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东:从本雅明的19世纪巴黎出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67 次 更新时间:2009-03-16 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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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东 (进入专栏)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张旭东俨然是本雅明的中国代言人。由他翻译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是90年代先锋知识分子的“识字课本”。今年,张旭东再度翻译本雅明那1000多页的笔记和资料汇编《拱廊计划》,消息一经传出,就引起了知识界的关注。

现任纽约大学东亚系主任的张旭东,才40岁出头,但看起来更年轻。11月,记者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新逸夫楼里见到了来沪讲课的张旭东。和张旭东的对话从那本让他暴得大名的译著《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以下简称《发》)开始。

1982年,张旭东考入北大中文系,大四开始翻译本雅明的作品。“当时,刘小枫(时任三联书店《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副主编)向我推荐了本雅明的《发》。之前,我已翻译了海德格尔的《诗人何为?》和《世界图像的时代》。刘小枫说《发》特别值得翻译。那是我第一次完整地把《发》读完”。

1985年,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到北大讲课。张旭东就《发》的翻译中遇到的技术问题向杰姆逊请教,杰姆逊特别吃惊,因为本雅明在美国是一个前沿的热点,没想到一个中国本科生已经在翻译这本书了。杰姆逊当即向张旭东发出邀请,问他是否愿意去美国跟他读博士。张旭东婉言谢绝了,因为那时他刚谈起恋爱,而且国内的文化思潮如火如荼,他在国内也算得上是半个文学青年、半个业余哲学家。4年后,当张旭东改变主意,萌发去美国读书的想法后,他写信给杰姆逊。杰姆逊回信说,当然欢迎。于是,张旭东远涉重洋,开始了全新的求索之路。

B=《外滩画报》

Z=张旭东

译《拱廊计划》是大工程

B:你对本雅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了解的?

Z:大四前,我通过西方马克思主义就对本雅明有所了解。80年代文化热中非常热的一点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它们与当时的热点讨论话题,如异化问题、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都有关联。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面对的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波德莱尔等等西方现代派文学,刚好是当时文学青年们最感兴趣的。怎么批评、理解、阐释现代派文艺在审美和技巧上对我们的震动,以及他们生存意义上的困境,读西方马克思主义最容易读懂。当时我们喜欢阿多尔诺、布洛赫、本雅明、马尔库塞。其中,本雅明和阿多尔诺可能是最偏文学的。和具有哲学家一面的阿多尔诺相比,本雅明更为文学化。本雅明不会去研究黑格尔这样的纯粹哲学问题,他是一位文学批评家、文化评论家、文学史家、自由撰稿人。

B:现在,《拱廊计划》这本书的翻译进程怎么样了?

Z:《拱廊计划》是本雅明的读书笔记和资料汇编,有1000多页。翻译它是一项非常浩大的工程,我和几个博士生正在美国翻译。

华东师大中文系和纽约大学东亚系合办的暑期研讨班,就是以这本书为核心读本,讨论大都会的文化研究、现代性问题的基本方法、基本概念,从19世纪的巴黎出发来审视21世纪的上海。虽然年代相隔得久远,但有些方法是可以借鉴的,比如我们现在处于商品时代,应该如何看待商品?商品对生活空间有怎样的影响?在资本和商品所构造出的这个越来越密不透风的物质世界里,我们回到本雅明的19世纪巴黎,从头探究。

都市化与现代性

B:本雅明所感受到的震惊首先是感官的震惊,你认为这种震惊和都市化的进程有何关联?

Z:这当然很有关。在农村或在传统的世界中,生活都是连续的。经验组织在传统规范之中,一切都是规律性的,有章可循的。大都会里的是陌生人,面对的是陌生人大量的聚集,这里就会发生许多意想不到的事。工业文明给你带来物质上的震惊、陌生感、自然的退却和消失、速度的加快、空间的压缩。

震惊的第一个意思就是信息过量,是一种伤害,造成视觉、听觉等感官乃至身体和心灵的伤害。这种伤害淤积后无法排遣,就会变成病灶,抑郁症、精神分裂、异化⋯⋯所有问题应运而生。这本书是从意识层面—而不是像马克思那样从生产出发—研究我们被我们的文明塑造成了什么样的人。在后现代条件下,这一切都已完成,但在本雅明的巴黎,还都是源头。

B:齐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分析纳粹大屠杀的起源,认为现代社会将人变成大机器中的螺丝钉,正是现代社会将现代文明推向了大屠杀的深渊,你是否认同他的观点?

Z:对,欧洲人特别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两次世界大战、大屠杀以及极权政治下的苦难,都与理性、征服、控制、人与自然的分离等等现代性的基本概念有关。人把自然视作一个掠夺的对象,进而把人类作为工具,近代工业文明就会变成杀人的魔咒。这是本雅明这代人特别沉痛地感受到的:灾难为什么成了常态?为什么人们会去接受它,认为它是正常的?对于他们来说,美国和苏联都不是希望。所以本雅明回过头去研究,究竟是哪里出问题了。

应承认革命的历史合理性、必然性

B:面对本雅明眼中这个越来越碎片化、越来越虚无的时代,你觉得还有解决的途径吗?

Z:现在来谈解决还为时过早,但我觉得至少人们应该有反思的意识。这就跟鲁迅说的一样:铁屋里的人在昏睡,有几个人醒过来了,可是铁屋子无法打碎。那么你是叫醒他们呢,还是继续昏睡下去?本雅明和鲁迅都谈到了一个觉醒的问题,如何在这个商品拜物教的时代觉醒,这是第一步。

至于改造,也不是没有人尝试过。20世纪是一个革命的世纪,最血腥最暴力最激进,也最理想主义,很多实验都失败了,但我们就做顺民了吗?人生活在假象中是很幸福的,而生活中、现实中却必须承受丑恶、痛苦和残酷。现在首要的问题是要告知他们,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马克思就告诉我们什么是资本、剥削、阶级压迫,将我们从物质的假象中剥离出来,重新审视这个物欲的现实。但如果大家连读书的兴趣都没有,被商品和资本训练得只喜欢娱乐,像《读书》这样的杂志稍微严肃一点就受不了,那要求他们去了解和理解我们生活的真实现状,就不太可能了。教育也许能打开商品统治的一个缺口,培养他们阅读和批判的兴趣,这样才可能谈得上日后的解决途径。

B:大都会是一个流动人口的中转站,本雅明的行文风格也是游移不定的,充满诗意因而是梦幻般的,你觉得他的文风是否也是现代性的产物?

Z:因为他所面对的就是一个梦幻世界。他必须用梦幻世界本身的语言来说话,他不是医生来诊断病人,而是病人自己想从梦中醒过来,这个病人被麻醉了,但还是有可能帮助他以一种马克思或者本雅明的方式来思考。本雅明非常强调辩证法的意象就是梦的意象—你要从梦中醒来看自己的梦。这就有点像马克思说的,假设暴力最激进,也最理想主义,很多实验都失败了,但我们就做顺民了吗?人生活在假象中是很幸福的,而生活中、现实中却必须承受丑恶、痛苦和残酷。现在首要的问题是要告知他们,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马克思就告诉我们什么是资本、剥削、阶级压迫,将我们从物质的假象中剥离出来,重新审视这个物欲的现实。但如果大家连读书的兴趣都没有,被商品和资本训练得只喜欢娱乐,像《读书》这样的杂志稍微严肃一点就受不了,那要求他们去了解和理解我们生活的真实现状,就不太可能了。教育也许能打开商品统治的一个缺口,培养他们阅读和批判的兴趣,这样才可能谈得上日后的解决途径。

B:大都会是一个流动人口的中转站,本雅明的行文风格也是游移不定的,充满诗意因而是梦幻般的,你觉得他的文风是否也是现代性的产物?

Z:因为他所面对的就是一个梦幻世界。他必须用梦幻世界本身的语言来说话,他不是医生来诊断病人,而是病人自己想从梦中醒过来,这个病人被麻醉了,但还是有可能帮助他以一种马克思或者本雅明的方式来思考。本雅明非常强调辩证法的意象就是梦的意象—你要从梦中醒来看自己的梦。这就有点像马克思说的,假设有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更合理、更理性、更回归自然同时又先进的社会,这个社会不可能把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都抛弃掉,回到原始共产主义世界去,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极致,它自己克服自身的缺点—当然也不排除暴力革命的可能性—把生产、技术、人的创造性都发挥出来,才能进入一个理想化的世界。

革命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我们都应该承认。现在是革命的一个退潮期,以后可能不一定是以暴力革命的形式,也可能仍然以暴力革命的形式,都不明朗。革命对我们这代人的意义是什么?无非是以一种激进的方式、大众参与的方式,剧烈地改变一个社会的结构。很多人提出来,渐进式行不行?改良行不行?因为革命的代价确实很大。当然革命客观上是在矛盾不可调和的情况下才会发生。革命的意义我们当然要认识,但革命的条件更需要我们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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