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学群:从龙场悟道至天泉证道——王阳明经典诠释的历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9 次 更新时间:2022-04-27 10:3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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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学群  

  

   提要:学术界从哲学角度对王阳明的思想发展过程已有论述,但没有从经典诠释(经学思想)角度梳理其思想形成及发展。本文立足于经典诠释,主要分经典诠释奠基时期、经典诠释发展时期、经典诠释成熟时期、经典诠释的总结几个时期,揭示王阳明经学思想发展与嬗变,对把王阳明经学思想的研究引向深入有益。

   关键词:王阳明  经典诠释 历程

  

   王阳明经典诠释的历程指他对儒家经典研究的经历。经典诠释的前提是熟读或熟悉经典之后才开始,如果寻找带有指标意义的事件,那么应该以龙场悟道开始,到天泉证道结束,这一段大体代表经典诠释的时期。他的主要经学思想都在此时通过诠释经典提出并展开加以系统化。

   一、经典诠释奠基时期

   王阳明经典诠释时期始于龙场,龙场悟道是理解其经典诠释时期的关键,它开启了经典诠释,也可视为经典诠释的奠基时期。

   正德元年(1506),时任兵部主事的王阳明因替戴铣洗冤而批评时政,得罪明武宗、宦官刘瑾,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今贵州修文县)驿丞。在赴谪途中,历尽险阻,占卜筮得《易经》“明夷”,有诗云:“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1]表现了不畏艰危的胸怀。他在决意去贵州之前回南京省亲,又至钱塘与徐爱等三友道别,问他们道出自己的期许:“天将降大任于是人,必先违其所乐而投之于所不欲,所以衡心拂虑而增其所不能。”[2]到达龙场后,他面对现实,引《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3]以为君子只求就现在所处的地位,来做他应该做的事,不希望去做本分以外的事,既来之则安之,在此地安于现状,自有一番作为。对于当地的艰苦条件,他表现的十分达观,引《论语》言:“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4]自比君子,君子所居住自然条件虽然简陋或生活艰苦,但精神上有所追求有所发明,却是富丽辉煌的。又作诗云:“投荒万里入炎州,却喜官卑得自由。心在夷居何有陋?身虽吏隐未忘忧。”[5]虽然身居遥远的蛮荒之地,但乐观自由,虽受不白之冤,仍忧国忧民。

   王阳明早年困于格竹子,又迷于佛老二氏,带着困惑与迷茫踏上了去龙场的道路,而“后至龙场,又觉二氏之学未尽。履险处危,困心衡虑,又豁然见出这头脑来,真是痛快,不知手舞足蹈。此学数千百年,想是天机到此,也该发明出来了。此必非某之思虑所能及也。”[6]他在龙场如此痛快是因为悟道,即体悟儒家经典之道,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心即理与格物致知。正德三年(1508),在贵阳龙场,王阳明始悟格物致知。正如《年谱》载:龙场地处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与居夷人鴃舌难语,可用语言交流的大都是中土亡命之士。当地人没有居所,他开始教他们盖房而居。宦官刘瑾当政,他虽然能超脱得失荣辱,但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于是为石墩自誓:“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而从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饲之;又恐其怀抑郁,则与歌诗;又不悦,复调越曲,杂以诙笑,始能忘其为疾病夷狄患难也。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于是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着《五经臆说》。[7]

   他在《朱子晚年定论序》中讲“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若有悟”,“动心忍性”源自《孟子·告子下》“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致王纯甫写道:“及谪贵州三年,百难备尝,然后能有所见,始信孟氏‘生于忧患’之言非欺我也。”[8]又致希渊:“往年区区谪官贵州,横逆之加,无月无有。迄今思之,最是动心忍性、砥砺切磋之地。”[9]王阳明就是那个天将文化大任于斯之人,历史付予他创造使命,要肩负起这一使命就必须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练体魄与心志。在贵州龙场条件艰苦,他体悟到格物致知的宗旨,就是“吾性自足”,即不是舍心求事物之理,而是求事物之理于心中,这就是心即理之说。可以说他是在心即理基础上谈论格物,格物是心中之物,由此来看,“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把心与理一分为二是错误的。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即吾心自足,所谓心即理,理不在事物之中而在心中,天赋人之本性即所谓的善,对于人来说是与生俱来而且充足,无需向外苦苦求索,反身本心即可。这里讲的“忽中夜”并非突然,而是他长期困于格物或者说思索的结果,是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的质变。当然他对此忽然悟道还不放心,取儒家经典试图获得理论证明,所谓道在经中,这一发明是对经典的诠释。

   第二,道在经中,以经求道,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五经臆说》之作。他于正德三年(1508)写序说:“得鱼而忘筌,醪尽而糟粕弃之。鱼醪之未得,而曰是筌与糟粕也,鱼与醪终不可得矣。《五经》,圣人之学具焉。然自其已闻者而言之,其于道也,亦筌与糟粕耳。窃尝怪夫世之儒者求鱼于筌,而谓糟粕之为醪也。夫谓糟粕之为醪,犹近也,糟粕之中而醪存。求鱼于筌,则筌与鱼远矣。龙场居南夷万山中,书卷不可携,日坐石穴,默记旧所读书而录之。意有所得,辄为之训释。期有七月而《五经》之旨略遍,名之曰《臆说》。盖不必尽合于先贤,聊写其胸臆之见,而因以娱情养性焉耳。则吾之为是,固又忘鱼而钓,寄兴于曲糵,而非诚旨于味者矣。呜呼!观吾之说而不得其心,以为是亦筌与糟粕也,从而求鱼与醪焉,则失之矣。”[10]用他的话说,此书共四十六卷,《五经》各为十卷,而《礼》说尚多缺,仅六卷。遗憾的是此书亡佚,只留下若干条,由弟子收入遗书中。

   正德二年(1507),他在给弟子书信就对经典离道而流于训诂、辞章之学予以批评,“六经分裂于训诂,支离芜蔓于辞章举业之习,圣学几于息矣。”[11]《五经臆说序》中的“得鱼而忘筌”源自《庄子·外物》:“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醪糟用尽之后被当成糟粕扔掉,喻指事情成功以后就忘了本来依靠的东西,但事未成则不应舍弃所依靠的东西。以此比喻儒家的经典与道的关系,儒家经典对于掌握圣人之道来说也不过是醪糟,但他不赞同把作为醪糟的经典仅当成糟粕,醪糟与糟粕有所不同,前者是达于圣人之道的工具,后者则无用。这说明道在经中,但也不能教条化或默守陈规,即所谓的“求鱼于筌”,局限于经注,这样经是经道是道,彼此离开更远。他的基本主张是经道合一,道在经中,以经求道。基于此,在当时的条件下,无经书可读,他则通过回忆把握以前所学经书要旨,有所得后加以诠释,成《五经臆说》。此书并不完成符合先贤的经注,但却有创见。

   第三,始论知行合一。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年谱》有二条。正德四年(1509)条载:提学副使度书聘主贵阳书院,“是年先生始论知行合一。始席元山书提督学政,问朱陆同异之辨。先生不语朱陆之学,而告之以其所悟。书怀疑而去。明日复来,举知行本体证之五经诸子,渐有省。往复数四,豁然大悟,谓‘圣人之学复睹于今日;朱陆异同,各有得失,无事辩诘,求之吾性本自明也。’”[12]正德五年(1510)条载:“悔昔在贵阳举知行合一之教,纷纷异同,罔知所入。”[13]阳明自己也曾回忆说:“吾居龙场时,夷人言语不通,所可与言者中土亡命之流。与论知行之说,更无抽挌。久之,并夷人亦欣欣相向。及出与士夫言,反多纷纷同异,拍挌不入。”[14]钱德洪《刻文录叙说》引阳明的话说:“吾始居龙场,乡民言语不通,所可与言者乃中土亡命之流耳;与之言知行之说,莫不忻忻有入。久之,并夷人亦翕然相向。及出与士夫言,则纷纷同异,反多捍格不入。何也?意见先入也。”[15]综上所述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其一,王阳明在贵阳龙场始揭知行合一之教,但未能得到积极响应,反而遭到质疑。他当时与土人相处似很融洽,与士大夫反而有距离。他与当地土人讲知行之说得到认同,可能因为那里的人蔽塞,不知有异说,而与士大夫讲知行之说却建议不统一,议论纷纷,其原因是“意见先入”,这里虽未说明,恐朱熹的知行之说有影响,而这成为他创发知行合一说的动机。后来在北京,知行话头也不常提起,因为当时始悟格物致知之旨,发明吾性自足,静坐收心而非知行合一,真正系统研究知行合一是在以后。其二,知行合一的重点是知行本体,即知行合一是知行本身或内在的需要,提出知行合一之后又“征之五经诸子”,尤其是五经,再次说明他依据经典发明圣道。其三,他所理解的知行合一属于道德伦理学范围,主要讲道德说教与实践的关系,涉及心理活动与行为等。

   第四,萌发良知思想。良知及致良知虽然是以后明确提出来的,但龙场的经验至关重要,此一时王阳明心中已经蕴育,只是没有论述。如他所说:“吾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于学者言,费却多少辞说。今幸见出此意。一语之下,洞见全体,真是痛快,不觉手舞足蹈。学者闻之,亦省却多少寻讨功夫。学问头脑,至此已是说得十分下落。但恐学者不肯直下承当耳。”又“某于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此本是学者究竟话头,可惜此理沦埋已久。学者苦于闻见障蔽,无人头处,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但恐学者得之容易,只把作一种光景玩弄,孤负此知耳。”[16]正德三年(1508)王阳明被贬至贵州龙场,从百死千难中悟得良知之说,即经历了龙场所谓“居夷处困”之后才悟得来,良知在龙场之后萌发,经不断锤炼,愈来愈完善。揭示良知可谓洞见心体,为阳明贡献所在,他毫不掩饰自己发现良知的喜悦之情。良知即是心之本体,属于内在,无需外在工夫,或直下或当下,反省内寻,自然悟得,借用禅语把良知视为究竟话头,说话的端绪,也即一切都要从良知谈起。如果埋没良知,则无从谈起,良知是王阳明思想的基础。钱德洪说:“谪居龙场,衡困拂郁,万死一生,乃大悟‘良知’之旨。”[17]又说:先师“至龙场,再经忧患,而始豁然大悟‘良知’之旨。自是出与学者言,皆发‘诚意’‘格物’之教。”[18]诚意格物之教的系统阐释是在发明良知之后。

   二、经典诠释发展时期

   所谓经典诠释发展时期,指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后,其新经学思想在此时全面铺陈开来,多角度发展。

   正德六年(1511)十二月,王阳明升南京太仆寺少卿,便道归省,与徐爱论《大学》宗旨。听了王阳明一番议论,徐爱踊跃痛快,如狂如醒者数日,胸中混沌复开。仰思尧、舜、三王、孔、孟千圣立言各有不同,宗旨一致。正德十三年(1518)七月,刻古本《大学》。至是他回军休士,始得专意于朋友,日与发明《大学》本旨,指示入道之方。他在龙场时,疑朱子《大学章句》非圣门本旨,手录古本,伏读精思,始信圣人之学本来简易明白。《大学》止为一篇,原无经传之分,格致本于诚意,原无缺传可补,以诚意为主,而为致知格物之功。至是录刻成书,“去分章而复旧本,傍为之什,以引其义。”[19]正德十四年(15219),论《大学》辄持旧见,称“《大学》旧本之复,功尤不小。”[20]湛若水寄示《学庸测》,叔贤寄《大学》、《洪范》。王阳明分别致信若水、叔贤,说:‘随处体认天理’是真实不诳语,鄙说初亦如是,及根究老兄命意发端处,却有毫厘未协,然亦终殊途同归也。修齐治平,总是格物,但欲如此节节分疏,亦觉说话太多。且语意务为简古,比之本文反更深晦。”“莫若浅易其词,略指路径,使人自思得之,更觉意味深长也。[21]又“道一而已。论其大本一原,则《六经》、《四书》无不可推之而同者,又不特《洪范》之于《大学》而已。”[22] 强调格物及《大学》古本的重要性。

正德六年(1511),(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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