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正在世界范围内不断蔓延，媒体对于金融危机的影响给予了很大关注。然而，法国费加罗报2008年12月24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却显示，近八成法国人认为媒体过多聚焦金融危机。在回答“您是否认为媒体过多聚焦金融危机”问题时，79%的受访者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其中一名受访者表示：“现在的媒体集团大多喜欢抓住敏感问题不放，但是它们又无法帮助人们进行更多的思考。”有的受访者则建议媒体“不要总是关注一件事情，而是要尽可能呈现更多的事物给受众”。不过，也有21%的受访者赞同媒体聚焦金融危机，他们认为“媒体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及时告知人们经济发展的最新动向”。英国工商联总干事兰伯特认为，英国媒体在金融危机期间散播谣言，进而加深了金融危机。兰伯特呼吁，金融危机期间，媒体记者应核实信息的准确性和质量，对银行家、政府监管者和政治家们抱有包容的态度。

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媒体在报道金融危机时到底是加剧了危机的蔓延还是增强了民众的信心，减少了社会恐慌？就目前的舆情分布来看，我国的主流媒体对金融危机的报道多以正面和积极引导为主，网络舆情反映出的情形比实际中看到的更悲观。

传播学研究认为，人们是通过媒介所塑造的拟态环境来对现实的社会环境做出调整的，其显著特点是：人所采取的行动最终是作用于现实环境的。

换言之，我们大脑中的图景是由隐性功能建构的身外世界的全貌，人们就是对这一虚性世界进行感知、体验、经历和反映的。或者说，大众传播不由自主自然而然地在我们同现实世界之间嵌入一个间接的、虚性的环境。金融危机发生后，许多媒体花大量的报道空间来报道金融危机，不论是翻开报纸，还是浏览网页，或打开电视，媒体报道主体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围绕四个字——“金融危机”。这场危机的确让人们感觉到阵阵寒意，而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媒体的集体联动形成了一种“集中”和“放大”的效应。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民众是根据媒体构建的拟态环境对现实环境的事物进行决策和行动的，如媒体集中对东莞一些企业倒闭现象的报道，导致了群体性讨薪事件就是个个案。

已有的传播学研究表明，传媒不仅能够让社会民众“想什么”( 议程设置理论)，而且还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人们“如何想”( 框架构建和启动效应)，设置在某种情况下，还有可能出现社会学中的 “自我实现预言”，即：如果传媒初始时设定一个虚假的情境定义，便会引发足以影响情境状态的民众行动，因而使原来被虚假定义的情境变成了真实的。可见，传媒理论使用得正确与否举足轻重。

对比国内外新闻媒介关于金融危机报道内容，我们分析发现有以下特点：

1.国内一些媒体在报道金融危机时以中国为主要报道对象，出现结构上的失衡，进而容易造成民众对拟态环境认知的结构性缺失。

2.国内一些媒体金融报道的评论数量不少，但观点人云亦云、评论意见缺少新意。而国外媒体都非常突出评论和专栏，力求以观点制胜。

3.国内外媒体报道金融危机信息量的比较：国外媒体对金融危机报道的信息量平均字数550个字词，而国内媒体为1450个字词，国外媒体更为短小精悍。

4.国内外媒体报道基调上的差异：国外媒体对金融危机报道时态度较为鲜明，并且以负面报道基调为主，而国内媒体以主要观点较弱的中性报道为主。

5.国内外媒体报道平衡性的比较：国外媒体对金融危机的报道显出多面观点，国内媒体更多地报道“这边风景独好”观点。

6.国内外媒体报道定性的差异：国外媒体对金融危机的报道侧重于对危机发展现状的描述，而国内媒体在此基础上对金融危机发生进行原因剖析。

7.国内外媒体信源的差异比较：国外媒体喜欢选择金融机构或政府主管部门领导作为新闻源，而国内媒体注重选择专家学者作为危机报道的信息源，造成在信源的选取上具有很大的同质性。

8.国内外媒体关涉主体的差异：国外媒体的关涉主体重点是企事业单位，而国内媒体还对民众的关注度较高。

9.国内外媒体的主题框架：国外媒体关注未来克服金融危机的计划行动的预测性对策报道，国内媒体还注重专家建议和政策解读。

根据上面的对比分析，我们认为媒体在对金融危机的报道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１．金融危机报道以重塑市场信心为准则。

全球金融危机需要全球新闻传播的有效监测和分析，但更多是需要新闻媒体的金融危机报道有利于市场重拾信心。要从理性的角度思考如何重建市场信心。

２．要注重理性主义的视角审视。

发端于大洋彼岸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在经济滑坡、失业等各种负面消息的渗透下，公众的恐惧、无助、彷徨、失落、缺乏安全感、缺少信心等症状很容易表现出来。因此，当危机事件来临后，具有舆论引导功能的大众媒介更应该发挥自身的优势，在尊重受众知情权的基础上，用各种传播方式有意识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发挥积极的舆论引导作用，这样才能促使受众调整面对危机时的心态。媒体在第一时间发出自己的声音，以真实准确的信息置换模棱两可的传言，这只是舆论引导的基础环节之一。

３．要体现宏观视野的落地意识，提供实现传播价值的阅读“窗口”。

所谓落地意识，就是受众本位意识，对读者欲知、应知而未知的重大宏观经济新闻，总是能从促进读者理解的视角进行报道。以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为例。羊城晚报特地做了一期“十问中国经济”专题，从热钱到底流入还是流出，外资会否撤离股市楼市，中国经济能否独善其身等等，从读者关心的角度一一提问，找来一流经济专家一一作答，就像“十万个为什么”一样，从而将复杂的财经问题科普化。

此外，阅读“窗口”也可以理解为大众化翻译，将一些稍显复杂和深奥的财经问题“标签化”。比如对金融危机影响的判断，就引用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的话，“这是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等等。阅读“窗口”还可以理解为报道指南，即通过报道来厘清宏观经济走向与老百姓切身之间的逻辑关系：它在深刻改变经济格局的同时，也在向每个普通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传导。而宏观新闻的阅读“窗口”要做的，就是展示这一传导过程，从而提升阅读兴趣。如：欧美奢侈品降价→美元、欧元贬值→欧美经济下滑；飞机头等舱和公务舱冷清→商务活动减少→全球经济不景气等等。

４．要体现中观视角的感性表达，挖掘区域经济和产业群报道的亲和力。

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对珠三角而言，处在风口浪尖的是东莞。正在发展模式转型关键时期的东莞，在金融海啸的冲击下，到底状态如何？当地企业现状、当地人的精神面貌如何，政府如何应对？要回答这些问题，当然可以通过一组珠三角产业调查的稿件来展示。但广东媒体在表达这一中观视角上，却选择了一个非常感性的个案来突破。

一名叫“我叫梁山泊”的网友，发表了《东莞：“风暴眼”中的世界工厂》的网文。报道就是由此开始：先是报道此网文引发网络轰动这一感性事件，从而吸引读者关注东莞产业现状；然后，媒体跟进，通过政府官员和专家回应网文，进一步报道官方态度；接着，再跟进网友和读者议论，完善报道。应该说，这一系列报道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展现在金融海啸下的东莞现状，只不过由于引入网络与现实互动、网民与官员交流等多种时尚元素，从而使得报道更具张力，将一个地区现状的静态新闻做“活”，可读性跃然纸上。

５．要体现微观切入的大局意识，还原读者所感知零碎现实的全面和高度。

在大局意识指导下，小切口就不仅限于事件的某一侧面，而是可以触摸到大时代的脉搏。切口越小，与主题之间的反差越大，其爆破力和“杠杆效应”就越强，就越能体现现实的全面和高度。以羊城晚报的《废品回收：短暂吃香喝辣后跌回咸鱼白菜》为例，这篇调查就是通过聚焦七八个“收买佬”的命运，来展现废旧品回收价格像过山车。此文写出了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原材料需求下滑，回收再利用的利废行业不景气，回收行业出现惨淡的景象。

《广州商业街惊现“1元衣服”》也是类似报道。文章在描述完一元衣服大甩卖这一让人咋舌现象之后，不忘追问“这样的衣服能赚钱吗”？原来，一些外贸服装由于金融危机难以出口，只好论斤卖给小档口，小档口处理存货照样有利润，国内服装业遭遇出口时艰的大背景也由此而出。

总之，微观切入的大局意识，即是以微观的小切口、小人物和小故事来撬动一个宏观主题。越小就是越接近社会经济的毛细血管，在宏观背景的映衬下也越具有现实性和可读性。

(喻国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2007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