦晖对话前东德总理莫德罗:东西德统一之反思及反事实推论”里,在《SOHO》小报2010年第三期的“左右之争与昂纳克寓言”中,还有4月15日的长篇博文“从南非看中国”中,秦晖给左右派的朋友提了一个问题:你怎么面对这个“昂纳克寓言”?

  

  1,“昂纳克寓言”:东德用“中国模式”统一西德

  

  “昂纳克寓言”指的是,与西德统一东德的历史事实相反,假定东德当年用“中国模式”统一了西德,那么东德现在所抱怨的“制造业垮了、失业率高了”等问题就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会是现在出现在中国的出口增长型经济。由此,秦晖给左右派朋友提的问题是:高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就一定成功和一定可取吗?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昂纳克寓言”在东德不是现实而在全球范围内却是现实,人类愿意看到这个结果吗?

  “昂纳克寓言”是秦晖给多少有点后悔当初的选择、而现在又羡慕和想学“中国模式”的东德人讲的。秦晖的逻辑是,你东德现在羡慕“中国模式”,那好,我来给你设想一下东德当年用“中国模式”统一了西德的情形,然后问你愿不愿意接受。简单地说,就是设想东德用中国式的“低自由低福利”发展自己,然后象现在中国对美国(或将来对台湾?)那样,从经济贸易上打垮西德并统一之。“这当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也不是民主社会主义战胜自由资本主义,更不是斯大林主义战胜自由主义,而是血汗工厂把福利国家打败,野蛮资本主义把民主社会主义给打败了”。

  有趣的是,与秦晖对话的莫德罗不说愿不愿意接受,而只说这根本不可能发生(莫德罗不会“反历史”)。秦晖则继续沿着自己的逻辑走,你东德人不说愿意接受,那就是不愿意接受,因为价值观在那摆着,“低自由低福利”你不可能接受。好了,“昂纳克寓言”不可能在东德发生,可它如今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你承不承认?你又愿不愿意接受?不原意又该怎么办?

  

  2,秦晖的“中国模式四要点”

  

  “昂纳克寓言”是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呢?这就涉及到通过国际对比来理解“中国模式”。我把秦晖的具体逻辑概括成所谓的“中国模式四要点”,其特点是用“自由与福利”和“权力与责任”的“双逻辑框架”,对全球化和中外的政府行为进行对比刨析(秦晖的手法我称之为“秦晖式的对仗”,典型的例子如“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这四个要点是:

  第一,西方的福利、税收与公债(“越好的政府日子越难过”):西方既有像瑞典那样比中国还要“社会主义”得多的“左派”国家,也有像美国那样讲究自由竞争的“右派”国家;“金融危机”后,在他们每个国家内部,左派说这是右派自由放任造成金融监管不严之过,右派说左派用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膨胀把国家财政弄破产了;爆发危机的核心问题就是民间和国家借债太多,左派说高福利理直气壮,说高税收就吞吞吐吐的;右派说低税收理直气壮,说降福利他们就吞吞吐吐。随着经济尤其是金融全球化的深入,出现了老百姓感觉不到的全球透支;原先玩全球化的只是西方人和他们的殖民地,现在是前计划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加入进来。

  第二,中国政府的权力、责任与财政(“越坏的政府日子越好过”):中国的社会主义左派鼓动国家向老百姓拼命收钱,不收就是该死的“新自由主义”;而自由主义右派则说国家不必为老百姓花钱,否则就是可恶的“福利国家”。中国政府拥有“社会主义式的权力”,却只承担“资本主义式的责任”,而西方的政府只有“资本主义式的权力”,却要承担“社会主义式的责任”。民主国家的左右派都要拍老百姓的马屁,专制国家的左右派都要拍“皇上”的马屁。中国“左”起来给政府扩大权力很容易,但追问它的责任却很困难;中国“右”起来推卸政府的责任很容易,但限制它的权力却很困难。这样搞,优越性就是原始积累的速度快,应付事态的能力也特别强,手中集中了巨量的钱,要搞经济刺激计划也容易。中国搞市场经济,“市长”让百姓“找市场”,“限权”就变成了“卸责”;责卸了权不受限,“市长”可以随便找老百姓收税,而老百姓不能“找市长”要福利,国家的财政富得流油成了中国模式的特点。西方的政府捉襟见肘到处化缘,中国政府花钱如水,就这样钱还花不出去,正好美国要透支。

  第三,低自由低福利的“竞争优势”(“劣币驱逐良币”):以这一模式和西方那种模式的互动为特征的全球化延续下去,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将会怎样?国际上,“左派”、凯恩斯主义者赞扬中国不搞自由放任,“右派” 赞扬中国不搞福利国家;张五常最近也一再讲中国创造了人类最好的体制,就是既不搞福利也没有工会,还说世界的趋势是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高福利国家要学低福利国家,低福利国家要学负福利国家。西方要既降福利又降自由,几乎根本做不到。“低自由低福利”却体现出“竞争优势”,这是中国在加入了全球化以后才出现的;在一个市场、投资行为都高度全球化、但是人权标准没有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竞争,那这种模式的优越性就体现出来了。在融入全球化的条件下,前者创新出来的东西后者可以学,后者的铁腕却是前者没法学的。这样的“低人权优势”的确存在着全球化中“劣币驱良币”的逻辑,但“高人权”与“低人权”的胜负并没有一种决定论的答案。

  第四,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打破“昂纳克寓言”):改革前中国的人权状况肯定比现在差,因此改革的进步是肯定的,而对于那种认为改革后不如改革前的“左派”理论是不能赞成的。如果通过“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的努力使中国的自由与福利都得到持续的进步,这实际上也就是那种所谓与西方相反的“中国模式”的淡出和中国融入世界文明主流的过程。政治自由的意义自不待言,经济自由也还要增加,要反垄断,改变“国进民退”的做法。福利国家的确有很多毛病,但中国在福利问题上最应该避免的是负福利现象。如果你是自由主义者,你首先应该否定特权福利,而如果你是社会主义者,你首先应该推动国家对弱势群体承担责任。

  

  3,“秦晖寓言”:所有好政府日子都难过

  

  从这个“中国模式四要点”可见,秦晖认为“东欧学中国”同“美国学中国”一样可笑,“低自由低福利”的中国,自己问题成堆,最紧迫的是“限权和问责”,而那些不知情的人却在奢谈什么学“中国模式”。

  可是,秦晖无形之中沿着自己的逻辑走入了一个大陷阱:如果“越坏的政府日子越好过”,那么,把这个政府弄好后,如何解决“越好的政府日子越难过”的问题呢?如果中国也变成“高自由高福利”了,全球化不再有“劣币驱良币”的失衡了(双轨合一的“劣币良币化”),又如何解决“所有好政府日子都难过”的问题呢?

  显然,问题不是要去为将来操心,而是现在就要问:如果你看着“坏政府日子好过”难受,那么,你看着“好政府日子难过”为什么没有对称的难受?换句话说,如果“限权和问责”可以解决“坏政府日子好过”的问题,那么,你拿什么解决“好政府日子难过”的问题?

  更进一步说,全球化中的“劣币驱良币”、“低自由低福利”挑战“高自由高福利”,难道问题全出在那个“坏政府”而不出在那些“好政府”身上?而这又与福格尔证明全美经济一体化条件下、美国南方奴隶制经济比北方更有“效率”是可以同比的吗?如果我们不原意看到全球范围的“昂纳克寓言”成为现实,那么,一个“所有好政府日子都难过”的新的“秦晖寓言”,秦晖自己又如何面对?

  如果你替秦晖回答说:“我只管中国的事,不想为外国操闲心”,那问题就简单了,因为这样,你立即就把秦晖定位为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可那决不是秦晖。因为秦晖看到,“不仅中国有学不学的问题,甚至就是西方有这种安排的国家也面临一些头疼的问题,以至于这个制度和框架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崩溃的可能。当然不是说必然会崩溃,甚至不是说崩溃的可能很大,但我要跟你说,绝不是他们已经有一个很漂亮的制度,就可以一劳永逸的”。

  秦晖比那些打死都不承认“西方模式可能崩溃”的人要诚实得多,他承认赤字公债是民主的产物也比那些死死抵赖的人高明,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对东西方历史演进的不对称分析,依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坏政府日子好过”和“好政府日子难过”都存在改革的问题,分析不对称,我们就可以怀疑他说“西方模式可能崩溃”时的诚恳程度,更重要的是,我们就可以怀疑他对“西方模式”的理解,是不是真的已经达到他所应该达到的地步。

  

  4,“低人权优势论”的玄虚

  

  那么,秦晖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呢?如果套用“秦晖式的对仗”来说,那就是 “宏观逻辑没有微观化”,“历史逻辑没有实证化”。“宏观逻辑没有微观化”其实也是“秦晖式的对仗”的代价,即用“工整”来牺牲“细微”;而“历史逻辑没有实证化”的问题则是出于一个历史学家过分的“规范冲动”。为了避免类似用“工整”牺牲“细微”的缺陷,下面我作一些“细微”分析。

  首先,按照秦晖“自由与福利”和“权力与责任”的“双逻辑框架”,中国“低成本改革”的成功,其实是“低人权改革”的成功,即他所说的“缺福利少自由成就中国经济奇迹”,是“低自由低福利”参与全球化下的成功。

  这里,秦晖用了一个极其奇怪的逻辑。他说“没有全球化中国就是北朝鲜,没有低人权中国就是东欧”,也就是说,参与全球化使中国不同于北朝鲜,按正常逻辑,他就是说“参与全球化成就了中国的经济奇迹”;而且,参与全球化要比高人权重要,因为没有低人权,中国最多是东欧,可没有全球化,中国只能是北朝鲜,利害之间,东欧之利显然抵不过北朝鲜之害(那个自由主义者敢说宁去北朝鲜也不去东欧?)。但秦晖说了这个话之后不作数,他自己不这么走逻辑,他反过来说:“如果闭关锁国不加入全球化,低人权经济就像北朝鲜,不会有什么奇迹。但加入全球化却没有‘低人权优势’,那就像中东欧国家,虽然如今经济发展也很快,但也并非‘奇迹’速度”。

  秦晖的奇怪逻辑是:北朝鲜的情况是理所当然的,不必再提,咱们只看中东欧国家,人家也参与全球化,却由于没有‘低人权优势’,所以经济增长没有中国快,所以“缺福利少自由成就中国经济奇迹”,所以现在的中国是民主化前的“南非奇迹”的翻版,所以中国根本不是什么“拉美化”而是“南非化”。

  秦晖为什么要故意犯这么低级的逻辑错误呢?你仔细看他的分析,他把所有的话都说圆了,北朝鲜和中东欧都考虑到,中国的人权进步也考虑到,然后出结论、定题目时,却只提“低人权优势”而不提“参与全球化之功”,他的目的只有一个:炮轰中国的“低人权”。注意,我决不反对炮轰中国的“低人权”,我惊讶的是,一个应该非常严谨的历史学家,居然用反逻辑的逻辑去炮轰中国的“低人权”。

  参与全球化的开放本身就是一个自由化过程,而如果没有开放,全球化就只是一个与内部无关的外部事件。问题出在,“秦晖式的对仗”表述,过分追求文学和新闻效果,结果就牺牲了学术严谨性,最后弄得好像人权越低经济奇迹越大似的,这种哗众之词,最明显地表现在“越坏的政府日子越好过”的说法上。秦晖自己比老左们更能看到改革的进步,但他的夸张手法压歪了要点,起到了思想误导的作用,因为他所说的全球化,其实与开放、改革、经济自由化等等密不可分的,而如果“越坏的政府日子越好过”是真的,北朝鲜现在应该是援助中国而不是要中国的援助了。可见,秦晖追求的是解气,不是严谨。

  “低人权优势论”忽略的“细微”之处是,“全球化”的好处只有在“自由化”的基础上才能获得,而中国式的经济自由化,决不是秦晖所简单化的“工人想赶走就赶走,农民的地想圈就圈,公共资产想给谁就给谁,民间资产想怎么集中就怎么集中”。中国式的经济自由化有强化“行政权力”和“公共权利”的两面性,只看强化“行政权力”的一面而不看强化“公共权利”的一面,就是偏激。同样,在国家财政富足的问题上,只看政府卸责任的“节流”,不看政府扩自由的“开源”,也是偏激。秦晖自己承认:“只有把纵向比较的人权进步和横向比较的‘低人权优势’都考虑到,才能对‘奇迹’有可信的解释”。如果这句话是对的,“缺福利少自由成就中国经济奇迹”就是错的,没有理由看场合选择说不同侧重的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因此“一切结论都是场合结论”)不应是历史学家的规范态度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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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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