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颖兮 喻国明:传播中的非理性要素:一项理解未来传播的重要命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34 次 更新时间:2021-06-17 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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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颖兮   喻国明 (进入专栏)  

现代文明始终奉理性为圭臬。这种观点可以上溯到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对人的灵魂作出理性、意气与欲望的划分,并认为理性统治意气与欲望;“理性人”假设也贯穿于对集群的大众心理学研究,并延伸到网络舆论的研究中。在这种视角下,传播活动的非理性面向往往被视作一种失范与偏航,这种观点广泛存在于对舆论极化、民粹主义、网络暴力的分析之中。然而,也有学者提出,非理性因素不等同于非理性现象,关于非理性因素的研究应摆脱社会问题的框架。这是一种独具慧眼的判断。本文将结合媒介技术与传播系统的变革,从环境、机制和结果三个层面,探讨非理性作为基础传播要素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这一命题将有助于理解并回应,为什么摆事实、讲道理常常收效甚微,而诉诸情感的传播却能够一呼百应、应者如云;为什么短视频、直播等视频媒介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未来传播的发力点主要在哪里,等等。同时,也为后续的传播研究开辟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非理性要素不等于非理性现象

18世纪,“群众”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集群(crowd)非理性的问题逐渐进入政治精英的视野。集群非理性与越轨个体从一开始就被画上了等号。所谓越轨个体,是指精神狂热者和游走在社会边缘的罪犯,他们是非理性的化身,是具有破坏倾向的反社会分子,而集群非理性则是个体非理性加总之和。通过用“野蛮人”“返祖”等标签,政治家们一劳永逸地与他们划清了界限,也省去了回答集群为什么会变得非理性的麻烦。后来,勒庞等社会心理学家在群体催眠、暗示、传染等传播现象的基础上提出,非理性不是固定于某个人的,而是一种流动的特质,任何个体都有可能在集群中失去个性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并变得好斗、轻信、易怒。因此,集群不是固定的人群,而是某种“特殊精神情景所展现的独特面貌”,人人身上既有一个“文明”的自我,也有一个“原始”的自我。对“非理性”的认识由此完成了从“患病的他者”到“脆弱的你我”的视角转变。


尽管如此,学者们从来未曾放弃对理性的追求。在塔尔德看来,集群是非理性的,是一种“没有名字的野兽”,而公众则是理性的,是一种不基于身体上的接近,完全是精神关系上的组合,因而更为独立和文明。帕克也在《群众与公众》中试图通过对集群作“群众”与“公众”的划分来回应“理性与非理性之辨”的问题。群众是易受暗示、偏执、情绪化的,而公众则是承认成员个人之间在差异和价值上的对立,是有批判力和富于理性的。但是,公众与集群之间的界限也并非牢不可破,理想中的理性公众也有退化成非理性集群的可能。这种理性公众与非理性集群的二分立场贯穿始终,分别指示理想的目标与堕落的现状,由此孕育非理性传播的失范框架,以及对其进行干预和纠偏的管理视角。


当然,在政治学者的眼里,非理性要素并非毫无价值。作为一种应用最为广泛的理性主义范式,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也试图将非理性要素纳入讨论范围中。交往理性要求参与者能够进行角色承担,换位思考,而人与人之间的共情则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但是,角色承担首先是一项认知活动,哈贝马斯的理论也更加依赖公民的理性,而非情感和想象力。情感的作用仅限于促进理性程序的进行,而一旦公共生活变成了情感性的,公共性就处于危险之中。理性优于情感的价值预设,为网络舆论贴上了负能量、敌意与颠覆性的标签,而在理性范式的主导下,情感对于形塑公共领域的作用常常被忽视。随着社会科学领域经历“情感转向”,以失范框架来看待非理性的视角正在受到挑战。弗雷泽(Fraser)等哈贝马斯的批判者提倡多元实践,强调情感作为弱者的公共实践的价值。持认知主义情感观的学者也主张“同情”能为理性协商提供良好的基础。非理性因素(如情感)不等于非理性现象,是本研究的主要出发点和立足点。


传播学视角下的非理性

“非理性”的概念在文献中的出现频率很高,但是使用语境零散,含义也相当混杂。与许多社会科学领域的名词一样,“非理性”是一个充满竞争的概念,学者们根据不同的目标使用不同的方法,如将概念的使用划分为描述性的(descriptive) 和规范性的(normative)。本研究主张暂时悬置社会心理学视域下的失范框架,首先针对“非理性”在不同语境下的内涵及其对传播活动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描述性理论的建构,以厘清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层面。


第一,从个体认知过程的角度来看,非理性是一种与熟思相对的信息加工机制。“理性”的词源是拉丁文“ratio”,意为人运用概念、判断和推理的能力。心理学家卡尼曼(Kahneman)在《思考,快与慢》中提出人类大脑的快与慢两种思维,其中快系统就是直觉系统,依赖感情、经验和记忆的无意识快速思考,慢系统是思考系统,需要投入更多的认知资源来进行判断。在这一双模型的基础上,媒介心理学者提出“动机性媒介信息处理的有限容量模型”,来解释人们对具体媒介信息的加工效果。该模型假设人们的认知能力是一个容量有限的资源池,而信息加工的程度取决于人们能从池中调用的认知资源的多寡。人们之所以不能有效地处理信息,有可能是因为处理该信息所需的认知资源超过了他们所能调用的资源上限,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动机去调用所需的认知资源。在信息过载的环境中,人们不想、也无法对所有信息一一消化处理,因此依靠一些“捷思”(mental shortcuts)作出快速判断,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常态。


第二,从人类行动类型的角度来看,非理性是一种相对于计算(calculation)的动力机制。非理性要素包含情绪(emotion)和感情(feeling)两个层面。情绪一词来自拉丁文“e”(向外)和“movere”(动),有着移动、运动的意义,在心理学中指情感性反应的过程,特别是非常短暂但强烈的体验;感情指的是情绪的主观体验,是情感性反映的内容,通常只用于指称人类的社会性高级感情。情绪、感情中并非完全没有逻辑理性的存在,而是缺乏连续的逻辑链条和完整的推理结构;所谓非理性要素对人类行动的驱动,指的是人们并非经过精确的利益计算而后作出行动,而是凭着直觉、冲动而采取行动。


第三,从社交互动的角度来看,非理性代表一种有别于信息传递的交往机制。一些交往行为本身未必构成人类知识与观点的增量,但是能够体现、维系或强化传受双方的关系,例如“吃了吗”“注意身体”“别熬夜”等话语,就其自身的信息量来说十分有限,关系价值大于资讯价值,但是这些表达所承载的关爱与亲密,才是其真正的价值。陪伴性媒介的发展也是基于这一逻辑:从慢节奏、无剧情的弱叙事电视节目的兴起,到网络主播陪观众打游戏、上自习,甚至直播睡觉的陪伴性直播内容,再到以全能、专属、亲密等为主要价值属性的虚拟偶像愈发受到年轻一代的追捧,重关系轻信息、重体验轻逻辑的交往类型已成为社交互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从符号载体的角度来看,非理性指的是一种有别于异质性观点表达的表征机制。这种机制具体表现为传染与复制,“人云亦云”的同质性是其最突出的特征,典型的例子就是网络模因。“模因”一词是道金斯从生物学基因理论中借用的概念,用以指代人类社会中的文化传播单位,通过模仿和复制的方式在人脑间相互传染而进行传播。模因没有固定的形态,可以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Black Lives Matter”等口号,也可以是恶搞表情包、模仿性视频等图像,还可以彼此建立联系,形成一套具有影响力的叙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席勒用“叙事星座”(narrative constellation)来概括人们凭空创造出的经济叙事,并指出,当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并相信某一叙事时,他们的行为就会引发共振,如导致了美国大萧条、比特币暴涨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共同喊出一个口号、共同攻击一个对象、共同挥舞一个标签、共同相信一个叙事,这种同质、同步的符号表征,能够迅速生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构成网络舆论的重要方面。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非理性”从构词法来看是“理性”的反面,但实际上两者只是概括了人类认知与行为的不同侧面,不应被视作对立的概念。正如阿伦特所指出的,感情的反义词不是理智,而是感动能力的缺乏或过于泛滥的感情。在很多情况下,人的行为不是泾渭分明地只受到理性因素或非理性因素的驱使,而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美国心理学家海特(Haidt)提出“骑象人”理论来解释两者的关系,即人的意识由“象”与“骑象人”组成,“骑象人”代表推理论证,“大象”则代表本能、直觉、下意识。大象所代表的因素发生在理性意识之外,却实际操控着我们的大部分行为;骑象人有时可以驯服大象,但更多的时候是服务大象。认知神经科学也通过实证研究证明认知和情感在许多方面密不可分的关系。虽然非理性的四重维度均以二元性(duality)的形态加以呈现,但借用鸡蛋的比喻,“我们能将鸡蛋分离,并不意味着鸡蛋内部是独立的”;同理,对理性要素与非理性要素的区分,并不意味着二者是独立的(that we can separate them does not mean they are separate)。“理性—非理性”的二元框架本质上是一种关系路径(relational approach),帮助我们在对照中深化对非理性要素的认识和理解。



环境:媒介可供性与作为基础传播要素的非理性

正如李普曼所指出的,非理性其实是人类社会的常态,但是当下将非理性作为一种基础传播要素来加以理解,则需要以媒介生态环境的可供性为起点。


已有学者关注到了新媒介如何改变公众的情感表达方式,以及基于情感而形成的交往关系的问题。新的媒介技术颠覆了以往的传播系统,内容生产、传播渠道、媒介效果等传播基本环节均经历了重大变革,而借助于媒介可供性(media affordance)理论,我们得以在“人-环境”互动理论框架下理解非理性要素的重要性。一方面,媒介为人类行动提供可能性,导致人们产生与环境属性相契合的知觉和动作;另一方面,人们能动地利用技术的可供性,使其服务于自身的各种心理社会需求。可供性视角让我们以技术自身属性为起点,去拼接各种看上去毫无关联的社会因素,实现对于文化的完整理解。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切入,来理解新传播系统与非理性要素的关系。


一是情感性、关系性要素得以进入传播系统。“富媒”之“富”,主要体现在感官通道数量和交互性的增加。从视觉符号到听觉符号,再到融合了多重感官的AR、VR等,传播的表征丰富度(representational richness)逐渐提高。虽然此时的传播仍然是有中介的(mediated),但是在构成要素上却日趋接近面对面交流。所谓媒介演进的“人性化趋势”,指的就是从“信息传播”到“具有温度的信息体验”的发展演变。在此过程中,原本因为信道狭窄而不得不被舍弃的情感性、关系性要素,例如语气、手势、场景,得以还原重现,传播活动愈发具有人性化的特征。这种交互日益朝着实时同步的方向发展。以网络视频直播为例,实时交互下的观众-主播关系,远远超乎大众传播时代看似双向、实则单向的拟社会互动(para-social interaction)。观众的反馈甚至能够直接影响直播的进程和内容,使观众参与到真实的社会互动之中,从而形成一种专注的情感与关注机制,以及在当下瞬间彼此共享的现实。



二是以直觉、情感、经验为主要动力的说服路径更容易被调动。格里芬斯(Griffith)等曾经指出,技术的效果不在意见或观念的层次上发挥作用 , 却逐渐地改变感官作用的比例(sense ratio)或理解的形式,并由此引出了著名的“冷热媒介”学说。在麦克卢汉的表述中,“热媒介”具有高清晰度,受众不需要再调动身体各种机能去“参与”,只需要遵照它所规定的参与方式即可。从这个意义上说,传播表征丰富度的提高导致媒介内容对受众的干预和占有增强,受众只需要沉浸到传播场景中,而无需进行更多的主动认知加工。例如,短视频就是一种高清晰度的热媒介,大多数短视频都短小精悍、高度结构化,通常有精心设计的“看点”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并选取最“洗脑”的歌曲片段作为背景音乐。在这种“沉浸式注视”中,人们将自己完全交给视频创作者所创造的节奏与氛围,从而产生了较强的使用惯性、观看黏性与内容认可度。VR 技术也是一种热媒介。在新闻报道中运用 VR 技术,能够使读者以第一人称视角“亲历”新闻现场,“参与”事件全程,而不再需要对着文字“脑补”画面,从而能够有效改变人们对新闻议题的态度和立场。在详尽分析可能性模型、启发-系统式模型等说服理论中,普遍存在以直觉、情感、经验为主要动力的说服路径,和以逻辑、推理、熟思为主要动力的说服路径。当人们不需要投入过多认知资源时,相应地就更容易调用快系统进行信息的加工处理,为直觉的调用、情感的产生和经验的激发创造条件。以沉浸代替旁观,以感染代替说理的传播效果将变得愈发普遍。


三是诉诸情感成为微粒化信息中最有效的传播手段。互联网的联结特性充分激发了个体的价值。个体作为网络节点深度参与到内容的生产与分发过程中,整个社会从传统社会以机构为社会运作的基本单位裂解到以个人为社会运作的基本单位,一个以资讯碎片化、需求碎片化、传播渠道碎片化和市场碎片化为特征的“微粒社会”由此诞生。相较概念廓清、理论推演、事实阐述等理性要素,非理性要素与微粒化的信息环境有着更高的兼容性。普通微博用户的单条博文字数上限为 140 字,推特用户的单条推文上限只有 140 个字母,在有限篇幅中,事实与逻辑往往因为无法充分展开而略显无力,但情感和意志却可以得到充分体现。视频弹幕的信息容量甚至比微博还要小,并且难以形成完整连贯的对话流,因此常表现为单纯的情感抒发和模因的复制与增殖。这些微资源的价值并非体现于社会整体信息量供给的提高,而是对于社会感性要素的呈现;这些要素原本不被掌握了传播渠道的专业人士所重视,因此在信息的生产与传播环节被层层过滤筛去,但微粒化的信息环境却使得这些要素的符号化、表征化成为可能。


应当看到,与其说互联网的匿名性、网络信息的图像化、数据呈现模式的信息流化让社会变得更加不理性,不如说是新媒介系统所能中介的对象完成了由理性要素到非理性要素的拓展。正如海特所指出的,作为“象”的非理性一直是主导人类行为与判断的最重要因素,只不过新的传播系统使得人类的直觉和情感更容易被触发、被表征,从而获得了更高的可见性。


机制:互动仪式链与非理性要素的影响路径


在詹姆斯·凯瑞提出区分传播的仪式观(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与传播的传递观 (transmission view of communication)这一主张后,以仪式的隐喻来理解传播活动的视角得到愈发广泛的认可和接受。仪式观认为,传播是一个制造、保持、修补和转换现实的象征性过程,重要的不是我们通过传播获得了什么信息,而是通过传播我们与其他人获得了怎样的内在联系和对现实的共同理解。这一观念所承袭的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即传播是对行动的协调,是让双方进入一个共同的“世界”。实际上,从涂尔干开始,社会学家就十分重视仪式在社会整合方面的作用,特别是欧文·戈夫曼,他对日常生活中的仪式展开了大量研究,并提出了“互动仪式”作为一种表达意义性的程序化活动的观点。但是,这些研究仅强调了仪式的概念和仪式的社会功能,未对仪式发生作用的机制进行深入探讨,而美国心理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对互动仪式链的研究,特别是他所提出的互动仪式的相互关注与情感连带这两大核心机制,则为我们理解非理性要素的作用方式提供了有益参考。


互动仪式链是一种微观社会学的视角,其研究落点在于“情境”,包含了共同聚集的场所、对外的界限、相互关注和共享情绪体验四种组成要素。信息传播可以分解为“触达-认知-认同”三个环节中,认同是最后一步,也是产生媒介效果最关键的一步,而互动仪式则回答了人们如何产生“认同”的问题。首先是高度的相互关注,即高度的互为主体性,互动的参与者不仅注意到他人,还注意到他人的关注点与自己的相同。这里的重点不再是关注对象具体是什么,而是参与者之间的默契与同步。其次是高度的情感连带,用社会生理学的术语来说就是“情绪感染”:人们在葬礼上感到更悲伤,在聚会中感到欢愉,在会话节奏确立时变得更加全神贯注。情绪协调导致维系群体交往的情感能量(emotional energy)的生成,促进群体中持续的信息交换与社交互动,由此导致网络社区的逐渐形成。相互关注与情感连带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集体关注提高共有情感的表达,而共有情感会反过来进一步增强集体活动和互为主体性的感受,即情感共振和关系认同是相互增益的。全通道、强交互、高同步的媒介系统,加强了行动者间关系的可识别性、可建构性,行动者间情感的可传染性、持久性,使得这种关系传播与情感传播成为共识建构的重要仪式。


联系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相互关注与情感连带的重要意义。在经历了剧烈的现代化进程后,原本依附于血缘和地缘的熟人社会开始解体,频繁流动的人口处于游离和松散状态。不同于前现代社会,人们“出生于”家庭,却需要“加入”社会阶层。一方面,身份的不断消失和获得,造成了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危机, 另一方面,作为个体的人拥有很少的资源,选择余地较小,因此不得不通过寻找集体的归属,来弥补个体的脆弱。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传播活动所承载的信息量有限,与受众已有的知识结构高度重合,甚至客观来看信息质量一般,但并不妨碍受众对这些信息产生认同,究其原因正是情感共振与关系认同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视频媒介之所以日益取代图文媒介成为人们首选的媒介消费对象,其中又以网络直播、弹幕视频势头最盛,正是因为这种消费行为构成了一种互动仪式,为受众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情感体验和共同体身份之确认。


结果:内容供给与舆论引导的新思路

信息论的核心观点是,信息是不确定性的消除,而作为其反面,噪音则是导致不确定性增强的一种存在。这种观点的背后是传播的传递观,即传播是一种信息的传递与位移,其传播效果以传播者的意图是否达成为标准。在这一逻辑下,大众媒体高举理性和逻辑的大旗,以展现客观事实、提供深度分析为己任,自诩公共议程的“设置者”和公共信息的“把关人”。然而,社交媒体的出现打破了媒体机构的渠道垄断,让内容生产从由少数专业人士的把持转变为非专业精英与专业人士的共舞。短视频与网络直播平台普及后,传播的门槛进一步降低,传播队伍实现了人类文明史以来最为多元、最大规模的扩容,传播主体的变化也极大地影响了内容供给的局面。因此,在内容供给与舆论引导方面,亟需新思路来适应新局面。


在内容供给方面,应着重提高横向整合的能力。相较于新闻专业主义逻辑下强调客观性、真实性、准确性的内容生产,互联网所释放出的新兴生产力则带来了更加注重内容的主观性、情感性和体验性的内容供给。从传播方面来看,自媒体和普通用户所制造的大部分内容干扰了信息的传播与接收,造成了信息编码的模糊与信息解码的误读,使传播者的意图无法实现,应当被归结为一种噪音。但是,内容生产格局发生剧变的同时,内容价值的评判标准也相应产生了变化。在人们看来,事实与逻辑固然重要,但不再是最重要的,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标准进行筛选采信。上述本应被视为噪音的主观性、情感性和体验性内容,如今在受众的心中具备了能够消除不确定性的信息价值。立场优先于事实、感性压制理性的“后真相”,构成了对理性逻辑的巨大挑战。中国民间社会的信任基础是基于情感召唤,即“搏感情”,而公民社会的基础则是说理辩论的信任,即“讲道理”。因此单纯摆事实、讲道理的内容无法“入脑入心”,公共领域应当融情会理,增加内容的“有效供给”。谁掌握了横向沟通与立场整合能力,谁就能够将具有不同价值观念和文化属性的人凝聚在一起,能够创造共享的传播体验与生命体验,能够占领传播高地,成为社会共识的协调者。这为主流媒体在未来传播中的发展策略指明了方向。

在舆论引导方面,应将治理目标从“人为的秩序”调整为“涌现的秩序”。不可否认,非理性要素一方面有助于观念共同体、认同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的形成,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导致偏见共同体、群体盲从等问题的出现。网络意见表达和内容生产作为一个自组织的复杂系统,具有自我调节、自我发展,从简单到复杂、从幼稚到成熟的成长特性。自组织的一大特性是“涌现性”,即在一个复杂系统的时间序列上一种功能与价值的突然出现。基于对这一特性的认识,网络舆论的治理目标应调整为“涌现的秩序”,将网络舆论的主体从至臻至善的理性宝座中解放出来,将非理性要素视作自然舆论生态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给予网络用户一定的表达空间。因此,未来研究应关注政府部门的角色定位如何实现从管理者到生态共建者的转换,探讨如何通过对治理目标的调整和责任范围的调适,其中包括划定清晰的责任边界,监督违反规则的现象,确立冲突解决机制等,从而实现因势利导的良治。


本文从历史、对照、技术与过程视角出发,对非理性要素的内涵和价值进行了分析。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情感转向”中,排斥、限制非理性要素的理性主义范式开始松动,直觉、情感、意志的重要性逐渐受到关注。以关系视角视之,人类几乎所有的认知与行动都是由理性与非理性因素共同驱动的,只不过侧重点有所不同,因此摆脱失范框架为理解非理性要素打开了更宽的视野。从环境层面来看,这些要素在新传播系统中得到更加充分的呈现和调用;从机制层面来看,相互关注与情感连带分别对应这些情感公众形成的关系路径与情感路径;从结果层面来看,主观性、情感性和体验性内容成为未来发力的主要方向,而舆论监管则应充分考虑涌现性,将非理性要素视作自然舆论生态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给予其一定的空间。非理性要素的引入,将为互联网的动员机制、社会治理与舆论引导、国家-公众的协商互动等重要问题的回应提供新的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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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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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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