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国明 樊拥军:试论传媒集成经济在实现突破性发展中的价值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53 次 更新时间:2016-05-05 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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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国明 (进入专栏)   樊拥军  

“传媒经济一向以规模经济为其主体形态,近年来,范围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也有所充实。但随着互联网逻辑逐渐成为传媒领域的主导逻辑,其基础架构也在发生着深刻的革命性改变。在这种‘互联互通’的基础性逻辑的作用下,集成经济势必成为未来传媒产业的主流经济形态。” [1]衡量主流经济形态的判据是其因应市场、资本和技术及政治社会文化环境的实践成效,能否代表产业经济的未来发展方向。传媒集成经济依托富有生命力的互联网技术,运营符合网络经济思维逻辑要求,摧毁旧业态与创造新模式并举,跨越不合时宜的传统管理路径依赖等困境,纠正以往产业经济形态缺失不足,发挥趋利避害的突破性发展优势,形成进步经济交往的社会引领促进价值。

一、超越传媒规模不经济与范围不经济的突破性发展

大工业时代,微观层面传媒企业或中观层面产业经济实体做大做强,都要遵循内部收益增加、成本降低、资源结构完善且配置合理化等“规模经济”效益,一旦超过最佳规模界点则出现“规模不经济”(Diseconomies of scale),产品平均成本上升而平均利润下降,边际效益下降至零或为负值,主要原因是规模过大,则各种资源关系交往复杂化,信息沟通与整体管理成本增加,规模经济效益消减;规模扩大而应对内外变化的处置能力减弱,加上决策迟滞或其他失误,如同船大难调头,很容易导致规模不经济。因此,掌握好有限和有效规模是发展重要话题,否则整个企业往往轰然倒地,或破产或被收购。2002年德国战后最大破产案——德国基尔希集团破产案[2],究其根源是随着集团规模过快过大扩张,经营管理举措没有及时转型,高效应对风险机制没有形成所致。

传媒集成经济对规模不经济的突破性发展优势,有如下三方面:

1、外在市场对接上,借助互联网技术联通无限疆界,突破产业资源的不同区域画地为牢格局,“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分割不仅不利于实现规模经济,还限制了地区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和市场范围,阻碍关系型社会向规则型社会的转变。”[3]传媒集成经济建立起互联网时代的崭新网络交互平台,形成消费方和生产方双重规模经济经济格局,有助传媒在新起点突破,发展超大规模信息服务经济。

2、内在管理进化上,从传媒产品生产、营销到反馈调整,信息搜集整理工作流程,依靠计算机系统自动化操作的电光鬼火般沟通速度,大数据分析处理优势,助益整体集成经济活动沟通在跨地域时空的链接网络中高效开展。

3、生产经营突破上,避免工业经济时代规模化发展以自我生产为中心的偏颇弊端:今天大规模的个性化定制(Mass Customization)成为市场用户消费主流趋势,传媒集成经济形态充分与用户客户进行先前沟通互动,满足人们自我表达传媒赋权,邀约用户参与的自得其乐体验经济,其精确化生产营销,扩张规模丝毫不用担心无效经营的成本损耗及库存积压,既改善产消之间的信任关系,又节约巨量可观的经营链条资本,转化为社会共享福利,实现互联网时代的突破性发展。

范围经济(Economies of scope)是传媒产业经济扩张的另一主要模式,即同时生产两种或以上传媒产品费用低于分别生产每种产品所需成本总和则存在范围经济;其外部范围经济指多个传媒企业专业化分工协作生产引起成本节约。传媒产业因传播介质分门别类形成专业化壁垒,阻碍产业内部不同载体间的关联资源搭配、信息集成、营销共享,遑论跨界经营。随着媒介融合进程加速,介质载体构成的资源竖井现象被互联网传输渠道打通。传媒集成经济发展建立在数字化生产和网络经济特质之上,不同媒体资源互补的有机互动功效作用下,人员交流互学经验外溢扩散效益,促进交易动态平衡提升,如多家电视机构与影视公司联合投资创作优秀影视剧作品,在各家平台平行播出等形式,带动广告、传统文化、地方风情等传播资源,组成自适应能力强、开放性程度大、自组织水平高的经济网络系统集合体,使产业集成经济程度提高,外部交往延伸,由此在利益共享、共同主导的市场运营中,获得范围报酬递增的多元经营效益,突破达到一定临界点后,因摊子过大、管理成本增加等原因,造成产品平均成本上升、平均利润下降的范围不经济困扰。

传媒集成经济的突破性发展价值在于,从产品生产到用户消费的经营全要素全过程,推进新兴技术扩散与应用深化,改变生产延迟、浪费和低效率,通过集成整体协作,“反过来使更大范围内产生低成本社会化的财富效应,两者之间形成一种内在的互动关系,并带来一种新型的无形产出经济(weightless economy)。”[4]而管理创新策略层面,利用网络市场交往交易平台的多属性、用户与消费者身份的多属性,多样化产业联手增进网络经济资源集成与供应效率,注重各个产业协同合作、共同治理,满足易变的消费者需求,获取范围经济中的产品与服务外溢价值。因此,产业经营范围越广,促成经济活动机遇越多,经济效益集合越大,与梅特卡夫规律颇为相似,节点越多,价值越大。因此,新兴网络传媒集团,在规模经济基础上抓住范围经济发展契机,二者以集成经济规则平衡协调,改造创新产业资源组织结构、整合信息系统联络网络架构、健全外联决策机构及用户客户服务反馈体系,贯彻集成管理的整体性、一致性、系统性和经济性原则,增强资源快捷组织整合与外界环境自适应经营能力,使物流、信息流、资本流的节点联结能力大为增强,成功突破大工业时代传媒产业规模和范围不经济困境,摆脱最佳规模和范围临界点限制,消除信息管理障碍,达到产业近乎于无极限扩大的良性网络经济效益境界,规模越大则边际成本递减越多,范围越大总体报酬递增越高,并将产业经济规模化与范围化产销、管理等业务流程舞台,扩散到各个领域和世界各地。

总之,互联网时代的传媒集成经济发展形态,仍以产业规模扩大和范围扩张为目标,但顺应时代和产业发展需求,降低产业组织沟通协作、营销反馈等经营成本,借助互联网技术信息传输能量、共享资讯等优势,以集成经济的网络化先进管理理念,内外关联资源互为支持,产业聚合规模越大,内外部交往经济效益明显;产业范围扩大,参与实体共同收割丰厚的剩余利润增加。最终,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得到无限拓张,不仅为传媒企业和产业节约大量资源,而且因其服务效度强化,得到市场认同与支持,赢取永续性发展契机。我国当下最为成功的互联网公司三巨头BAT(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在近两年一次次惊动业界的收购、兼并、联合等大手笔开疆拓土行动中,总体呈现新型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及其超越性能量的集成经济战略发展成效。

二、克服传统经营管理路径依赖负作用的突破性发展

传统媒体经济尤其近几年纸媒败落,除了体制约束、既得利益者阻挠变革和传媒人主观精英意识因素外,还有以前成功经营模式的路径依赖及锁定效应作怪。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指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技术演进、制度变迁等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定理现象,即进入某一路径则可能对其产生依赖,像我们常言的轻车熟路、循规蹈矩等。1975年美国经济史学家Paul A.David在《技术选择、创新和经济增长》一书中,首次将“路径依赖”引入经济学研究;1993年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North)用该理论阐释经济制度演进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使“路径依赖”理论声名远播。他认为“我们赖以到达今天的制度的过程是相关的,并限制着未来的选择。”[5]因选择某个体制后,其过去成功的经济效益与适应性预期收益仍在递增状态,加上既得利益群体惰性保守等因素,导致如同走上不归之路,惯性力量推促路径选择自我强化,或进入良性循环轨道迅速优化,在一定时期属于好事;或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状态,脱身也变得十分困难,要么引入外生变量实现扭转,要么无望地走向衰败。新制度经济学到演化经济学等方面的西方研究学者,采纳路径依赖理论分析经济领域中观和微观问题,如Vincensini研究总结道:决定影响制度性路径依赖以及路径定型的有三种机制,即经济体制、认识能力和政治因素。[6]它对传媒企业转型成功和产业发展需要摆脱哪些路径依赖因素有很大启示。

长期以来,我国传统媒体经济沿着过去相对成功路径,以微观经济学相关理论为指导,依赖稀缺性渠道资源占有和稀缺性产品服务生产,紧盯二八经济原则,主抓广告经营收入,为重点广告客户聚拢受众资源;重内容生产而轻市场维护,传受关系定位于传者与受众;政治宣传守土有责分而治之,机构内部官僚科层化垂直管理权力分布,传播上面要求而漠视民众需求;居于精英角色引导控制管理大众社会。工业化时代的特殊发展历史阶段,传媒凭借其地位与体制保障,兼营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并维护社会秩序关系,毫无疑问取得很大成效。然而面对后工业化时代尤其互联网技术带来的多重深刻变化,传媒经营制度变革不能与时俱进,管理者不能在自我否定和否定之否定中转变,路径依赖负面锁定作用发酵凸显。面对网络民主政治运动崛起,因循守旧、态度倾向与民众根本利益不符,控制为主、服务弱化的传播路径依赖,大家对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使人气变得“门前冷落车马稀”,自然影响传媒经济收益!

“对于新资源、知识、技能、社会群体的形成或重组以及刚出现的行动机会等,那些居于主导地位的群体在认识他们的潜在作用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迟钝性,常常给那些不太有利的群体提供机会,使后者得以赢得控制权并使其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7]传统媒体经济路径依赖,对用户和市场急剧变化反应迟钝,困守原先自我中心的经营路径,虽然抢滩传播技术进步的前沿阵地,如国内外的许多报纸、电台和电视台机构,在互联网发展早期无不纷纷跻身网上,开辟网络门户网站,但只是作为内容产品的延伸空间,路径依赖下的经济发展模式落后,经营思想守旧不变,造成进取无为或效率低下,多数终归无疾而终,社会影响和传播地位渐成江河日下之势。

传媒集成经济形态发展,因应互联网时代的产业经济与市场用户复合需求,突破传统路径依赖锁定负作用,开创发展新天地:首先,集成经济设计网络组织化的信息沟通等自适应一体化机制,敏捷呼应现实的剧烈变动,推进传媒产业经济要素资源组合与管理的升级换代,强化适应市场复杂挑战决策基础;其次,与用户客户的关系改进方面,拥抱网络传媒技术蕴含的自由平等开放合作精神,消解精英的伪善做作,打破隔阂禁锢支配格局、击碎思想控制枷锁,以契合人类追求与解放民意表达的平台与服务供应,尽力满足用户客户的公正公平传播交往,换来真正的稀缺资源——人气,藉此开拓丰富的经济交易活动空间;其三,传媒集成经济形态应和时代所有产业共同进步需求,通过集约节流与有效开源的联结共赢生态经济模式,以开放包容态度吸纳集体情绪意愿与创新能量,挖掘产业活动资讯经济价值,开发整体共同发展的新媒体产品和服务,促进用户客户认同、选择、消费、使用、支持等行为合一。经营创新不但使原来传媒经济结构固化和经营形态路径依赖如坚冰开裂分解,而且整合用户客户关系资源并转化为产业持续发展的软资源,奠定传媒集成经济未来主流形态发展地位。

传媒产业集成经济发展形态对路径依赖的深层次突破性价值,更突出表现在经营管理思想的革新发展。

1、经营拓展方面:

突破自己一亩三分地狭隘理念,将触角渗透伸向社会经济各个方面和关系群体中,联结互联网时代的用户客户群体和多元市场资源共进发展。其发展挣脱先前路径依赖思维,采纳新传媒技术平台经济模式拓展市场空间,利用变更重组存量资源,改造原有资源结构,进行经营革新与盈利模式创新。传媒产业集成经济运营思想追求更多产业经济的共生共兴、互利共赢,在合作共享信息、人财物力、知识经验等基础上,整合叠加有形与无形资本价值,互相借道出海开辟蓝海经济,有效增值收益突破原有广告经营为主、宣传陈旧模式的路径依赖,无限内向型开掘拓展和外向型扩张产业范围,对整个国民经济健康有序高效运行起到积极引领效应。

2、管理革新方面:

从产业结构设置上,遵循现在比较成功的扁平化模式,集成资源板块之间发展成为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地位平等的内在契约关系,但遵守合作协同原则与资源信息共享原则,大大减少科层制呆板无活力的旧有管理路径负面影响,充分调动传媒人共同关心产业经济命运前途,同心同德、全力投入产业经济在互联网时代的适应性转型变革中,使最活跃的人的生产力积极要素作用得到最大化解放。

3、服务理念方面:

集成资源与重整关系不是为专制控制的加强,而是追求集体做事的经济和成效,强化集成服务意识对传媒产品开发、市场营销的经济引导价值,这与集权管理的路径依赖目标不可同日而语。互联网时代,经营管理思想是分权而非集权,下放更多处置应对权力,激励各个板块组织及一线成员创新自由,敏锐感知市场、用户和技术需求变动,发挥集成经济的系统整体一致性协同效应,有效突破经营管理路径依赖负面锁定作用,搞好服务赢得未来。

三、规避传媒产业经济增长极缺陷的突破性发展

借助互联网技术、市场、资本等外在综合创新驱动力机制作用,传媒集成经济发展形态下的产业经济增长极优势充分发挥,劣势和缺陷可以避免,从而在区域性经济和全国性经济扩张进程中起到积极作用。经济增长极理论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1950年首次提出,认为一个国家实现平衡发展不可能,经济增长通常从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经济增长极在推动产业之间前向联系、后向联系和旁侧联系的自然关系发展中,起着方向性和支配性主导型作用以及引领周围产业的乘数效应。经济增长极驱动因素最重要的是技术、市场和资本、政策四个方面,它们之间互为支持、互相促进:进步技术是增长极经济体快速跃进跨越发展的第一驱动力;健全市场环境和规则体系是增长极经济体发展活动外在有利空间;资本合理集聚整合和科学投入决定增长极经济体正向效应发挥;政策是其重要外部软硬件设施建设保障。经济增长极理论重视发展中技术革新、经营创新、推进型企业主导作用,符合地区差异现实与社会进步动态趋势,概念简单,可操作性强,很多国家政策制定者对此颇为青睐。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制定中,处处可见该理论的实践印迹,如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展政策及其效果。

有学者将此理论引入传媒产业经济,集中于区域传媒经济增长极角色和功能,做出颇有价值的探索性研究,认为“传媒经济增长极是在地理空间中传媒业经济效率、总产值比周边高、对周边具有重要影响的地区;这些地区具有区位经济效益、规模经济效益和外部经济效益;传媒经济增长极在区域的传媒经济中具有支配效应、乘数效应、极化与扩散效应。从当前传媒经济增长极的效应看,应采取措施增强其扩散效应。”[8]传媒产业经济技术先进性、创新潜力高、推促能力强等优势,符合经济增长极主导性等特征,实际上我国一些传统媒体集团以公共集成平台服务带动引领区域经济发展,嵌入网络社区与城市社区生活,已经全方位发挥着传媒经济增长极的社会与经济双重效益作用。本论文进一步认为:传媒集成经济要立足广义增长极概念,促进产业经济增长所有积极因素和生长点,集成整合制度、文化、政策等一切有利资源,从产业增长极出发形成主导产业与推进性产业,组织富有活力、高度联合的传媒产业集群,通过后向、前向连锁乘数效应迅速增长规模,推动关联产业增长,有机联系更广泛产业经济系统,由点到面、由局部到整体,依次递进建立大规模网络结构协作经济体,产生最大化网络经济外部效果;利用互联网贯通全国世界和连通所有产业能量,促进我国传媒产业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突破性发展。

不过,经济增长极理论在许多国家的实践效益不甚理想,且经常出现系列不善后果:一是增长极的极化作用负效应,吸引先进劳动力、丰裕资金、高端技术等要素,却剥夺和牺牲外围区域发展机会,非但没有促进均衡进步反而导致增长经济水平差距扩大负效果,产业增长极自身成为“飞地”而独立于周边,又因其属于高技术性的创新型规模产业,不能解决更多的地区就业问题。二是由于经济增长极的极化阶段漫长,严重遏制正向推进作用扩散功效,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经济马太效应明显,导致城乡二元经济、区域长期不均衡不公平发展,增加落后地区政治不安定因素。三是因上述两方面主要缺陷叠加,再者是基础设施等需要投入巨资,往往使决策者犹豫不决,影响增长极上下游扩展经济效应、集聚效应、互利效应等有利产业经济链条发展的多种效益实现。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样出现上述系列副作用。

传媒集成经济形态的整体发展战略格局与目标,可有效避免其缺陷与不良结局:缘于集成产业综合体遵循互联网民主公平精神理念,延伸产业合作的界面和拓展市场空间过程,是将传媒产业经济自身长远发展与其他产业一并发展密切关联,网络化集成平台结构开放,数字化通道开辟出经济迅捷便利的资源信息共享方式,避免出现涸泽而渔、焚林而猎、“一家受益众皆受损”的结局。整合产业平台资源和吸纳更多的社会资源、市场资源、技术资源,是为追求所有参与到集成网络中的产业整体生态经济互利共赢需求,实现经济循环流转目标,“在循环流转的范围内,每一个人使他自己适应于他的环境,以便尽其所能地最好地满足给定的需要——他自己的或别人的需要。在一切的场合,经济行动的意义就在于满足需要,意指如果没有需要,也就不会有经济行动。就循环流转而言,我们也可以把需要的满足看成是正常的动机。”[9]缘于资源集成化开发与集成创新,引领、促进、拉动所有参与的经济体生产经营效率共同提高,整体市场效益增长,投资回报率大,社会资本增进,经济关系得到和谐良性发展,并以传媒产业集成经济的增长极创新引导成果、科学组织结构、进步经营行为、进取观念意识、集约发展方式等示范价值,迅速引发学习和效仿,扩散辐射其他产业生成内生型发展动力,对推动更多区域、行业自主性更新换代具有长远根本性重要影响,而非仅作为外部力量的刺激、输血和帮助。

传媒集成经济对经济增长极以往不足乃至负面结果的突破性发展优势,由我国的BAT实践及其引用的集成经济战略成效可为透视。这些新型传媒集团发展始终以服务用户客户为本,保持与其他产业共进共赢关系,如马云总结的3W原则(即三赢原则,用户消费者Win、客户生产商Win、传媒公司集团Win)。这些新兴集团的传媒集成经济发展形态,不仅带动吸纳了更多的传统产业跟进,而且避免经济增长极发展的缺陷,其突破性现实性意义尽显其经济优势。至于经济增长极的空间平台打造方面,只要政府放开不合理的条条框框规制,代之相应的激励规范政策,那么,依靠传媒平台集成经营效率、集约发展价值、市场资本整合与集聚能量等自由组织联盟形态,在吸引各方投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上,可能速度更快,质量更好,效益更佳。

四、健全传媒企业潜在危机风险管理的突破性发展

“所谓企业集成风险管理就是从企业整体角度出发分析、识别、评价企业面对的所有风险并实施相应的管理方法和程序。”[10]传媒经济市场化运行中,面临形形色色的危机与风险,既有经济方面的市场竞争风险、技术创新投资风险、市场生产营销风险、经济模式转型发展风险等,还因其特殊事业属性有政治风险、文化风险、社会风险等等,出问题不止是一次性的传媒企业、产业形象地位及市场经济利益冲击,还可能造成经营上的前功尽弃、满盘皆输惨剧,浪费社会信任成本,产生极坏的产业经济连锁摧毁反应后果。这一点如实体产业“三鹿集团”悲剧,不仅是一个多年辛苦创立的民族品牌企业垮台,而且波及中国整个乳制品行业、上下游产业链企业,特别是多数国民对民族品牌的失望和抛弃。稍加梳理我国传媒机构影响颇大的败德违法行为,对集体形象摧毁同样后患无穷。

风险往往由外部环境变迁、内部各种因素变动以及资源配置、管理模式与成效等不确定性因素引起,风险的突发性强、破坏性大与快速多变性、客观性存在等特征,因互联网到来,传媒经营组织机构边界扩张随着成员增加与各种合作风险均现不确定性更强局势,其结果是:对于前网络时代的媒体领导企业而言,管理任务也相应地更为复杂和具有挑战性。[11]传媒集成经济运作形态的风险管理模式,调动整个系统要素资源,辅以良性机制保障,达到有效应对风险与消除显在潜在危机,展示其利用信息集成规范管理,健全风险识别分析处理应对等预警系统的防范优势:

1、资源结构优化设计的互联互通集成板块,以对接外部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变动,以集成管理的网络化沟通与快捷反应,超越传统风险管理的分散迟滞威胁。如此一来,将各个层面、各个方向的所有风险,都纳入到具有整体性系统与内在一致性的集成经济形态中,以有机的、灵动的、敏捷的管理框架,激发传媒企业成员自觉高效监控、识别、评估和报告反馈风险。

2、各个板块在共享风险信息的基础上,有效集成大家的智慧共识合意,采用风险应对合理方式,迅速调动整合内外要素资源和关系资源,消除产业发展风险的潜在与现实威胁。概而言之,传媒集成经济形态的风险管理评估预警系统机制,建立在集体成员自觉同步反应、合作应对、协作处置的信任关系上,其作用发挥属于高级自适应状态,处理和预防风险的成效是传统模式难以企及的。这一点,从百度公司“竞价门”事件、“狗日的腾讯”成为互联网行业众矢之的、淘宝网站商户维权事件及最近假货危机等发生后,他们迅速调集传统媒体与互联网传播资源,特别是网络用户力量澄清化险为夷即可见一斑。

“误差在危机中必定起着重大作用。周期运动必然出现。”[12]传媒集成风险管理突破传统风险管理模式,发展出更高效性、经济性和适用性的市场风险应对机制体系,来避免各个方位各个阶段造成的信息传播与处置误差,减少风险反复发生造成的重大损失:

1、传媒系统预警功能机制:

传媒集成经济充分发挥自身信息搜集整合优势、预警职能优势,以中介性、监督性服务对产业经济活动扫描,提升自己在风险管理和危机处理上的权威地位,开发新生的经济预警价值。

2、预防机制的集群组织整合:

传媒将集成经济的风险管理模式进步模式,在产业集群和整合平台上迅速产生学习效益,促进各个产业进行风险管理、组织结构的科学调整,进行健全机制建设和专门人员配置,与集体成员协同合作避免内外风险和危机突发造成伤害。

3、产业集体联合预警机制:

由于与传媒产业集成经济联结成同生死共命运的经济联盟,任何一个产业出现风险苗头都会引起所有集群伙伴的警觉,多方位、集体性、互利性的共同关注大增风险及早发现几率与成功应对效率,降低每个参与经济体的损失,从而对整体经济发展大有益处。

4、整体预防为上的高效机制:

最关键也是最重要的,集成经济风险管理模式落脚点是预防和改进,不做亡羊补牢者,更非暂时舆论公关侥幸成功。BAT三大公司集成风险管理成功之处,是着眼于长远改进自我,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平台能量和服务水平,对用户和客户负责,及时预警不出现风险,根本不用耗神费力、投入极大的危机公关,殊为可鉴!


五、结语

“本来被认作传统媒体的新渠道的东西,实际上却在改变传统媒体;本来在威胁着文化的同一性的东西,实际上却在创造着多样性。”[13]互联网时代社会传播与经济关系的巨变,迫使传媒产业通过经济运营模式继承中的革故鼎新,重构改观传媒产业的经济形态。“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互联网产业是信息全球化的最前沿阵地和最根本的基础,而文化力量、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将尾随于互联网产业的力量之后。”[14]传媒集成经济利用互联网技术蕴含的进步精神与拓展能力积极进取,以符合时代需求与网络经济特质的经营路径,创新中摧毁,摧毁中创新,科学面对市场风云变动,经营方面的重要突破性发展,摆脱传统媒体经济形态局限,在创新经济理念中转型提升,在创新经济模式实践中持续发展,以良性循环的自适应、集约式、高效率经济运行优势,成为传媒产业经济做强和做大发展的主流形态,并于其中产生积极长远的社会价值。


注释

[1]喻国明,樊拥军(2014). 集成经济:未来传媒产业的主流经济形态——试论传媒产业关联整合的价值构建.《编辑之友》,(4).6

[2]郭岩(2002).德国最大的传媒集团基希集团破产.《国际新闻界》.(4)

[3]张雷(2009).《媒介革命:西方注意力经济学派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13

[4]周振华(2003).《信息化与产业融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61

[5]North,D.C.(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London: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94.

[6]Vincensini. C.(2001).Is Path Dependencea Useful Con-cept to Analyse the Evolution of Ownership  Structure in Central Europe? A Theoreticaland Empirical Discussion .working paper.

[7]汤姆•R•伯恩斯等(2010).《经济与社会变迁的结构化——行动者、制度与环境》(周长城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199.

[8]张辉锋(2009).传媒经济增长极及其效应分析.《国际新闻界》.(10),103.

[9]约瑟夫•熊彼特(2009).《经济发展理论》(何畏,易家祥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04-105.

[10]潘爱玲等(2014).《合作网络范式下企业集团管理控制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76.

[11]Lucy Küng,Robert G.Picard and Ruth Towse(2008).The Internet and the Mass Media.SAGE Publications Ltd.146-147.

[12]约瑟夫•熊彼特(2009).《经济发展理论》(何畏,易家祥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59

[13]张平(2009).《合作战略》.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8

[14]方兴东(2004).《创新式摧毁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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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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