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资本主义”的实质是什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00 次 更新时间:2009-12-14 01:0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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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进入专栏)  

  

  引 论

  

  关于资本主义的实质,许多人谈过。例如西方有马克思,韦伯,桑巴特(Werner Sombart),陶普(Maurice Dobb),……中国有梁漱溟,余英时,黄仁宇……最后,哈耶克在1988年发表了一本书《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算是给这场“主义”之争盖棺论定。我要在这篇小文章里叙述的,大致就是这些大学者们说过的话。但是我把这些话分做两段说,一段是人们在哈耶克那本书发表之前的认识,我称为“传统的看法”。一段是哈耶克的看法,我称为“最后的看法”。一提到“最后”之类,就难免有质疑说“僵硬”或“教条”。不过我这里的“最后的看法”确实是哈耶克最后的看法,这位从本世纪初即参与了人类认识“资本主义”的思想运动的学者已经于1993年3月辞世而去了。

  

  一 传统的看法

  

  黄仁宇先生在与李约瑟共同撰写《中国科技史》的十几年里曾对研究资本主义的诸多作者有过一个综述:“……写资本主义的文章大略有三类。一类注重生产关系的转变……。一类注重资本主义精神……。还有一类注重自然经济之蜕变为金融经济。”马克思自然被归入第一类。韦伯是第二类。诺斯(Douglass NOrth)应属于第三类。也许这种把作者简单归类的办法会误导读者。事实上,韦伯和桑巴特以后,黄仁宇,余英时,以及三十年代的梁漱溟,都持一种整体演变的看法。即“资本主义”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是由许多原因生成的。所以余英时先生又称韦伯和他的立场为“历史多元论”,以别于”一元论史观”。极而言之,从西欧历史中挖去任何一段(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时代,古希腊,……)都会使现在西欧北美的社会不成其为“资本主义”。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后来的《中国文化要义》中一直认为中国即便再独自发展五千年也出不了“资本主义”。他的观点后来由余英时先生再度提出。

  黄仁宇提到,形成“资本主义”的三个主要条件:(1)信贷关系的拓展。(2)专业经理人员的使用。(3)各种有利于资本主义管理的技术的社会共享。我们也可以认为这里的第一个条件包括了金融市场的发展或资本的自由流动。第二个条件其实是要求“企业家的自由进出”(隐含着“企业家与资本家职能的分离”)。第三个条件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可计算性”(隐含着“信息的自由流动”)。“企业家的自由进出”被新奥地利学派的领袖克兹涅尔(Is-real Kirtzner)认做“资本主义”的定义。如果我们把“信贷关系的拓展”扩充理解为“一般的合作信任关系的扩展,那么资本主义形成的三个条件实际上就可以涵盖在“一般信任关系的扩展”这一个条件里。不仅专业经理人员的任用依赖于“代理人关系”中的相互信任,而且技术的分享和法律,会计,契约等等的可计算性,都是职务于“信贷关系的扩展”这一目的的。这就要说到哈耶克后来的看法,留待稍后再述。

  说一个封闭的中国再有几千年也产生不了资本主义,梁漱溟是有极扎实的根据的。他的根据首先是,中国社会自秦汉始已经用伦理道德代替了宗教,用礼俗代替了法律,用家族关系调和了西方社会固有的“个人与社会”和“社会与国家”的冲突。所以自“战国”以后中国社会“废封建,建郡县”,两千年以来徘徊于一个既非“资本主义”又非“封建”的社会形态中。梁漱溟的另一个根据是,中国人的精神意欲并不指向“资本主义”的方向。余英时先生在“关于中国历史的一些特质的一些看法”里提到,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缺失的原因,一个基本的问题是搞个清楚中国社会的传统价值体系。他认为若没有西方的冲击,中国社会仍会在自己的传统内演变下去,出不了“资本主义”。中国人的精神是中庸与主调和的。即使我们无视“宗教伦理导致资本主义”的简单说法,假设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也可以产生资本主义,我们仍然难以相信中国人会把任何一个工作推进到如此大的规模以致“人”必须从家庭,朋友,道德,和陶冶人性的种种“生活的艺术”异化出去,变成大机器的奴隶。对于按照狭窄的“科学方法”组织分工以至人生,诚如冯友兰论及中国哲学的特点时指出的,中国人认为是“奇技淫巧”,“乃折枝之类,非携泰山以超北海之类”。换句话说,中国人“志不在资本主义”。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到底“资本主义”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呢?还是欧洲人文化传统与扩张精神产生的独特结果呢?对于这个问题,余英时认为在欧洲资本主义诞生之前的几百年里,确实先有了一场连续不断的,指向资本主义的精神运动。当然,我们还可以进行更深入的考查。例如黄仁字和李约瑟对威尼斯城邦民主与信贷扩张,低地尼德兰的市民自治与贸易管理,到后来英国限制王权和金融发展的案例研究,以及他们对英国法庭法律变迁的研究。又例如许倬云强调资本家参政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环节。所以,政治,法律,这些“上层建筑”的演变是伴随了资本主义的“物质发展”的。政治事件与精神运动的关系(例如“三十年战争”)在欧洲十四到十七世纪间极其错综复杂。我们考查的最后结果也许仍是不了了之的“鸡生蛋,蛋生鸡”的循环。所以,从宏观上说,资本主义的经济过程应当同时“伴随”着一个精神过程,我们无法证明哪一个为主,哪一个为辅。但是从微观上说,人的精神导向总会随着人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发展(即摆脱物质生产的束缚)而越来越占据主要的方面。只不过现代精神仍受约束于“传统”,而传统的精神是从原始物质生产状态脱胎而来的。所以我们才观察到两个过程(精神的和物质的)相“伴随”的现象。

  在“传统的看法”里,马克思和韦伯代表了两个几乎完全相反的看法,以致帕森斯(TalcottParsons)坚持认为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为了反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而写的。我假定双方的观点已经为读者熟知。这里要讨论的不是他们的观点,而是他们的观点或他们关于“资本主义”的概念可以从具体历史过程中抽象出来的程度。

  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观念与他对“欧洲理性”的理解有关。他著名的观点是,商业行为,甚至大规模商业行为,在中国和印度都一直存在并早于欧洲。但那不是资本主义,因为那里缺少一种“理性”,缺少一种依赖于精确计量的法律,会计,契约,雇佣关系,政治活动等等的有理性目标的社会组织(德克海姆的“有机的社会”)。他定义“资本主义”为“用企业的方法实现人的需求”并且这种企业必须是“使用资本主义簿记方式的理性的资本主义企业”。韦伯大量地使用“系统地”这个词,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理性地和系统地追逐利润的态度”。他并且把一切“资本主义”分类成四:(1)非理性的,政治的资本主义。(2)非理性的,工业的资本主义。(3)理性的,政治的资本主义。(4)理性的,工业的资本主义。只有西欧的资本主义才属于第(4)类。因此“资本主义”(同样地,“社会主义”)做为理性的社会组织和政治运动在西方以外的社会中并不存在。

  韦伯的另一项研究也可以说明他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他在《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一书中论证说,现代西欧“自然法”的真精神在于“自由”或准确地说,“契约的自由”。由于这种契约的自由,西方社会得以发展理性的工业资本主义。他认为这种具有自由精神的“自然法”部分地导源于宗教运动中那些理性的宗派,部分地导源于文艺复兴时“自然之道”的理念。于是“理性”与“自然”成了自然法判断案例合法性的两个基本判据。

  虽然韦伯也强调理性地雇佣和组织“自由劳动力”是资本主义的突出特征,但他并没有象马克思那样把“雇佣劳动”看成是“理解资本主义的轴心”。韦伯这种强调精神过程的“资本主义”概念于是很难从西欧社会具体的历史中抽象出来。

  马克思的研究几乎可以看成是对资本主义“微观基础”的研究。他的深刻性在与他同时代经济学家的比较中立刻显现出来。例如同时代人认为资本主义的实质在于对利润的追逐或循环公式:“货币一资本一更多的货币”。这种看法在学术上纳入一个很流行和著名的学派,我们不妨按黄仁宇的分类称之为“金融的资本主义学派”。这类看法认为资本主义的实质在于“资本的堆积”,在于“金融资本的吞并行为”(acquisitive capitalism)。但是马克思抓住了“剩余价值”这个关键,来解释“利润”和资本的金融扩张如何成为现实可能性。“雇佣劳动”于是成为马克思所理解的“资本主义”做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实质。从我们的角度看,马克思的雇佣劳动概念是可以应用到非西方社会的历史过程中的,所以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概念比韦伯的有更大的普适性。当然,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的。对“价值”和价值创造过程的理解不同使其他经济学家被马克思视为“庸俗”。我在《经济研究》中曾详细阐述了以奥地利学派为首的主观价值理论对价值创造过程的理解。按照门格尔和熊比特的理解,企业家或追逐“利润”的人对于“剩余价值”的创造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正是他们发现了价值的“剩余”,正是他们的“企业家才能”使自由劳动得以组织起来,去获取“剩余价值”。如果说这是“剥削”,那么可以认为“剥削有功”。

  桑巴特在马克思和韦伯之后,他不认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可以从“物质的”方面单独地得到解释。我们从陶普的书里读到桑巴特的看法:资本主义的实质不能从其经济的或生理的任何一个方面求得理解。只能从那个激励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的总体(the totality)去寻求。桑巴特把这种整体精神概括为“布尔乔亚的精于计算和理性的企业精神”。这种总体演变的看法受到余英时先生的重视。后者早在 1958年就著文介绍芝加哥大学经济史学教授奈夫(John Nef)的著作《工业文明的文化基础》。余英时试图描述的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全部精神基础。他的文章的题目被有意识地定为“工业文明的精神基础”。根据余英时的介绍,奈夫的博大著作论证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是十四至十七世纪欧洲人文追求中宗教所倡导的道德和帝王所赞助的艺术结合的产物。其间对艺术美的追求发展了科学(例如绘画与光学,几何学和化学;雕塑与解剖学;建筑与力学和几何学),同时道德生活的体验培养了互相尊重的“自由契约”精神(民主的前提)。“赛先生”和“德先生” 由是而生。余英时专写一附文论述西方此一时期道德精神与中国传统道德精神的相通之处,并认为启蒙时代欧洲人对中国产生的“同情的理解”盖源于此。

  整体演变的看法固然是一种学者态度,但是要“学以致用”就不那么方便了。大凡“整体”一定难以脱离历史去看。那么一个“整体的资本主义”观念如何应用于中国社会的历史呢?我们研究一个观念是否可以从它由以产生的特定历史环境中抽象出来,目的在于把这一观念应用到其他的历史过程中去。对于“资本主义”这一极其重要的历史观念的抽象,是由哈耶克最后完成的。

  

  二“最后的看法”

  

  在芝加哥大学,哈耶克并不真正属于芝加哥学派,因为他任教于“社会思想委员会”而非经济系。但是如同奈特与芝加哥学派的关系一样,哈耶克显然是芝加哥传统的原流之一。通过米塞斯(哈耶克的老师)和扬格(奈特的论文导师),欧洲学术传统特别是奥地利学派那种贯彻始终的自由主义得以融入芝加哥学派。从芝加哥传统中,科斯(Ronald Coase),张五常,和德姆塞兹(H.Demsetz)吸收了足珍的养份来参与建立“新制度学”的工作。这样,从马克思到康芒斯到诺斯,制度研究最终由“批判的”演变到了“建设的”,并且在主要结论上与哈耶克的看法交相印证。事实上,诺斯的主要著作《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效绩》开篇就说:他的制度研究旨在搞清楚“人类合作的游戏”。

  哈耶克晚年最后一本书《致命的自负》第一句话是:“本书论证那个我们文明由以发生并赖以生存的东西,精确地说只能够被描述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该秩序通常被有些误导地称为资本主义。”我在这里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讨论了哈耶克“扩展秩序”的意义。那是因为“经济发展”这个概念所指称的历史过程本来就与“资本主义发展”相重合。《致命的自负》讲的是道德问题,道德传统的意义,人类理性的局限性和理性狂妄自负的危险。在书的扉页哈耶克引了对他思想发展最具影响的三个思想家的话来支持他的宗旨。佛格森(Adam Ferguson):“自由不是像其字面似乎意味着的,是从一切束缚中解脱。正相反,自由意味着每一种正当的束缚对自由社会全体成员的最有效运用,不论他们是司法官还是老百姓。”休谟(David Hume):“道德的例律不是从我们推理的结论所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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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友讨论

生物人与机器人融合的新人类的预言者 2016-02-18 08:45:24

  对反现代化、反科学的人文主义我常说,自利的人性不但是邪恶之源,更是人类发展动力之源。而对资本主义普世价值论和极端自由主义经济学我要反过来说,自利的人性除了是发展动力之源,也是邪恶之源。一切极端化倾向,丢了辩证法,丢了具体分析,都会沦为一种情绪,而非客观真理。这几年中国思想界理论界的热点,应该是脑洞级的创新了。中国已经走到巨大风险与巨大机会并存的关键时期,没有什么现成的理论和道路可以全部直接套用。

生物人与机器人融合的新人类的预言者 2016-02-15 01:41:35

  对应于“自利”的激励是最广泛的创造性的最有效激励,它还会创造更大的繁荣和进步。但特定团体和特定个人的伟大创造,激励源却往往不是对应于“自利”的。社会精英们更应如此。共产党更应如此。

生物人与机器人融合的新人类的预言者 2016-02-13 00:59:41

  “复合激励”是否可以考虑:大企业(无论国营的还是私人的),形成有法律管制的高层集体财产,用于高层人士的家庭成员生命安全保障、私人舆论影响、私人高级交通等影响公共治安、公共舆论、公共交通的私人事务,类似于政府高官的某些保障待遇,对一定级别的甚至可终生保障而无论其离开公司与否,公司破产时也可保留部分高层集体财产。相应限制其对相应公共事业的私人行为,既防止滋生黑恶现象,又避免个人和政府的不务正业的低效率的负担。相应减少了私人财产,同时也就减少了离婚财产分割和遗产继承中的不合理性。

生物人与机器人融合的新人类的预言者 2016-02-12 23:11:36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从当代社会实用的角度看,就是如何激励和如何公平这两个核心问题。公平的问题,资本主义国家也在努力解决,有的搞得相当好。公平和激励的矛盾,难点在如何不因公平而破坏激励,所以关键在如何激励。宏观地看,经济利益激励目前是经济领域最有效的,所以大量地学习资本主义是必要的,包括维持这一激励的生产关系和自由、法制等等。但是辩证地看,对全社会来说,不能把经济利益激励及围绕其产生的“正义”标准唯一化之后无度地泛化,形成极端化,否则会犯资本主义犯过的很多错误。按照“演绎的理性”,需要有复合激励机制,并且对社会各个部门、发展各个阶段的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例如政界,不能由资本主导而成为政客式体制,政治人物的激励只能以政治抱负的自我实现为主,其先进性最终由历史评判,他们最终向历史负责,“千秋功罪后人评说”,选票也不是最终裁判者,不能把政治庸俗化。科学界以及其它学界必须以求知欲这一人类最伟大天性为主要激励,不应过度被企业利益所左右。企业利益主导的是应用技术。而像蒸汽机、交流电、杂交水稻这类应用技术,其实用企业利润和专利收益也远不足以回报,还应该有其它的长效激励,包括非经济利益激励。其它界可逐一分析(用理性)。即使在经济领域,对于那些超级巨型公司的顶层,经济利益激励也早已不应该是主要的了,私人超级巨额财富不是创造性的必要条件,应该研究用来替代超级巨额财富的激励手段,给予类似于政治领袖、科学达人等的社会地位,当然不能简单换来政治权利(除非彻底脱离企业)。资本主义“自然”形成之后已经有的大量社会实践经验,需要理性地总结和创新。社会主义更需要在这种总结和创新中进行复合激励体系(及其它)的设计。看了历史,看了书本,看了别人,然后自己好好想一想,渐进地增加一些前所未有的、发达国家也没有过的创新,不能仅仅是“补资本主义的课”。
   我预言的未来人类,除了控制和利用自然的能力很大之外,也会用基因工程和机器技术改造自身。人类自身将被更多地“设计”。无论伦理学如何反对,巨大的好处会一点一滴地推进这个不可逆转的过程。生物性质的个体利益会因为没有必要而消失。由利益产生的情感也没有必要了。而纯生物性人类将以转化为他类的形式而消亡,新人类只留下超级智能和纯艺术。这种预言至少说明资本主义也不会永恒。

生物人与机器人融合的新人类的预言者 2016-02-11 14:23:44

  我前面说的有些不准,现代社会正义和公平还是有区别的。应当承认,现代国际公认的是资本主义的正义观和公平观,索罗斯的金融掠夺不能说是非正义的,美元体系存在的掠夺性也不能说是非正义的。在这个世界中的社会主义也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接受这种正义标准。但是正义这个概念也是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变化、因各国情况而有不同的。
   TTP是超越主权的、商业规则至上的国际贸易体系,“一带一路”搞得是主权合作的国际贸易体系。这里又涉及到政府和经济的关系。各自发展前景将会如何?是个历史发展方向的大课题。中国一旦成功崛起,带给世界的不会仅仅是已经成熟了的资本主义文化。
   未来还会有更大变化。例如日本人口和国土条件的矛盾终会成为国际社会要基于那时的“正义"观予以调整的课题(当然不一定是简单的领土调整)。

生物人与机器人融合的新人类的预言者 2016-02-11 04:33:00

  粗读了一遍,读的时候有点儿异义。
   “没有财产权利就没有正义”这句话很流行,但有问题。毫无疑问财产权利是近代和现代社会讨论正义的基础,但不是全部基础。对个人财产权利或者“自由空间”的尊重是正义的最明显的部分,但还不是实质。正义的实质应该是对个人基本需求的尊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中,没有太多私属空间,但也存在正义。现代社会的福利、保险、慈善等,都是以尊重个人基本需求为特征的正义,如果只从财产角度说岂不都成了非正义?正义不但要考虑个人取得财产的努力和效率,还要考虑先天因素,包括人的个体差异、领地资源差异等。马克思把这些叫做“资产阶级法权”。曾有分配三原则:一是考虑贡献、付出(效率原则),二是考虑基本需求,三是考虑习俗。尽管在发展生产力是极为突出的主要矛盾的历史时期(包括未来很长一段时期),效率原则作为分配的主体以保证激励,正义也不能只局限在效率原则上。无论尼多么合法地取得财产,当一部分人的基本需求得不到保障时,他们必然会有破坏行为,任何契约、法制、“广泛的信任”都是挡不住的。不但工人阶级革命,古代游牧民族对农业国家的掠夺,前不久印尼对华裔的迫害,从“生物社会学”的角度看也都有其历史必然性。
   文中引述的对资本主义的几种不同视角,难以分隔开来看。资本主义是一种“主义”,包括理论和实现,基本上应该是能说得清的,用不着抽取一些片面的东西来概括。但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阶段”等概念,相对性非常大,其中大有非资本主义的东西,包括社会主义的东西。
   倒是社会主义还远没有完全说清楚。马克思说了未来的共产主义,对社会主义没怎么说。列宁似乎说过苏维埃加托拉斯就是社会主义(大意),意思大概是在马克思主义者当政的条件下实行资本主义的企业运作。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正在实践中逐步摸索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把“理性设计”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至少不符合中国当前的现实情况。也许,社会主义就是一种动态性极强的、多种特征混合但有方向性的过渡形态的学说。
   从辩证法的角度讲,利益激励和社会公平、自由发展和理性干预,等等,都是需要因不同社会条件和不同时期来具体地适度把握的,哪一个极端都不会是普世真理或普适真理。现在自由经济大有完全超越国家主权的“设计”,其中有积极因素,也有很大潜在风险。资本主义用“普适”的思维同样会犯“自负”的历史错误。
   “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以及未来可望的人类基因改造甚至脑信息互连,科技发展对经济和社会的推动作用会更加显著于资本金融、财产权、“主义”等等,甚至出现有人预言的人类社会突然加速变化的“奇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没有什么是不可撼动的,想到的早晚都会实现。过早地对科技持过于乐观的态度是科学主义,但回看历史,科技一直是火车头;展望未来,人类“自利”的生物特性不是不可能消失的。

评论此文(续) 潘悦珊 2011-12-04 10:43:25

  (续上)
   汪老师所论的,是资本主义内在的核心精神;我是讨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关于资本主义概念,两人的理解不同。
    理解不同,倒也不必纠缠,更不应苛责他人的理解。可重要的问题是,“最后的看法”误导人们:
    ——在哈耶克看来,“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最合理,推论下去,资本主义社会是最合理的社会,即使资本主义兴起之初,所有正统观念,人道、正义等,一律弃若敝履,资本原始积累走过了血腥的道路,尤其是工业化强国对殖民地的掠夺,充斥着暴力、奴役、劫掠和杀戳,惨状惊人,也都合理。
    ——现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已将原始资本主义的种种野蛮扫光,但是,它是不是仍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最后的看法”完全回避了。
    ——既然资本主义最合理,“资本主义将万世永存”由此得以证明。
    与“最后的看法”不同,我给出的定义,从中可以得出深层次的理解,如下:
    ——资本主义早期阶段资本最稀缺。拥有资本的人叫资本家。资本家残忍,《资本论》等著作都有非常翔实的记载描述,怪不得一首工人创作的歌会流行天下:“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
    ——从逻辑上说,论主导因素只能有一种。别的社会形态,社会制度体系都以一种组织制度为主导,唯独资本主义社会,却以企业和市场两种组织制度为主导。因此,尽管信息已取代了资本的最稀缺地位,但资本主义仍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已为外国许多学者,甚至为许多平头百姓,意识到了。请见: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read.asp?BlogID=949396&PostID=12268370
    ——当今世界,新的社会转型正在酝酿之中,知识要素正在上升为稀缺榜之榜首,志愿组织正在成为主导社会的组织,两条腿向前走,终会到达这样的境界:以信息最稀缺为标志、以两种组织同时作主导的资本主义,将功成身退,悄然谢世,崭新的社会形态,理想而且美好,将拔地而起,屹立于天地之间。请见: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read.asp?BlogID=949396&PostID=12268358

评论此文 潘悦珊 2011-12-04 10:41:48

   汪丁丁先生在学术界有“书袋子”之称,其文章一大特点,是大量引用文献。这个特点引导我去搜读该读的书。所以说,我学习经济学以他为导师,虽未曾谋面,但仰慕已久。
    他的大作《资本主义的实质是什么?》一文,讨论资本主义的实质,转述和评论了西方的马克思、韦伯、桑巴特和陶普,中国的梁漱溟、余英时、黄仁宇等人的思维成果,统称为“传统的看法”,着重阐述了哈耶克的观点,称为“最后的看法”,文末以“简短的结语”为小标题,阐发哈耶克的“扩展秩序”说:“以往叫做‘资本主义’的东西,应当正名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它的基本要素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一直就存在着:财产权利,市场和交易,道德意识。”(http://www.aisixiang.com/data/detail.php?id=31114)
    对此论述,我有不同拙见,不妨一抒,以就教于汪老师,并博方家一哂。
    如果讨论资本主义内在的核心精神,只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扩展秩序”及其基本要素“财产权利,市场和交易,道德意识”,可以。然而,所讨论的是资本主义的实质,即汪文所说“特定历史环境中抽象出来”的,也就是别的社会形态都没有,而只有资本主义才有的性质,这样说就不行了。众所周知,奴隶主义、封建主义,也都是扩展而成的秩序,也都有财产权利、市场和交易、道德意识。汪老师也承认这一点:哈耶克的“扩展秩序”概念,“可以应用于其他的历史过程”。至于资本主义特有的性质是什么,汪老师什么也没有说。
    韦伯倒是抓出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有性质。他定义“资本主义”为“用企业的方法实现人的需求”并且这种企业必须是“使用资本主义簿记方式的理性的资本主义企业”。可是,汪老师转述了,却没有采纳这一说法。
    取韦伯、哈耶克和马克思三人所论的精华,我以为:
    一方面,任何社会形态,都有某种组织制度为主导,而资本主义以市场组织与企业组织为主导,是其特有的性质;
    另一方面,任何社会形态,都有某种生产要素居于最稀缺地位,而资本主义最稀缺的生产要素是资本(即汪文所说的“财产权利”)和信息(市场交易的本质是信息交换)。
    综合以上两方面,我用学术语言定义:“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它区别于别种社会形态的地方,一是决定生产力性质的最稀缺生产要素,起先为资本,随后为信息,二是以企业组织制度和市场组织制度为主导。”请见潘悦珊博客: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read.asp?BlogID=949396&PostID=12268389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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