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改革时代的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与《中国时报周刊》记者的谈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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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 (进入专栏)  

  

  ◎对“新权威主义”论战的评价

  

  问:大陆知识界关于新权威主义的论战由于六四事件而沉寂下来。你作为新权威主义理论的首倡者之一,在两年后的今天,对这场论战有何反思与评价?

  答:人们在谈论大陆的新权威主义思潮时,大多忽视了其内部存在着南派(以我为代表)以及北派(以吴稼祥、张炳九为代表)之分。尽管这两派在许多观点上有共同之处。例如,双方都会同样认为,民主政治只有在商品经济充分发展以后,才有可能真正建立起来。又如,双方都会主张在旧体制向现代商品经济秩序和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建立强有力的有现代化导向的权威政治(Authoritatianism)来协调整合社会秩序,并引导现代化进程等等。然而,这两派事实上却有相当大的区别。

  首先,北派新权威主义具有众有周知的政治背景。而南派则纯粹是一种学术理论主张。没有任何政治背景。其次,更重要析是,双方在如体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具体思路上,可以说绝然不同。北派倾向于认为,西方行之有效的企业自由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是可以经由行政手段,人为地、快速地搬用到中国来,以取代现行的旧体制。他们认为,这样做如果有困难的话,那仅仅是来自保守思想的阻力。根据这一思路,通过建立某种新权威,以排斥这种阻力,并强制地迅速地推行西方企业自由制度,是完全可行的。人们曾形象地把这种观点称为“刺刀下的商品经济观”。

  相反,南派新权威主义则坚持认为,简单地、漫不经心地搬用西方的自由市场制度或民主政治体制,均用导致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严重脱序。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激进主义也将会因此而日益亢奋。而激进主义思潮、民众不满情绪,以及上述各种脱序现象一旦形成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将进而导致主导改革匠政府权威的急剧流失。并进而使馆中国政局陷入长期动荡和危机。因此,南派主张政府应通过适当加强宏观控制,严厉打击官倒、腐败与社会犯罪,来稳定社会秩序,防止社会失范的进一步加剧,我当时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中国必须采取“循序渐进、稳札稳打、步步为营,缓进待机”的十六字方针,来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并以改革的成果来重建政府的权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北派新权威主义只是激进的经济自由主义的一个变种。而南派新权威主义的矛头则是针对政治上与经济上的激进主义的。它可以归入到新保守主义的范畴。事实上,在以后不久的八九春夏之交中国发生的事件中,两者的表现截然不同,也可以反过来证明这一点。

  八八年底到八九年初的新权威主义论战,可以说是大陆知识界自一九四九年以来的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完全自发的有关中国现代化命运选择的学术讨论。当时几乎吸引了大多数关心中国前途的知识分子。现在这场争论虽然已经沉寂下来了,但是,这场讨论所提出的核心问题,——中国在走向市场经济的改革时代的权威与自由的关系问题,却是当代与未来几代中国人无法回避的根本问题。

  问:你在九一年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了自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历史上,有一种被你称之为“新保守主义”的变革思想。你把严复作为这种思潮的代表人物,并强调了这种变革思想所具有的积极的现实启示意义。你是怎样界定这种主义的?

  答:我所说的近代中国变革史上的“新保守主义”,指的是这样一种思想理论,它认为,变革过程必须保持历史变迁的连续性,为此,必须在新旧制度、规范与秩序之间,寻找某种积极的中介与杠杆,并在这一意义上重新肯定传统价值体系、意识形态与权威政治形态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意义与作用;新保守主义主张在这一基础上,渐进地推进中国的近代化。就其反对激进主义与肯定传统而言,这种主张无疑具有保守性;就其具有现代化导向而言,更具体地说,就其具有现代市场经济与中国未来民主这一目标导向而言,它又具有现代性,因而属于近代变革思潮中的一种类型。新保守主义与传统保守主义或国粹派式的儒家原教旨主义相比,最根本的区别是,它主张只有在引导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价值与权威的合法性,才能得到发展充实,并获得新的生机与资源。

  更具体地说,新保守主义变革观,是一种主张在尊重传统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的、渐进现代化的思想理论或理念。我认为,自二十世纪初期以来,严复、梁启超、康有为与后期的章太炎,都可以看作是在与近代激进主义论战过程中出现的最早的新保守主义者。他们的思想对于丰富我们对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文化制约条件与操作条件的认识,对于我们更深入认识中国变革的复杂性与两难性,有着重要的思想贡献。问题恰恰在于,自二十世纪初期以来,由于人们思想上的简单化与情绪上的亢奋化,长期以来,这些早期的新保守主义者有关渐进现代化的思想,不是被中国知识界所误解,就是被人们所忽视。

  有必要指出的是,近代新保守主义的“保守性”,是针对激进主义而言的,这种主义也是在对激进主义思潮的反思与批判过程中产生的。特别要说明的是,自二十世纪以来,尤其是“五四”以来,由于激进的变革观成为知识分子中的主流价值观,“保守”这一名称具有很强的贬义性的价值判断色彩。而在国际学术语汇中,保守主义(Conservatism)则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我在这里是在中性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一名词的。

  

  ◎新保守主义变革观的理论基础

  

  问:你认为近代新保守主义对中国当代大陆的改革运动有什么启示意义?新保守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答:在新保守主义者中,严复的思想贡献特别值得重视。通过他的思想,我们可以发现,新保守主义的理论核心是“社会有机论”(参见《严复与近代新保守主义变革观》一文)。这种社会有机论认为,无论是西方工业社会还是中国传统社会,都是各自在不同的历史与人文生态环境中发展过来的社会有机体。机体内部各种文化因子与制度都是相互依存而结合在一起的。换言之,每一个因子都是以其它因子的存在和支持,作为自己生存与发挥功效的前提条件。例如,以西方工业化社会而论,市场经济、高度自主的社会个体、企业社团、利益集团、中产阶级、以及由这些社会成份结合而成的市民社会、渗透于社会各领域、各层面的、以利益交换与互补为基础的契约型的人际关系、在文化领域中的自由主义的价值、在政治制度领域中的多元政党与议会政治,等等,所有这些社会因子的相互配合与依存,才得以使西方社会整体有效运作。

  同样,以中国传统社会为例,以家庭为基础的自然经济、以科举取士为基础的精英选拔制度、以皇帝为中心的专制官僚政体、以官学化的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意识形态与价值体系,等等,这些文化因子也在彼此相互依存,结合成传统社会的有机整体。

  如果人们只看到西方市场经济制度、议会政治产生了积极的功效,而把它们直接地单独地搬到中国来,这些因子一旦脱离西方社会有机体内上述各种复杂条件的支持与配合,又无法与绝然悬殊的中国社会有机体内各种因子相匹配,这种异性相斥,其结果必然是该制度因“淮桔为枳”而不起作用。而各种政治经济、社会与道德脱序也由此发生。

  如果单方面植入某一西方制度不可行,是否可以通过全盘导入与此制度相关的其它各种制度或因子,就能解决问题呢?这事实上也是不可行的。这是因为,我们人的理性所能认识到的有效因子,只是该社会有机体内全部因子中的极少一部分。其他大量因子是作为隐性的要素而存在的。更何况每一项要素背后的支持条件是互为循环,不可穷尽的。事实上,近百年来中国在直接效仿西方现成制度来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面临着深刻的两难矛盾,无论是主张单项移植的“中体西用”论,还是主张全方位移植的“全盘西化”论,都导致了失败。前者使被植入的制度无法成活,后者引起严重的社会整合危机。

  新保守主义改革观的基本思路是,力求建立某种渡性的机制,诱导社会机体内部各种微观因子的“活化”与发育,使之成为“嫁接”外来的制度的内源性基础。这样,被激活的社会因子,与这种过渡性制度的有机结合,可以形成进一步活化的机制。通过这种方式,促进内源性因子在一个新的梯度上,进一步发展。这样就可以层层递进地、循序渐进地进入现代化过程的良性循环。

  当商品经济与社会内部横向网状的契约性关系发展到相当层次以后,随着以契约为基础的价值观、思维方式与精神,这些属于民主政治文化范畴的因素,在社会成员中逐渐普及,随着社会成员整套体知识水平与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这时,民主政治不仅仅是人们道德理念上的追求,而且已经成为对各独立自主的(autonomous)个体与利益集团进行利益综合的必要手段,那时,实现中国民主政治的条件也就成熟了。必须指出的是,由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历史、和民情的特点,这种民主政治也必然具有中国自身的特点。

  

  ◎传统价值对现代化的三重功能与意义

  

  问:你提到近代新保守主义的改革思想家们特别重视传统文化价值在变革过程中的作用,无疑你是赞同这种观点的,难道你没有认识到,中国传统制度与文化价值中有着如此多的阻碍现代化的东西吗?

  答:新保守主义观点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在尊重现存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才能推进现代化。更具体地说,传统价值与制度文化,在以下三个方面对于一个后进民族的现代化具有特别的意义。

  首先,现代化的社会变迁过程,必须保持社会载体的历史连续性与相对稳定性。而这只有在传统作为一种既存的镇制力量与纽带力量而存在的情况下,才能实现。

  其次,只有在传统文化与价值中寻找到某种中介因素,被引入的外来的异质的制度文化,才有可能被“粘合”或吸附在中国社会的母体上,从而使文化嫁接和移植得以成功。这里必须指出的,这种中介物,不可能从外部引进,它只存于中国社会内部与传统文化内部。在严复看来,传统文化中所凝结的民族的特性或根性,正是这种中介。严复把这种传统中体现的“根性”称之为“国性”,严复认为,“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严复还指出,如果人们为了实现现代化而全面地拒绝传统,其结果将是“方其汹汹,与之皆去,设其去之,则斯民之特性亡,而所谓新者从以不固”。这就十分深刻的揭示了一个民族的“特性”所具有的巩固“新者”的中介功能作用。

  又例如,在现代化初期,社会结构尚属于“机械联结”而非“有机联结”的社会组织类型,因此,以既存的有现代化导向的权威作为整合的基础,也是不可缺少的。传统型的权威形态,可以通过改造和更新,转化为导入现代化的中介和杠杆。这种权威可以起到在既存的传统结构与新生的现代化因素之间进行协调与平衡的作用。

  第三,传统文化与价值对外来文化具有平衡与筛选作用。这些文化价值是一个民族在长期适应自身面临的各种环境挑战过程中凝聚起来的集体经验(Collective

  Experience)。打个比方来说,它如同一片环绕着这个民族的自然生成的防护林带,对外来的风沙雨露起着缓冲、过滤、柔化和调节作用。如果人们因防护林有病虫害侵蚀而要把它砍伐殆尽,从表面上看,外来的先进文化可以势如破竹,不受阻挡地长驱直入,实际上只能导致文化上的全面“水土流失”与文化生态环境的根本破坏。更不必说可以生根开花与结果了。自五四以来,当激进的反传统主义已经成为知识分子主流文化的情况下,为什么欧风美雨与五十年代苏联教条主义的制度文化,可以在中国长驱直入而不曾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和与过滤?除了政治上的原因之外,我们应看到,在中国知识界、民众与执政者的头脑中,反传统的思维定势,已经相当彻底地剥夺了本民族的集体经验对各种外来文化进行筛选、过滤、与中和的积极功能。这一消极后果实际上已经是众所周知。

  当然,在传统中寻找中介,并不意味着把传统不加以改造地直接作为中介。传统文化同时还具有阻碍现代化的负面性,由于传统文化具有这种“两面刃”的特点,对传统的负面性的批判,也是中国现代化面临的重要课题。而在这一方面,中国近代的新保守主义可以说是贡献甚微。

  

  ◎现代化过程中的激进主义的三种类型

  

  问:从你发表的文章来看,你对知识分子中的“激进主义”抱有相当强烈的批评态度。这一点使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很不理解。你是怎样看待中国近代以来知识分子中的“激进主义”的?

  答:我并不否认,激进主义思想运动在人类历史的某些特定条件下,有其积极意义。但是,中国变革过程中的激进主义思想与价值,从已往历史来看,却有着极大的消极性。根据我的研究,中国自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运动中,激进主义思潮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它们既相互区别,又相互渗透。并且,往往在一个人身上都会有所表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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