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地狱里的歌声

——--读和凤鸣《经历--我的1957年》、杨显惠:《夹边沟记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43 次 更新时间:2004-06-21 19:4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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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 (进入专栏)  

  

  (一)

  

  ……把书放下,我不禁颤栗起来:真好像在地狱里走了一遭。

  

  我想起了鲁迅的《写于深夜里》。面对国民党政权将革命者秘密处死的空前的大黑暗,鲁迅这样写道:“我先前读但丁的《神曲》,到《地狱》篇,就惊异于这作者设想的残酷,但到现在,阅历加多,才知道他还是仁厚的了:他还没有想出一个现在已极平常的惨苦到谁也看不见的地狱来”。

  

  记得每读到这里,我都会感到莫名的恐惧。而现在,却突然发现:人们都说他有一双“毒眼”的鲁迅,还是太仁厚了:连他也没有想到,中国还会出现罩着“革命”的神圣之光的地狱,“惨苦”到不仅“看不见”,而且还要强迫“遗忘”。——我因此有大恐惧。

  

  鲁迅《写于深夜里》这篇文章,除了“论暗暗的死”之外,还写了“一个童话”、“又是一个童话”、“一封真实的信”几节,讲一个十八岁的青年(木刻家曹白),因为同情革命,参加了具有左翼倾向的木刻研究会,因为在给朋友的信中,写了一句“世界是一台吃人的筵席”,而被捕入狱,并因此“游历了三处残杀人民的屠场”。《经历》的作者和凤鸣和她的丈夫王景超应该是曹白的同代人,都是向往革命的热血青年,在1949年就参加了革命队伍。但到了1957年,就是这个他们无限信任,对之表现了无限忠诚的“革命大家庭”,以“革命”的名义,将他们打入了地狱。这是一个更加离奇,更不可思议的“童话”——“童话”这一词也显得过于轻飘,这里充满了层层叠叠的血污,这又是一个新的,更具中国特色的“吃人的筵席”。

  

  我们必须直面这“革命地狱”,看它如何将真正的“革命者”打成“反革命”,看它怎样把真正的“人”变成“非人”。

  

  (一)命名。

  

  这是一个后人无法理解,却令当事人至今仍不寒而栗的细节:“‘右派右派,妖魔鬼怪!’这流行一时的歌曲,常常在街头巷尾、斗争会上由群众高歌,在广播和扩音器里响亮地播放,时不时地撞击撕扯着我们流血的心。曾几何时,我们都成了‘妖魔鬼怪’。在公众场所,在斗争会上,右派分子们还得做屏息凝神静听默思状,以表示自己真是‘妖魔鬼怪’,这个玩笑真是开得太大了。在1957年的中国,我们对自己被歌为‘妖魔鬼怪’,只能表示衷心悦服,个中的辛酸痛苦,真是一言难尽”(《经历》,18——19页)。

  

  还有这样一个细节:“在反右斗争进行得如火如荼轰轰烈烈热闹红火不亦乐乎之时,有关美术编辑发生奇想,把全报社的右派分子集中在一幅大漫画里,用妖魔鬼怪的诸神形象丑化一番,标出在黑社头子王景超指挥下,群魔乱舞,正在兴高采烈地进行反共大合唱;其中的‘牛头’自然是牛华生了;杜绍宇因为身材短粗平日里大家对他就有‘狗熊’的戏称,在漫画里就变成了一头丑陋的狗熊;杜博智被丑化成挺着大肚子蹦跳着的大青蛙,旁边写上‘蛙将杜博智’。像这等大漫画,当时我只扫了一眼心里就痛楚不已”(《经历》,92页)。

  

  问题是在共和国的历史大事件中,这样的细节却一再地出现。和凤鸣的回忆中,就提到文革一开始,《人民日报》的那篇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于是,就有了“牛棚”,有了强迫每一个受害者高唱“我是牛鬼蛇神……”的“嚎歌”……

  

  这是为什么?这样的“命名”有着怎样的历史功能?

  

  最容易想到的,这是对受害者的人身侮辱,不仅是对其“革命者”的资格、身份,更是对其“人”的资格、身份的剥夺,正是要通过这样的命名仪式,使其在舆论眼里,更在其自我心理上“非人化”。我至今还不能忘怀大剧作家曹禺对文革中的心理迷乱的自述:“他们整天逼你念叨着:我是‘反动文人、反动学术权威’,……一直搞得你神志不清,……不但别人相信,甚至你自己也相信,觉得自己是个大坏蛋,不能生存于这个世界,……我也许是疯了,我老岳母剥下的白薯皮,我都吃……”(《曹禺与田本相的谈话,1986年10 月18 日》)。在我看来,“曹禺吃‘剥下的白薯皮’这一细节是特别惊心动魄的;它让人想起了老舍《骆驼祥子》的结尾:祥子‘看着一条瘦得出了棱的狗在白薯挑子旁边等着吃点皮和须子。他明白了,他自己就跟这条狗一样,一天的动作只为检些白薯皮和须子吃,将就活下去就是一切,什么也无须多想了’”(参看拙作:《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人”就是这样在自我幻觉中变成了“狗”。

  

  而“牛鬼蛇神”的命名,更是所谓“革命狂欢节”中必不可少的“节目”。不但在将迫害无辜的罪行戏谑化的过程中洗涤血污,而且减轻了民众参与时的心理负担,使这样的“反右运动”或“文化大革命”在狂欢气氛中成为全民性的迫害运动。和凤鸣对那幅“革命群众”自发、主动“创作”的漫画“痛楚不已”原因即在于此。

  

  这样的命名法也非这些新式革命家所独创。鲁迅早已指出,“中国究竟是文明最古的地方,也是素重人道的国度,对于人,是一向非常重视的。至于偶有凌辱诛戮,那是因为这些东西并不是人的缘故。皇帝所诛者,‘逆’也,官军所剿者,‘匪’也,刽子手所杀者,‘犯’也,满洲人‘入主中夏’,不久也就染了这样的淳风,雍正皇帝要除掉他的弟兄,就先行御赐改称为‘阿其那’与‘塞思黑’,我不懂满洲话,译不明白,大约是‘猪’和‘狗’罢。黄巢造反,以人为粮,但若说他吃人,是不对的,他所吃的物事,叫作‘两脚羊’”(《准风月谈.“抄靶子”》)。

  

  ——我们现在终于明白,命名法的老谱袭用,目的就是要通过将受迫害者非人化,来磨合其口头的“革命人道主义”与实际行为的“反人道”之间的矛盾,使迫害合法化,合道德化。有了这样的遮眼法,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甚至天趣盎然地实施各种暴行了!

  

  (二)隔离

  

  在和凤鸣的记忆中,最难以忍受的是,当被宣布为右派,顷刻之间,所有的人都像逃避瘟疫一样,远离而去;“在原来十分熟悉,非常友好的同志们面前,自己忽然成为敌人置于被审判的地位,垂手恭立,接受斗争批判”(《经历》,21页),这来自朋友、同志,有时更有亲人的陌生的,冷漠的,甚至仇恨的眼光,是真正令人恐惧的。——这正是当年“狂人”的感受:这死鱼般的“白而且硬”的眼睛,“真教我怕,教我纳罕而且伤心”,“从顶上直冷到脚跟”!正像当年以“疯子”的罪名将反叛者逐出社会之外一样,现在又以“右派”的罪名将革命者逐出了。

  

  处在社会隔离中的自我,只能躲避到小家庭里:和凤鸣和他的丈夫就是这样回到家里,“悄悄地述说外面的世界不允许说的话,倾吐冤屈,互诉衷肠”(《经历》,24页)。读到下面这段文字,人们无法不为之动容:“他用双臂围住了我,悲伤地柔声说:‘他们为什么要斗我的小娇娇啊?为什么?’悲伤使他声音喑哑,我的心颤栗了”(《经历》,21页)。但应该说,和凤鸣和王景超还是幸运的,因为他们仍心心相印,相依为命;更可怕的是,有的家庭却或因社会压力太大,或因精神的迷乱,竟出现了夫妻之间的不信任,甚至揭发私房话以示“划清界限”,这就最后地堵塞了人赖以躲避外在风浪的精神退路,在历次运动中,很多人就是在这最后的绝望中走向绝路的。因此,我说过,把革命引入家庭,将精神控制伸向床第,强迫或诱使夫妻与骨肉相互划清界限,这是最无人道的,因为它逼迫人越过人之为人的最后底线。

  

  对于和凤鸣与王景超这样的死命相守的夫妻则要强制他们分离。“两个在大灾大难中融合在一起的灵魂又生生被撕扯得鲜血淋漓,各自东西”(《经历》33页),这更是一种残酷。人们似乎还有一点退路:可以通过通信来慰藉两颗孤寂的灵魂。但这也是“革命”所不允许的。在经过了“万种柔肠焦急等待”以后,和凤鸣终于收到了心上人的来信:“这是一个小小的、揉得皱巴巴的信封,奇怪的是信封开着口,没粘,里面装着一张薄薄的信纸,字写得歪歪斜斜,没有了他的来信中惯常对我的爱称,只是简单地说到他现在新添墩站,已开始劳动,主要是挖水渠,队里管伙食,每月发两三元零花钱。……”和凤鸣“反复读着这封被检查过的来信,想从字里行间捕捉到什么,却什么也捕捉不到,干巴巴的字句,意思明确,连引起联想的可能都没有”。她突然明白:“唯一沟通和抚慰两个受难的灵魂的渠道已被堵死”,“我们在苦难中想要互诉衷肠、沟通心曲已无法做到,这种残忍的剥夺使我心颤不已”(《经历》,64,67,65页)。

  

  于是,人只能回到自我倾诉:王景超正是这样坚持记日记,作为自己最后的精神防线。如今这已成了和凤鸣永远的记忆:“每天晚上,景超还用工整的笔迹写日记,写每天挨斗的情形,写他的委屈,他的痛苦,也写出那可悲的世相”(《经历》,24页);到了劳改农场,他也还在写,并且劝难友记,说这些日记会很有意义,不仅是为了现实的精神的坚守,而且也是他的一个梦:总有一天,将这一切写出来,留给后人。可以说,记日记几乎成了王景超们身陷地狱以后,唯一能够证明自己“人”的存在、“思想”的存在,证明自我生命的意义的最后手段。但正如一位远比王景超现实、冷峻的难友所说,这是“在为自己准备绳索”,他也因此遭到了残酷的批斗与训斥:“王景超思想反动,现在还在记日记,你记日记想要干什么,你老实交代!”(《经历》,509页)而听了他的劝告也在记日记的难友,更是被同在罹难的右派“无限上纲”:“你记日记想干什么,是不是要给台湾的蒋介石送情报?”(《经历》,145页)尽管王景超冒着危险,奇迹般的写下了两本日记,作为生命的最后遗物留给了自己的妻子,但在十年浩劫中,知道在劫难逃的和凤鸣,仍将这些日记连同他写的小说底稿、信件,以及自己“守着孤独和心灵对话所记的日记”,全部付之一炬,所有的文字,都“灰飞烟灭,全部消失”(《经历》,450页)。--这也正是发动反右运动与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一切作为独立个体存在的思想、生命,连同它的文字表达,都应该“全部消失”。人也终于失去了自我倾诉的权利。

  

  很多人在研究法西斯集中营时,都谈到了单独监禁的可怕:那是将人置于和外界严密隔绝的空间里,杜绝了一切交流的可能,陷入了绝对孤独的状态。著名的奥地利作家茨威格说,人们无法想象,“这种办法是多么恶毒,对人的心理打击是多么致命”;他这样描写一个亲历者所受的精神磨难:“我真是形影相吊,成天孤零零地、一筹莫展地守着我自己的身体,以及四五件不会说话的东西,如桌子、床、窗户、洗脸盆;我就像潜水员一样,置身于寂静无声的漆黑大海里,甚至于模糊地意识到,通向外界的救生缆绳已经扯断,再也不会被人从这无声的深处拉回水面了。……我的身边是一片虚无,一个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虚无之境,处处如此,一直如此。……即使看上去无实无形的思想,也需要一个支撑点,不然它们就开始毫无意义地围着自己转圈子,便是思想也忍受不了这空无一物的虚无之境。……你仍然是独自一人。独自一人。独自一人”(《象棋的故事》)。中国的监狱自然少不了这样的被茨威格称为“阴险”的单独囚禁,但我们也有自己的特色的创造,即精神的隔绝:从表面看,你还是生活在群体之中,甚至是在一个相当拥挤的生存空间里,你和你的管教者,和你的难友朝夕相处,经常有身体的摩擦,但彼此精神上却是绝对隔离的。和凤鸣曾一度被安排在场部财务科协助工作,财务科是一个人来人往的场所,场部的人有事无事都会到这里来转一圈,或者随意闲聊;但所有的人,眼见和凤鸣这样一个“大活人”坐在那里,却都视而不见,没有一个和她打招呼,闲聊时也绝不涉及她,仿佛她并不存在(《经历》,246页)。这样的被周围的人绝对孤立与空洞化的境遇,是可怕的,和凤鸣这样描述她内心的感受:“如果我独自一个人待在封闭的古墓里,面对那死去了的世界,我会焦灼不安,着急无望……而在这活人的世界,我自己就是一个大活人,却不能张嘴和他们之中任何人搭上一句半句话,在他们的眼里,我是一个‘异类’。这种压抑,这无言的压迫,是我未尝经历过的,它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使我感到窒息般的痛苦”(《经历》,255页)。与同一处境的难友之间的交流,也无可能;甚至,这样的交流是危险的,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和凤鸣就是因为给一个正在受批判的朋友送了一张小纸条,对方反戈一击,才被横加“订攻守同盟”的罪名而被打成右派,最后家破人亡的。而当她忍受不住被周围的人空洞化的痛苦,极其谨慎地向同屋的女伴作了有限的宣泄时,竟立刻被打了“小报告”,又获得了“不安心改造”的罪名(《经历》,256页》)。受害者之间的这类相互伤害,我们在下文还要再作讨论,这里只想强调一点:这与笼罩着整个社会的恐怖气氛是直接相关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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