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寒冰 项佐涛: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苏联模式:改变的和没改变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43 次 更新时间:2013-12-11 12: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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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寒冰 (进入专栏)   项佐涛  

  

   引言

  

   1978年后,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道路。这比苏联、东欧国家晚了二十多年。3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方式出现了明显的转型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乃至一些学者认为出现了一种新的并且与苏联模式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模式,即中国模式。[1]的确,现在的中国与1978年之前相比要开放得多,现代化得多,也强大得多。然而,中国真的形成了与苏联模式完全不同的新模式?中国在这30年社会转型中取得的成就以及仍存在的问题与苏联模式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此外,中国社会的转型在许多方面明显地受到西方影响,它与西方模式又有什么联系?这些问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一、苏联模式的立体性和时空适应性

  

   回答现在的中国社会是否形成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需要有一个参照系,那就是苏联模式,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实行的就是这种模式。所谓苏联模式,指的是苏联在上个世纪30年代确立起来的一种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和外交等方面的社会主义体制。国内学术界对其早有论及,成果颇丰。[2]总的看来,许多研究苏联模式的论述全面、深刻,显示了比较高的学术水平。不过,从问题探讨的角度,本文认为大多数文献对苏联模式的描述显得平面化、静态化,对它的多层次性和时空适应性的特点揭示不够;而恰恰是这些特点对认识现在中国社会转型至关重要。

   苏联模式是由多个方面构成的统一体,这一点相关文献都讲得很清楚了。概括地说,政治方面,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不允许有反对党派的存在;共产党内实行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的原则,权力集中在党内少数人乃至最高领导人一人手中;党政合一、议行合一,党和国家的行为不受法律限制。经济方面,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和排斥市场规律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以高度集中的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党和政府通过发布命令、做出决议的办法和采取行政组织手段与各企业和经济组织发生关系;企业没有自主权。思想文化方面,实行思想灌输和控制,将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作为唯一正确的真理并通过党和国家的宣传机器向人民群众灌输。外交方面,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国家的对抗性和前者战胜后者的必然性。总的看来,在社会管理的各个方面过度集权。过度集中,是苏联模式的基本特征。

   然而,苏联模式的这些方面不是平铺在一起的,它们相互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哪些属于它的核心内容,哪些属于它的深层内容,哪些是它的浅层内容?改革之时,哪些方面易变也可以变,哪些方面难变甚至也不能变?这些问题鲜有论及。实际上,如图1所示,苏联模式是一种球状的社会发展结构。

   较之经济、思想文化和外交等方面,政治方面是苏联模式的里圈,最先形成。不过,政治方面也分为政治制度和行政管理两个主要部分,前者是不可碰的地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共产党一党执政,是苏联模式的核心,决定苏联模式的性质。后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也容易变化,并且不会从根本上损害苏联模式本身。经济方面处于政治方面的外层,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和运行机制两大部分构成。虽然生产资料的公有化程度和是否存在市场曾经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中,经济领域的改革要比政治领域的改革容易一些。经济改革程度更深,力度也更大,而且往往是经济运行机制先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后变,同时,二者也都会经历一个从浅到深渐进的过程。外交方面在经济和政治之外并服务于它们,带有很强的适用性,变与不变以及如何变完全取决于政治与经济的需要。虽然预设的对外关系,例如两个平行市场原则、苏联与东欧国家的关系,会直接影响到各国国内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东欧国家更是如此),但是相对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改革而言,对外关系领域的改革更容易。苏联模式的最外层是思想文化和教育方面,它们都服务于内政外交并为它们的可变与不可变、变与不变提供舆论与智识方面的支持;通常舆论上的支持在先,而教育上的支持在后。思想文化虽然在最外层,但打造的却是苏联模式的神圣光环。不除去这种光环,苏联模式的任何部分的改革都难以进行。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过程中都出现过理论先行、解放思想的现象,但程度如何则取决于改革对象的难易程度。

   苏联模式过度集中的特点既与俄国的专制政治文化传统有关,还和它产生的特殊内外环境有关。第一,俄国政治文化的特点是专制,沙皇是国家的核心和象征,在日常生活中起着重大作用。政治变革、经济变迁、宗教活动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都由沙皇操纵和决定的。第二,俄国经济发展与西欧相比非常落后。在十月革命前,俄国资本主义虽然有了一定发展,但远远落后于英美等发达国家,自给自足的村社经济仍占很大比重。在俄国历史上,国家干预经济是常态,从1861年农奴制改革开始,俄国的现代化就是在沙皇政府的推动下一步步开始的。第三,上个世纪20、30年代苏联面临的国际形势非常险恶。虽然击败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但是,苏联一直被战争的阴影所笼罩,一切社会生活都以战备为轴心的发展思路得到了广泛的认同。[3]

   由于这种特殊的政治文化和产生环境,苏联模式具有明显的空间适应性。空间上,政治专制传统越强、经济发展越落后的国家就越适用苏联模式。反之,民主传统越强、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就越不适应苏联模式。对冷战期间的欧亚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苏联模式最不适合的是东欧国家,最适合的是中国。

   苏联模式时间上的适应性可以从现代化的角度进行解释。抛开意识形态,苏联模式也是落后国家通过政治力量整合全社会的资源、快速现代化的一种方式。[4]然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一个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并且将现代化成果合理地分配到社会各个阶层,实现经济开放和政治民主和文化资源共享的过程。[5]随着经济开放、政治民主和社会稳定,苏联模式的正面效应逐渐减弱而负面效应日益增强,总体上看会越来越阻碍现代化。比如,计划经济模式的管理方式是粗犷型的,弊端在企业建成之后就暴露无遗。对管理者来说,最重要的业绩不是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而是如何完成上级布置的计划任务。科技创新也不是必须的,得不到鼓励,经济发展就会出现停滞。[6]再比如,从现代化成果分配的角度看,社会内部也会出现极大的不平等。在政治领域,党和国家的权力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从而使党和国家机关日益官僚化。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大民众却生活在日益加剧的“短缺经济”中。当权者还垄断着意识形态的解释权,任何不同的观点都会被视作为“毒草”或“另类”。通过政治、经济、文化资源三位一体的垄断,这些领导者成为了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特殊群体,有人称其为“特权阶层”[7],有人称其为“新阶级”[8]。总的看,苏联模式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都是在初始阶段正面效应大,负面效应小。随着时间的发展,正面效应递减而负面效应则递增。这就是所有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或早或迟都要进行改革的原因。

   苏联模式时空适应性的差别的综合效应就是苏联、东欧和中国在同一时间内对它价值的评价不一样,与此相适应是进行改革的时间前后有差别。改革苏联模式的呼声首先出现在东欧,其次是苏联,最后才是中国。[9]这种因空间和时间差别而产生的分歧成为影响中苏关系、苏东关系、中国与东欧关系的主要因素。当多数东欧国家试图摆脱苏联模式,而苏联绝不容许东欧国家超越它的底线;当苏联要在某些方面的表层上调整这种模式,中国则批它搞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

  

   二、苏联模式在中国的移植与强化

  

   讲中国社会转型,讲所谓的中国模式,首先需要弄清的是中国原来的社会发展模式是什么样的。虽然对中国现在的社会发展模式看法不一,但是国内外学术界的共识是,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中国实行的是苏联模式。

   自鸦片战争以来,建立一个独立自主、民主富强的现代化国家一直是仁人志士的追求。从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到康梁的民主改良,再到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均以失败告终后,中国人最终把社会发展的道路锁定到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

   毛泽东1953年讲过这样一段话,“我们要进行伟大的国家建设,我们面前的工作是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不够的,因此,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10]苏联模式在是这种学习过程中全面地移植到中国来的。为什么要移植苏联模式呢?那是因为苏联模式的核心在中国早已有了,即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人的帮助下并按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样子建立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宣布:“我党采取苏维埃的形式,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宣传共产主义,承认社会革命为我党的首要政策。”[11]

   因此,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便开始按照苏联的样子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与东欧国家被强迫接受苏联模式不同,中国是主动移植苏联模式的。毛泽东说,苏联共产党“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之下,他们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他们已经建立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12]。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心目中,以苏联模式在理论上的表现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的表现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中国向苏联学习是全方位的,苏联模式承载着中国人的无限美好愿望,“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13]。

   在政治方面,表面上看,建国后的中国与苏联的政治体制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例如,中国除了共产党之外还有其它一些民主党派存在、实行政治协商制度等等。其实,在国体、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等本质方面,当时的中国与苏联却是一样的。当时中国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政治制度,除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反对国民党独裁上有比较好的合作之外,原因还在于中共需要民主党派在管理国家方面的帮助,需要他们成为对西方交往的特殊渠道。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在建国前夕,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其主要使命就是详细了解苏联的国家机构,包括各级政府机构的结构,政府活动的各个部门,中央政府和地方权力机构的相互关系,政府管理基层机构的结构,党、政府和群众组织间的相互关系,武装部队、人民法院、安全机构、财经组织、文化和教育机构的结构等等。[14]这些机构及其运行机制几乎原封不动地搬到了中国。

   在经济方面,中国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式、方法的载体就是五年计划的编制和实施。五年计划是苏联的发明创造,到1955年,它已经实施了5个五年计划。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从1951年春天开始由中央财经委员会着手编制。为了与苏联共同商讨第一个五年计划具体内容,也为了得到苏方的支持和帮助,1952年8月到1953年5月,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代表团回国后不久,“中央要求国家计委,参考苏联国家对计委提出的意见,对五年计划纲要再修改一次。”[15]除了经济运行方式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外,在第一个五计划实施期间,国家还把实现所有制结构的苏联模式化作为学习苏联经济模式的重要方面,通过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公有制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1956年,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基本确立。

在外交方面,毛泽东在建国前夕便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策略。[16]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随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叶先后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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