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在怎样处置波斯别洛夫的调查发现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做得绝对正确的，并且做得正及时。我当时坚持要在二十大上作此报告，是抓住了时机，对这一点我至今是感到满意的。
——[苏］尼基塔·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的批评虽然太注意斯大林的个人，太不注重斯大林的制度，但这一秘密报告却具有重大意义。它成了非斯大林化的象征，宣布斯大林主义的历史地结束了。尤其重要的是，这些批评都由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亲自来宣布。
----［西德］沃尔夫冈·莱昂哈德
在1988年出版的一本关于苏共二十大的书的封底上，有这样一段文字：“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事件是战后最富有戏剧性的世界重大历史事件之一，尤其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广泛和深远的影响。但长期以来，因为种种缘故，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舆论界一直对这一事件包括秘密报告本身讳莫如深，直到最近才有所改观。”这话是对的。80年代中期以前，苏共二十大和秘密报告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界或学术界绝对是禁区；而8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一度又成了爆炒的热门话题。之所以如此，关键之处在于，它主要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
而今时过境迁，二十大也好，赫鲁晓夫作的什么报告也罢，没有谁再神神密密地在乎它们。可是，事情又走向了另一个方面，即对这一事件的出现和它所产生的影响，或者过于简单化或者与二十世纪的历史发展相割裂，总之忽视了它的前因后果及同其它重大事件之间的联系。实际上，不了解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就很难理解后来社会主义国家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更不可深刻地理解苏联为什么会解体，东欧为什么会剧变，中国为什么改革开放。本书的这部分将从学术角度向读者介绍为什么会出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秘密报告》的出台
所谓《秘密报告》，指的是1956年2月24日深夜11点到25日凌晨，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简称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这个报告是在秘密状态下作的并且在苏联一直没有公开，后来通过非正常途径流传到西方，由美国国务院全文公布，因此以后也就被称为《秘密报告》。
苏共二十大于1956年2月14日至24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召开，参加者除了苏联共产党的代表之外，还有来自55个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工人党的代表。按照正常的日程，这次大会主要是听取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报告、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报告、苏共二十大对第六个五年计划（1956～1960）的指导，进行中央机构的选举。尽管有这么多的议程，但是，在这次大会上唱主角的却是赫鲁晓夫。拉齐奇说：“苏共二十大不时地给人以这种印象，即这是赫鲁晓夫的独脚戏：他致开幕词，他宣读总结报告，他被任命为负责起草大会决议的委员会的主席和俄罗斯事务办公厅主任。”
除了主持大会开幕并致开幕词之外，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向大会作了长篇《总结报告》。在这个报告中，赫鲁晓夫根据斯大林去世后几年来苏联对外政策上的调整，提出了“关于现代国际局势发展的几个问题”，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体系之间的和平共处问题、现代防止战争的可能性问题、不同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这三个问题后来也被概括为“三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赫鲁晓夫代表苏共提出的这些观点后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特别是在中苏两党之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三和”问题以及几年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的“两全”（全民党、全民国家）问题，是中苏两党理论分歧的核心内容，非常值得深入研究。只是这样做非本书的任务，只好忍痛割舍。但是，需要指出，“三和两全”既不像苏联共产党自诩的那样，“对国际形势发展中根本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从而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也非中国共产党所批判的那样，是修正主义观点，实际上是适应苏联对外政策调整的需要，适应苏共改变对国际共运控制策略的需要而提出来的思想指导方针，也是“非斯大林化”的重要步骤之一。前西德学者沃尔夫冈·莱昂哈德认为：“1956年苏共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其目的是使赫鲁晓夫领导集团的非斯大林化措施合法化，并为进一步背弃斯大林以便实现自上而下的有控制的改革扫清道路。”
不过，最重要的非斯大林化还是体现在国内政策上面。二十大开了整整10天，到24日就闭幕了。当晚，当选为新一届中央委员的代表参加由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主持的中央全会，其余代表则收拾行装准备次日打道回府。可就在这天深夜，所有代表又突然被召回克里姆林宫。他们虽然不知具体什么原因，但都感到肯定有不寻常的事件发生。
果然被他们猜中了。这次会议是二十大公开日程上所没有的，因此出席者主要是苏共的代表。外国党代表除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书记贝鲁特、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第一书记拉科西之外都没有被邀请，而且对此事也一无所知。参加者除二十大的正式代表，还有100名30年代遭受过迫害，后来又恢复了名誉并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党员干部。这次会议仍由赫鲁晓夫主持并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身份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
《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大约两万多字，其十分冗长的内容大体上包括这样几方面：
一是在反对所谓“人民的敌人”的斗争中，无辜杀害了“许多诚实的共产主义者”和“捍卫党的列宁主义方针、与托洛茨基和其他右派进行积极斗争的人们”。赫鲁晓夫讲：“凡是在某一点上不同意斯大林的人，或者只是被怀疑有敌对打算的人，或者仅是受到诬蔑的人，都可以加上这个罪名，对他横施镇压，破坏革命法制的一切准则。”
二是大搞个人独断专行，破坏了集体领导的列宁主义原则。“斯大林与列宁不同，他不是耐心地对个们进行工作，循循善诱地教导他们，不是用依靠集体从思想上影响的办法，而是用强迫的办法。他抛开了列宁的说服教育的方法，从思想斗争走上强迫命令的道路，走上了大规模镇压和恐怖的道路。”结果，滥用权力，自己以苏共中央的名义行事。
三是对希特勒发动侵略苏联的战争的准备不足。“斯大林的独一无二的权力给卫国战争带来严重的后果”。如：在战争爆发前夕，斯大林对从各种渠道来到苏联的关于德国要发动对苏战争的信息，都置若罔闻，一概加以否定；在德军开始行动的时候，斯大林又忽视苏军某些军事首长的警告、德军士兵的口供甚至德军明显行动，结果使苏在战争爆最初几天，蒙受惨重损失；在战争期间，斯大林又不亲自上前线，而是“地球仪制定作战计划”。
四是在农业问题、民族政策和国际关系等方面“随心所欲地行动”，也犯了许多错误。比如，将一些民族整体地连同所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一起赶出他们故土，迁到遥远的地方；将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等等。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还讲了许多具体的例子和数字，用它们来说明斯大林个人崇拜对于苏联社会发展所造成各个方面的严重危害。听众对他所讲的也十分震惊，这从会议的记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每当他提到这些具体事例的时候，会议记录都有这样的记载：“大厅内躁动起来”、“大厅内躁动不安”、“大厅内情绪激动”、“大厅内一阵骚动”、“大厅内冲动起来”；当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赞扬苏联党和人民的时候，会议的记录写着：“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暴风雨般的掌声”、“鼓掌欢呼”、“掌声”；当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进行冷嘲热讽的时候，会议的记录则写道：“大厅内气氛活跃”、“大厅内发出笑声”、“大厅内发出笑声，气氛活跃”、“大厅内群情激愤”。在赫鲁晓地作完了报告之后，会场“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最后转为欢呼。全体起立。”
没有不透风的墙
尽管一切都是在不公开的情况进行的，但是，《秘密报告》还是很快地在世界传开了。
一方面，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这个报告的本来目的，就是想“公开挑开反对个人崇拜的帷幕”。所以，大会一闭幕，苏共中央书记处就立即要求在全国的积极分子范围内传达这个报告的内容。后来，这个报告又在工厂、商业机关、行政机关及其它机构中的党基层组织中传达，再后来便在苏联家喻户晓了。
另一方面，西欧国家特别是苏联的冤家对头美国获悉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谴责了斯大林后，对《秘密报告》也十分感兴趣。据说美国中央情报局还拨出100万美元的活动经费来搞到赫鲁晓夫这个报告的全文。
那么，《秘密报告》到底是怎样泄露到西方的呢？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提到：“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的那篇关于斯大林滥用职权的报告产生了。原想是秘密的，可是事实上并没有保住秘密。我们采取了措施，把报告的复本分送给兄弟共产党，以便它们能够了解报告的内容。这就是波兰党怎样收到一份报告的经过。正当二十大期间，波兰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贝鲁特同志去世了。在他死后出现了大的混乱。我们的文件落一些敌视苏联的波兰同志的手里。他们利用我的报告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服务，并且复制了报告。人们告诉我，报告本子在被人以很小的代价出售。所以你看，我们认为赫鲁晓夫在二十大秘密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不值几文！世界各国的情报人员可以在公开市场上廉价地买到它。”
事实远比赫鲁晓夫讲的复杂得多。开始时，美国中央情报局情报处头目艾默获悉苏联送给南斯拉夫共产党一份《秘密报告》的副本，于是想从南斯拉夫人手中将它搞到。战后，南斯拉夫和苏联两党两国由于历史上的恩恩怨怨和在经济贸易合作、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式方法、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重大分歧，苏共利用自己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独特地位不仅将南共从共产党情报局开除出去，而且还带领东欧其它国家对南斯拉夫进行批判。在苏联东欧国家完全断绝了经贸往来并进行经济封锁的情况下，南斯拉夫不得已求助于西方。美国先后向南斯拉夫提供过几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美国自信地认为，南斯拉夫人会同意将《秘密报告》的副本交给美国。然而，美国人错了，南斯拉夫拒绝这样做。
南斯拉夫这条路没有走通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又将注意力转向波兰。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不了赫鲁晓夫揭露、批判斯大林的刺激，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贝鲁特1956年3月12日因心脏病突发在莫斯科去世，这在波兰党内引起了一时的混乱。接替贝鲁特第一书记职位的是奥哈布，面对着突如其来的《秘密报告》，他也不知所措，于是也让自己的几名高级助手看了，结果知道这个报告的人越来越多，范围也越来越扩大。美国的情报人员通过在波兰的“关系”搞到了《秘密报告》的副本。不过，赫鲁晓夫对各国共产党留了一手，给它们的报告副本并不是全文，而将有关苏联对外政策部分删掉了。美国得到了一份不全的《秘密报告》后仍不死心。
最终美国中央情报局还是通过以色列情报弄到《秘密报告》全文的。以色列的著名的情报机关“摩萨德”受美国中央情报局反间谍处头目安格尔顿之托，从一名也是犹太人的苏共党员那里用高价买到了这份报告的全文，然后再转到美国人的手中。杜勒斯看到后兴高采烈地称“赫鲁晓夫的这个报告是炸毁共产主义世界的原子弹”，因此建议艾森豪威尔政府立即公布它。1956年6月4日，《纽约时报》率先全文刊登了《秘密报告》的全文，随后，美国国务院又将它印成小册子，6日法国的《世界报》根据美联社的译本也刊登了全文。以后就在全世界流传开了。
据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麦德维杰夫兄弟说，二十大以后，苏联曾经一度印过100万册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单行本并公开出售过。但1956年6月，在苏共中央通过了一项比较温和的决议以后，这些印刷品绝大部分都被销毁了，只有少量保存下来。一直到80年代末，《苏共中央通讯》才全文发表了《秘密报告》，将赫鲁晓夫当年对斯大林的揭露和批判原原本本地向人民公开。
并非突然袭击
在中国有一种十分流行而且又十分权威的说法，那就是认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搞突然袭击，非难斯大林。
其实，这是非常冤枉赫鲁晓夫的。就《秘密报告》如何产生的，赫鲁晓夫在回忆录讲了不少，从中不难看出，其过程还是比较复杂的。这本书的英译者和编辑者斯特罗勃·塔尔伯特说：“赫鲁晓夫显然是在他的同事们（马林科夫是其中突出的一个）的压力下，被迫走上这样一个抛头露面的地位的。”今天回过头看，《秘密报告》是苏共非斯大林化的一个重要步骤，是有历史的必然性的。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新继任的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无论在内政还是在外交方面都开始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过去斯大林的僵硬政策。关于对外政策方面，本书“冷战”部分涉及了许多；而内政方面，本书“苏联剧变和解体”部分也有所论及。为了说明问题，这里着重写一下在国内政治方面的非斯大林化，其中最突出的便是为斯大林时期的一些冤假错案进行评反。按国内外学术界的观点，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是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最重要的后果。
最先评反的“克里姆林宫医生间谍案”。这个案件发生在1953年1月。苏共的喉舌塔斯社13日发布消息说，根据几天前一名犹太女医生季马舒克的揭发，维若格拉多夫等15苏联医学界的权威、专门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保健的医生，用门以有害的治疗、使病人逐渐死亡的方法来谋害党和国家领导，是“帝国主义的间谍”，因此都被逮捕并受到了严刑拷打。《真理报》还发表社论说：这是一个被美国情报机关收买和被国际犹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组织所招募的恐怖集团，为它们而从事卑鄙的间谍活动。可实际的情况却是，作为克里姆林宫的主治医生之一的维诺格拉多夫发现斯大林的健康情况不好，建议斯大林停止一切活动而绝对进行休息，结果惹恼的斯大林。斯大林去世后一个多月，1953年4月4日，塔斯社又报道说，苏联内务部对“克里姆林宫医生间谍案”进行了复查，认为对他们的逮捕是不正确的，因而宣布释放该案所有被捕人员并恢复名誉。
在平反“克里姆林宫医生间谍案”之前，苏联最高苏维埃已经先后几次颁布大赦令，释放了一些所谓的罪犯，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反响，而这个案子的评反更加引起苏联社会的震动。为什么呢？因为自从30年代中期以来，苏联进行了多次的肃反运动，搞大清洗，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蒙难者无计其数。从这样一组统计数字上可窥见一斑：“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1934年召开――引者）选出的71名中央委员，有51人被处决，2人被迫自杀；68名候补中央委员中，有47名被处决。列宁建立的第一届人民委员会，连列宁在内共有15名委员，有8名被处决或病死在狱中，1名被逐出苏联。肃反运动开始前6名元帅中，图哈切夫斯基、加马尔尼克、叶戈罗夫、勃留赫尔等4名被处决，只留下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195名师长中杀掉110名，220名旅长中杀掉186名，海军舰队司令员只留下1名。航空国防委员会和化学国防委员会的领导人几乎全部遭清洗。”
肃反、大清洗涉及的案件上百万，涉及的人上千万。“据一般估计，总共约有2000多万人。如果这些人的家庭人数都以每家4～5人计算，则波及面几近1亿人。长期积压在近三分之一人口中的压抑和冤屈，以及社会上对他们坎坷遭遇的同情情绪，在斯大林逝世后不能不反映出来。”1954年，苏联党和国家决定成立一个由波斯别尔洛夫领导的专门委员会，负责审查这些案子。在审查的过程中，专门委员会从内务部的大量档案资料和文件中发现：在过去二十年的案件中有许多是冤案、假案和错案，造成了大量无辜的人死亡。赫鲁晓夫看到这个专门委员会的报告后，尤其了解到许多枪决的命令都是斯大林亲自下的之后十分震惊。在非斯大林化的大背景下，赫鲁晓夫也逐渐地坚定了将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严重后果问题彻底揭开的决心，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于这样做无疑是一个最好的时机。赫鲁晓夫自己也说：“我一直为这样一个思想所苦恼：‘在会将要结束，也将通过一些决议所有这一切都是形式上的事情。可是往后又是什么呢？几十万被枪毙的人仍将使我们良心不安，这些人包括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1934年）上选入中央委员会的三分之二的委员。当时在政治上活跃的党员几乎全部不是被枪决了，就是被镇压了。’总之，波斯别洛夫委员会揭露出来的事实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最后，在大会的一次休息期间，当室内只有主席团的委员时，我鼓起勇气，把这事提了出来。”
赫鲁晓夫把问题提出之后，苏共的最高领导层的看法也不一样，甚至有很大分歧，特别是与案件有千丝万缕联系甚至参与过那些冤假错案制造的人强烈反对，如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岗诺维奇、马林科夫等。主要是在对斯大林的态度上对立，一年后，这四个人曾在苏共六中全会上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想将赫鲁晓夫撤职，但“偷鸡不成反搭一把米”，被赫鲁晓夫打成了“反党集团”，都离开了莫斯科。
由于意见不能统一，争论不休，最终各方达成一个折衷的方案，即“赫鲁晓夫不在正式大会上，而在非正式的内部会议上另作一个专门报告，专门报告不以赫鲁晓夫个人的名义，而是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赫鲁晓夫同意在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不公开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而在新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以后，作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第二个报告。”
于是，才有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名义上是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实际上在主要揭露斯大林在国内政治、经济方面所犯的错误。
赫鲁晓夫错在哪里
虽然由集体决定并且是大势所趋，但是，《秘密报告》毕竟冠以赫鲁晓夫之名，因而也成了评判赫鲁晓夫功过是非的焦点之一。赞扬、称赏者有之，批评、谴责者更有之。就批评、谴责赫鲁晓夫而言，莫洛托夫说：“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进而反对列宁的政策，他想改变斯大林所奉行的、我们同斯大林一起始终维护的列宁的政策。”中国对此最为流行和最具有权威性的观点则认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全盘否定斯大林”。
到底怎样评价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问题；这也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性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有大的变化。单从目前的学术角度讲，我认为应从三个方面来认识。
首先，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所讲的基本上都是事实。对此，不毋需用长篇大论加以深刻的论证，只要列出一份评反大事记就足够了。
1988年2月4日，苏联最高法院通过决定，撤销1938年对布哈林等人的判决，认为他们的行动并没有犯罪的成份，此案不能成立。决定还说，这一案件的预审中粗暴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仿造证词，用不能允许的方法向被告人取得口供。
5月10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作出决定，恢复布哈林院士的称号。
6月13日，苏联最高法院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33人恢复名誉。《消息报》说：“现在很清楚，他们不是敌人，他们在法律、国家和人民面前没有罪。”
7月9日，塔斯社报道，苏共中央政治局“重新研究30～40年代和50年代初迫害事件材料委员会”在一次例会上讨论了关于布哈林、李可夫等人的党籍问题，这些人是因“右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案而受到审查处决的。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于6月21日恢复了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党籍（死后恢复），并承认托姆斯基的党籍从1904年算起。恢复党籍的还有罗森尔茨、切尔诺夫、布拉诺夫、拉柯夫斯基等。
8月4日，苏共中央政治“重新研究30～40年代和50年代初迫害事件材料委员会”发表公报，为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莫斯科中心”、“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部”和“托洛茨基平行反苏总部”四大历史案件的受害者平反。这些案件是在1932～1937年间以“进行恐怖活动”、“参加暗杀基洛夫的准备工作”等罪名判罪的，有的已被枪决。公报认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拉狄克等70多人是在违反法律、捏造事实的情况下被判罪的，现在决定撤销原判决，为他们恢复名誉。
在这些事实面前，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所讲的又算得了什么呢？
其次，赫鲁晓夫也并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之所以这样讲，一方面，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的一开始就宣称：“这个报告的目的不是要对斯大林的生平和活动作全面的评价。斯大林的功绩在他活着的时候已经有足够数量的书籍、小册子和研究著作讲过了。斯大林在准备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国内战争和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作用是众所周知的，每个人对此都知道很清楚。”另一方面，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还有五处肯定斯大林。这五处依次是：（1）“我们必须肯定，党对托洛茨基分子、右倾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进行了一场严重的斗争，从而在思想上解除了列宁主义的一切敌人的武装。这场意识形态上的斗争进行得很成功，结果使党变得力量巩固，并受到了锻炼。斯大林在这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2）“只是在政治局的几位委员跑到他（指斯大林--引者）面前并对他说，需要立即采取一些措施来改善前线的状况时，他才重新恢复主动的领导。”（3）“首先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事实，即政治局委员对这些问题在不同时期是有不同看法的。起初，他们有许多人积极支持斯大林，因为斯大林是最坚强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4）“斯大林深信，这样做对于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反对敌人的阴谋和帝国主义阵营的进攻是必要。”（5）斯大林“看问题也是从工人阶级的利益、劳动人民的利益，以及为了有利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立场出发的。我们不能说这些都是浑头浑脑的暴君所为。”
第三，这又绝不意味着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完美无缺，赫鲁晓夫本人和他所作的这个报告事实上也存在多方面的不足。80年代的某一年，中国学术界曾经开过一次专门讨论《秘密报告》的小型学术会议。这次会议在肯定《秘密报告》在打破对斯大林个人迷信、解放思想方面的积极作用的同时，认为它也存在着以缺陷：
一是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不全面。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时期苏共的大党主义和苏联的大国主义错误丝毫没有触及。在这方面的最好的例证就是苏共与中共、南共及其它东欧共产党的关系，苏联与中国、南斯拉夫及其它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斯大林、苏共和苏联通过共产国际、共产党情报局这些国际组织控制其它国家的共产党，干涉它们的内部事务。“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而斯大林自己对此也承认了错误。可是，赫鲁晓夫在揭露、批判斯大林时对此却只字不提。
二是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不深刻。斯大林为什么会犯如此多的错误？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认定是由于斯大林个人的品质和性格不好，没有也不可能从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上找原因，分析十分肤浅。如果有一个健全的民主监督机制的话，许多错事是斯大林不应该也是不可能做出的。如果读一读国内外学者论述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历史渊源的文章，这样的结论是不难得出的。
三是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不公正。毫无疑问，斯大林应当对他执政时期苏联出现各方面问题承担主要责任。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其他领导人没有任何责任。实际上，整个党的领导核心成员，自然也包括赫鲁晓夫本人，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可是，在整个报告中，赫鲁晓夫在这方面一个字也没有讲到。当然，在斯大林个人集权的情况下，提出任何不同意见也都是很难的。记不起在哪一本书上看到过这样的记载：赫鲁晓夫在作《秘密报告》时，下面听众中递上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斯大林犯那些错误的时候，你干什么去了？”赫鲁晓夫看过这个纸条后，便当众将它读了，然后问：“这个纸条是谁写的？请您站起来。”连问了几遍，见还没有人回答，赫鲁晓夫就说：“这就对了。当时我不也不敢站出来吗。”这或许是一个黑色的幽默，但其真实性倒也可信。
四是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不严肃。尽管苏共中央主席团同意并委托赫鲁晓夫作这个《秘密报告》，事先也写出了稿子，也得到了苏共中央的批准。但是，在作报告时，赫鲁晓夫讲到兴头上时党添油加醋，而且总是掺杂着个人的情绪，对斯大林进行讽刺挖苦。从记录上可以看出，凡引起哄堂大笑、所谓气氛活跃的时候，大体上属于这种情况。比如，他说：“斯大林自己非常用心地来渲染自己是一个伟大的将领，千方百计地向人们灌输这样的说法，即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获得的一切胜利与他人无关，都应归功于斯大林的勇敢、果断和天才。就象库斯玛·克留契可夫一枪挑死七个人一样。”
总之，“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破天荒地揭露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把斯大林从神的位置拉到人间的位置，这就告诉人们，象斯大林这样的伟大的领袖人物，他的理论，他的实践，也必须受到历史的检验。”
波兰----两次事件
赫鲁晓夫作的《秘密报告》在整个共产主义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根据这个报告，斯大林一下子从天上的“神仙”变成了人间的“魔鬼”，如此之大的反差，对于以往把斯大林奉为神明的人猝不及防，顿时手足无措。
在苏联，“1956年3月，斯大林的故乡梯比里斯就爆发了群众示威流行，反对二十大的决议，反对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流行队伍高喊：‘打倒赫鲁晓夫！’‘打倒布尔加宁！’‘拥护莫洛托夫出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拥护莫洛托夫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在西欧，《秘密报告》则造成了许多共产党人思想上和信仰上的混乱。沃尔夫冈·莱昂哈德在《欧洲共产主义对东西方的挑战》一书中写的一段就非常具典型：赫鲁晓夫2月25日的所谓秘密报告从未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刊印过，但不久作为谣言传到我们这里。它包含了多得惊人的具体情节，后来都被这篇报告的讲稿证实了。我们在来比锡议会的地下室里感受到最初的震惊。我们十几个人蹲在一起，为刚才听到的事情而目瞪口呆。一切话都是压低着嗓子窃窃私语的，似乎有点难
以置信，不可捉摸；如果大声重复这些话，那就使人难以忍受--多么矛盾啊！他只要对谁瞪上一眼，就足以使这个人永远消失而不再出现。他消灭了老布尔什维克近卫军，杀死和逮捕了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多数代表和候补代表。基洛夫在他知道的情况下遭暗杀。他威胁国家保安部长说，如果被逮捕的克里姆林宫的医生不招供，就要砍下部长的脑袋。还有集中营、大规模绑架、整个整个少数民族遭到驱逐的事例。人们宣读着那些绝望的共产党人从监狱寄出来的信，谁知道正是他把他们投入监狱的。人民提心吊胆过日子至少有二十年之久。这一切果真如此吗？不可能这样！斯大林，是我们力量的体现者，是力量的象征，是朋友、卫士、远方的父亲，是革命的化身。他无所不知，慈祥而正直＇而现在的斯大林，难道是一个暴力狂、迫害狂、偏执狂？难道他嗜好虚荣、生性恶毒，是一个卑鄙的独裁者？不可能！我们站起来去街头漫步。我们仿佛在梦幻之中，神容憔瘁……
然而，对《秘密报告》反应最强烈的是在苏联和斯大林长期控制之下的东欧，它所产生的轰动效应可就不这么简单了，相反成了反对苏联和苏联模式的大规模群众性运动的导火索，其中以波兰和匈牙利最为激烈。
苏共二十大对波兰党产生的影响最早也最直接。就在二十大召开期间，2月19日，苏联共产党、波兰统一工人党、意大利共产党、芬兰共产党、保加利亚共产党发表联合通告，宣布1938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解散波兰共产党的决定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而此恢复波兰共产党的名誉。波兰共产党的前身是“第一无产者党”，成立于1882年，后几经分合于1925年改名为波兰共产党。在苏联大清洗高峰的1938年，共产国际执委会根据“敌人的间细大批渗透到党的领导队伍中”的指责，解散了该党。直到1948年12月，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在华沙合并成波兰统一工人党。根据后来披露的档案资料，1938年，“反对波兰共产党人，反对波共产党的罪行完全是在苏联的领土上进行的，史实和文献证明，波兰共产党人的大清洗，解散波兰共产党都是在斯大林的授意下并根据他的坚决要求而进行的。”
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和为波兰共产党评反大大激发了波兰人民的政治热情，哥穆尔卡后来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刺激了我国政治生活，使它发生了转变。一种生气勃勃的、健全的潮流在党的广大基层、工人阶级和整个社会中产生了。人民开始伸直他们腰背。沉默的、被摆布的头脑开始摆脱虚妄的和伪善的毒素。”波兰人民希望摆脱苏联的控制和苏联模式的束缚，要求改变贝鲁特的全盘苏化政策和走符合自己国情的独立自主道路。所以这些开始时表现为党内外要求恢复哥穆尔卡的职务和声誉的呼声。哥穆尔卡生于1905年2月，1926年加入波兰共产党，1943年11月当选为波兰工人党中央总书记，1945年后曾担任过波兰临时政府第一副总理和西部领土部部长。在波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初，哥穆尔卡就提出了“通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反对照抄照搬苏联模式。。但是，在1948年8月召开的波兰工人党中央全会上，哥穆尔卡被扣上了“不懂苏联共产党领导作用”的“右倾民族主义”的帽子，遭到了批判，以后又被撤销党内外一切
职务，1951～1954年间甚至身陷囹圄。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说，哥穆尔卡也成了波兰独立自主的象征。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波兰发生了战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反政府和反苏联的群众运动。1956年6月28日，波兰西部工业城市波兹南斯大林机车车辆厂的工人要求政府增加工资和降低所得税，遭到拒绝后就走上了大街示威游行，参加了人也越来越多。游行者高呼“提高工资，降低赋税”、“打倒秘密警察”和“俄国佬滚回去”等口号。最后，政府从华沙调来保安部队将把这次骚乱镇压下去，造成了一些人员的伤亡。
事件发生后，波兰党和政府认为虽然不排队有个别敌对分子捣乱，但主要原因是党和政府领导机构中官僚主义。然而，苏共中央却公开声明波兹南事件是西方帝国主义分子精心策划的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阴谋活动。7月召开的波兰党七中全会明确地重申了这个事件主要是由于官僚主义对工人漠不关心而造成的，同时还决定恢复哥穆尔卡的党籍。不难看出，波兰党与苏共之间围绕波兹南事件的性质问题产生的严重分歧。与此同时，广大群众继续要求进行改革，要求正确处理与苏联的关系和要求恢复哥穆尔卡的一切职务。
为了解决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波兰党中央决定召开八中全会。密切关注着波兰局势变化的苏联为了进一步向波兰党施加压力，不仅向苏波边境调动军队，而且10月19日在波兰党八中全会召开前夕不请自到。赫鲁晓夫率领一个庞大的苏联党政军代表团来到华沙，要求参加会议，但遭到了波兰党的拒绝。关于波苏两国领导人的这次直接冲突，有这样一段生动的记载：
苏联代表团是未经波兰的邀请而突然来到的。因而机场不曾接到准许这架飞机降落的命令，致使图波列夫104客机环绕华沙上空飞行了将近一个小时才降落。扶梯一放好，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一批大人物陆续走下了飞机。他们是：莫洛托夫、米高扬、卡岗诺维奇、华沙条约国部队司令科涅夫元帅、红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将军，还有十个左右陆军上将。赫鲁晓夫眼里充满怒火，他恼怒地接受了少数穿波兰军服的苏联军官的敬礼。冲着前来迎接的波兰政治局成员厉声申斥：“我们为这个国家流了我们的血，而现在他们却试图把它出卖给美国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这办不到，绝对办不到。”波兰总理西伦凯维兹说，赫鲁晓夫同志，我提醒你，你是在波兰领土上说话。前来迎接的波兰政治局中有人回答说：“我们比你们流更多的血，我们并没有出卖给任何人。”赫鲁晓夫直瞪瞪望着这个说话的矮个子男人，问道：“他是谁？”“我是哥穆尔卡，我曾经被你们关在监狱里三年。”“他在这里干什么？”赫鲁晓夫问。奥哈布作了回答：“他来这里，因为我们决定选他为第一书记。”
在接下来的会谈中，苏联党政代表团要求波党按照苏方的意见安排中央人选，而波兰党坚决地顶住了苏方的压力，拒绝了其无理要求。第二天，赫鲁晓夫自寻台阶，率众悻悻而归。波兰八中全会选举哥穆尔卡为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在会上表示党要改正过去的错误，提出要去掉社会主义模式中不好的东西，把波兰自己的、更加完善的机制加在这种模式上面。这样，波兰党在1956年10月成功地抵制了苏联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的干预，取得了独立自主的胜利。“由于八中全会这一历史性变化符合波兰人民的愿望和利益，因而这一段时间被波兰历史学家称之为‘十月的波兰春天’，从此人民波兰开始了新的一页。”
匈牙利----悲剧
与波兰相比，稍后发生的匈牙利事件可就不那么轻松了。苏共二十大在这里产生的影响却是流血的冲突?同东欧其它国家一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匈牙利也采取了苏联模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有过之而无不及。1945年4月，匈牙利是被苏军解放的，而且由于匈牙利是战败国，苏军还根据和约留驻匈牙利。以后，苏联又向匈牙利党军各部门派了大批的顾问，这些人以“解放者”和“监督者”自居的人在匈牙利政治经济生活中起了极其特殊的作用。匈牙利社会主义建设上的成绩与缺点、前进与徘徊都与苏联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时期匈牙利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是跟随苏联军队回国的拉科西，由于同苏联有着特殊的情结，再加上国内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也需要苏联帮助，因此奉行了不顾民族利益、完全服从苏联需要的外交政策和不顾具体国情、全盘照搬苏联模式的国内政策。不仅如此，1959～1952年间，拉科西在匈牙利也搞了大清洗，将当时匈党中央政治委员、政府内务部长和外交部长的拉伊克等判处绞刑，受牵连者多达20余万。
拉科西的这些做法给匈牙利的社会主义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后来自己总结说：“拉克西--格罗集团，从1948年底起，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基础。这个集团在党的生活和国家的生活以及在管理经济中采用了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的政策、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和一意孤行的行政手段。这种有害的方法论在我们党内生活中，还是在国家的生活中，都导致了极其严重的错误和罪行。”这些错误和罪行中包括：“由于机械地抄袭苏联的例子，不正确地解释苏匈友谊，因而严重地伤害了匈牙利人民的民族感情和爱国主义情感。”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随着苏联内外政策的调整，匈牙利的政治经济政策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在苏联的干预下，拉西科辞去了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只担任党的第一书记书记，由纳吉继任部长会议主席。纳吉生于1896年，一战期间被俘到俄国，先加入了俄共（布）后转入匈牙利共产党，曾长期流亡苏联，受布哈林的影响较大。纳吉上台后，在1953～1955年间便尝试着改变苏联模式，实行了一系列新政策。比如，“停止执行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促进了轻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初步地扭转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现象；允许强迫加入合作社的农民自愿退社，鼓励个体农民和合作社平行发展，修改了农产品义务交售制，还使许多撂荒地又种上的庄稼；人民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有所提高；还着手纠正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关闭集中营，释放政治犯，稳定动荡的政治局势。”
由于纳吉的改革尝试极大地冲击了斯大林模式，引起苏联的强烈不满。1955年同样是在苏联的干预下，纳吉被扣上“反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派别活动”的帽子遭到批判，同时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年底又被开除出党。匈牙利又恢复了拉科西的内外政策。人民群众内心一直憋着一股气。纳吉虽然下台了，但是，要求独立自主和反对苏联模式的暗流一直在匈牙利涌动，著名的裴多菲俱乐部就是其重要的载体。裴多菲俱乐部是一个知识分子团体，成立于1956年3月。它的前身是1954年在纳吉进行改革尝试时期成立的“贝舍涅伊小组”，开展的主要活动是开展文学、艺术讨论，并不定期地请一些著名学者、作家就人们关心的政治、经济问题演讲等等。苏共二十大以后，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强烈要求下，匈党政治局3月17日正式批准在“贝舍涅伊小组”的基础之上成立裴多菲俱乐部。裴多菲俱乐部成立后举行了一系列讨论会，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哲学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比较尖锐地批评了匈党以往所执行错误方针和政策，要求进行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甚至还提出要为拉伊克平反和恢复纳吉的党籍和职务。所有这些在群众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样发展到了6月，拉克西见事态的发展已经危及到自己统治，便于30日宣布取缔裴多菲俱乐部并准备在全国进行大逮捕。匈牙利的动荡也由此开始。
面对着匈牙利动荡不安的社会局面，苏共中央于7月派米高扬来到布达佩斯，不请自到参加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会议。根据苏共中央的意见，为了缓和日益激化的矛盾，拉科西被解除了党的第一书记职务，由格罗继任。可是，长期为拉科西助手的格罗迟迟不愿意纠正拉科西的错误，更加引起群众的不满。9月后重新开始活动的裴多菲俱乐部也因受到了政府的迫害而更加得到人民群众的同情。10月6日，在群众的强烈要求，匈党被迫同意为拉伊克等4名在清洗中受害者举行葬礼，这次葬礼成为有20万人参加的反政府示威。波兰党顶住苏联党的压力、哥穆尔卡当选为中央第一书记的消息21日传到匈牙利后，匈牙利便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事件。
22日晚，布达佩斯各高等院校的学生举行联席会议，决定于次日进行声援波兰的示威游行。裴多菲俱乐部领导人经过协商也决定参加学生的行动，同时以比较和缓的口气向政府提出了十点要求。这十点要求的内容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在国内政策上，反对拉科西--格罗的专制统治和所实行的极“左”的方针、政策和路线，要求进行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在对外政策上，反对苏联的大党主义、大国主义的干涉，要求独立自主地走适合匈牙利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
23日，布达佩斯的大学生举行了支援波兰人民的游行，向政府提出了口气更为强烈的十六点要求，其核心内容是：苏联撤军，在完全平等和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基础之上调整匈苏关系；任命纳吉为政府总理；实行思想、政治、言论和新闻自由。游行的规模越来越扩大，群众与军警也不断地发生冲突。
为了平息事态，匈党决定恢复纳吉的党籍和职务，同时请求苏联出兵帮助维持秩序。如果说前一个决定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群众的要求，而后一个决定却使匈牙利局势变得更加复杂起来。人民群众强烈要求苏联撤回已经出现在布达佩斯街头上的军队。局势更加混乱，西方也借机煽风点，更有许多不法之徒混杂在群众中间进行打、砸、抢、烧、杀等暴力活动，致使这场事件在30日开始由群众的示威游行变成了暴乱，匈牙利党和政府已经束手无策。
在这种情况下，米高扬带着一份苏共中央的声明再一次来到了布达佩斯。题为《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声明中，苏共公开承认了它与东欧国家关系方面的错误，“保证进一步发展和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人而消除破坏国家主权、经济上的互利和平等这一原则的任何可能性。”11月1日，纳吉改组了政府，宣布结束一党专政，吸收其它党派进入政府；后又宣布匈牙利退出华约组织，要求苏联撤军并呼吁联合国干预。与此同时，另一名党的领导人卡达尔改组了党，将党名改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可是，就在这天晚上，苏军再一次开进匈牙利，并将卡达尔劫走。3日晚，匈牙利军队领导人在苏军司令部就苏军撤出问题进行谈判时被苏方拘捕。4日凌晨，卡达尔在苏联的支持和安排下，宣布成立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并且请求苏军帮助平息叛乱。同日，苏军进入布达佩斯，骚乱被平息，纳吉等人逃到南斯拉夫大使馆避难，后被引渡回国，1958年6月被处死。
在这场历时13天的事件中，有上百人死亡，经济损失高达220亿福林，也就是相当于匈牙利当年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在以后的30多年中，匈党表面维持着这场事件是“反革命”的性质，但实际上认定是一场“悲剧”，直到1989年才改宣布“1956年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
不过，在这个问题上，赫鲁晓夫1957年访问捷克斯洛伐克时却讲了一段直到今天也值得称道的话：“所谓布达佩斯的暴乱是中央情报局策动的说法是不对的。这次暴乱是我们自己的错误引起的，因为责任在于我们自己！当然，中央情报局利用了这一事件，它就是干这一行的。但是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责任在于我们。”
中国----思想的断裂
苏共二十大对远在欧亚大陆东部的中国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引起轩然大波的秘密报告、震惊世界的波匈事件和国内政治经济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深深地触动了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尽管党和国家的其他一些领导人在二十大以后也思考了中国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然而，对中国怎样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毫无疑问是毛泽东的言行。
如何防止斯大林悲剧和东欧的风波在中国重演，归根到底也就是中国应当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毛泽东最为关切的。1956年4月，在谈到应从苏共二十大得到什么教益时，毛泽东“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于是，1956年3～4月和11～12月间，毛泽东主持写作和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简称《一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简称《再论》）两篇文章，1956年4月到1957年又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多篇讲话，都是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重要例证。
从思考的结果上看，一方面，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犯错误的主要原因是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脱离群众和违背集体领导原则；东欧国家出现动荡除了有阶级斗争方面的因素之外，主要由于共产党在领导上存在着这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政治上或政策上犯了错误，工作方法不对，太生硬。基于这种看法，毛泽东开出的治病药方是“整风”，即“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于1957年4月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整风运动在全国展开。
但是，另一方面，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思考的基本出发点又是维护斯大林模式，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这种模式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标本。为什么这样讲？第一，毛泽东坚决反对铁托、陶里亚蒂等人将斯大林犯错误归因于苏联政治体制上的缺陷，反对将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个人迷信归因于官僚机构的看法。第二，毛泽东坚决维护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对于前者，他不止一次地说过他要保护斯大林，强调斯大林的功绩和全面评价斯大林；对于后者，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共同规律”和“共同道路”，认为“苏联建设时期，斯大林的基本路线、方针是正确的”。第三，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了六条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实际就是以赞成不赞成斯大林模式为区别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第四，这期间还有两个重要的变化特殊值得注意：一是《一论》充分肯定了对个人崇拜的批判并且提出要反对教条主义，《再论》则不再强调反对个人崇拜，相反认为这是找借口来“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修正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
其实，毛泽东认定是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弊端根本原因的“三风”，只是斯大模式的外在表现，而不是产生各种问题的根源。与这种面上的思考相适应，毛泽东，毛泽东提出的整风也只是治标不治本，即便对于“标”也仅仅是量上的、暂时的调整，经缓和各方面的矛盾。
在毛泽东等最高领导人思考的同时，在毛泽东和党中央帮助中共整风的邀请下和“大鸣大放”热潮的激发下，1956～1957年间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理性思考和探索。
综合起来看，知识分子的探索主要集中在三个大的方面：
政治上，许多人提出个人崇拜和“三害”产生的原因主要不是思想方法问题或是个人品质问题，而是社会主义国家上层建筑中、国家政治制度上有缺陷。这突出表现在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直接向人民和政府发号施令的“党天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不完备，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不健全。所以，解决这些问题单靠整风是不够的，而是要完善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具体讲，一是要实行党政分开，改变党的领导方式，如废除党政领导的“双轨制”，加强政府和人大部门的领导权限。党应当将政策提到人民代表大会上变成法律，再由国家管理机关具体实施；二是要完善社会主义的民主法治，以法治国，保障宪法赋予人民的自由和权利；三是要充分发挥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作用，使之成为真正参与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制订的“设计院”。这些内容构成1957年大鸣大放的主要内容，也是知识分子最为关切的问题，其主要目的是探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实现民主政治，如何根治已经揭露出来的、或者已经暴露出现的、或者已经显露出来的斯大林模式的弊端。
经济上进行思考和探索的人更多。这里提几个非常典型、具有代表性的例子。著名的思想顾准在“双百”方针提出来以后，写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文并发表在《经济研究》1957年第2期上面，在文中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与经济核算的矛盾统一体”命题。这篇文章对于完全否认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斯大林模式不能不是一个挑战，顾准因此也成了中国经济学界第一个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人，对孙冶方等经济学农都产生了影响。
针对社会主义国家效率低下，当时民建中央副主席章乃器提出：如果社会主义企业加上官僚主义，那它的效率就将比资本主义企业低；资本主义有好有坏，应当吸取对社会主义有用的东西；有些社会主义企业经营得不如过去的现代化的私营企业，其原因就在于为了图利，善于选用人才，对人才的培养、提拔还要尽量表示公平。不这样，就很难和别人竞争，而有些社会主义企业却不能做到这一点。
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学生经过详细研究后提出：中国的工业化政策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重新考虑，不能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农业则被忽视，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必定会速而不达。在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上，中国不仅要研究苏联建设的经验，而且要研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建设经验，特别是美国工业化的经验，要善于全方位地学习。
知识分子探索的第三个方面，就是直接反对中国照搬斯大林模式。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章伯钧说，苏共二十大以后，斯大林被批判了，各国共产党所遵循的唯一理论和行动的教科书--苏共党史也要修改，现在已经没有一个理论与实践的标准了。北京大学学生谭天荣用这样一段引文表明了自己的同样观点：“不承认任何种类外界权威、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要最无情批判，一切都要站在理性的审判台面前，或者开始证明其存在的理由，或者放弃其存在的权利，思维和理性成了测定一切现存事物唯一的尺度。”民主上海市副主委彭文应认为“学习苏联不一定好，学习美国不一定坏”，一位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提出：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决不可看苏联的脸色行事，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提法是不妥当的，应改为以苏联为先驱。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傅鹰、民盟中央常委曾昭伦、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傅钟孙等人对高等教育交往过程中苏联和斯大林表现出来的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进行了谴责。
上述这些绝不是个别人的个别观点，而是整个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真理、勇于探索的精神和真心报国的品质的反映。也许有的批评 言辞过于激烈，也许有的观点过于尖锐，也许有的思考还不深入，也许有的论证还不充分，也许探索者本身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与不足，然而，不容否认的是，他们的思考和探索触及到了斯大林模式本身的根本缺陷，他们的主张是要走一条与苏联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
可是，如果将上边谈到的两种探索并列地放在一起，就不难看出它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即知识分子要从根本上改造的，正是毛泽东竭力维护的。这种矛盾和冲突导致毛泽东在1957年年中亲自发动了反右运动，其表面结果就是有55万多人被划成与“地、富、反、坏”等“阶级敌人”相并列的“右派”。然而，这种矛盾和冲突的实际结果更要可怕，那就是毛泽东和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思考和探索在很大程度上都中断了。
毛泽东思考和探索的中断的直接后果就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了反向的总结，进而将斯大林模式在中国最大化。具体说，政治上，由于认为反对个人崇拜是修正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所以，中共八大提出的反对个人崇拜到1957年转变成为推崇个人崇拜。同是，继《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改变了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之后，1957年10月，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又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这两方的认识结合在一起，再加上其它一些因素，就导致灾难性的政治运动不断，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
经济上，由于把对斯大林模式的任何调整都看成是“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便以更加强化的方式来发展中国经济，1958年开始搞“大跃进”、刮“共产风”，结果造成“饥饿经济”、“糊口经济”和“短缺经济”。60年代的调整也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随着阶级斗争的份量不断加重，特别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极“左”错误思想指导下把搞活企业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种种正确的措施当成“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来批判，反“资产阶级法权”、割“资本主义尾巴”、赶“社会主义大集”。结果，在经济体制方面，中国非但没有摆脱斯大林模式的弊端，相反搞得比它更加集中和僵化。
知识分子思考和探索的中断主要表现为他们在反右运动开始后纷纷缴械投降和随之而来的“既可杀又可辱”的境遇。那一篇篇检讨书、认错书和形形色色的思想汇报映射出的是真理在谬误面前的无奈和屈服。虽然知识分子中不乏有像顾准这样“点燃自己照破黑暗”并“在地狱里思考”的人；虽然也不乏有像林昭、张志新这样“舍身求法”的人，可随着成为“臭老九”的于位的沉沦，知识分子的“悟性”也逐渐消退，而被鲁迅尖刻批评过的“奴性”则日益上升；“为民请愿者少”，而对领导人的言语进行恭维、歌颂和“煎、炒、烹、炸”者多。知识分子自己的思想从此也就少见了。
如果将各方面的逆转综合起来，中国在1957年以后的二十年间实际是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局面之中。当许多国家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大好时机快速发展自己，实行“无产者有产化”、“劳动者知识化”，中国却在自残、自误，实行“全民贫困化”、“知识分子劳动化”，远远落在世界的后面。教训之深刻，令中国人永远刻骨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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