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炜光:悲歌一曲从天落——法国大革命的财政原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93 次 更新时间:2010-05-06 22:2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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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克顿写道:“法国的财政收入已经达到2000万,可路易十六仍然觉得不够花,要求国民继续掏钱。于是,在短短的一代人时间里,财政收入飙升到超过1亿。”显然,这是一种没有刹车装置的制度。法国国王自查理七世(公元1422~1461在位)时就“做到了不需要各等级同意便可任意征派军役税”,从那一天起便种下了全部弊病与祸害的根苗。如托克维尔所说:任意征税乃是一切流弊的根源,“并在王国身上切开一道伤口,鲜血将长期流淌。”

  路易十六是1774年即位的,此时的法国,经过自称“朕即法律、朕即国家”的路易十四的高度专制、“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的路易十五的荒淫挥霍之后,就像一个用力过度的发条,已经松弛下来了。为了支付到期的债款和利息,王国政府不得不举借新债,从而使国家财政状况陷入恶性循环,并陷入了严重的信贷危机。

  路易十六认识到,要想改变这种极度困难的局面,必须对下层民众积怨已久、而特权阶层死守不放的赋税征收制度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他先是任用重农学派著名学者杜尔哥为财政总监进行卓有成效的财政改革,然而,在改革的关键时刻,路易十六却恢复了“穿袍贵族”(法官)的特权,反对改革的力量骤然增大,刚刚启动的、明显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财政改革化为泡影。此后,国王又接连任用瑞士银行家内克、里尔省总督卡隆以及图卢兹大主教布里埃纳等主持财政改革,亦无不以失败告终。万不得已的国王于1788年7月5日同意召开三级会议。

  然而,历史没有给路易十六留下足够的时间。1787~1789年的法国,农业连续歉收,随之而来的是严重的粮食短缺。与此同时,工业危机也由于农产品价格的急剧上涨和1786年英法通商条约的生效而加剧,导致大批法国企业倒闭,工人大量失业。巴黎本地的情况更加严重,1788年12月有8万人失业,还有成千上万的人从贫困的农村地区涌进巴黎,城乡下层居民大都处于饥寒交迫之中。积累起来的经济病和社会不满情绪为当时即将召开的三级会议带来不祥的兆头,终将导致严重事态的发生。

  

  激变发生

  

  如果国王改善财政状况以求政治稳定的意图在三级会议上能够实现,法国的历史就完全是另一种样子了。然而,经过数十年启蒙思想熏陶的18世纪的法国毕竟已经不是一个多世纪以前那个君主专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古典主义”的法国了,事实证明,路易十六的设想只不过是一种天真的一厢情愿。

  会议开得果然很不顺利。国王关心的只是财政问题,财政大臣内克的主题报告则是国王“指示”的乏味而冗长的注释。第三等级的代表们对路易十六大失所望,他们认为,三级会议不能成为特权等级维护私利的场所,必须制定一部宪法以维护人人生而有之的基本权利,建立一套新的国家机器以取代弊端丛生的专制机构。在他们看来,如果继续实行三个等级分厅议事并按等级投票,税收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平等就是一句空话。

  6月17日,第三等级将有名无实的三级会议改为“国民议会”,并且赋予自己批准税收的权力。对此,路易十六并未想出什么化解危机的良策,而是采取了一个愚蠢的行动——关闭第三等级的会议大厅,结果引发了著名的“网球场宣誓”。

  路易十六在王后及部分宫廷贵族的鼓动下,向凡尔赛和巴黎四周调派军队企图加强对局势的控制,激起了因政府财政改革毫无成就而生活艰难的普通民众的强烈不满,并迅速演化成一场社会动乱。人们到处寻找武器,贫民大肆抢劫。7月12日下午开始,成群结队的起义者开始焚烧遭人痛恨的税卡。这些税卡的勒索被小店主、酒商和小消费者恨之入骨,早已成为经常引起骚乱和企图走私的场所。在四天的骚乱中,54个税卡有40个被摧毁,文件、登记簿和收据均化为灰烬,税务官四处逃散。7月14日,爆发了著名的“攻占巴士底狱”的行动。

  迅速变化的形势迫使制宪议会暂时放下正在起草的宪法,承担起保护农民权利的责任。8月4日夜的制宪会议上,贵族和教士的代表们纷纷提议废除一切不合理的封建特权和赋税,取消徭役和其他人身奴役,通过了著名的“8月法令”。1789年8月26日,制宪会议又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从根本上铲除了旧制度时期的特权原则,取而代之的是人权和法治原则。

  路易十六为了控制局势,命令驻扎在杜埃的佛兰德团向凡尔赛进军,激起巴黎民众更大的愤怒。10月6日凌晨,一群情绪激奋的群众冲进王宫,国王的几个贴身侍卫被杀。关键时刻,路易十六选择了不与民众对抗,被暴动的民众押回了巴黎,被软禁在杜伊勒里宫中。

  1792年9月21日,领导暴力革命的国民公会宣布废止君主制,第二天又宣布法兰西为共和国。1793年1月16日,作为立法机构的国民公会就路易十六的生死问题进行表决,激进派仅以1票的微弱多数决定了路易十六的命运。

  

  纳税人成为立法者

  

  1793年1月21日中午,年仅39岁的路易十六被送上了设在大革命广场(今协和广场)的断头台。如果不是发生民众暴动,法国完全可以像英国那样逐步地建立起立宪君主制度,走上宪政之路。但遭受压迫剥削太久的法国人此刻已经没有耐心继续等待,他们把积累了一个世纪的仇恨毫不留情地全部倾泻到了可怜的路易十六头上。

  专制强权的路易十四在位整整72年,昏聩无能的路易十五竟也在位59年,而温和善良、愿意改革却又十分软弱的路易十六,历史留给他的时间竟只有15年!他要通过财政改革取消上层阶级的财政特权,恢复被历代国王废止了160年的三级会议,把全国几百名代表请到凡尔赛来“共商国是”,是他之前的专制统治者远远做不到的。他又一次次地妥协、让步,并没有真正实施武力镇压,都可以说明他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国王,人们还能期望一个旧时代的君王做些什么呢?

  为什么一场财政、税制改革会引发大革命?为什么良好的改革愿望带来的却是否定改革者自己的结局?为什么进行减税和平均税负的改革反而激怒了人民?我们在分析法国大革命前夕的改革后,不免对这些难以解答的问题更加感到困惑不解。这些“为什么”的背后,一定有着极其复杂的原因。

  早在中世纪的1302年,法国就召开了历史上第一次“三级会议”。1357年,法国颁布《三月大敕令》,确认三级会议享有决定税额、监督赋税征收和使用的权力。然而,波旁王朝却长期充当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角色。当路易十三还是个“儿童国王”的时候,就由他摄政的母亲做主解散了三级会议。路易十四又进一步扼杀了高等法院对王权进行监督的职能,王权以外的意志表达被彻底窒息。虽然“太阳王”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是强盛和稳定的,但没有民主制度保障的“强国”是虚幻的,他所加强的是一个上层对下层平民拥有无限权力的旧制度,这个制度已经腐朽了,不可能维持长久。

  路易十六面临的困难,最主要的原因是制度上的。此时的第三等级,是僧侣和贵族之外的一切社会阶层,力量空前强大,他们早就不再满足于纳税多而权利少的政治地位,只要有合适的机会,他们就要将自己的意愿表达出来,重新改组社会结构和重新分配权力,此时召开三级会议反而为第三等级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他们不失时机地将这次会议变成了制宪会议。于是,第三等级的代表就不只是作为纳税人,更是作为立法者来参加会议。所以,这次三级会议注定不会是一个仅仅事关财政事务的会议,而必然是一个重新划分社会权利与权力的会议。对此,路易十六竟没有丝毫察觉,更没有提出任何社会改革的方案以应对第三等级可能提出的要求。这样看,国王早在他批准召开三级会议的那个晚上,就给自己签署了死刑判决书,或许,在他登上断头台时仍在为当初召开三级会议的决定而悔恨不已。

  

  点燃“干柴堆”的改革之火

  

  路易十六推行的财政、赋税政策与他的前任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是节制的,甚至可以说是温和的。随着被统治者与统治者精神上发生的这些变化,这个时期法国的社会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繁荣起来了,如托克维尔说的:“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

  阿克顿写道:“法国的财政收入已经达到2000万,可路易十六仍然觉得不够花,要求国民继续掏钱。于是,在短短的一代人时间里,财政收入飙升到超过1亿。”显然,这是一种没有刹车装置的制度。法国国王自查理七世(公元1422~1461在位)时就“做到了不需要各等级同意便可任意征派军役税”,从那一天起便种下了全部弊病与祸害的根苗。如托克维尔所说:任意征税乃是一切流弊的根源,“并在王国身上切开一道伤口,鲜血将长期流淌。”

  就是在这座“干柴堆”上,路易十六点燃了他的财政改革之火。与一切专制统治者一样,他总是把面临的深刻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看作是一种“小危机”,他的注意力总是放在诸如增加财政收入这样的具体问题上,唯独不愿意听取有关政治制度改革的意见,而是企图通过财政、赋税体制的修补来克服那个“大危机”。实际上,严重的财政危机往往是严重的社会危机的反映,需要进行全面的社会变革,对此,路易十六毫无认识,实行的仍然是旧的财政管理体制,“财政管理是秘密的、无保障的,人们在这里仍遵循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统治下的某些不良做法。”我们不难想象,在一个已经完全腐朽了的体制之上进行改革会有多么大的危险!“政府努力促进公共繁荣,发放救济金和奖励,实施公共工程,这些每天都在增加开支,而收入却并未按同一比例递增,这就使国王每天都陷入比他的前人更严重的财政拮据中。”

  这种回避主要矛盾,舍根本问题取次要问题,并试图通过解决这些次要问题来解决根本问题的“改革”对于解救危机无济于事,反而进一步加重了财政危机,从而命中注定他所进行的财政改革实际上变成了旧制度灭亡前的一种毫无前途和希望的挣扎。而当他的改革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时,国家的各个部分已经“没有一处保持平衡,最后一击便使它整个动摇起来,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动荡和最可怕的混乱”;这个严重分裂的社会已经“再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约束政府,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援助政府,最后,作为其基础的社会一旦动摇,这座君主的宏伟大厦顷刻之间就会全部毁灭”。

  因而,以降低绝对剥夺的政策如减税或提高纳税人权利为特征的财政体制改革并不必然带来稳定的社会秩序,反而有可能引起社会的不稳定,这是法国大革命前夕财政改革的一个主要教训。政治不稳定不一定来自于绝对剥夺,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来自于相对剥夺,或者说,来自于经济发展和政治自由度的提高。

  托克维尔通过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首先发现了这个道理,而以往人们对这个观点是比较忽略的。托克维尔认为,一个国家经济越是繁荣,旧制度消失得就越快;政治自由程度越高的区域,民众对革命的支持也就越积极。他认为,在大革命发生以前一段时间财政政策的调整改革可以带来经济的发展,民众的生活水平也能做到比过去有明显提高,但大革命恰恰就爆发在这个总体情况相当不错的时期。他说:革命的发生并非总是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单纯追求经济改革、经济发展并不一定带来社会安定、避免革命发生的结论。临近巴黎的地区在革命前几年就取消了个人徭役,军役税的征收比法国的其他财政区更正规、更轻、更平等,但这里却恰恰是大革命的主要发源地。

  还有一个因素不能忽视:革命前的20年里法国政府变得过分活跃,连连发起从未有过的各种事业,成为工业品的最大消费者和国内各项工程的最大承包人,造成社会上与政府有金钱关系、对政府借款颇感兴趣、靠政府薪金为生、在政府市场投机的人数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从未如此紧密地混合在一起。财政管理不善在过去是政府的“公共劣迹”之一,是从来就有的老问题,但现在却正在成为千家万户的私人灾难。1789年,法国国家欠债达到6亿锂,那些债权人本身又是债务人,正如当时的一位财政家所说的,他们与同受政府财政管理不善之苦的一切人联合起来,把他们的怨恨一齐向政府发泄。“请注意,随着这种不满的人数的增多,他们更加激怒。因为投机的欲望、发财的热忱、对福利的爱好已和生意经自动传播增长,30年前对同样痛苦逆来顺受的人,现在对此却忍无可忍了。”

  一方面是民众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政府不断地刺激这种狂热,可是又不断地从中作梗,点燃了又想设法把它扑灭,最后,终于熊熊大火烧起来再也控制不住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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