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伟民:福柯与政治想象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30 次 更新时间:2010-03-23 19: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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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伟民  

  

  法国哲学始终关注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对重大政治问题进行哲学思考,是法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纷繁复杂的政治局势和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福柯要求发挥我们的政治想象力,关注特殊的、局部的政治问题,做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福柯意识到人类主体既可以由历史和经济学在生产关系以及由语言学和语义学在意义关系中得到把握,也同样可以由谱系学在极其复杂的各种权力关系中得到把握。鉴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局限于探讨宏大的社会政治问题,忽视了边缘的、局部的、微观的社会政治问题,福柯指责马克思主义缺乏政治想象力。

  纵观其学术生涯,福柯热衷于研究被传统学界所忽视甚至轻视的但在他看来极其重要的“边缘”问题(癫狂、犯罪、性)。这些边缘问题都渗透着重要的政治意蕴,需要发挥政治想象力才能加以深入研究。在福柯看来,由于马克思主义固守其意识形态立场,而专注于研究国家、阶级、政党等宏大的政治范畴,忽视了社会政治生活状况的特殊性、历史性和相对性,从而束缚了人们的政治视野,造成了现代政治想象力的贫乏。

  

  一 人是经验的动物

  

  福柯的政治想象力聚焦于死亡、癫狂、犯罪、性这样一些“界限-经验”,因为“人是经验的动物”,而特殊的、具体的、看似细小但重要的“界限-经验”却能使福柯摆脱绝对的主体观和宏大的政治叙事。福柯既不把“经验”看做感觉经验,也反对把经验看做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把“经验”理解成“文化中的知识领域、规范性(normativité)形态与主体性形式之间的相关性(corrélation)”①。这样的经验也就是科学理论、强制性实践和主体性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它们在西方社会具有其特殊的历史形式。于是,福柯相继研究了癫狂作为经验的历史、犯罪作为经验的历史、性作为经验的历史。可以说,福柯毕生都在探讨人的具体经验,探讨人之如何成为主体的历史;因为无论是在理论层面上,还是在强制实践的层面上,抑或在人成为关切自身的主体的伦理层面上,人都是历史境遇中的经验主体。认识主体与被认识客体都是在具体的历史经验过程中被构建起来的。显然,空洞的、说教的、抽象的宏大理论思考一般不会关注这样的经验主体。传统政治哲学不是满足于阐发宏大政治范畴的要义,就是想方设法提出并解决原本复杂但被简单化的普遍的政治问题。长期以来,围绕棘手的政治问题和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基于不同的阶级和政党立场,学者们卷入无休止的、无谓的争论也就不足为奇了。究其原因就是没有发挥政治想象力,政治思维极其刻板、短视、狭隘,政治活动极其软弱、无效、无益。福柯以为改变这种混乱局面的有效方法,就是脚踏实地,立足当下社会政治生活,聚焦局部问题,凸显权力运作和实施的机制。

  尼采、巴塔耶、布朗肖、克洛索斯基(Klossowski)因设法通过经验达到尽可能接近生活之不可能性的、处于边界的生活内涵,从而使福柯摆脱了当时法国大学哲学教育盛行的、旨在把握整个经验可能性领域的黑格尔主义和现象学。按照福柯的说法,法国马克思主义渗透着现象学和人道主义,并以主体主义基调把异化理论看做了能把马克思的经济和政治分析转变成哲学术语的理论基础。而阿尔都塞则表明了马克思的分析本身并未表明有关人性、主体、异化的人的想法。为此,福柯的政治想象力就是要像尼采、巴塔耶、布朗肖那样聚焦于“界限-经验”,像他们和阿尔都塞那样从事去主体的事业,把主体从其自身中“撕裂”开来,使得主体不再是其所是,完全不同于其自身,是其自身的否认和与其自身的分离。让主体处于它自身的不可理解性的界限。福柯要在具体的特殊的经验中来质疑“主体”范畴及其首要性和原创功能,造成主体的摧毁或分裂、爆炸或剧变成完全“有别”的某物。“人是经验的动物,人无限地处在一个过程之中,这个过程通过确定对象领域而同时改变人、扭曲人、改造人并把人变形为主体。”②传统哲学中先验的、普遍的、奠基性的主体观占据主导地位,而福柯“非常怀疑和敌视这个主体观”③。福柯坚持,这样的特殊经验观和特殊主体观反映在政治思考中就是倡导微观权力分析。

  在强制性实践中,主体就像客体那样被构建,主体双重含义得以彰显出来:施动者和受动者。要理解那种既把癫狂构建为客体又把主体构建为能理解癫狂者的经验,就必须把这种经验与作为特殊的规范化社会的诞生的历史过程联系起来,这种特殊的规范化社会的诞生相关于禁闭实践,相关于与都市化和资本主义发展相适应的确定的经济和社会境遇,相关于与经济和国家的需要相抵触的波动的和分散的人口等。主体在“界限-经验”中发生分裂,知识的阐发导致主体自身发生变形。在福柯看来,在西方社会中,人们在认识确定的、客观的一组事物时又在确定条件下把自身构建为主体。例如,西方人在被构建为理性主体时认识癫狂,在被构建为劳动主体时认识经济学,在被构建为犯罪主体时认识法律等④。在界限-经验中,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同时构成。这也是尼采、康吉莱姆和福柯等人共有的观点。福柯设法表明人们如何把自己的某些界限-经验(癫狂、死亡、犯罪)归结为认识对象。

  “微观权力生物学”所说的政治想象力首先体现为要不同寻常地对变化中的社会政治生活进行政治思考,进行别样的政治思考,而不是对现成秩序和理论做合法化证明,不是对民众的言行进行指手画脚。福柯不同时期在瑞典、波兰、突尼斯先后经历了当地民众的严重不满甚至暴动,这主要是因为国家或其他机构和压抑团体对当地日常生活实施了一种恒久的压抑。实际上,福柯当时之所以离开法国去这些国家谋职,也是因为感到当时的法国日程生活太过压抑。看来,压抑无处不在。这种令人生厌的、难以忍受的压抑来自于权力。福柯反对依据一种本质(压抑、法律、经济)来理解权力,而是要询问权力如何实施。不仅有国家权力,还有通过极其不同的渠道、形式和机构而在社会机体内实施的权力。无论在人与人之间的言语交往关系中,还是在恋爱的、制度的或经济的关系中,一个人总是想方设法操控另一个人的行为,这就是权力无处不在的明证。于是,人们开始质疑“辖治”的方式。当然,在福柯看来,权力不仅不能说明一切,而且权力本身是必须被说明的。

  权力不再神圣,权力不再至高无上。福柯反对本质主义的权力观,而主张对权力做非本质主义的分析,研究权力机制的运作,分析权力关系的实施方式,探讨权力与话语之间的关系,强调权力不只起消极压抑作用,还具积极生产作用。福柯质疑权力的内在合理性,抗拒权力机制对个体施加的支配和控制。权力的机制、程序、技术和效果,都是资本主义社会、或许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典型的压抑形式。在福柯看来,启蒙的允诺,通过理性的运用获得自由这一允诺,已经在大写理性本身的领域内被推翻了,与其所追求的自由渐行渐远了。

  发挥政治想象力,也就是弘扬自由主义精神,驱除笼罩在国家上面的神圣光环,要剥夺人们通常赋予国家权力的优先性、基础性和根本性。因为西方社会经历了三种国家治理的形式:产生于封建型领土权的司法国家,产生于边疆型领土权的行政国家,以及依赖于人口和经济知识的辖治国家。权力不再神圣,国家的首要性同样受到质疑。现代国家权力至少奠基于其他权力形式之上,正是其他权力形式才使得国家权力存在的。“我们如何能说存在于两性之间、成人与儿童之间、家庭中、办公室中、病人与健康人之间、正常人与非正常人之间的权力关系是派生于国家权力的呢?如果人们想改变国家权力,那就必须改变在社会中运作的各种权力关系”⑤。具体的、多重的、发散的、自主的社会-民间权力是抽象的、单一的和集权的国家权力所无可替代的。不仅如此,福柯还揭示了所有现代国家的两个深层特征: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去屠杀民众和控制个体。

  福柯之所以选择癫狂、犯罪和性这些人类边缘经验,不仅因为他对它们有着浓厚兴趣和较深刻的理解,而且更因为他可从中把握癫狂与理性、非法与合法、不正常与正常之间关系的演变史和文化意蕴,他可以从中探知主体是如何与自身相分离和撕裂的。人是经验的动物,思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政治想象力当然得关注这些人类具体的、历史的经验。

  虽然都反对工具理性,反对极权主义,逃避“文明”,但福柯的政治想象力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们的政治想象力。按照福柯的说法,这种差异取决于他们各自对马克思的“人产生人”这个命题的不同解释。法兰克福学派把“人对人的生产”基本上理解为:把人从相关于合理性形式的压抑体系中或相关于阶级社会的剥削压抑中解放出来,而在福柯看来,“人对人的生产是一个摧毁我们所是、创造完全不同事物、全新事物的问题”⑥。鉴于法兰克福学派致力于恢复我们“丧失的”身份,解放我们被束缚的本性,揭示我们最深层的真相,而福柯则必须要造就尚未存在而且我们不知其将如何存在和存在为什么的人,必须造就出并不与自身相等同的人。前者是恢复已有者,而后者是创造未有者;在此意义上,福柯的政治想象力要比法兰克福学派丰富得多,创新得多,也困难得多。

  福柯关注局部问题、特殊问题,是否意味着福柯不关心整体问题、普遍问题?福柯是否就不想改变世界了呢?答案是否定的。

  

  二 特殊知识分子的政治想象力

  

  知识分子因其地位和言论而政治化(politisation)了,知识分子本身就是权力制度的一部分,知识分子要与那些既把他们当做对象又当做工具的权力形式作斗争。于是,理论就是实践⑦。从事这种实践的知识分子只能是特殊知识分子。这是因为民众已不再需要知识分子来获取知识和表达自己的诉求。伏尔泰式的、萨特式的作为社会良心和代言的普遍知识分子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特殊知识分子的政治想象力不仅要不断改变自己的思想,从事别样思考,而且还要改变世界。但关注特殊经验的知识分子并不是社会民众的代言人,并不是作为立法者和预言者的普遍知识分子,而是作为实践者的特殊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作用并不是告诉别人必须做什么。他们有什么权利这样做呢?请记住知识分子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已设法阐述的所有预言、承诺、指令和计划。知识分子的工作并不在于塑造其他人的政治意志。而是一件这样的事情,即在他或她自己的领域内从事分析,重新询问证据和假定,改变行动与思考的习惯、手段,驱逐平庸的信仰,对规则和制度进行新的评估……这是一件参与政治意志构成的事情,知识分子被要求在这件事情中履行作为公民的作用。”⑧

  作为公民,尤其作为二战以后的法国公民,福柯与当时许多年轻知识分子一样要急于摆脱曾遭受纳粹主义蹂躏、后在戴高乐将军领导下摆脱了纳粹主义的旧世界,而尽快去创造一个截然不同于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新社会。显然,倡导连续可理解性的黑格尔主义不能满足这个要求,而坚持主体具有首要性和根本价值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更不能满足这个要求,唯有尼采的间断性想法和巴塔耶的“界限-经验”才能引导福柯去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在福柯看来,尽管马克思主义同黑格尔主义和存在主义一样也对哲学思想进行连续主义读解,但福柯当时相信通达新世界的理智之路似乎就是共产主义。福柯对尼采或巴塔耶的兴趣并不意味着他远离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福柯当时成了一名“尼采式的共产党”:因此,正是在对马克思所知不多,要拒斥黑格尔主义,对存在主义局限性感到不满的情况下,在阿尔都塞的影响下,福柯在1950年决定加入法共⑨。两年之后,福柯在得知了所谓犹太医生行刺斯大林事件的真相后,在信仰与事实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的情况下,福柯断然选择了事实,福柯对苏联式共产主义信仰感到幻灭,福柯就脱离了法共,与法共保持距离。政治说教苍白无力,党派争论没完没了,而政治问题依然如故。福柯拒绝睁眼说瞎话,摒弃冷冰冰的无谓的争论。福柯亲身经历了1968年3月突尼斯爆发的学生运动,这次真实的政治经历真正改变了福柯。因为为了反抗资本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突尼斯学生义无反顾参加斗争,置生死于度外。在这场学生运动中,身体介入是首要的,而理论参照是次要的。福柯由此坚信,政治意识形态的作用对激发斗争这一目标来说不可或缺,而理论的精确性和科学性却完全是次要的问题,理论能否指导行动这一点也成了问题。福柯厌倦并远离法国政治生活中的大争论、大咒骂、内讧和结派,怀疑空洞的政治理论的适用性,转而关注特殊和局部的政治问题,亲身组织或参加一系列政治行动,用具体的和明确的言词在确定的境遇中提出种种自特殊到一般的问题。

  作为特殊知识分子,福柯的政治想象力始终聚焦于局部的特殊的经验问题,而不相信西方社会所能给出的主要话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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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川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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