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伟民:福柯的话语历史观及其与萨特的歧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51 次 更新时间:2011-02-15 14:2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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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伟民  

  

  因关注癫狂、临床医学、人文科学(生物学、政治经济学和语言学)、监狱、性史等西方文化和哲学边缘问题,福柯显然不同于传统哲学家所为。然而,传统观念史学家对高贵起源的设定、连续进步的崇拜、总体性核心的偏好和因果关系的滥用,却又是福柯所断然不能同意的。通过对癫狂、临床医学、经验人文科学和性这几大历史领域的梳理,福柯坚信能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恰当方法就是对话语历史作非起源的、非连续的、个体化的、具体的和实证的考古学描述。传统观念史之所以不能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就是因为它患有严重的恐话语症。西方文明表面上最尊重话语了,但福柯却认为在这个明显的亲话语症(logophilie)下面隐藏着一种深远的恐话语症(logophobie),即对话语的无序、间断和散布表示出的恐惧。萨特就是恐话语症的代表人物之一。福柯也因此与萨特处于对立的境地之中。

  

  观念史的虚假

  

  起源、连续性和总体性构成了观念史的三大论题。观念史学家在考察历史事件时,习惯于寻求神秘和遥远的起源,无限地回溯到先成的线索,重构那意味着连续不停地回溯到起源的传统,追踪连续发展进步的直线,规划各种目的论和因果链条。观念史把意识当作出发点,围绕主体性轴心来叙述总体化的历史运动。“合理性的命运和科学的目的论,思想经历时间的漫长的连续劳作,意识的觉醒和进展,意识通过它自身的永久复苏,总体性之未完成的但连续不断的运动,向一个始终敞开的起源的回归,最后还有历史的—先验的论题”[1—p54],福柯要消除所有这些集中体现了观念史三大论题的本质内容。同时,福柯批判观念史三大论题,也是为了使历史领域摆脱那基于主体特权之上的先验主体哲学和人本主义的束缚,把起构造和奠基作用的主体从历史这个最后的避难所驱逐出去。

  观念史的起源论题说的是我们“永不可能在话语秩序中确定一个真实事件的介入;在任何明显的开端之外,总是存在一个隐秘的起源———如此隐秘和如此原初以至于我们不能完全在其自身中把握它”[1—p36]。可是,在福柯看来,这个起源是神秘的,因为它从未出现在历史上,缺乏任何历史规定性,却先于历史的开端,可在开端之前无限退却,而所有的开端却都只是基于这个神秘起源之上的重新开始或遮掩而已。

  福柯借助于尼采谱系学来反对观念史的第一个论题“起源”。尼采谱系学反对理想意义和无限目的论之元历史的展开,反对探求“起源”。因为探求“起源”,就是“设法把握事情的确切本质、最纯粹的可能性以及得到细致迭合的同一性,设法把握事物之静止和先于外部的、偶然的和连接的世界的形式”[2—p138]。在追溯起源时,传统史学家总是假定所发生的事情都只不过是以前早已存在着的某个本质东西的展开和体现而已,起源就被神化和高贵化了。而谱系学通过倾听实际发生的历史,就实际发生的事物本身来考察事物,发现事物背后并无本质,历史的开端也无高贵的起源,有的只是充塞着具体历史事件的偶然性、间断性、系列、变化、差异、分歧、转换和偏差。

  观念史的“起源”论题旨在保证其“连续性”论题。观念史向我们展示的图景就是“起源”逸出自身的范围,必定线性般地扩展到未来的完善。如果历史在过去有其起源,即历史上实际发生的事情是过去某个本质东西的延续和发展,那也就意味着历史在未来有其连续。观念史学家认为历史就是一个连绵不断的、承上启下的过程,过去因为替现在和未来预定了发展轨迹而在现在和未来中时隐时现,成为现在和未来的玄机和动力。因而,观念史学家长期来都把线性序列作为研究对象,都让“传统”、“影响”、“发展”、“进化”和“精神面貌”这样一些观念以各自的方式去使连续性主题多样化。在观念史看到巨大而广阔的历史连续性的地方,福柯却发现了偶然的、散布的间断性。当人们长期以来在生物学、政治经济学、精神病学和医学等经验知识中往往只看到平静的和连续的发展景象时,福柯却从考古学角度发现这个貌似一帆风顺的进步场景存在着突然的中断、加速的进化和转型。究其深层原因就是真正科学的陈述之构成规则发生了变化,而观念史学家却只是蜻蜓点水般地停留在历史事件的肤浅表层,简单地为了人为的连续性而抹去了也确确实实存在着的种种间断性。

  福柯要取消历史连续性的神话,把作为时间之皱痕的间断性呈现出来。福柯的《古典时代的癫狂史》大体上是分裂的历史,尤其是关于任何社会都被迫设立的某种断裂的历史。福柯断言观念史炮制的基于西方大写理性立场之上的“真理目的论”和“理性因果链条”都无力说明在古典时代理性与非理性之间造成的断裂、理性对非理性的排斥和随之而来的理性的独白。《临床医学的诞生》同样批判传统观念史用美学的方法勾勒长长的因果和影响链条,批判它重构“时代精神”、世界观或寻求深层意义,认为临床医学并不像传统医学史理论所说的诞生于在前进道路上对无知、宗教和迷信的连续克服。通过考察以言词、存在和需求为研究对象的经验科学在不同时期根本不同的形态,福柯在《词与物》中认为知识史是由具有不同认识型特征的基本上间断的历史时期组成的。例如,“18世纪最后几年被一种与17世纪初摧毁文艺复兴时期思想的东西相对称的间断性所中断;那时,包含相似性在内的巨大循环形式被拆散和打开了,以至同一性图表能展开;而现在轮到这个图表将被取消了,知识处于一个新空间内”[3—p229]。《知识考古学》则在连续的观念史中引入了间断性、差异、断裂、界限、系列、变化、转换,把偶然系列事件的间断性当作研究对象。

  历史的起源观和连续观势必通向总体历史观,构成了观念史的三个支撑点。观念史认为,历史不仅有其遥远的起源,不仅有目的地连续不断地进步,而且历史还是偶然的历史现象日益积聚在某个精神性原则或核心周围的总体化过程。总体历史观先是把大写的理性和主体确立为原则和核心,并进而用这样的抽象原则和核心来统摄所有斑驳陆离的文明现象。

  观念史所倡导的总体史“设法重构一个文明的总体形式,一个社会的物质或精神原则,一个时期的所有现象所共有的意蕴,说明这些现象的连贯性规律,即人们用隐喻所说的一个时期的‘面貌’”[1—p18]。而福柯的考古学则截然相反,要讨论的是系列、区分、界限、断裂、起伏、变化、转换、差距、年代学特征等特殊形式、可能的关系类型。于是,福柯要用系列、界限、偶然、个体这些意指实证性的考古学范畴来取代世界观、时代精神和理想类型这样一些意指总体性的理性目的论范畴。福柯曾断定“没有什么比在话语形成的分析中看到一个总体的分期化的企图更加错误了:从某个时刻起并且在某个时间里,尽管表面上有差异,但所有人都会以相同方式思考,都会用多形态的词汇说着同样的事情,创造出一种我们可以不加区别地在所有意义上加以浏览的宏大话语”[1—pp193~194]。福柯指责总体历史观企图在特殊性中寻找普遍原则,再用这个普遍原则来统摄所有具体个体的言与思。

  观念史学家并不懂得:话语分析的出发点并不是意识的创作,而是话语事件;经验科学的陈述并不建立在“作品”这样的让人想象连续性的宏大单元之上,而是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相互交织的且通常不同的但又非自主的系列”[4—p58];话语事件的规则性只存在于由人们强加于物之上的话语这个实践中,而无关于主体意识的独创性;我们始终要在话语的层面上,在话语的范围内,从话语本身出发,去把握偶然系列的事件得以产生的外部可能性条件,而不应苦苦搜寻话语的内在意义核心。福柯的考古学通过探讨既是散布的、间断的又是有规则的一系列话语的实际构成,已经宣布了传统观念史赖以立论的能创造的意识和能奠基的主体在真实的话语史中毫无立足之地。因为话语事件系列的那些顿挫(间断性)能“把主体散布在众多可能的位置和功能中”[4—p60]。福柯的结论:观念史是虚假的。

  

  话语史的真实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探讨真实的具体的话语史,明确反对虚假观念史的三大论题(起源、连续性和总体性)。传统观念史实是一种先验历史观,它为了研究已说出的一切的历史,让散布于时空中的陈述回溯到先于它们并隐藏在历史的背后的秘密的内在主体性。而福柯对陈述所作的考古学分析却要撰写另一种已说出的东西的历史,它既不参照个别主体,也不参照先验主体性,而是匿名的、无“我思”的。这全取决于陈述领域是一个经验实证领域。

  福柯对话语事件进行考古学描述就是要在话语范围内描述陈述或陈述群的特殊位置及其相互之间的可能关系,因而既不同于旨在探究陈述形成规律的语言分析,也不同于旨在陈述本身以外重新发现讲话主体意图的思想史。陈述是话语的原子,话语是隶属于同一个散布体系的全体陈述。福柯所讲的陈述并不像名词、命题和句子那样面对对象,而是相关于那些被命名、被描述对象或那些被肯定、否定关系之可能性法则和存在规则,而这些可能性法则和存在规则“形成了场所、条件、涌现的领域,形成了个体或对象之分化的要求,形成了那些因陈述本身而起作用的事物状态和关系”[1—pp120~121]。于是,陈述和陈述群具有非语言的功能特性,即使句子、命题、符号系列或图表这些单元与一个对象领域联系起来,并向这些单元提供一组可能的主体位置。

  福柯的话语也不同于语言和言语。因为话语是一种实践,起实践作用的话语关系体系就是“在经济和社会机制、过程、行为方式、规范体系、技巧、分类类型和特征化方式之间确立起来的”[1—p61],并不出现在对象中,却限定对象相互之间的关联和差异。这些关系体系就是一个内在于实践并限定其特殊性的规则整体。于是,话语实践就是一个匿名的、历史的、有确定时空定位的规则体系。这些规则使诸对象成为一个话语的对象并由此构成其历史呈现的条件。话语作为实践就能呈现出规则整体,系统地形成话语所谈论的对象,正是这两个重要规定性才使得话语不止是用符号来指称事物的语言和言语。话语也是间断的、偶然的和有形的特殊事件系列。

  由于对陈述和话语有特殊理解,福柯就并不探寻任何毫无历史规定性的最内在的起源秘密,并不追溯沉睡文本的光辉诞生和辉煌起源,而是要“系统描述话语对象,限定话语的特殊性,有差别地分析话语方式”[1—pp182~183],要在陈述所陷入的但又不停地加以改变、骚扰、打乱有时甚至摧毁的并合(cumul)的深度中来探讨陈述,要“在陈述得以存在、保存、重新激活、使用以及由此(并不出于原初目的)被遗忘乃至最终被毁灭的时间深度中,来探寻什么样的存在方式能独立于陈述行为之外来刻划陈述”[1—p162]。福柯这里讲的“并合”指话语范围内陈述运作的全部可能性条件,“时间”专指话语的时间,并非思想的模糊时间在可见的年代学中的表达,而只是实证范围内“出现”和“消失”这两个固定瞬间的确定,实际上已经相当于陈述关系多个路径的“并合”了。这里讲的“时间深度”实为“时间散布”,指话语之被重复、认识、遗忘、转换、消除所有细小踪迹、远离所有目光而尘封在书本中。由于每个陈述都有自己独特位置,陈述与陈述之间处于前后左右的位置关系之中。一个陈述的过去也就是先于它自己的其他陈述所占据的位置,并且每个陈述都有能力根据新的关系重新组合和分配这个位置领域。因而,陈述及其“并合”就具有历史规定性。当话语有事件侵入时,当话语得以准时显现的可能性条件(即“并合”)具备时,我们还能让话语诉诸于起源之遥远的出场吗?

  话语也不具有绝对无限的连续性,因为陈述从未是通过连续的成分简单地重叠或并列展开的,因为话语是一个具有事件系列特征的多重冲突的空间。话语作为一种具有自身的连贯和前后相继形式的实证性实践,既不同于线性的言语或书写,也不同于流变的意识。而话语事件的前后连贯(encha^iinements)和相继出现(successions)就意味着认可间断、断裂、散布、界限和转换等的存在,否定了事件的一成不变的线性连续性(continuit啨)。福柯认为必须抛弃“传统”、“影响”、“发展”、“演变”、“精神类型”这些让人想象话语连续性的范畴,必须悬置“书本”和“作品”这两个以最直接的方式迫使人们接受并且给人以同质和可统一适用感觉的单元。因为书本的话语单元远比书本的物质单元来得重要,而书本的话语单元并非前后一致,并不能被统一地使用。知识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不应该是上述这些直接的连续性形式,而应是口头或书面的全部实际的和特殊的陈述。“考古学并不把连续性看作应该说明其他一切的首要的和最终的材料”[1—p227],(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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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现象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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