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键铭:福柯的生命政治学研究对政治哲学研究的三重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6 次 更新时间:2022-10-14 22: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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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键铭  

  

   提要: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在当代政治哲学研究中所占据的主流地位造成了政治哲学研究方式的窄化,而福柯的生命政治学研究则为探索不同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了三重启示。就关注问题而言,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延续了近代政治哲学对权利问题的关注,而生命政治学则提示了关注权力问题之政治哲学的可能性和意义。就论证方式而言,近代政治哲学和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秉持自然论证的论证方式,而生命政治学则诉诸历史论证方式。就立论基础而言,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以作为理性主体的个人为其基本前提,而生命政治学则关注主体的生命性特征。反思生命政治学对政治哲学研究所带来的三重启示,不仅为推动政治哲学研究突破原有视域提供了理论启示,同时也为思考构建一种不同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基本范式的、合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

  

   政治哲学是哲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自罗尔斯的《正义论》出版以来,以其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构成了当代政治哲学研究的主流研究方式,甚至在当代政治哲学研究领域中已经形成了颇具规模的“罗尔斯产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按照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框架和研究方式开展政治哲学研究已然成为当代政治哲学研究的唯一合法性存在形式。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政治哲学作为一种关注复杂性人类事务的哲学研究,其基本方法和进路实际上是多种多样的,而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所延续的实际上是西方近代政治哲学的思想传统,其所面对的是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某一特殊阶段所形成的一系列特定的社会问题,因而其所持有的也是一套特定的思维框架、研究方法和话语体系。因此,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在政治哲学研究领域的一家独大事实上是对政治哲学研究本身的一种极大窄化,它在有效解决特定政治哲学问题的同时,也造成了政治哲学研究思维的固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锁闭了政治哲学研究的丰富可能性。在世界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自由主义社会秩序遭遇巨大挑战、尤其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已无法为变化了的社会现实提供合理解答的情况之下,超越西方主流政治哲学研究的狭隘视域、探索不同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政治哲学研究之可能性就成为了一个极具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话题。

   事实上,近年来逐渐兴起的生命政治学研究恰恰构成了一种不同于自由主义的、具有独创性的政治哲学研究思路。生命政治学1同样研究政治哲学问题,但是其在关注问题、论证方式和立论基础等方面都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存在根本性差异。因此,反思生命政治学对于政治哲学研究所具有的独特意义,尤其是反思生命政治学在何种意义上启示我们可以探寻一种不同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新政治哲学研究道路,对于我们推动政治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深化对现代社会的理解和对现实问题的把握而言,都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不断发展也要求我们,不能仅仅依据当代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框架来探寻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思想,而是要在超越这一思想地基的基础上构建一种合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因而反思生命政治学为政治哲学研究所提示出的新可能性,也能够为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

   一、权利问题与权力问题

   权利是当代政治哲学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其兴起与近代政治哲学高度相关。权利话语在近代政治哲学中的形成与西方社会的文明形态在近代所经历的历史性变革有重要联系。随着历史的发展,在16世纪的英国出现了一些脱离传统等级制链条的人,他们被称为“无主之人”(Masterless Men)。“无主的男女在思想和宗教问题上的个人独立性取决于他们在财产和贸易方面的独立性。”2他们所拥有的独立地位首先是与其在经济上所取得的独立地位密切相关的,而随着个人开始在经济上拥有独立地位,以人与人之间经济上的独立关系为基础的市场关系也开始逐渐在社会上发展起来。

   事实上,正是在经济上拥有独立地位的个人以及市场关系的广泛出现为个人以独立姿态在政治哲学话语中出场奠定了现实基础。在近代政治哲学兴起之前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之内,个人在政治哲学上始终处于从属地位。在古希腊政治哲学思想中,个人要服从于城邦、共同体的最高目的;在中世纪的神学观点中,对上帝的信仰以及期待来自上帝的拯救则构成个人所应遵循的最高的、甚至是唯一的目的。但随着人类社会迈入近代,“到了霍布斯的时代,市场社会的发展已经为从尘世事实推导出政治义务提供了两个之前并不存在的必要条件。其一,它创造了一种在市场规律面前的平等,它足以令人信服地成为对清楚自己真实处境的理性之人有约束力之义务的基础……其二,市场社会的发展已经用客观的市场秩序取代了等级秩序。”3而这一变化同时也就意味着,拥有平等权利的个人开始成为政治哲学的新的论证前提和基础。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霍布斯这里,个人不再天然服从于某些外在性的最高目的,个人的自我保存被承认为个人的最高目的。每个人都天然地拥有采取一切手段以服务于自我保存的平等权利。但霍布斯随即发现,每个人都拥有对于一切事物的均等权利,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当面对同一个有限的、不可分割的事物时,人们的权利将发生冲突。所以我们看到,霍布斯政治哲学的重要理论目标就是要探索出一种可以合理规范冲突,以保障整个人类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的政治哲学理论。洛克在霍布斯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了对权利问题的理解,洛克意识到人类基于其对于自身劳动的自我所有权能够合法地获得财产,因而真正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的实际上是在财产权纠纷中个人对于惩罚手段的运用失当。这样,政治国家的真正目的就被转换为调节因财产权纠纷所引发的权利问题,“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4。这就更为鲜明地体现了人在市场社会中的现实存在状态。当然,这一变化也并不否定霍布斯的理论宗旨,二者都以权利问题为核心关注对象。事实上,这奠定了近代政治哲学的理论基调。

   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兴起继承了近代政治哲学对于权利问题的关注。“对于罗尔斯以及其他的‘道义论’自由主义者而言,自由主义是为了人们追求他们自己选择的目的和目标的一个框架结构,因此也就中立于任何一种特定的目的以及被偏好的生活方式。用当前‘道义论’自由主义者们的话来说,‘权利’优先于‘善’。基于这样的理解,自由主义据称是避免了内在于功利主义或集体主义政治进路之中的那些问题,因为这种理论只是将国家当作是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保护者,其本身并不承诺任何一种关于作为人类愿望终极目标的善的实质性图景。”5事实上,这种以权利问题为核心的研究方式构成了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形态。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将个人从共同体、上帝等概念的压抑中解放出来,这在政治哲学史上确有其进步性意义,而个人的独立地位也必然要求在政治哲学中以权利的方式加以承认和保障,同时独立的个人之间的交往也必然会引发一系列权利问题,因而对于现代社会的政治哲学研究必然无法绕开对权利问题的探讨。但这里的问题在于,当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将权利问题上升为政治哲学研究的根本性问题,并将一系列丰富多样的社会问题都转化为权利问题时,很多现代社会的现实方面就被忽略掉了。因为“他们并不想去理解所有的事实,而是要奠定一种新秩序的基础,也就是说,提出它,并为之申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若要在霍布斯和斯宾诺莎那里寻找一部关于罗马衰亡或封建法出现的真实历史的话,就会搞错的原因。他们不关心事实。卢梭坦率地说,必须从撇开所有事实开始。他们只关心权利,也就是说只关心应当是什么。事实对他们来说,只是行使这种权利所需的素材,就像是这种权利存在的单纯诱因和反映。”6福柯则更进一步发现,事实上对权力问题的研究就处在被权利话语所忽略的领域之中。在福柯看来,这种把权力问题转化为权利问题的思路是一种“权力理论中的经济主义”,因为在这种思路中,“权力被视为权利,我们可以像商品一样拥有它,我们也可以把它的部分或整体进行移交和转让,通过确认权利的合法的程序,例如签订合同。”7在这种情况下,“权力的理论与商品的理论,权力的理论与财产的理论之间有着清晰的相似性。”7但实际上,经济功能并不是权力的本质性特征,权力所对应的实际上是一种力量关系,因而经济分析并不能展现权力之全貌,这样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在权力问题和权利问题之间的转化事实上就遮蔽了权力问题的丰富向度,因而在福柯看来,我们尚需一种对权力问题的非经济的分析。

   事实上,正是以对权力问题的非经济分析为基础,生命政治学挖掘出了现代社会中权力关系问题的更为丰富的理论内涵。在洛克看来,人们因滥用强力而引发冲突,政府与国家要求人们让渡其运用强力的权利,因而在社会状态中,国家拥有运用强力的权利,个人没有运用强力的权利,而国家运用强力的合法目的则在于保障个人权利。这样,社会中的权力关系问题就被转化为政府与国家的权力是否遭到滥用的问题,转化为个人权利是否受到了相应的侵犯的问题。同时,由于个人让渡了运用强力的权利,因而权力的主体只能是国家而不能是个人。生命政治学话语恰恰打破了这种由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所拟定的公私二分式权力关系分析方式。生命政治学研究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理论创见就在于,它发现在现代社会中,不仅有与政府相关的权力问题,而且在传统意义上的私人领域、非政治领域也同样广泛存在着权力问题,并且由于权力机制的更新与变化,这些权力形式已变得更为隐蔽而难以被发现,它们长期潜藏于主流政治哲学研究的视野之外。正是在政府这一自由主义所认定的唯一权力主体之外,生命政治学研究发现了现代社会中所广泛存在的惩戒肉体的权力机制与调节生命的权力机制等新型权力机制。一方面,通过对人的肉体的细致训练、管控与改造,另一方面,通过对作为整体的人口之生物性和统计学特征的管理与调节,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已经事实性地生活在了一张由自由主义治理术所编织的现代权力之网中,而这张权力之网处在关注权利问题的政治哲学视野之外。

   因此,生命政治学研究对于政治哲学研究而言的一项重要启示就在于,它提示我们在对现代社会的把握中应该同时关注权力问题。事实上,就政治哲学之本意而言,权力关系作为人类社会中的基本政治关系之一,它本来就应该处于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以权利话语改造权力问题实际上并不是一种无损改造,通过以权利话语表述权力问题,关于权利问题的政治哲学话语之兴起遮蔽了这一重要方面。生命政治学一方面直接关注权力的具体运行方式,而并不将“权力为谁所有”视为前提性问题,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断绝了将权力话语转化为权利话语的尝试,构成了对这一遮蔽的反对。另一方面,生命政治学则从研究方式上为我们示范了一种以非权利话语切中现代社会现实问题的可能道路,这对于我们构建把握现代社会之权力问题的政治哲学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自然论证与历史论证

   近代政治哲学批判中世纪神学观点,其目的在于为人类社会奠定一种新的理论基础。因而在神学的权威被驳倒、上帝已经无法继续充当人类社会的终极解释原则的情况下,为政治制度之合理性寻找新的解释原则和立论基础就成为了近代政治哲学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正是在这里,自然论证这种新的论证方式逐渐成为被众多近代政治哲学家们所广泛采用的论证方式,同时这一论证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到了当代政治哲学的继承。

自然论证的基本思维方式是,人类社会是由一系列复杂的要素共同构成的,既然超越性的上帝并不能提供对于各要素之复杂性结合的合理性证明,那么理解人类社会的唯一合理方式就是将各构成要素予以拆解,将其还原到最为原始的状态中去理解其根本特征。正如霍布斯所指出的那样,“我要从构成国家的要素入手,然后看看它的出现、它所采取的形式,以及正义的起源,因为对事物的理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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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哲学》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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