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炜光:英国财政制度的演化与现代世界的诞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4 次 更新时间:2018-01-28 23:5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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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世界不等于全世界

  

   李炜光(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科首席教授):现代世界,我们对它并不陌生。它是现代的、工业的、城市的和科学的概念,一种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与“旧制度”完全不同的总体社会制度,一种对于人类漫长的传统社会而言的全新的社会形态。麦克法兰说,在当今,“它醒目地表现在美国,同时也将整个世界逐步引向同一个方向。”当然这是有争议的。

   首先应弄清问题的是,现代世界不等于全世界。19世纪初期的时候,所谓现代世界还只是一个由英国、荷兰、美国等国组成的“窄带”(人口只占人类的2%),窄带之外的所有国家仍为“旧制度”所笼罩。当年托克维尔就十分担心新结构的脆弱性会使它随时面临崩溃的危险。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这以后不久,“新结构的许多元素竟然开始扩散,首先是在19世纪中叶扩散到欧洲大陆的部分地区”,包括法国和德国的部分地区,而被称为“欧洲的奇迹”(麦克法兰,2013,第12页)。

   这以后便是东方。1860年的时候,福泽谕吉从世界的另一端看见了欧洲发生的事情,那时整个亚洲都保留着旧制度,当然也保留着野蛮和落后,他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国家除非学习欧洲的经验,也变得“现代”起来,否则注定将会沦落为西方的殖民地。于是在1870-1910年间,日本毫不犹豫地加入了现代世界的行列,采用的就是大部分已在欧洲见效的处方。请注意我用了“毫不犹豫”这四个字,因为这非常重要,关系到一国社会转型过程的成败。紧接其后的是北美,发生了同样的社会巨变。

   马克斯·韦伯在数十年之后也像福泽谕吉一样预见到了这一切,毫不怀疑这个世界上某种非凡的事情已经发生,于是“奇迹”的发生便顺理成章了,而且不再只是欧洲的奇迹,是世界史上的“欧—美—日现象”(Euro—American—Japanese phenomenon)。至迟到19世纪结束的时候,已经有多个国家完成了这一伟大的社会转型,现代世界已然诞生了。

   现实中人们常常把现代世界混同于现代技术,其实他们也不是一回事。如麦克法兰所说,法西斯完全可以让旧制度与现代技术结伴而行,但旧制度还是旧制度,反倒有可能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而使旧制度的围墙更加坚固,而围墙里面的人会离自由越来越远。此外,现代世界也不等于某个时间点,至少16世纪以后的英国,就已经是现代社会(韦伯理论里有个“16世纪分界说”),而18世纪的法国却还是旧制度。即使到了现在,也还存在一些前现代国家。它们仍然维持着旧制度,而未融入现代世界。但不管怎么说,各国都在努力与现代世界趋同发展,告别旧制度,这可以说是20世纪人类文明发展的主要成果。

  

现代世界何以诞生

  

   现代世界何以诞生?人们一直在设法探讨其中的奥秘,找出的理由五花八门:基督教、封建制度、水上交通、煤炭储量、矿藏等,还有人将之归结为运气、偶然、意外,总是不免给人“盲人摸象”的感觉,但艰难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因为人们知道,“为了认知当下世界,为了给滑溜溜的未来道路绘制一张可行的路线图,我们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弄清当今世界来源于何处。”(麦克法兰,2013,第20页)

   麦克法兰用的是一种“拼七巧板”的办法,把与现代性相关联的特点如宗教、科学、政治结构、市场经济等因素一揽子地列将出来。他说,英格兰之所以能率先实现社会转型,从一个农耕(agrarian)的世界变成一个工业化(industrial)的世界,就是这样一组相互关联的要素共同发生作用而导致的结果,其中的每一个特点都不可缺少,但是每一个特点又不能单独成为现代性形成的十足原因。但无论如何,开启现代性大门的钥匙必须丝丝入扣,这不仅是要把每一个零件搞正确,而且要把每一个零件和其他零件的关系都摆正确,让它们恰到好处地契合在一起。

   在人类社会向现代世界转型的过程中,这种契合出现的概率极低,而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形,该社会就能够成功地逃离传统制度和体制,进入到现代世界的行列中。麦克法兰归纳的现代性要义主要有人口结构、政治自由(political liberty)、社会结构、财富生产方式以及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方法等。关键是要找到一种与旧制度迥然不同的全新的财富生产方式,以保障经济的持续稳定的增长,这是旧制度所无法达成的目标。至于特定的认知方法,指的是这样的社会有能力生发新思想、有能力保持怀疑和暂缓判断,有能力通过实验而加速进步。关键是这一揽子的互相关联的现代性特点如何才有可能“同时出现”?这其中就有一个寻找通往未来现代世界的“进路”问题了。

   麦克法兰在《现代世界的诞生》中指出,这条进路“表现在一部财富增长之条件的杰作中”,而财富增长重要前提条件是确保私有产权和对王权的有效限制。17、18世纪时法国人访问英格兰时注意到的一个细节,就是那里人人都是自己财产的主人,人人都可以过一种不受权贵们控制的生活。“如果他愿意,他甚至可以不认识他们。”麦克法兰引用伏尔泰的话说:“英格兰人是世界上唯一能够反抗国王,从而给国王权力设限的国民,是唯一通过一系列斗争而最终建立了一种英明政府的国民。在这种政府下,国王拥有做好事的一切权力,同时却被限制了一切做坏事的权力。……在这种政府下,人民非常清醒地参政议政。”(麦克法兰,2013,第12页)这才是现代世界“进路”上最为核心的要素,相比较而言,商人之间的交易、劳动分工、货币使用之类的问题其实没有什么复杂的,它们都可以通过市场自发秩序的形成来解决。商人之间不会互相侵害,恰恰相反,他们希望对方的产权是明确的和有保障的,这样的人才能成为贸易伙伴。他们也不会任意剥夺对方的利益,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权力,而且就是剥夺了别人的利益自己也得不到什么好处。显然,对商人的产权和利益真正能形成威胁的,只可能是来自于公权力,所以英国八百年历史演绎的就是一个如何限制国王权力的故事。

   较早揭示出这一通往现代世界“进路”的思想家是亚当•斯密,在1755年的一次讲演中,他提出过一个财富增长三要素:除了和平、便利的税收,以及适度的司法之外,把一个落后国家变成繁荣的国家,就不再需要别的什么了。他说这话的时间比《国富论》出版早了20年,所陈述的三点无一例外都是针对国家公权力而言的,而且这三点之中,税收或许更为重要,因为前后两点——战争和法律都与税收直接相关。麦克法兰认为斯密三点很难做到,确实如此。但也正是因为如此,就把现代世界和旧制度区彻底分开了。他主张把easy tax说成是“便利的税收”,认为不能翻译成low或light,我认为是对的。因为在历史上,英国的税负从来不低,反而很高。18世纪时,英国的平均税负大大高于世界其他国家,当时能跟英国相匹敌的,只有荷兰。但这样高的税负并没有引起英国人的反感,也从未导致严重的国内政治危机,其奥妙,就在于这个easy tax。

   easy tax是斯密提出的最为成熟的税收原则,其中第一原则是平等。他认为每个国民都应当为维持政府的存在而纳税,但应当尽可能做到国民所纳之税与其各自的能力成正比,或者说,与人们在国家保护下所享有的收入成正比。与我们今天能够理解到的税负在纳税人之间的平等有所不同,斯密更重视的其实是另一层意思,即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平等。在英格兰,极富的人和极贫的人税负都不算重,税收主要是由“中间阶层”承担的。这个阶级在有的文献中称为“下中产阶级”,他们消费的物品常被课征高额的间接税(indirect taxes),如茶叶、烟草、麦芽酒、烈性酒等。所以一个人还是有机会选择避开这些税收的,这与他的朴素、节俭和习惯有关。1700年的时候,这个阶级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并在整个18世纪中迅速壮大起来,以至于开始具有支持一场昂贵战争的实力了。在当时,除了纳税,他们还有余力购买国债(national debt)。在18世纪中叶的时候,英国大约有5万名国债持有者。

   斯密的第二原则是定则,即人们纳税的时间、方式和数量等都应当是明确的和法定的,具有较强的可预见性,不随意(predictable and not arbitrary),就是说,交税的事无论对纳税人自己还是政府一方,都应当清清楚楚,一目了然,而决不能含糊其辞、朝令夕改。第三原则是便利,“每一笔税款都应当依据纳税人最为方便的时间和方式而征收”。斯密的逻辑是政府应该对非必需品课税,而不对与穷人生死攸关的必需品——比如面包课税,而勿使他们在生活困境中因纳税而陷入绝境。早就有学者指出,英格兰不对劳动阶级征收直接税(direct taxes),也不对他们征收欧洲其他国家的贸易税。在英国,住房税、窗户税、收入税、财产税、估定税(assessed tax)等等,从来不会落在劳动者头上,甚至不会达及零售商、手艺人、熟练工等人。第四原则是经济,认为税收应以经济上的高效率方式征收,意思是以较低的成本完成征收过程,所征之税“尽量不在征收过程中被吸走”。英格兰在欧洲最早建立了现代性质的税收征管体系,其专业性和高效率使得税的征收不必再倚赖于包税人之类的私人机构,而后者恰恰是欧洲人民无尽苦难的根源,关于这一点,在巴尔扎克笔下的波旁王朝出卖外地收税权的情节中有生动描述。

   斯密认为在上述四原则中,第二原则最为重要。在《法学手稿》中他指出,“哪怕税负本身相当不公正,与税收的不确定性相比也是小得多的一种恶。当税是被随意课征的时候,每一个纳税人都被置于不受制约的权力的笼罩之下。不确定的税收怂恿蛮横无理,甚至原本不蛮横也不腐化的人,也会变得腐化了。”以此为逻辑起点,也就有了后世的以外部政治控制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国家预算制度和“公共选择机制”,以及现代社会面向社会大众的财政信息公开、透明,以及完善的问责和纠错机制。

   也就是英国,能在全世界率先做到税的征收事先得到主体纳税人群,即议会所代表的社会上层和中层阶级的同意,履行严格的法定授权程序。所谓现代财政制度,说起来就是这么简单,但它却是人类文明发展最最重要的成果、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旧制度的最基本的标志,没有之一。后来由英属北美殖民地人民发出的“无代表不纳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就是基于他们将自身的地位与母国相比较而得出的结论。

   由于这种现代性质的税收制度的确立,英国人民幸运地避开了足以毁灭生产根基的沉重赋税,麦克法兰引用福蒂斯丘的话说:“英格兰农村居民身在人间天堂,这里既没有横征暴敛,军队也不入民舍,政府也不征收国内税(internal taxes),因此王国的每一个居民都可以随意享用自己的全部土产和畜产,并随意享用他依靠自身劳动或雇佣劳动,从水上或陆地所得的一切利润和商品。”(麦克法兰,2013,第192页)也许是受这样的历史事实的启发,斯密才会在他的演说中断言道:“法律和政府的目的,是保护那些积累了巨资的人,使他们能够平安地享受劳动成果。总的说来,最好的政策,是那种听任事业自然发展,既不给予津贴,也不对货物课税的政策。(《亚当·斯密全集》第6卷“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讲演录”)”英国历史上才能长期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以至产业革命的发生都与这种将政府征税置于私有产权和民众利益之后的税收制度直接相关。没有后者,英国建构现代世界的故事可能完全不是现在的样子。

这种税收制度还明确规定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各自的责任和权力。在英国,税收的很大一部分由地方一级管理,用于当地的公共服务。现代税制给英国政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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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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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镜厅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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