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民:拉美政治中的“左”“右”现象研究

——拉美政治发展的周期与政策调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54 次 更新时间:2019-01-21 23:3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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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建民  

   内容提要:20世纪初,拉美左派的出现打破了右派长期执政的局面,是精英政治向大众政治过渡的开始,在拉美的政治光谱上从此出现了“左”和“右”两种政治倾向的分野。从20世纪至今,拉美国家已经出现了三个左派执政周期,每个周期的开始都有对前一周期的政策进行调整的过程,拉美政治发展由此形成“左”“右”周期轮流执政的钟摆式变化。拉美政治格局“时左时右”的政治钟摆现象本质上是拉美国家为了实现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而在资本主义框架下发展起来的调控机制。因此,不管是左派政府还是右派政府,其本质都是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控与发展。当前,拉美右派取得了地区政治的主导权,但拉美左派存在的社会历史、思想文化和政治条件以及阶级基础都仍然存在,本轮左派执政周期也并未结束。未来拉美政治格局的前景有两种较大的可能性:一种是政治和经济上全面右转,另一种是政治上左派执政但经济上向右调整政策。

   关 键 词:拉美国家  左派  右派  执政周期  “左退右进”

  

   自19世纪初拉美国家独立以来到20世纪初,右派一直是拉美政坛上的主导力量,连续执政100多年。直到20世纪初,西方民主的发展和俄国“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拉美左翼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先后形成三个执政周期,结束了拉美右派连续执政的历史,拉美政治发展形成“左”“右”轮流执政的周期性钟摆式变化。本文在梳理20世纪以来出现的三次拉美左派执政周期的基础上,对拉美政治中“左”“右”轮替现象产生的基础及其本质规律进行分析,同时分析当前拉美左派执政的前景。

  

   一、政治派别分析的理论框架与拉美的左派和右派

  

   “左派”和“右派”这两个词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在1789年召开的一次国民议会会议上,赞成革命的成员坐在演讲台的左边,不大赞成革命的成员坐在右边。1815年法国君主制复辟后,支持革命的一派称“左派”,反对革命的一派称“右派”。工业革命又为这两个词增加了新的内容,“左派”对工人阶级利益抱支持态度,“右派”则支持企业家和资本家的利益。于是,“左派”和“右派”的分野就演变成为如下4种形态:(1)政治上的左派。即相信人的进取完善能力和通过政治制度改善个人与社会的可能性;赞成变革和革新;推崇最大限度地扩大公民自由以及在政治事务中的平等,主张主权在民。它是一种置理性和科学于传统和宗教之上的意识形态。(2)政治上的右派。它往往对通过政治制度完善人性持怀疑态度,维护传统的社会、政治和道德秩序,反对人民主权,看重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带来的某些好处,倾向于民族主义,重视非理性的信仰和情感,如宗教等。(3)经济上的左派。寻求维护产业工人和无地农民的利益,主张国家市场机制并为社会底层的人提供财政和社会福利保障。(4)经济上的右派。信奉经济领域的选择自由,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和尽量减少国家干预,赞成在一切可能的方面实行志愿性自助和个人保险体制,不赞成国家组织的社会保障制度。

   当政治上的左派和经济上的左派相结合时,会产生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政治或政权。当政治上的左派与经济上的右派相结合时,会产生类似法国激进派或德国自由民主党执政的政权,即政治上迷恋公民自由,经济上实行自由经营的政策。当政治上的右派与经济上的右派相结合,会产生保守的政党或军事独裁政体;当政治上的右派与经济上的左派相结合,会产生右倾激进主义或改良主义的军事政体,如1946-1955年的庇隆政权。①

   关于左派和右派的区分,最核心的是对平等的态度。左派希望通过行动和国家干预寻求更大的社会平等,而右派则认为不平等是一种既定的、自然的社会秩序,强调个人应该对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负责,从而使不平等合法化,鼓励社会竞争,国家不应该进行干预。②区分左右派的意义并未止于意识形态分析,还有学者对公民的投票进行了分析,认为在大众层面,选民似乎知道左右派对平等态度的根本不同。如在墨西哥,选民总是将右派与国家行动党(PAN)相联系,知道“国家经济应该掌握在私人企业手中”是该党的信条,而“国家应该追求社会更大的收入平等”则是左派政党的信条。在阿根廷,右派也总是与相信“某一时期威权主义的存在是必要的”相联系。③

   有学者认为一切政治观点都可以划分为这两种倾向,可运用“左派”和“右派”的政治光谱分析政治行为体的政治态度,但实际上即使是前述4种形态也难以囊括某政治行为体或某政权的纲领所表达的全部政治取向。然而,这并不能否认运用“左派”和“右派”的分析方法来研究政治行为体的纲领或政策实质的有效性。

   在拉美,传统上的左派主要是指汲取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的政党、社会运动和游击队组织,其中包括20世纪40年代出现的民众主义政权、萨尔瓦多·阿连德的民主社会主义实践和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领导的革命等。自20世纪末以来,拉美左派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基础上群体性崛起,查韦斯在委内瑞拉领导的“第五共和国运动”和科雷亚在厄瓜多尔领导的“主权祖国联盟运动”等左派政党与传统左派没有组织上的继承关系,而是吸收了社会主义、基督教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等思想,被称为“新左派”,当然这一时期也有传统左派通过改变或变通竞选策略而上台的,如巴西劳工党和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

   拉美右派又分为自由派和保守派,历史上两者虽均属右派但也曾进行过多次激烈的政治斗争,甚至兵戈相向。自由派主张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和政府最低程度的市场干预,主张建立一个小而有效率的政府;保守派则主张用国家机器捍卫大地主和工商业资产阶级精英的利益,支持教会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在左派出现之前,拉美政治以精英政治为主,教会和军队的上层、私人媒体和大企业主等精英把持着国家的重要经济部门,垄断着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权力,而下层贫民、土著等边缘群体的利益长期受到忽视。④拉美右翼执政的方式既有早期的寡头统治、军事独裁,又有20世纪以来的民主统治和军人政府统治,尤其是在军人政府统治时期,左翼政党发展受到限制甚至被宣布为非法或禁止活动。这也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许多右翼政党率先在军人“还政于民”后得以执政并推进民主化建设的重要原因。

  

   二、20世纪以来拉美左派的三个执政周期

  

   自20世纪初期以来,拉美左派出现了三个执政周期,每个周期的高潮都伴随着经济繁荣、民主化的推进和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

   (一)拉美左派的第一个执政周期

   随着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拉美出口经济繁荣和现代化的起步,尤其是城市化的发展,传统寡头政治出现危机,新兴社会力量如城市工人、贫民和中间阶层以及在现代化进程中受到冲击的中下阶层,如农民、印第安人等纷纷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一些新兴的政治领袖依靠社会底层的支持,向传统的寡头集团和精英政治提出了挑战,掀起了拉美第一次左派政治运动的高潮。

   在秘鲁,国内精英总结太平洋战争(1879-1883年)失利的教训,认为经济发展不能再依赖单一的鸟粪出口,而应该创造更加稳定和多样化的出口经济繁荣。借助西方国家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启动,秘鲁在1890-1929年期间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的出口经济繁荣期,而且出口产品呈现出明显的多样化特征,这些不同产品来自秘鲁的沿海、山区和林区三大生态区域。秘鲁经济结构的变化带动了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随着工人阶级的成长和觉醒,1918-1919年爆发了大规模工人罢工运动,要求实行8小时工作制,反对物价上涨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仅1901-1930年间就发生了300多起农民起义。⑤左派和社会主义思想在秘鲁得到快速传播和发展,并由此影响到秘鲁政治的发展。1912-1914年,吉列尔莫·比林赫斯特(Guillermo Billinghurst)成为秘鲁历史上第一位民众主义总统。⑥1919年,奥古斯托·B.莱吉亚(Augusto B.Legia)利用民众对寡头的不满,打出反对文官主义的旗号,在总统选举中获胜并一直执政到1929年。期间,他提出巩固“新祖国”,促进社会进步和工人阶级以及印第安人的参与;不顾出口大亨的反对,提高出口税;削弱文官主义党的势力。莱吉亚也称得上是一位具有民众主义色彩的总统。在政治思想方面,分别以阿亚·德拉托雷和卡洛斯·马里亚特吉为代表的两派知识分子激烈地反对寡头统治。1924年,阿亚在墨西哥建立了拉美第一个民众主义政党——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又称阿普拉党);1928年,马里亚特吉成立了秘鲁社会党,并创办了工人组织——秘鲁工人联合总会。阿亚和马里亚特吉分别代表了秘鲁左派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虽然两者之间存在意见分歧,但在其产生的时代条件和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中下层权利等方面的政治目标又非常相似。因此,不论是在秘鲁还是在其他拉美国家,左派与社会主义往往共伴同生,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同时,拉美左派思想可以追溯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以及民族性很强的民众主义。⑦

   在阿根廷,伊波利托·伊里戈延(1916-1922年和1928-1930年执政)领导的激进公民联盟结束了国家自治党30多年的保守统治,获得了农民、农场佃农、城市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支持。在伊里戈延统治时期,以铁路民族主义和石油民族主义为代表的经济民族主义得到发展。⑧此外,这一时期的左派取得政权的还有乌拉圭的巴特列—奥多涅斯(1903-1907年和1911-1915年执政)、智利的亚力山德里(1920-1924年执政)等。上述政权都致力于采取措施改善城市贫民处境、发展民族经济和教育等。

   (二)拉美左派的第二个执政周期

   20世纪30-60年代是拉美左派执政的第二个周期,左派在拉美地区首次呈现出群体性崛起的特征。⑨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爆发的20世纪30年代,拉美国家的民族经济获得了一个大发展的机遇,拉美国家进入自主工业化阶段。⑩随着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提出“结构主义”和“依附论”等理论主张,拉美国家在经济上开始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政治上,民众主义的兴起不仅巩固了拉美国家作为民族国家的转型,而且推动了政治参与和城市化的发展。以巴西的瓦加斯总统(1930-1945年、1951-1954年执政)、墨西哥的卡德纳斯总统(1934-1940年执政)和阿根廷庇隆总统(1946-1955年、1973-1974年执政)为代表的拉美左派开始走上政治舞台。这一时期的拉美左派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其一,民众主义政府具有强烈的改良主义倾向,主张扩大人民权利和福利,但同时受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经常以革命者自居,但其在本质上属于改良主义。他们“虽支持社会各阶级间建立‘社会和平’,但在危机出现后又没有能力将改革转变为革命,在大多数情况下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领导人会抛弃群众,并与统治阶级的一些集团结盟,造成民众主义在危机条件下破产”(11)。城市劳工是民众主义政府的主要阶级基础,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城市化之前就已经组织起来的“老工人”,他们具有强烈的左派传统,富有工会和政治斗争经验;二是刚刚从农村来到城市的“新工人”。当然,在这个左派执政周期,左派政党除依靠城市工人及其组织外,还得到军人甚至企业主的支持。因此,拉美的民众主义是城市多阶级运动或城市各阶级的广泛联盟。

其二,在经济上主张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这一周期的拉美左派政府认为传统的初级产品出口和经济依附就如同没有工业,而工业化就等同于经济增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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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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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拉丁美洲研究》2018年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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