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鹰:书生办报—记林淡秋、袁水拍、陈笑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08 次 更新时间:2009-05-05 22:5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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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鹰 (进入专栏)  

  

  

  “书生办报”,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突然强加在当时《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头上的一顶帽子。这四个字,从表面上看,轻飘飘的,含义不清,也不科学,还有点玩笑意味;但这个恶谥,却重如千钧,压得邓拓抬不起头,直不起腰,最后顶着它离开报社。它也在我们所有编辑人员心上,长久地留下一团阴影、一道伤痕、一个无人回答的大问号:书生办报算什么罪名?书生,就是有学问、有专长、有较高的文体素质和道德修养的人,由这样的党员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办报,有什么不好?三十年来的实践,早已证明这顶帽子的虚妄和荒谬。这样,也就使我们更加怀念范长江、邓拓和其他一批先后为报纸作出各种贡献的“书生型”老同志,他们实在是党的思想战线上的瑰宝精英。在这篇小文里,我只能对我们《人民日报》文艺部先后故去的三位老领导林淡秋、袁水拍、陈笑雨寄托忆念和哀思,写一写这三位书生是怎样办报的。

  

  

  一

  

  林淡秋同志到报社工作时,不过四十岁左右,经历过抗日根据地和白区长期的战斗生涯,具有文化工作和新闻工作的丰富经验。他原是副总编辑,用现在惯用语,当是“副部级(或“享受副部级待遇”)高干”了,但他活脱脱仍是三十年代左翼作家的书生气质。在和同事相处中,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毫无摆首长架子那种低级趣味和官僚主义恶习。五十年代初期,报社办公室分散,有一部分在王府井大院以外,如文教组就在大甜水井胡同西口一个院子里。淡秋常是往返于他所领导的几个部门办公室之间,参加部门工作会谈,同有关编辑谈稿件,同编辑记者谈心。作为副总编辑,他不仅对主管的几个部进行从原则到具体的领导,而且自己提笔动手写重要社论、修改稿件,使一些原稿从思想内容到语言文采都有所提高。这一点,尤其使编辑记者们心折。我自己就不止一次地受到这方面的教益,至今还留下清晰的印象。

  

  为了报纸的编辑和行政领导工作,这位三十年代就从事文学工作的老作家、老翻译家,几乎完全中断了自己的创作和翻译事业。从早到晚,他的精力和心血,都耗费在原稿、小样、大样的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鬓发悄悄变白了,视力渐渐衰退了(到晚年发展为严重的白内障),但他总是孜孜不倦,终日辛劳,如一头老黄牛,很少为个人文学生涯的中断表示过怨艾。

  

  然而,正是他主持报纸文化宣传的那些年,思想战线开始进入多事之秋,步入坎坷崎岖的险途。接二连三的批判,大都从文艺界发难,演变成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一阵阵暴风雨轰然而至,一次次使人们震愕、迷惘、惶惑。严峻的形势和紧张的气氛,自然不可免地要波及到报社大院里来。淡秋同志的工作,正处于急剧变幻的漩涡中心。他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原则,却因此常常跟不上形势,被指责为“右倾”,被目为不可信任。

  

  大约是1955年初,不知道为了什么缘由,淡秋的副总编辑职务突然被悄悄免去,专任文艺部主任。我们不知内情,那时也不兴打听小道消息,只得心中纳闷。但很清楚,这是一个不正常的处置,而报社编委会是无权作出这种处理的。淡秋本人可能心中有数,也可能并不清楚,但他处之泰然,坦坦荡荡。他历来就对被某些人热衷计较的等级、职位之类淡如秋水,轻若浮云。而且他党性修养高,从不随便议论不该议论的事。在受到不公正的讥评和责难时,他常常不置一辞,不计较个人荣辱,把委屈咽到肚里。他本是一个热情豁达的人,和同志们相处时,总是谈笑风生。然而,当凌厉的风霜扑面而来的时日,他那和蔼慈祥的面容偶尔也会出现沉重惶惑的神色。有时我走进他的办公室,看到他斜靠在椅子上,对着窗外天空凝神默想,心中不免有点凄然。但我知道,这种时刻,任何人想探索他内心的波澜,都是徒然的。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我们有多少忠心耿耿的老同志心中,经历过类似的难以平静也难以描述的波澜啊!但也许正是这种“温良恭俭让”的书生气,招来自身的厄运,使某些心术不正的顶头上司得以翻云覆雨,将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上。正直的书生遇到巧佞的政客,那结果,比“秀才遇见兵”要坏上一百倍。

  

  1958年,由于在报纸副刊上发表了徐懋庸大量杂文的牵连(或许还有其他原因),他终于调离报社,去浙江先后主持杭州大学和省文联工作。我们一方面感到惆怅,另方面又为他宽慰。他终于归队了,回到文艺战线上了。他的气质,本来就是一个革命的书生,一个真正的文化人,哪能适应那种错综复杂、变幻多端的环境呢?以后几年,他以大学校长和作家身份再来北京参加会议时,神情和心绪就迥若两人了。他会滔滔不绝地介绍浙江文艺界情况,纵谈大学文科教材的得失,讲到杭州大学有名的“三陈”(陈学昭、陈修良、陈企霞),尽管是上过报的“大右派”,但他还是请他们到大学里来安排了适当的工作。说话时神采飞扬,恢复了“左联”老作家的情态。

  

  但他终于逃不脱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文革”一开始,他就被“抛”了出来,罪名是“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干将”、“三家村代理人”,从他家里发现了一本由作者邓拓签名请“淡秋同志指正”的《燕山夜话》,更使“造反派”如获至宝,认为发现了铁证,逼他交待参与“三家村”反党阴谋的罪行。于是,无休止的挂黑牌游街、揪斗会的消息,时有传来。我们实在不敢想像他那瘦弱的身躯,怎禁得起暴虐的棍棒和皮带!
  从此消息沉沉。直到四五年后,才从杭州来的友人处听说他已从“牛棚”放回家,但尚未分配工作。1972年春天,姜德明兄和我去杭州出差,我们事先给这位老领导去信,说我们到后一定去看望他。他果然早早就买好一瓶加饭酒放在家里等着了。难中重逢,分外亲切,他对自己那些年的遭遇讲得很少,却向我们一一打听报社许多老同志,问老邓去世的详情,问胡绩伟、李庄的近况,有没有“解放”?有没有工作?问起文艺部的几乎每一个同志,包括老干事文林。这时我们才惊讶地发现,淡秋虽已离开《人民日报》十多年,报社的许多同志都还在他的心上。

  

  

  二

  

  林淡秋领导文艺部工作时,文艺部主要负责人还有袁水拍,水拍是诗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以《向日葵》、《马凡陀山歌》名噪大后方和国民党统治区。他并没有一般人心目中那种多愁善感、落拓不羁的诗人气派,相反,却更像一位拘谨谦恭的恂恂君子。“诗如其人”这句话,对他并不确切。解放前在大后方和上海,朋友们都昵称他为“水老”,其实,他那时才过三十岁,却老成如中年人了。
  水拍为人处世,具有学者型的严谨风格。认真细致,一丝不苟。他的工作笔记最多最详细,连部里开工作会、党支部会、学习会,他都详细记录。尤其对来自领导部门、领导人的指令,都是立即照办,不打折扣。即使做违心的事,写违心的文章,也极其虔诚、坚决。例如1951年报纸上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旨意开展对《武训传》的批判,要人民日报社派袁水拍带领一个“历史调查团”去武训故乡调查,名义上由他带队,实际上是化名李进的江青在团中操纵一切。那个“调查”,纯粹是先下政治结论、再去找寻证据,主观臆测、捕风捉影、想像推论。江青在调查过程中,指手画脚、飞扬跋扈;水拍则处处忍让,委曲求全。又如1954年10月报上开展对《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观点的批判,毛泽东主席决定发一篇批评《文艺报》的文章。最初考虑用社论形式,叫水拍起草,毛泽东亲自修改,最后决定署袁水拍个人名字。水拍再三恳求不署他个人名字,理由是此文从题目、内容到文字,主要都不是出自他的手笔。他的请求未被批准,终于仍然用袁水拍的名义发表了火药气很浓的《质问〈文艺报〉编者》。这篇文章像一枚重磅的炮弹,引起了文艺界的震动,当然不少了解内情的人知道袁水拍并非真正的作者。但也有人据此在座谈会上对他个人进行猛烈攻击,口口声声“《质问〈文艺报〉编者》的作者袁水拍”如何如何。我当时就坐在他身边,我看他铁青着脸,一言不发,心情复杂,如同哑巴吃黄连一样。

  

  从批判《武训传》开始,文艺战线的批判一个接着一个,而且大都从《人民日报》上打响第一炮。在硝烟弥漫中,《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这个角色很不好当。但是水拍总是小心谨慎,认真细致地对待每一个宣传任务。他总是坚决贯彻来自党中央、中央宣传部的方针、政策和新精神,而且常常是立即执行,不打折扣,很有点雷厉风行的味道。但他同时仍然要以诗人、评论家的身份同文艺界朋友交往。在弓弦越绷越紧的气氛中,要达到没有隔阂、倾心交流,不大容易。但是据我从旁观察,水拍在那个时期中,同文艺界人士的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六十年代初调到中宣部担任文艺处长(那时不称“文艺局”)之后,更受到人们的尊敬和信任。那原因,我想,最主要的就在于他的真诚。文艺界朋友同他接触,不仅看到作为党报文艺宣传负责人的严肃,还有作为诗人的真情。有时,报上的言论和文艺批评,未必符合实际,也未必使人心服,但是人们还是能予以谅解。严厉批判不会由他发起,自然也不能由他负主要责任。

  

  可能正是由于“武训历史调查团”的渊源,“文革”后期,水拍的处境突变,由贺兰山下牧牛的“阶下囚”忽然得到起用,实际上就是如人们惯常说的:上了最后一班贼船,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错事。这不能不说是他人生书册中黯然无光的章节,好些熟识的同志都为他惋惜、慨叹,正应了“旁观者清、当局者迷”那句老话。
  粉碎江青一伙以后,他在悒郁愧悔中过了几年,直到病逝。那几年中,他还时而给我和副刊主编姜德明来信,对某期版面或某篇文章提些意见,仍似他以前看大样时一样。

  

  

  三

  

  1960年,袁水拍调到中宣部以后,陈笑雨同志由中国作家协会调来报社担任文艺部主任。那正是党中央对“大跃进”以来引起的严重经济失误进行全面调整的时候,文艺政策自然也随之而进行必要的调整。笑雨一上任就面临贯彻文艺政策调整的宣传任务。他富有组织才能和领导工作经验,出题目、约作者、举行座谈会收集意见,都井井有条,逐步落实。更由于当时文艺政策的调整虽然是初步,但毕竟合乎文艺界民心,所以得到热烈的支持。六十年代初期,报社文艺评论数量多、水平高,反映了当时努力纠正“左”的错误、贯彻“双百”方针的盎然春意。比如,在文艺评论版用显著地位和相当多篇幅高度评价新编戏曲《李慧娘》,评论齐白石的书法篆刻艺术,都是过去不可能做到的。笑雨本人是文艺评论家,是行家里手,他自己也常动笔,写出见解鲜明、说理透彻的评论。有些观点,以今天的标准看,未必有多少出奇之处,但在六十年代初,却需要一点胆识。当时评论界盛行为一些文学艺术作品随意贴上“人性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标签,他却热情称赞《朝阳花》有“革命的人情味”;为一幅并不十分引人注目的宣传画《我们爱阿姨》写篇短文,题目就叫《崇高的母爱》,肯定它“相当深刻地反映了我们社会生活的本质方面”;在柯庆施、张春桥等人别有用心地鼓吹“大写十三年”的喧嚣声中,他在文艺评论版上同这种“左”的谬论针锋相对,发了一系列文章,评论电影《甲午风云》、《红色娘子军》、长篇小说《红岩》和其他反映“十三年”以前时代的优秀作品,旗帜鲜明地澄清了是非界限。

  

  也是在政策调整、思想活跃的背景下,报上开辟了《长短录》杂文专栏。笑雨同我们商量,学习《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形式,约请夏衍、廖沫沙、唐、吴晗、孟超五位老作家合作撰写,从1962年5月到12月,一共发表了三十多篇。它们针对当时实际工作和生活中的问题,从不同侧面阐明马克思主义原则,对党内和社会生活中的不良倾向、不正之风,提出一针见血而又与人为善的抨击和批评。当时笑雨拟定并经编委会讨论通过四条方针:表彰先进、匡正时弊、活跃思想、增长知识。这四条,即使到了今天,仍然显示它的深刻性和正确性。然而,“文革”恶风一起,《长短录》就被林彪、江青一伙的御用刀笔吏点名,判定为“报社内部反党分子和社会上反党分子结合的产物”,笑雨同那五位作者同时陷入罗网,而且竟被*致死。

  

  1966年8月24日,报社大楼中突然刮起一阵揪斗殴打“黑帮”的恶风。笑雨已于前一年以“不适合在报社工作”为借口调到中共中央华北局政策研究室工作,仍然被“造反派”揪回报社,每天在办公室写罪行交代材料。那时我也已经靠边检查,每天走过他坐着的办公室,总见他有时伏案疾书,有时双臂支撑双颊,望着室外沉思。他确实在认真地检查在文艺宣传上的缺点和错误,主动承担责任。但是,“造反派”们不满意,认为他回避“利用《长短录》进行反党活动”这个“要害”,因而时时呵斥他态度不老实。那天下午,他和其他一批“走资派”被揪到五楼大礼堂,跪在台上,一批人围住他们拳打脚踢、吐唾沫、抽皮鞭。满楼乱哄哄,有的狂喊乱叫、有的挟嫌泄愤、有的幸灾乐祸。但也有不少同志义形于色,满怀激愤,却被阻于人墙之外,无能为力。这样闹到晚上十时左右才告结束。台上台下的人也悄悄离去。笑雨满身污秽、一脸愤懑、双目炯炯、双唇紧闭,到办公室取了手提包,疾步下楼。他回到三里河华北局宿舍,但是并未回家,只是悄悄将手提包塞进宿舍铁门,就回身到复兴门外真武庙附近的水塘边,让清澈的河水陪伴他离开那个混乱污浊的人世。给他的夫人黄寅留下一张十二个字的纸条:“死了算了,干干净净。寅,永别了。”今天读它,仍令人酸鼻。

  

  那是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人民蒙受浩劫的十年中普通的一天。就在同一个黑暗的深夜,老舍先生自沉于京城的另一片水面太平湖。

  

  有关林淡秋、袁水拍、陈笑雨三位同志的事,可写的、值得写的实在很多很多。文艺部许多老编辑都难以忘怀那十几年岁月,至今闲谈起来,虽如白头宫女说天宝遗事,但大家还是津津有味,有说不完的话。他们三位是小说家、翻译家、诗人、评论家和杂文家,都具有书生气质和文人丰采,作风各有不同,秉性也有差异,但对工作都是严肃认真、兢兢业业,不敢有所逾越。尤其在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作为文艺部领导人,又处在极其敏感,极其尖锐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漩涡中心,他们经常怀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沉重感,光风霁月中不免要出现些冷色,也是那个时代给他们留下的印记吧。那十多年中,在他们的领导下,文艺部全体人员团结友爱,群策群力,相互支持,通力合作。虽然也不可避免地进行几次政治运动,先后使一些同志受到伤害,但多数时日,是友好、宽松、和谐、融合的。这不能不说同这三位书生领导的品格、作风有关。他们都热情鼓励大家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提倡编辑人员有计划地钻研文艺理论。陈笑雨还在部内实行编辑每人每年有一个月读书假,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同志业余创作和研究,使同志们都感到如坐春风、深受教益。至于我个人,十多年中先后朝夕相处,他们三位都比我年长,既是良师益友,又是后辈同行,得到的帮助和教育更多些。十年动乱后,受命接班,努力跟前人的脚印走,只是限于水平,力不从心,至今长怀愧疚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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