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颖兮 喻国明:传播中的非理性要素:一项理解未来传播的重要命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3 次 更新时间:2021-06-17 06:02:10

进入专题: 非理性要素    

杨颖兮   喻国明 (进入专栏)  

   现代文明始终奉理性为圭臬。这种观点可以上溯到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对人的灵魂作出理性、意气与欲望的划分,并认为理性统治意气与欲望;“理性人”假设也贯穿于对集群的大众心理学研究,并延伸到网络舆论的研究中。在这种视角下,传播活动的非理性面向往往被视作一种失范与偏航,这种观点广泛存在于对舆论极化、民粹主义、网络暴力的分析之中。然而,也有学者提出,非理性因素不等同于非理性现象,关于非理性因素的研究应摆脱社会问题的框架。这是一种独具慧眼的判断。本文将结合媒介技术与传播系统的变革,从环境、机制和结果三个层面,探讨非理性作为基础传播要素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这一命题将有助于理解并回应,为什么摆事实、讲道理常常收效甚微,而诉诸情感的传播却能够一呼百应、应者如云;为什么短视频、直播等视频媒介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未来传播的发力点主要在哪里,等等。同时,也为后续的传播研究开辟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非理性要素不等于非理性现象

   18世纪,“群众”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集群(crowd)非理性的问题逐渐进入政治精英的视野。集群非理性与越轨个体从一开始就被画上了等号。所谓越轨个体,是指精神狂热者和游走在社会边缘的罪犯,他们是非理性的化身,是具有破坏倾向的反社会分子,而集群非理性则是个体非理性加总之和。通过用“野蛮人”“返祖”等标签,政治家们一劳永逸地与他们划清了界限,也省去了回答集群为什么会变得非理性的麻烦。后来,勒庞等社会心理学家在群体催眠、暗示、传染等传播现象的基础上提出,非理性不是固定于某个人的,而是一种流动的特质,任何个体都有可能在集群中失去个性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并变得好斗、轻信、易怒。因此,集群不是固定的人群,而是某种“特殊精神情景所展现的独特面貌”,人人身上既有一个“文明”的自我,也有一个“原始”的自我。对“非理性”的认识由此完成了从“患病的他者”到“脆弱的你我”的视角转变。

  

   尽管如此,学者们从来未曾放弃对理性的追求。在塔尔德看来,集群是非理性的,是一种“没有名字的野兽”,而公众则是理性的,是一种不基于身体上的接近,完全是精神关系上的组合,因而更为独立和文明。帕克也在《群众与公众》中试图通过对集群作“群众”与“公众”的划分来回应“理性与非理性之辨”的问题。群众是易受暗示、偏执、情绪化的,而公众则是承认成员个人之间在差异和价值上的对立,是有批判力和富于理性的。但是,公众与集群之间的界限也并非牢不可破,理想中的理性公众也有退化成非理性集群的可能。这种理性公众与非理性集群的二分立场贯穿始终,分别指示理想的目标与堕落的现状,由此孕育非理性传播的失范框架,以及对其进行干预和纠偏的管理视角。

  

   当然,在政治学者的眼里,非理性要素并非毫无价值。作为一种应用最为广泛的理性主义范式,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也试图将非理性要素纳入讨论范围中。交往理性要求参与者能够进行角色承担,换位思考,而人与人之间的共情则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但是,角色承担首先是一项认知活动,哈贝马斯的理论也更加依赖公民的理性,而非情感和想象力。情感的作用仅限于促进理性程序的进行,而一旦公共生活变成了情感性的,公共性就处于危险之中。理性优于情感的价值预设,为网络舆论贴上了负能量、敌意与颠覆性的标签,而在理性范式的主导下,情感对于形塑公共领域的作用常常被忽视。随着社会科学领域经历“情感转向”,以失范框架来看待非理性的视角正在受到挑战。弗雷泽(Fraser)等哈贝马斯的批判者提倡多元实践,强调情感作为弱者的公共实践的价值。持认知主义情感观的学者也主张“同情”能为理性协商提供良好的基础。非理性因素(如情感)不等于非理性现象,是本研究的主要出发点和立足点。

  

   传播学视角下的非理性

   “非理性”的概念在文献中的出现频率很高,但是使用语境零散,含义也相当混杂。与许多社会科学领域的名词一样,“非理性”是一个充满竞争的概念,学者们根据不同的目标使用不同的方法,如将概念的使用划分为描述性的(descriptive) 和规范性的(normative)。本研究主张暂时悬置社会心理学视域下的失范框架,首先针对“非理性”在不同语境下的内涵及其对传播活动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描述性理论的建构,以厘清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层面。

  

   第一,从个体认知过程的角度来看,非理性是一种与熟思相对的信息加工机制。“理性”的词源是拉丁文“ratio”,意为人运用概念、判断和推理的能力。心理学家卡尼曼(Kahneman)在《思考,快与慢》中提出人类大脑的快与慢两种思维,其中快系统就是直觉系统,依赖感情、经验和记忆的无意识快速思考,慢系统是思考系统,需要投入更多的认知资源来进行判断。在这一双模型的基础上,媒介心理学者提出“动机性媒介信息处理的有限容量模型”,来解释人们对具体媒介信息的加工效果。该模型假设人们的认知能力是一个容量有限的资源池,而信息加工的程度取决于人们能从池中调用的认知资源的多寡。人们之所以不能有效地处理信息,有可能是因为处理该信息所需的认知资源超过了他们所能调用的资源上限,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动机去调用所需的认知资源。在信息过载的环境中,人们不想、也无法对所有信息一一消化处理,因此依靠一些“捷思”(mental shortcuts)作出快速判断,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常态。

  

   第二,从人类行动类型的角度来看,非理性是一种相对于计算(calculation)的动力机制。非理性要素包含情绪(emotion)和感情(feeling)两个层面。情绪一词来自拉丁文“e”(向外)和“movere”(动),有着移动、运动的意义,在心理学中指情感性反应的过程,特别是非常短暂但强烈的体验;感情指的是情绪的主观体验,是情感性反映的内容,通常只用于指称人类的社会性高级感情。情绪、感情中并非完全没有逻辑理性的存在,而是缺乏连续的逻辑链条和完整的推理结构;所谓非理性要素对人类行动的驱动,指的是人们并非经过精确的利益计算而后作出行动,而是凭着直觉、冲动而采取行动。

  

   第三,从社交互动的角度来看,非理性代表一种有别于信息传递的交往机制。一些交往行为本身未必构成人类知识与观点的增量,但是能够体现、维系或强化传受双方的关系,例如“吃了吗”“注意身体”“别熬夜”等话语,就其自身的信息量来说十分有限,关系价值大于资讯价值,但是这些表达所承载的关爱与亲密,才是其真正的价值。陪伴性媒介的发展也是基于这一逻辑:从慢节奏、无剧情的弱叙事电视节目的兴起,到网络主播陪观众打游戏、上自习,甚至直播睡觉的陪伴性直播内容,再到以全能、专属、亲密等为主要价值属性的虚拟偶像愈发受到年轻一代的追捧,重关系轻信息、重体验轻逻辑的交往类型已成为社交互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从符号载体的角度来看,非理性指的是一种有别于异质性观点表达的表征机制。这种机制具体表现为传染与复制,“人云亦云”的同质性是其最突出的特征,典型的例子就是网络模因。“模因”一词是道金斯从生物学基因理论中借用的概念,用以指代人类社会中的文化传播单位,通过模仿和复制的方式在人脑间相互传染而进行传播。模因没有固定的形态,可以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Black Lives Matter”等口号,也可以是恶搞表情包、模仿性视频等图像,还可以彼此建立联系,形成一套具有影响力的叙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席勒用“叙事星座”(narrative constellation)来概括人们凭空创造出的经济叙事,并指出,当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并相信某一叙事时,他们的行为就会引发共振,如导致了美国大萧条、比特币暴涨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共同喊出一个口号、共同攻击一个对象、共同挥舞一个标签、共同相信一个叙事,这种同质、同步的符号表征,能够迅速生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构成网络舆论的重要方面。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非理性”从构词法来看是“理性”的反面,但实际上两者只是概括了人类认知与行为的不同侧面,不应被视作对立的概念。正如阿伦特所指出的,感情的反义词不是理智,而是感动能力的缺乏或过于泛滥的感情。在很多情况下,人的行为不是泾渭分明地只受到理性因素或非理性因素的驱使,而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美国心理学家海特(Haidt)提出“骑象人”理论来解释两者的关系,即人的意识由“象”与“骑象人”组成,“骑象人”代表推理论证,“大象”则代表本能、直觉、下意识。大象所代表的因素发生在理性意识之外,却实际操控着我们的大部分行为;骑象人有时可以驯服大象,但更多的时候是服务大象。认知神经科学也通过实证研究证明认知和情感在许多方面密不可分的关系。虽然非理性的四重维度均以二元性(duality)的形态加以呈现,但借用鸡蛋的比喻,“我们能将鸡蛋分离,并不意味着鸡蛋内部是独立的”;同理,对理性要素与非理性要素的区分,并不意味着二者是独立的(that we can separate them does not mean they are separate)。“理性—非理性”的二元框架本质上是一种关系路径(relational approach),帮助我们在对照中深化对非理性要素的认识和理解。

  

  

   环境:媒介可供性与作为基础传播要素的非理性

   正如李普曼所指出的,非理性其实是人类社会的常态,但是当下将非理性作为一种基础传播要素来加以理解,则需要以媒介生态环境的可供性为起点。

  

   已有学者关注到了新媒介如何改变公众的情感表达方式,以及基于情感而形成的交往关系的问题。新的媒介技术颠覆了以往的传播系统,内容生产、传播渠道、媒介效果等传播基本环节均经历了重大变革,而借助于媒介可供性(media affordance)理论,我们得以在“人-环境”互动理论框架下理解非理性要素的重要性。一方面,媒介为人类行动提供可能性,导致人们产生与环境属性相契合的知觉和动作;另一方面,人们能动地利用技术的可供性,使其服务于自身的各种心理社会需求。可供性视角让我们以技术自身属性为起点,去拼接各种看上去毫无关联的社会因素,实现对于文化的完整理解。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切入,来理解新传播系统与非理性要素的关系。

  

一是情感性、关系性要素得以进入传播系统。“富媒”之“富”,主要体现在感官通道数量和交互性的增加。从视觉符号到听觉符号,再到融合了多重感官的AR、VR等,传播的表征丰富度(representational richness)逐渐提高。虽然此时的传播仍然是有中介的(mediated),但是在构成要素上却日趋接近面对面交流。所谓媒介演进的“人性化趋势”,指的就是从“信息传播”到“具有温度的信息体验”的发展演变。在此过程中,原本因为信道狭窄而不得不被舍弃的情感性、关系性要素,例如语气、手势、场景,得以还原重现,传播活动愈发具有人性化的特征。这种交互日益朝着实时同步的方向发展。以网络视频直播为例,实时交互下的观众-主播关系,远远超乎大众传播时代看似双向、实则单向的拟社会互动(para-social interaction)。(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喻国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非理性要素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新闻传播学 > 传播学理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7027.html
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5期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