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的原初理论语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98 次 更新时间:2010-04-09 12:3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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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兵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马克思哲学不竭的生命力在于它不断与每一个“当下在场”的思想视域所发生的历史性融合。这种阐释学的处境通常以返本开新为其前提性要件。“回到马克思”,作为当代新的理论条件下重新廓清马克思哲学学术地平的基础性研究,是中国新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历史性任务。它的现实学术价值在于否定了前苏东传统教科书教条主义体系哲学及其变种的合法性,并为马克思哲学学术创新奠定了全新的思考起点。本文在此主要评说了“回到马克思”与学术创新的关系,以及这一理论工程中原创性的文本学研究方法之要义、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哲学话语转换以及“历史现象学”的原初意义场。

  

  关键词:回到马克思 文本学研究 经济学语境 隐性哲学话语 历史现象学

  

  在一个习惯于动辄大谈“发展”和“当代性”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讨论域中,有人声称要通过“回到”某种尚未达及的历史性场域来廓清理论地平时,显然会冒一定的理论风险。我的《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以下简称“《回到马克思》”)一书在上个世纪末(1999年)出版时,有些批评和误读是事先想到的,可后来出现的某种言说倒真是出乎意料。说意料之中的东西,首先无非想到过理论前辈们可能愤怒地声讨我的轻狂:“回到马克思?人家都没有弄懂!?”其次,会是那些作为全球胜利者的布尔乔亚自由主义们的嘲笑声:“现在还在折腾马克思”?意料之外的是,一些中青年马克思主义学者却从“回到马克思”中嗅出了历史的“霉腐”味道,然后,“马克思是我们的同时代人”被升腾为一种口号,以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旨趣来拒斥据说是面向过去的“原教旨”情结。对于这一类反应,原来我倒真没有思想准备。不过,现在我愿意接受这一挑战性的解读,再次回到“回到马克思”这一话题上,以对话的姿态重现这一理论工程的原初讨论域。[1]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我曾对该书的学术目标做了如下的概括:“在文本学的基础上,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语境中隐性哲学话语转换的描述,实现一个9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应该提出的口号:‘回到马克思’”。[2]这一段话,如果加上“历史现象学”就涵盖了本文所要讨论的五个关键词。

  

  一、我们在什么意义上言说“回到马克思”?

  

  在某些学者那里,《回到马克思》的理论意向被狭义地修饰成一种原教旨意味,误导读者形成一种错误的理解,似乎“回到马克思”不是要重建我们从未曾达抵的全新(文本阐释)的历史视域,以使我们真正有可能重新建构马克思思想的开放性和当代生成,而是唆使人们脱离现时代、无视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回到过去的书本,停留在对文本进行一般的考古学诠释上,把马克思哲学演变成一种“理论实体主义”的文赎运作。这真算是一种很聪明的策略。原由很简单,这是一种话语权的维护。如果传统解释框架中马克思的语境不是“已经在手”的现成性的终结之物,它自然是可重新生成的(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第二版(以下简称 MEGA2)的新文本还是传统文本在当代理论视域中的全新解释效果),这种新的“上手”必然会使那种特定历史条件下铸成的体系哲学丧失权力话语的居上地位。所以,拒绝历史语境的开新是维护一种旧有的持存性,即马克思是现成的(解释学意义上的终结性),因此现在的事情只要宣布“马克思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就行了。事情果真如此吗?

  让我们先按这种思考理路来做一个假定,即马克思的思想果真具有“在手状态”的现成性,这也就必然可以排除了对其历史地平进行廓清的必要性,那么顺理成章的结果将是原有的斯大林式的教条主义体系哲学或“修修补补”后的亚体系哲学(“实践唯物主义”、“类哲学”等)仍应作为言谈马克思“当代性”的逻辑前件。我以为,这一假设的可证伪性是不言而喻的。而如果从方法论上承认这一出发点,即意味着必须正视这样一种颠覆性的事实:马克思的思想在今天的历史语境中从来不是现成性的,它甚至并不具备必须居有的“上手性”。这种真相披露所造成的震撼无异于从根基上摧毁一座建成的大厦,甚至杜绝了对其进行枝节性“修缮”的可能。也惟此,这个具有颠覆性的问题在历来的讨论甚至学者们运思的潜意识中被一遮再遮,始终不能浮上水面。对“回到马克思”的拒绝才潜藏了一种理论无根性的恐慌。

  由于在过去我们自己的原著研究中始终处于被“喂养”状态[3],中国读者并没有经过自己对第一手文献所进行的认真深入的解读,形成我们自己(“黄皮肤黑眼睛式”)独立的、具有原创性的见解,并在此基础上与马克思达到的历史语境的特定交融(这也是我反讽地所指认的“上手性”)。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失却历史语境融合的马克思必然成为外在的、对象化的无思的现成物。这种情况的出现,排除政治意识形态的原因,更主要的是源于方法论前提上的错误预设,即马克思是可以现成地“居有”的,似乎只要翻译一套全集,打开一部文本,马克思的思想便毫无遮蔽地在一个平面上全盘展开,剩下的只是根据我们现实的需要,任意地对其中的片段进行同质性(从第一卷的第一页,到最后一卷的最后一页)的抽取,拿它“联系实际”,拿它来与当代对话,拿它作为“发展”的前提。马克思学说的历史性生成(“上手”)在这里荡然无存。人们甚至根本意识不到前苏东传统教科书解释框架对马克思文本先在的结构性编码作用。其实,所谓“回到马克思”不过是对此进行祛魅的一种策略罢了。

  在当代哲学史中,胡塞尔曾以“回到事情本身”作为现象学的重要理论入口。而后来这一阐释学意义上的“回到”,又成为海德格尔通过回到苏格拉底以前所谓思之本真性重写当代思想史的开端。其实,在解释学的常识中,任何“回到”都只能是一种历史视域的整合。同样,“回到马克思”中的这种“返本”也不是出于“顽强的崇古意识”,“退回到马克思的原典上去”,而是要摆脱对教条体制合法性的预设,消除现成性的强制,通过解读文本,以造就新的“上手状态”。这也是中国人过去所说的“返本开新”。“回到马克思”本身就已经是带着我们今天最新的方法和语境在一个开放的视域中面对马克思了。[4]换句话说,按照解释学的观点,马克思不再是那个原初的对象,已经成为一种被阐释的历史效果。一个全新但有据可寻的马克思展现在我们面前。显而易见,马克思现在不是也从来不是现成的,脱离了“回到马克思”的历史语境单单言说马克思的“当代性”,在我看来,更多的是一种写作策略上的考虑,一种有意识的遮蔽。

  以我的见识,马克思哲学与当代性的问题并不是一个新命题,它是前苏东传统学界在60年代就炒作过的一个教化体制中的写作方式。如前所述,这里无意识悬设的一个虚幻关系是,假定传统解释框架诠释马克思的完成性和现成性。说透一点,它的意识形态本质是想遮蔽前苏东传统马克思哲学诠释非历史绝对话语权的非法性。事实上,马克思哲学必须走向当代从来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关键在于这一意向生成现实何以可能。是回避马克思哲学在教条主义解读模式下形成的历史视域之必然消解,麻木地以其为前提口号化地制造一种马克思当代化的宏大叙事,还是勇于重释旧经典,正视新文本,脚踏实地地返本开新,在一种新的历史视域中真正解决当代生活世界的新问题?这可能是我们争论这一问题的辨析实质所在。“马克思是我们同时代的人”,作为一种理论口号,这是萨特在本世纪50年代、德里达在90年代相同口号的某种模写。但需要追问的是,实现马克思之思的当代性言说,究竟是在一种“在手”状态的外在层面上使马克思的思想与“当代人的生活旨趣”做简单的对话,还是准确地捕捉到马克思思想逻辑最重要的问题接合点,以造成一种新的“接着说”的学术创新关系?这也是我在这一问题上的一个关键的异质性思考点。

  我坚持认为,假如没有一个对马克思哲学文本(特别MEGA2)的第一手精心解读,没有对马克思思想发展脉络的科学的全面把握,就不可能真正实现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言说,即使强制性地生造出马克思与某种当代思潮的“对话”,就会出现诸如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本主义话语误识成马克思最重要的哲学理念,并将其与新人本主义之后的各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混为一谈之类的非法性言谈。这些所谓的“对话”看起来似乎颇具“当代”意味,但实际上无不是在现成性教条体制统摄下的一种非法的外在链接。这难道不已经是一种值得关注的理论灾难了吗?还不应该让青年一代认认真真把学问建立在踏实的马克思哲学文本的历史解读之上吗?

  

  二、什么是文本学的解读模式?

  

  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我明确提出了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关注解读模式的重要性。在今天我们的学术讨论中,这仍然是一个没有被认真对待的方法论问题。当下发生的许多学术论争中,学者们明明居以不同的研究方式,却在以不同的理论尺度争论同一个问题。比如“人学”、“实践唯物主义”等专题问题,还有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的晚年“人类学笔记”等重要文本的重新阐释,其实,站在传统哲学解释框架的立场上,或者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支援背景下,其理解结果的异质性是可想而知的。可是,人们在争论问题前谁都不去首先确定自己的理论前提,即在什么意义上、何种解读模型中涉入一定的理论讨论域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必须加以认真注意的学术规范问题。当然,我这里主要关心的还是文本学意义上的解读模式问题。

  依我的观点,“以不同的话语、不同的阅读方式面对相同的文本,其解读结果可能会是根本异质的。还原到我们这里的研究语境,即以不同的解读方式面对马克思的文本,会产生出截然不同的理论图景”。[5]也因此,我在该书的导言中,明确区分了在理解马克思哲学发展史上客观存在着的“五大解读模式”,即西方马克思学的模式、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学的模式、阿尔都塞的模式、前苏东学者的模式和我国学者孙伯??教授的模式。孙先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名家,上个世纪70年代,他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原著的精心而深入的解读为著称。除去他“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两次转变论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两种理论逻辑相互消长的观点”,对我影响极大的就是他这种独特的文本研究法,也是这种解读模式被我命名为文本学的研究模式。对此,我再做一些说明。

  我这里所谓的文本学的对象域就是过去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研究”。专门标定文本学这样一个新概念,为的是要明确造成一种理论逻辑上的界划。虽然文本学也是研究经典著作,但其基本的认知模型和方法与传统的原著研究已经相去甚远。从狭义的文本学角度来看(广义的文本可以泛指一切可解读的对象),所谓 “文本”,并非是指特定论著中文字的总和,同时,文本的建构也背负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语境。任何文本的生成,都必然与作者历史的文化背景和写作背景密切相关,并且,由于作者本身的认知系统在创作文本的过程中是随着思的动态语境而改变的,这就必然决定了一个作者的文本本身不是一个静止同一的对象,不是一成不变地从第一本书的第一句话同质性地说到最后一篇论文的最后一句话。因而假设文本的每一句话都具有同样的言说背景和言说意义,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非法的同质性逻辑。而且,文本自它诞生之日起,作者就已经“消隐”了(福科在同一意义上说“作者死了”),我们所能遭遇与对话的永远是历史性的文本而非写作者本人(这一点对已故的文本作者表现尤为突出,马克思也在此列)。因此,文本所蕴涵的思想不是在其字里行间的显性逻辑中呈线性地自行布展开来,它需要阅读主体通过自身的解读来历史性地获得。于是,读者的“支援背景”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解读过程。伽达默尔所说的文本诠释中不同视域历史性融合和作为解释结果的“历史阐释效果”,都是说明了这个意思。而与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最根本的不同,是我这里标注的文本学没有任何本体论的僭妄。

  我多次指认过,我们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传统研究中的主导话语和言说方式始终是非反思性的。它的最大问题在于过于强调马克思哲学中的“刚性”的“边界”,将公开著作与其他类型的文本视为一个严整的同质性总体。在这样的解读背景下,马克思理论文本的原初思想理路被先在地栅格化了,以哲学文本为例,原著研究即用所谓教科书式的“哲学原理”非历史地反注马克思的文本和手稿,马克思原来文本写作中的历史性生成和针对不同对象的理论专题,被非历史地分割成“哲学基本问题”、“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这里发生的事件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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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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