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从千年文明史看中国大转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37 次 更新时间:2010-03-20 11: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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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 (进入专栏)  

  

  中华帝国文明近代为何会败给欧洲文明

  

  南方都市报:观察中国当下的大转型,我们可否先从这个视角切入:如何评价改革开放这30年。我想可否拉长一下观察焦距,就是放在中国现代化 史的大坐标下。如果沿着时间序列来考察,首先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在19世纪40年代,中西方文明发生冲撞后,为何中华民族突然陷入了困境?中国的现代化其 实是外发型或者说是外部压力下形成的一种被动应对的现代化。

  

  萧功秦:你的这个问题问到根本了,摆脱了就事论事。只有从大历史的视角,才能真正客观地、深刻地看清这30年来的伟大意义。中西方文明发生 碰撞,中国的农业帝国文明败给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中国被迫开始了痛苦的转型。这里我们先来看中国帝国文明的特征,它实际上是一个大一统的以“安分敬制” 为基础的非竞争性文明,它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虽然可以通过规模效应来形成对前资本主义西方的优势,但这种“砖墙式”的帝国结构本身,与西方文明的类生物细胞 体的多元结构相比,缺乏面对环境挑战的适应能力与微观试错的变异能力,这导致了它既不能发展出资本主义,在近代也无力应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挑战。

  

  南方都市报:这个归纳很有意思,中华文明的演化显然也是一个过程,但最后为何会成为一种非竞争性的文明?

  

  萧功秦:从春秋战国到秦汉帝国,中国基本上走的是一条大一统的帝国文明发展路径。实际上,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先秦时代那种小规模的、共同 体多元竞争的格局,七国争霸时,各国也形成了自主性,边界开放性,人才流动性,彼此之间相互竞争的格局,所以你看中国那时是一个产生“大家”的时代,中国 基本上所有的思想学术基础都是那个以小规模的多元的共同体之间的竞争为特征的时代奠定的。但这种体制并没有长期稳定下来,战国时代各国的均衡平衡,最终被 秦王朝的大一统体制所取代。中国最终演变为秦以后的中央集权的帝国体制。这个帝国文明的基本形态是以大一统的皇帝—官僚专政王朝的周期性轮替为基本生存形 态,王朝的崩溃虽会经过短暂的分裂,但最终又会统一,秦汉以后,经由三国两晋南北朝,之后就是隋唐宋元明清。这一帝国共同体具有巨大的规模效应,来保持其 长期生命力的延续,如果没有近代中西方文明的碰撞,这个帝国结构还会沿着朝代的轮替继续下去。

  

  南方都市报:这个帝国的政治治理架构,可以说是秦朝的时候基本上已经定好调子了?

  

  萧功秦:秦还是一个很粗放的帝国,制度设计还处于粗放阶段,不那么精致,皇帝要做什么事情,可以无所顾忌,肆意而为,社会内部没有制衡皇帝的机制,但到了汉武帝时,帝国文明进入比较精致化的阶段,通过儒家的思想,对统治者的为所欲为进行某种内在的约束。

  在小农经济下,有一个矛盾,那就是,由于个体的生存方式和消费方式大体相近,喜好和厌恶的东西相同,而资源是有限的,荀子在《富国》篇里对 此有颇为精妙的解释,那就是“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于是就会陷入荀子所说的“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的困境。怎 么样通过一个结构来维持帝国的稳定,来维持它的凝聚力?在中国是通过“分”来实现的,正如荀子所指出的,“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 人君则,管分之枢要也。”“分”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概念。“分”提供了帝国社会结构中的基本的组织原则,它是这个同质性个体构成的社会秩序的关键所 在。它要求个体“安分敬制”,每个人根据自己在社会中承担的角色、功能或职能,被安排在不同的等级中,分配给他不同的地位、荣誉和各种稀缺资源,这种体制 扼杀了个体的个性和创造力。华夏文明就像一个由无数生命体的砖块按照固定的标准整齐堆砌的巨大墙体,缺乏对环境变化的反馈能力和适应能力,当然竞争不过欧 洲文明由无数个自主活动的细胞聚合而成的生命体。

  

  南方都市报:这怎么理解?

  

  萧功秦:与大一统的中华文明相比,西方,或者说欧洲文明是一种竞争性的文化性格,这可能与欧洲地理环境的多样性有关。欧洲存在着山地、丘 陵、平原和曲折的海岸线,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中的人们,发展出不同的生活方式,包括不同的经济生活,语言,宗教等,它们很难融合成为同一民族,只能在竞争 中求的生存发展。欧洲中世纪的国家和城市为何能发展出资本主义,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对此提出了很有说服力的解释。这些国家和城市的统治者为了强化自己的竞争 能力,通过无数次的试错,逐渐形成了一种新办法,通过吸引资本、人才的政策来增强本国的生产能力和财富,进而发展出了一套有效地保护私有产权、工商业,保 护个人创新的制度环境。一些国王为了应对战争,增加税收,也不得不向议会妥协。这种竞争的结果又会使得一个国家的现今制度不断扩散,最后完成了整个欧洲社 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演变。资本主义并不是根据某些理性原则人为设计的,而是人类无意识的试错与适应环境过程中演变过来的。正如一位德国学者所言,“欧洲的 不统一曾经是我们的幸运。”

  

  清王朝应对现代化挑战的失败

  

  南方都市报: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历史,并不是一个有意识的自觉选择,而是在中西方文明发生冲撞失败后,这个帝国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在对现代化 本身的认识上,也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层面的复杂认知过程。回到时间序列上,清帝国的第一次正面应对挑战是洋务运动。当时帝国的精英阶层最先的反应是震惊, 湘军的著名领袖胡林翼看到江上急速飞驰的英国战舰,震惊得从马上摔下来。但最后还是行动起来了。

  

  萧功秦:对。中国的近代化实际上是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开始的,而不是从鸦片战争开始。当时少数的洋务派政治精英,开始从天朝“天下中心”的梦境中醒过来,开始追求富强的现代化过程。

  从洋务运动到今天大概150年的时间内,中国进行现代化应对大概经历了6个阶段,我把它总结为六次政治选择。一是清帝国的开明专制化运动, 这一运动经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爆发标明这一专制化运动的失败。二是从1911—1913年的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早期议会制模式。第三 次是1914年到1928年以袁世凯和北洋军事强人为代表的军事强人型的新权威主义模式。第四次是1928—1949年的国民党的国家主义的权威主义模 式,它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新权威主义。第五次是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的全能主义的计划经济现代化模式。第六次就是改革开放的维新模式,我把它称 之为后全能主义的技术专家型的新权威主义。要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要评价中国改革开放这30年,我们就需要先剖析这六种政治选择过程。

  

  南方都市报:好,我们一个一个来分析。

  

  萧功秦:清帝国在受到西方列强的挑战后,最早的选择只能是一种开明专制化运动,因为当时的精英只能在给定的条件下,运用当时的社会政治组织来解决面临的问题。德国的威廉二世改革,日本的明治维新都是如此。

  李鸿章把西方列强的挑战看作是“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于是通过效仿洋人来增强自己的自卫能力就成了洋务派的基本选 择。洋务运动的逻辑是想通过国防现代化来应对强敌,这种世俗理性觉醒的过程并不是人权和自由的启蒙意识,而是为民族生存危机而激发的以摆脱危机为目标的趋 利避害意识。但这种运动一旦开启,就具有“弥散效应”,只要在军事自强运动中走出第一步,就必须走第二步、第三步。要发展军事工业就不得不发展重工业、交 通运输业,采矿业,这些则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小农经济很难积累如此大的资金等,他们又要想其他的办法。为了培养懂现代工业技术的人才,他们不得不引进 新式教育,建立同文馆、译书局等,这种弥散效应不可避免地发生。

  洋务运动的命运并不取决于中国人自己,而是取决于日本是否比中国更快地,更有效地实现现代化起飞。中国不得不过早地与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摊 牌。中国在这次决定性战争中的惨败,不仅仅是现代化能力低于日本所致,而且是现代性的制度生长能力不足所致。中国的官僚士绅政治精英陷入了更沉重的焦虑和 危机感中,一种更激进的模式取而代之。

  

  南方都市报:戊戌变法。

  

  萧功秦:戊戌变法的实质性问题是当一个民族陷入焦虑时,体制内难以产生适应这种挑战的人才,官僚士绅阶层没有世界眼光,没有新的观念,对外 部世界完全不了解。而有这种眼光的恰恰是民间的边缘化的知识分子,但是这些知识分子有个致命的弱点。他们缺乏体制内角色的训练,对于体制的复杂的操作过 程,几乎是一无所知。由他们来推行改革的话,实际上就是“上负其君,下累其友”,是“书生误国”,是“庸医杀人”。

  

  南方都市报:这是严复当年对康有为的评价。

  

  萧功秦:对。那是当时中国赢来的唯一的好的机会。在甲午战争之后,全国各阶层,包括士绅阶层,也包括保守派的士大夫都在感到中国非变不可 啊,保守派甚至主动要求张之洞到北京来主持变法。这是半个世纪以来,唯一有那么强的一种社会共识,但这个体制内却没有产生它所需要的人才,原因就是这个体 制本身有个过滤机制,把有新思想的人都排除出去了。皇帝不得不把眼光投向体制外的,在野的没有受过那个体制的污染的,而有新鲜眼光的人才。但是这些人才有 他的致命弱点。所以后来我们看邓小平的维新模式,邓小平恰好这两方面都具备,这也保证了他的成功与贡献,当然这是后话。

  在激进派的鼓动下,光绪皇帝在短短的100天时间内,发布了近300道并非深思熟虑的改革上谕,这些上谕之间根部不配套。比如康有为居然让 他的学生上奏,要求中国的老百姓都穿西装,理由是日本人穿西装后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可有助变法成功。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激进变革,不仅大大地触犯了普通士 大夫的利益,也触犯了资深官僚的利益。于是就出现了顽固守旧派(徐桐、倭仁等)、曾经一度支持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慈禧和荣禄)、温和的改革派(张之洞、孙 家鼎等)三股政治势力联合反对激进派,并形成了“神圣同盟”。

  戊戌变法失败后形成一种反向运动,对所有的改革措施,都一律加以取消。这种反动几乎走到了极端,就引起八国联军的入侵。八国联军的入侵,中 国再次屈辱地签订了庚子条约。统治者又意识到非改革不可,这次改革他们是真诚的。因为它的合法性受到极大挑战的统治者,它想用真诚的改革来挽回威望,但为 时已晚。用大幅度的,范围广、高难度的改革来挽回统治者的威信,结果是改革就引起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和不满,在这种社会不满的压力面前,统治者又想用更大幅 度的改革来迎合人们的改革愿望。结果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饮鸩止渴。

  

  南方都市报:在外部压力和内部人才匮乏的条件下,这一轮的应对算是失败了,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日本当时也差不多与中国同时期进行的维新运动,但却成功了。

  

  萧功秦:这个问题美国的学者赖肖尔曾给出了有说服力的解释,日本当时有两百多个四分五裂的藩,在形态和结构上都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在应对挑战中,它们有多个试错主体,能对外部的挑战和环境的变化做出不同的反应。

  由于中国适应力太差而落后于日本,并在甲午战争中惨败,陷入深重危机,于是中国人陷入了“急诊室效应”:当危症病人送到急诊室来的时候,医 生就会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觉得病太重了必须动大手术,总不能看着他死,这就是激进派的意见;另外的医生是觉得病实在太重了,动手术死得更快。这就是 “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与其这样还不如保守点好。这种“急诊室效应”对于当代中国人也应该是有启示的。

  清末改革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启示是选择的路径有问题。作为一个后发国家的话,需要一种开明的专制主义,来集中资源应对复杂的形式,在政治稳定 条件下,来实现资源的重新配置,引进实业,发展教育,最合适的形式就是一种开明的专制主义形式。日本的明治维新、彼得大帝,俾斯麦的改革都是采用这种模 式。然而,中国却走了一条南辕北辙的路,清末新政一开始也是采用集权模式,但1905年后,因为日俄战争,中国的士绅阶层当中,包括知识分子、官僚权贵阶 层都产生了一个错误的共识。他们认为日本之所以打败俄国,是因为立宪政治打败了专制政治,中国要富强必须要学日本立宪。然而,历史给中国人开了一个玩笑, 日本并不是真正的立宪,立宪只是文饰其开明专制的一个符号,(日本人自己说他们是“伪立宪的开明专制”)中国人从学日本钦定立宪起,却不自觉地走向了英国 的分权立宪。这种立宪就是一种分权模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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