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学群:清初的官方易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91 次 更新时间:2004-06-28 09:3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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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学群  

  

  清初的官方易学主要指顺康时期清廷组织编写的易学三书,即《易经通注》、《日讲易经解义》、《周易折中》。清廷为何在这短短几十年间前后多次编纂《易经》?应该说有其深刻地社会背景及用心。

  

  清廷以武力问鼎中原不久就开始着手儒学建设,因为他们深知尊奉儒学可以起到武力达不到的作用。顺治八年(1651年),顺治帝亲政后就对儒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翌年,“临雍释奠”典礼隆重举行。他勉励太学师生笃守“圣人之道”,“讲究服膺,用资治理。”(《清世祖实录》卷六十八)不久颁谕礼部,把“崇儒重道”定为一项基本国策,以此笼络汉族士大夫。十二年(1655年),再谕礼部:“帝王敷治,文教是先,臣子致君,经术为本。”(《清世祖实录》卷九十一)两年以后,举行清代历史上首次经筵盛典,又初开日讲,祭告孔子于弘德殿。经筵也好,日讲也罢,必须要有适合统治者需要的经书,而编纂经典即成当务之急。《易经通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纂修而成。此书由傅以渐、曹本荣编著,成于十五年(1658年),共九卷,卷首有清世祖撰《敕大学士傅以渐日讲官曹本荣》一篇,另有傅曹两人所撰《表》、《序》,卷末有曹本荣撰《后序》。此书编纂伊始,清世祖就道出其用心及宗旨,希望对明永乐年间儒臣编纂《周易大全》以来近三百年易学成果给予总结,编出一部简明扼要的解《易》著作,以期“使羲经奥旨,炳若日星,以称联阐明四圣作述至意。”(《敕大学士傅以渐日讲官曹本荣》)傅曹两人秉承旨意,“辄参取汉魏唐宋元明诸家刻本,涉猎商订”,“要终原始,独探至理之要归。”在版本上紧守王弼以来以传附经矩矱,参采众家,融会贯通,一以己意阐发义理,期以通经致用,初步反映清初官方的易学观,开清廷编纂《周易》之先河。

  

  康熙六年(1667年),清圣祖康熙帝亲政后,继续遵循“崇儒重道”的政策。八年(1669年),康熙帝亲临太学释奠孔子。翌年,康熙帝又颁谕礼部,提出以“文教是先”为核心的十六条治国纲领,把顺治朝确立的“崇儒重道”国策具体化。康熙帝还下令修理圣庙,以举行“临雍释奠大典”。他十分重视经筵,认为设立经筵,表明帝王留心学问,勤求治理之意。十年(1671年)二月,经筵正式举行。四月日讲开始。经筵、日讲促使康熙帝系统学习儒学,而且把所学用于经世。后来清廷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等举措,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通经致用的表现。成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的《日讲易经解义》,既是日讲的产物,也是经世的总结。此书根据康熙帝旨意编纂,由康熙帝亲定,朱钮等纂,共十八卷。据卷首所列参修人员,凡七十五人,其中不乏徐乾学、高士奇等名儒重臣。书前列“筮仪”以明筮者占筮的过程,又列朱子图说,以示尊奉之意,但仍采取以传附经模式。朱钮等编纂此书是希望皇上“体天德以行建,观人文而化成”,“明天道,察民故”(《日讲易经解义进呈疏》)。康熙帝也自称“惟帝王道法载在六经,而极天人穷性命,开物前民,通变尽利,则其理莫详于《易》”,“联夙兴夜寐,惟日孜孜勤求治理,思古帝王立政之要,必本经学,尝博综简编,玩索清蕴。至于《大易》,尤极研求”,“以经学为治法之意”(《日讲易经解义序》)。“以经学为治法”一语明白标出他治《易》重在实用,为经世服务,也就是说通过研读《周易》提高执政水平。检视全书,其经世之心跃然纸上。此书反映康熙前期官方易学的成果。

  

  康熙后期,国力逐渐增强,社会日趋稳定,官方学术愈来愈趋向尊奉朱熹,清廷先后以御纂名义,编纂多种朱子著作。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帝表彰朱子,称其“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经今五百余年,学者无敢疵议。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巨”(《清圣祖实录》卷二百四十九)。随即颁谕,将朱熹从祀孔庙的地位升格,由东庑先贤之列升至大成殿十哲之次。《周易折中》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修成的。此书始作于五十二年(1713年),成于五十四年(1715年),康熙帝御纂、李光地总裁,共二十二卷。卷首有御制《序》以及《凡例》、《义例》等。从所列“职名”看,参与纂修共五十人。康熙帝为此书定下基条,认为《周易》在“秦汉而后无复得其精微”,明代《周易大全》“驳杂,奈非专经之纯熟”,因此要“上律河洛之本末,下及从儒之考定,与通经之不可易者,折中而取之。”(《周易折中序》)所谓“折中”是指“以朱子为主,故列《本义》于先,而经传次第,则亦悉依《本义》”,即采取经传分离的模式,恢复古本《易》。《凡例》明确以朱熹易学为宗旨,这与清廷尊朱的学术路向相适应。清廷之所以尊朱,不过是把它当成统治工具。另外,此书广采众家注疏,网罗历代易学家二百一十八人,“上自汉晋,下迄元明,使二千年易道渊源,皆可览见”,可谓清初官方集大成之作。

  

  纵观清初官方易学有以下特点:其一,在版本上,由费直、王弼以来的今本《易》转向古本《易》,即以经传分离取代以传附经。其二,《易经通注》虽对前人成果融会贯通,阐发己意,但过于简略,属草创之作。《日讲易经解义》侧重在发挥易理,通经致用。二书都缺乏对前人之说别裁,未能全面总结二千年来易学史的成果。而《周易折中》则是对已往易学的总结,可以说是集官方易学大成之作。其三,以义理为主,以通经致用为目的,并逐渐转向尊朱熹,这与清初学术尊朱并把它当成统治工具的大趋势相埒。其四,清廷通过编纂《周易》等经典,深化了其所推行的崇儒重道政策,成功地笼络汉族士大夫人心,促进满汉文化合流,对巩固自己的政权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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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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