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兵:文献学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的科学立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21 次 更新时间:2010-03-05 13:51:15

进入专题: 文献编译  

张一兵 (进入专栏)  

  

  2005年初,我所主持编译的日本当代思想大师广松涉之《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译本,终于在长时间的严谨斟酌之下译毕出版了。作为编译者,我们自己固然也的确对此书的译介寄予了厚望,然这么厚的一本大部头,能够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售磐加印,并且一经问世立即引发国内外学界如此广泛而深入的关注,却是我们始料未及的。2005年至今时日其实尚短,但已经出现了一大批与这部译著相关的文献和研究性的讨论文章,甚至可以说是围绕该书出现了一种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鲜见的、令人振奋的深度研究态势。 对此,我们深以为幸,并且由衷希望以此发端的这场热烈讨论能够真正以一种更加深入而务实的姿态延展下去,在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使中国学术界关于马克思哲学的文献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学术水平。也是因此目的,我们于2005年4月同日本学者一起,在南京大学举办了“《文献学的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曁第二届广松涉哲学国际研讨会”,研讨会的主要论文会后不久即在日本《情况》杂志分两期发表,并在日本学界引发了较大的反响。2005年秋,英国著名西方马克思学专家卡弗专程赶赴南大,和我们一起集中讨论了广松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汉译工作,双方从此建立了重要的学术合作关系。当然,在如此高度的关注之下,此书的出版,尤其是我为这部中译本写下的代译序同样很快就遭遇了国内外学者的不少质疑和批评,其中最激烈的当属国内的鲁克俭先生与日本的三位马克思学专家大村泉、涩谷正和平子友长。 鲁克俭先生在《“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不能无视版本研究的新成果》一文中对我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代译序中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篇手稿的观点的历史“陈旧性”上;而大村等日本学者在《新MEGA〈德意志意识形态〉之编辑与广松涉版的根本问题》一文中对我的批评,则更多地聚焦于我对广松涉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所作的评价。这些批评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敦促我自己对相关问题作了冷静的反思和重考,从中也得到不少重要的启示,因此对国内外学界的关注与批评,我内心十分感激。一般情况下,我不太写商榷性的文章,不过在这一次的争鸣当中,我发现自己与当前国内外部分学者在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整理、特别是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形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地位和研究方法的问题上有非常重要的原则性分歧,其中也包括对广松哲学的理论定位和译介意义的认识。如果再衍伸下去看,这种分歧还直接涉及了文献学与整个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的重要关系。而我以为,上述问题对国内学界今后的研究其实是非常紧要和关键的,所以不妨再深入谈一谈自己的看法,与各位同仁探讨。

  

    1、 西方马克思学: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文本研究的基础?

  

  鲁克俭先生在《“马克思文本解读”不能无视版本研究的新成果》(以下简称鲁文)中指出,他特别不能苟同于我之处,在于当我组织编译出版广松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时已经是2005年了,而我居然还是“无视”德国西方马克思学专家陶伯特发表于1997年、并于2003年汉译过来的“版本研究的新成果”。陶伯特原系前东德研究人员,现为德国西方马克思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主持了MEGA2第一部分第五卷《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工作。籍此原因,鲁克俭先生颇有些居高临下地教导道:中国的“‘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要走向深入,就不能无视国外‘马克思学’研究(包括版本)的新成果”。 坦率来说,对鲁先生这个指控我并不能接受,在我看来,鲁的批评当中先就内含了十分简单粗暴的意识形态意味。不过,我们在此姑且先不论这个批评本身在政治立场上的非马克思主义色彩,因为说这话时鲁先生似乎已经站到了西方马克思学的立场上。关于这一点,我会在后文中专节讨论。

  公开发表的鲁文,批评我在《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译本代译序中所提供的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的生成过程的信息不仅是一种“错误”,甚至可能导致学界的“以讹传讹”,鲁先生的这个批评确实比较危言耸听,我不得不首先对此做一个说明。其实,我在代译序中所提供的关于手稿第一章写作的基本信息,几乎都出自1988年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新译《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费尔巴哈》的编者说明当中,其中就包括: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开始设想在第一章中同时批判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第二,关于第一卷前三章写作的结构和时间;第三,第一章第一部分的内容是删除了关于鲍威尔和施蒂纳相关段落后的结果。因此,鲁先生严厉的批评令我颇感冤枉:被鲁文指控为错误和可能导致“以讹传讹”的这三个主要问题,恰恰都来自中央编译局写下的编者说明! 而且,即使是在2003年由中央编译局重新编译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中,也并未提供关于这些问题的其它新信息。 倘若果如鲁先生所说,那么为了避免这么严重的错误和“以讹传讹”,我们中国学者今后在研究马克思主义论著时应当采用的到底是谁提供的文献根据?难道就是鲁先生所谓的西方马克思学“最新成果”吗?我不免十分困惑!

  以上毕竟还只是个技术问题,终究可付之笑谈,而我在此真正希望与鲁先生深入商榷的,是鲁文之批评立场背后所居的内在逻辑构架,即我们中国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否应当不加甄别地直接以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立场和结论作为进行学术研究的标准。鲁克俭的立场并不是没有背景的,近期以来,国内的确有一些研究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在研究中倒向了西方马克思学。我认为,这是一种十分值得高度关注的理论倾向。

  话题回到代译序,并不象鲁克俭所说,其实在写作此文时我已经注意到了陶伯特女士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两篇论文以及国内学者相关的介绍文章,但是,注意到了是否一定就要全盘接受呢?换句话说,我们是否必须得要用西方马克思学的观点和研究结论来替代自己原先持有的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相关信息呢,对此我是犹豫再三的。我想,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在处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问题上,我们与西方马克思学之间有着根本性的原则分歧。众所周知,西方马克思学(Marxologie)这个提法由法国著名学者马克西米里安.吕贝尔(Marximiliem Rubel)首创,指的是一种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思潮。1959年,吕贝尔以之为自己倡议创办并出任主编的刊物命名,亦即后来在西方享有盛誉的《马克思学研究》。该术语旨在倡导一种研究立场,它强调把马克思的学说与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以所谓中性的“科学”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的著作,因而被理解为马克思研究中一种“超党派”或“超意识形态”的学术态度。故而可以说,西方的“马克思学”是随着上个世纪中叶因马克思早期著作的陆续出版而逐渐兴起的一种重解马克思的热潮诞生的,它寻求一种脱离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文字考据研究,即便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相比,西方马克思学在起源、政治立场、学术立场、理论旨趣等基本方面也都存在重大差异。其中最根本的异质性就在于多数西方马克思学的学者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值得注意的是,当前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全面崩溃之后,西方马克思学大旗下又聚集了一大批新成员,其中就包括前东德的陶伯特、前苏联的巴加图利亚等人,他们都是著名的转型专家。所谓转型,即指从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转变为一个号称“客观”地研究马克思文本的学者。

  而被鲁克俭先生所忽略,或者说是回避了的问题正在于此。我们之所以精研马克思,主要目的并不是要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著作为已经死去的固化文本客观地、“不加外来主观意愿”地进行解剖,以获得某种所谓的历史的“真实”。相反,我们精研马克思的初衷首先因为我们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认真面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恰是因为我们意图通过对他们的科学理解来真正地信仰马克思主义,进而以之为武器,解决我们的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与困惑。以上,是为我们与西方马克思学学者的第一个区别。故而,对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其它科学理论的深入研究于我们来说并不只是意味着简单地用所谓历史证据来对经典文本进行僵化和冰冷的客观处理,而是应当通过正确的解读使之成为一种具有重要质性内容的科学方法和思想理论系统,指导我们的理论和实践。因此,毋庸置疑,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1845年以后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及其中所体现的科学思想应当被视为走向人类解放的科学思想武器。此为我们与西方马克思学者之间横亘的第二个根本立场上的区别。其实,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西方马克思学与自指马克思主义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分水岭也正是在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与否这个问题上。我注意到,在鲁克俭先生新近出版的《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中,就公开提出要将原本具有明确价值取向的“马克思学”变成一个彻底的“中性词”,甚至将前苏东马克思主义学者和一部分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如卢卡奇和阿尔都塞)混同于西方马克思学。 鲁先生在该书中得出的最后结论与鲁文的论调是一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的依据应当建立在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成果之上。可见,鲁克俭正努力试图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为西方马克思学争取某种不恰当的更加重要的学术地位。

  那么,我们究竟何去何从呢?对此,我的态度十分鲜明,我以为正确的做法无疑应当是: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任何研究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为指导,建立在我们自己独立、清晰和冷静的思考和研究之上。已有的任何研究性文献和资料,都必须在进行过这种独立、清晰和冷静的理论甄别之后,才能成为支持我们自己的研究的一种有效参考文献,对西方马克思学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结果(未加甄别,不能简单视其为成果!)就更是如此了。我们当然必须关注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进展,汲取其中合理科学的成分,但同时也不得不警惕他们简单随意地处理文献的做法,因为,许多马克思主义重要经典文本的理解和基本编排方式在西方马克思学者眼中,可能只是简单的文献结构的问题,可对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其意义却远非于此。

  

    2、西方马克思学视域中看不见的东西!

  

  被鲁克俭先生集中批评的另一个重要的实质性问题是我在代译序中继续坚持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内在理论关联。在鲁文中,他明确指出我所主张的“《提纲》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提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入口”观点是因无视西方马克思学最新成果而导致的某种不“可靠和令人信服”的解读。 事实上,这个观点到真并非我自己的原创,而首先是恩格斯生前公开确认的事情。众所周知,早在110多年前(1888年),恩格斯就将《提纲》直接说成是“包含着新世界观萌芽的天才提纲”,而马克思恩格斯又都明确指认《德意志意识形态》是这个新世界观的真正诞生地。可见,《提纲》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提纲(注意:非写作提纲!) ——这也是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很是顺理成章的结论。

  那么,鲁克俭先生的批评源头究竟又来自何方呢?窃以为,在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上,鲁先生的观点与我、或者说与恩格斯直接指认的结论之间之所以有如此根本的分歧,根源还是在于他心里的西方马克思学情结。陶伯特等人的确曾经指认,《提纲》只是与《神圣家族》的写作有关,然而问题是,西方马克思学学者所下的结论就一定是不折不扣的真理,人人必须遵循吗?我想,这未免过于霸道了。

  鲁文写道,陶伯特得出结论的依据在于“在写有《提纲》的笔记本中,在《提纲》第一条前面有四行文字”。 这哪是什么新发现的“四行文字”呀?在由中央编译局编译,出版于1979年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第273页上,这所谓的“四行文字”就被称为《笔记本中的札记》而出现了,并且,它也并非什么值得惊喜的新文献,事实上,它最早刊登在1932年出版的MEGA1第一部分第5卷上,早在大约30年前,在我自己读研究生的时代,就已经是我们所熟知的文献了。鲁克俭先生指出,陶伯特等人对这“四行文字”进行了新的解读,充分证明其内容主要与《神圣家族》相关,进而由此确认马克思的《提纲》“只是《神圣家族》中唯物主义思想的延续”。这一句话的黑体是我加注的,因为我认为这句话是至关重要的细节,后文中我们还会专门讨论。令鲁克俭义愤填膺的是, “陶伯特等人的研究成果发表于1997年,对该成果的中文介绍发表于2003年。几年过去了,但张一兵仍然无视这一研究成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张一兵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文献编译  

本文责编:xiaolu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马克思主义哲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32071.html
文章来源:学术月刊 2007.1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