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伟民:权力拯救灵魂?——福柯牧领权力思想探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14 次 更新时间:2012-06-08 23:13:02

进入专题: 福柯   牧领权力  

莫伟民  

  

  在福柯看来,近现代国家和社会之所以如凶神恶煞般使人恐惧,是因为其结合了两种权力技术:古希腊的城邦和公民的游戏;基督教会的牧人和羊群的游戏。① 前一种权力技术是总体化的,治理的直接对象是作为整体的城邦,而后一种权力技术则是个体化的,治理的直接对象是个人。这也就易于理解近代国家为何一开始就既是个体化的又是总体化的原因。希腊城邦政制、基督教牧领权力机制与国家理由的治理术是西方政治理性史上的三个重要形态。显然,如果我们不探讨作为近代国家治理术来源甚至组成部分的基督教牧领权力,我们便不能真正认识近代国家权力机制的运作特征和权力实施的限度。

  基督教牧师因献身于拯救个人的灵魂于来世这样一项特殊事业,而不同于君王、执法官和教育家等人。福柯发现基督教牧师在服务他人时行使和传播着一种特殊的权力关系。“牧领权力”指的是上帝如同牧羊人带领其羊群那样带领民众,上帝施加于世人的权力如同牧羊人施加于羊群那般起着带引的作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有一段时期君王治理臣民犹如牧羊人畜牧羊群。治理术堪比牧羊术。福柯甚至于感叹:西方政治思想和实践一度诞生于羊圈!像牧羊人畜牧羊群那样来治理人,福柯阐发的这种牧领权力思想,是其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近代西方国家把一种诞生于基督教制度的牧领权力整合进新的政治形态之中而得以崛起。牧领权力制度开启了近现代西方以国家名义为理由的截然不同的治理术,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如果说康德的理性批判哲学把理性能力限定在现象世界的经验范围内,那么,福柯的政治理性批判则试图监视近代国家政治合理性之过度的权力。

  

  政治如同牧羊

  

  作为西方历史的基本现象,国家的治理化(gouvernementalisation)是国家存在和续存的必要条件,而“基督教牧领”(pastorale chrétienne)、“外交军事新技术”(nouvelle technique diplomatico-militaire)和“管治”(police)这三者是国家治理化得以产生的重大基石。② 相比于福柯所探讨的国家治理化的另两个主要维度(外交—军事关系制度、国家内部的“管治”机制),基督教的牧领制度却是一种源自于东方的权力运作模式。

  无论是治家,还是治国,似乎治理术的对象最根本的还是治人,个体的人或集体的人。然而,福柯发现,无论是对人进行治理,还是人自身治理,这样的思想却并不来自西方政治思想的源头古希腊。在古希腊罗马重要的政治文献中,很少见到国王统治臣民犹如牧人引导羊群这样的隐喻。他认为在西方政治思想和实践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牧领权力制度却并不来自古希腊罗马,而是来自东方:前基督教时期的东方和基督教时期的东方。福柯所说的古代社会的东方主要指地中海东部的埃及、亚述(Assyrie)、美索不达米亚(Mésopotamie),尤其是犹太社会。希伯来人明确把上帝耶和华视为牧人而强化了牧领主题。

  为什么说牧领制度不是西方的产物呢?牧羊人在草原上过着迁徙的生活,牧羊人的权力并不针对相对固定的领土、城邦、国家,而是针对移动中的羊群。而希腊人却是对相对固定的城邦行使政治权力的。福柯比较了希腊神与犹太神的差异:希腊的神是城邦内的神、领土的神,保卫城邦的神,而东地中海的犹太的神是走动的、看护复杂羊群的神。“希腊的神从不会像一个牧人引领其羊群那样引领民众。”③ 牧羊人召集和引领羊群,若羊群散去,牧羊人也必将消失。而希腊立法者和执政官们通过治理领土上的城邦而建立了强大的城邦,治理的对象是作为整体的城邦,而不是城邦中的个体,或者说个体只是因为处于城邦之中而间接地被治理。神是人之最高的牧羊人,国王是仅次于神、接受和执行神的旨意的牧羊人。牧羊人照看、守护和拯救羊群是出于献身精神,而古希腊执政者则是为了荣耀的义务而谋求整个城邦的利益。虽然某些希腊人在宗教团体、教育关系、治疗身体等上面使用牧人话题,但从整体上看,除了毕达哥拉斯主义强调城邦执政官应为羊群的牧羊人,古希腊政治文献鲜见牧羊人的比喻,希腊思想并不需要牧人模式来加强针对全城邦的政治权力。当然,福柯也注意到,柏拉图在《政治家篇》、《法律篇》和《理想国》中系统地探讨了在西方基督教中极其重要的牧人主题,但柏拉图明确把政治家与牧人区别开来:前者的职责是把不同的要素联系和团结起来,关注的是城邦的建立和统一;后者则可以由医生、农民、体育运动员和教育家来扮演,操心于每个人的生活和生命。柏拉图恰恰要说明发布命令的政治家并不是像照看羊群那样细心呵护公民的牧人。柏拉图不仅否认国王是牧人,还批判牧领主题。政治权力在作为统一体的法律框架之国家的内部实施,而牧领权力的作用则是“永久地照看所有人和每个人的生活,帮助他们,改善他们的命运”。④

  那么,源自于东方的牧领制度为何会在西方出现并成为西方政治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希腊和罗马思想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无论如何也是相当陌生的这个牧领权力的观念,是通过基督教会的中转而引入西方世界的。”⑤ 鉴于希伯来人的政治和社会体制内部并无牧羊人,而基督教思想改造希伯来人的牧领制度并使之变得丰富和复杂,从而成为一个巨大的、严密的、渗透于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制度性网络。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基督教社会最强调牧领。基督教会所做的中转工作就是把牧领权力的这些论题凝固为明确的机制和确定的制度,在罗马帝国内部和核心处组织并植入了特殊和自主的牧领权力。在西方世界,牧领作为治理人类日常生活的特殊权力类型只开始于基督教会之后。在被基督教会引入之前的牧领制度中,为了拯救羊群,牧羊人忍辱负重甚至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牧人对羊群的拯救充满着一种“一贯的、个体化的和终极的仁慈”。⑥ 相较于古希腊罗马思想中的权力除了善意还有征服、夺取等并非善意的特点,牧领权力无论从功能、目的还是合法性方面来看,都基本上是一种行善、向善的善意权力,献身于看护、照看和引领他人。可是,原本善意的牧领权力经基督教会改造和运作之后却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好战、最傲慢、最嗜血、最暴力的权力形式之一。基督教社会发明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形式,发明了一种作为少数人的牧人来统治作为多数人的羊群这样怪异的权力技术。

  基督教牧领制度既不同于希伯来的牧羊人主题,也不同于希腊罗马的执政官制度。有悖于希腊人初衷,基督教会使西方人上千年来都在学习把自己看作羊群中的一只羊。福柯总结:西方牧领权力形成于羊圈,政治成了一种牧羊活动。围绕牧领权力而展开的斗争此起彼伏,一直贯穿着从公元二三世纪直至18世纪的西方基督教会历史。虽然牧领权力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变形,但从未遭遇过被驱赶出历史舞台的深层革命,反而愈来愈变得精细、稳定和强大。从基督到修道院院长、主教,教会的整个组织都以牧领为职责,基督教权力就是牧领权力。基督教牧领制度和牧领论题制造了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无孔不入的、密不透风的、巨大的制度性网络。“基督教中的牧领制度引发了引导、指引、带领、率领、控制和操纵人的整个艺术,这个艺术紧跟在人的后面,一步一步推动人,这个艺术的功能是要对个人和集体的整个生活及其生存的每一步都负责。”⑦

  牧领权力与生命共存,与真相相关,而具有其特殊性。牧领权力因奉献于个体而不同于君权原则,因服务于个体而不同于法律权力。那么,牧领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又如何呢?牧领权力与政治权力都是尘世的权力,都施加于基本上相一致的对象,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相互影响、相互交织、相互支撑和相互接替,但牧领权力旨在灵魂的拯救和治理,要持续干预的不仅仅是灵魂的日常行为,而且还有灵魂的财富、财产和物质生活,因而显然不同于政治权力。至少直到18世纪,“在其形式、功能和内部技艺上,牧领权力一直完全是特殊的,不同于政治权力”。⑧ 这两者的不同,总括说来,就是政治权力施加于法律主体,而牧领权力则施加于鲜活个体。福柯看到教会和国家有紧密联系,甚至有的国王还是主教,但福柯更明白牧领权力的神秘运行方式不同于君权以王国模式公开行使,坚信国王还是国王,牧人还是牧人。作为治理人的艺术,牧领制度既不与政治重叠,也不与教育法和修辞法重叠。福柯正是在基督教牧领制度中找到了西方近代治理术的源头、形成、结晶和胚胎。

  

  牧领制度及其危机

  

  由于希伯来人只认上帝这位牧羊人,希伯来人并无真正的牧领制度。作为施加于人之上的特殊权力类型,牧领真正的历史始于基督教会以在来世拯救全人类之名来治理人的日常生活。基督教牧领制度始于2—3世纪,一直延续到17—18世纪末,甚至于更晚。不仅基督,而且修道院院长、主教等神职人员都成了牧羊人,他们针对个人灵魂行使其牧领权力,因而不同于施加于法律公民身上的政治权力,尽管这两种权力有相互影响,但福柯确信“牧领权力的特殊性依然是基督教西方完全特有的一个特征”。⑨ 封建政治权力经受过多次革命,而牧领权力却并未遭遇过任何彻底的深刻的革命。被格列高里(Grégoire de Nazianze)最早定义为对人的灵魂进行治理的“艺术之艺术”(technè technn)、知识之知识(epistemè epistemn)的牧领,在15个世纪中逐渐形成了有其法律、规则、技艺和程序的制度,宗教权力也随之变成了牧领权力。源自东方且存在达15个世纪之久⑩ 的基督教牧领权力在西方不仅深深扎下了根,还为西方近现代治理术的诞生创造了理论契机,拉开了近现代西方治理术的序幕。促成西方治理思想史发生这场转型的动力自然是牧领制度本身经受的重大危机。西方人并不甘心于自己成为牧羊人引领的羊群中的一只羊而祈求于牧羊人来拯救自己。反对牧领权力在伦理、社会和宗教等方面实施的引导和统治始终伴随着牧领制度,而15、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则使得由中世纪宗教和道德权力所塑造的主体性之经验遭受了一次重大危机。危机过后,以国家名义为理由的治理术就崛起在西方政治舞台上了。从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起,政府的治理术开始承担基督教牧领制度引导人们行为的很多功能,引导人也从宗教组织和特殊宗教人士开始转变为政治机构。

  福柯阐明了在古代基督教牧领权力技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几个重要方面。首先是责任。牧人对整个羊群和每只羊的一切负责,牧人要保证所有人和每个人的拯救,牧人对羊群的一切遭遇都要感同身受,要与羊群同甘共苦,甚至为保护羊群献出自己的生命。牧人的美德和自身的拯救取决于对羊群的照看、引领和对羊群的拯救。而在古希腊,执政官的职责是治理城邦,为民造福。执政官与公民之间的联系纽带主要是法律上的,而非道德上的。其次是服从。整个羊群和每只羊依赖于牧人这一个体,羊群的美德就是永远全面、持续地听从牧人的意志和指令,而且这样的服从没有目的。羊只服从于牧人,信徒彻底服从神职人员,而不是服从律法、秩序和理性原则。与此形成对照,在古希腊,公民为了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而服从于城邦的法律,或者为了健康、美德和真相而服从于他人的命令和意志。如果说希腊式的“无欲”保证一个人对自身的掌控,那么,基督教的“无欲”则是一个人自身意志和主动性的放弃,是一种纯粹的被动性。即使牧人发布命令,即使有人自己做主,那也是为了服务于羊群和信徒而被迫下命令、被迫做主。第三,牧师要对信徒进行言传身教,指导其日常行为,引导其精神生活。牧人对每只羊都具有个体化的认知,牧师结合信徒的苦行、忏悔、审查并辅之以良心引导等技术来掌控信徒们每个人的灵魂状况。基督教的精神指导不是一个信徒自愿接受的,也不是短期的偶然之举,其目的就是为了更加依赖和服从牧师。而在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斯多葛学派、伊壁鸠鲁学派那里,自我审查作为个人趋善避恶的修行手段并不需要把自己的灵魂深处的秘密向导师完全敞开,而且古代的精神指引是出于自愿以求得安慰的,指引期限也取决于具体的场景,尤其是一个人受指引的目的是为了使信徒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转变,就是审查、忏悔、良心引导、服从这些基督教技术都旨在引导个体们在现世实施其‘苦修’(mortification)”。(11) 苦修是指一个人对现世和自身的弃绝,以期在来世重生。如果说古希腊公民的献身是为了城邦,那么基督徒的苦修则是为了自身。

  在福柯看来,虽然与其他任何权力形式一样,基督教牧领权力也以拯救之名制定律法,讲授真相,但基督教牧领权力“并不是简单地运用拯救、律法和真相的原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福柯   牧领权力  

本文责编: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外国哲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165.html
文章来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5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