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泓:1948年:“金圆券风潮”及其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17 次 更新时间:2009-01-17 13:3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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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1948年7月29日,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在浙江莫干山召见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外交部部长王世杰、财政部部长王云五、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财政部政务次长徐柏园、中央银行副总裁刘攻芸、台湾省财政厅长兼美援会联络人严静波(家淦)等人,商讨币制改革案。

  这一行人从南京乘专机至杭州,再经由京杭国道,到武康县(今德清县)三桥阜,换乘肩舆上山。从三桥阜到山顶的公路,抗战时就已被毁,尚未修复,登山就要坐轿子,一路之簸摇,想必不是一件惬意的事。其间,发生过这样一个小插曲:翁文灏等人三桥阜下车,守候在路旁的轿夫,竟冲着身材矮瘦的翁文灏一拥而上,无一人理会王云五,据说是过于肥胖,“轿夫不愿高抬”。这件趣事,是当时甫卸浙江省政府委员、民政厅厅长职务的阮毅成后来在一篇有关王云五的文章中披露的。说起来,自是朋友间的相与笑乐,但轿夫们这种“不愿高抬”的现实心理,对于这次力主币制改革的王云五来说,或可成为接下来发生“金圆券风潮”最好的注脚:民众切身利益决不容忽视,任何改革,都不可重苦国民。

  这时的中国,经历八年抗战之后,生命财产毁损难以计数。作为执政的国民党,理应给刚刚摆脱战乱之苦的中国人,一个恢复正常生活秩序、发展经济、休养生息的机会。不料,战后仅十个月,内战全面爆发,一打就是三年多。美国政府派来刚获准退休仅十天的马歇尔将军居间调停,中共所坚持的底线是,反对“一党独大”,和谈之外,以武力抗争;国民党不愿放弃执政优势,则希望在局势稍加稳定、全国性的危机爆发之前,能够迅速解决中共问题。

  当时双方兵力和地盘,国民党占绝对优势;但随着战后经济不断恶化,以及接收措施丧失民心,形势此消彼长,国民党的颓势正逐渐明显起来,这不止反映在政治层面上,经济和金融等问题处理得也是一团糟。以沦陷区为例,抗战结束后,政府一纸命令规定:不准使用伪银行货币(中储券、联银券等),伪币二百元对一兑换法币。如此变易,意味着沦陷区数亿民众的动产价值,一夜之间,变成了只有二百分之一。不到八个月,南京城里最基本的生活物资,如稻米,暴涨五百倍之多!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自1947年9月下旬给马歇尔的内部报告中亦可知道:“到8月底,通货比5月底膨胀了64%,比去年初膨胀了27%。1947年的头五个月一直维持着这样高的通货膨胀率,从年初始,预算赤字与通货膨胀几乎同步上升。……政府处境继续恶化,行政上仍旧无能,这仍属于基本趋势。现在,中央政府犹如病入膏肓的病人,衰弱不堪。”(《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

  

  (二)

  

  1948年6月,前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就任行宪后的第一任财政部长。为挽救此时濒于崩溃的经济,提出币制改革案,以“金圆券”代替业已崩溃的法币,限制物价暴涨(即以行政办法平抑物价)。在王云五看来,“只有改革币制,才能挽救财政经济日趋恶化的局势”(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第一版),这一想法,早在一年前就有了。

  这里有必要谈一谈“法币”。

  民国以降至抗战爆发这段时期,中国财政与金融可用一个“乱”字来形容。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币值制度尚无法确立,金融界资本家、军阀与钱庄各自发行货币,单其硬币就数十种之多。二次北伐后,蒋介石形式上统一了中国,由于仍无法统一货币,距真正的“国家统一”还有一段距离。1929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克麦拉应邀来华协助推动金本位制货币改革,未果;1933年,国民政府引进银本位制,即有名的“废两改元”政策,并开始铸造银币。此时正值世界性经济大恐慌,西方各国相继脱离金本位制,改采以国家信用或政治力为基础的通货管理制度,到了1935年,美国政府大量收购世界银元,致使国际市场银价暴涨。中国民众也大卖银元换取美金,造成国内银元大量流向美国,银本位制摇摇欲坠。此时英国政府看准中国币制即将崩溃,便打算积极介入,取得对新币制掌控。为此,英国政府派出大师级金融专家李斯·罗思前往中国,指导进行币制改革。1935年11月4日,国民政府宣布将银元国有化、停止以银元兑换银行券的措施,所有通货改成政府指定的纸币,这就是所谓的“法币”,即法定通货。

  法币发行之初,对稳定和推动战时中国经济起到积极作用。“过去从来没有人相信中国能完成财政改革,统一货币,但蒋介石在英美大力协助下手术成功、稳住了阵脚”。不过,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亦极为深刻,“在这场豪赌之中,英国方面总共借款中国一千万英镑之多。……这也造成了中国在财政甚至外交上依赖英美的局面”(黄文雄著《日中战争》,台北前卫出版社,2002年6月初版)。中日开战的1937年,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总额推定为14亿元;八年之后,就是抗战结束那年,发行总额却高达5569亿元,暴增约400倍,通货膨胀严重可想而知。

  如果说法币已渐成中国主流通货,抗战爆发后,实际上还有一场不见硝烟的“通货攻防战”。如日本人于1937年11月登陆杭州湾,即刻发行“军用票”,其目的是贬低法币值(后强制扩大至占领区);次年三月,日本人更处心积虑地协调华北联合准备银行发行“联银券”;共产党八路军在晋察冀边区发行“边区券”;汪兆铭“南京政府”成立后,则于1941年1月6日由中央储备银行发行“储备券”(中储券)。如此等等,“这场通货战争竞争的不只是通货的健全性、信用与流通性,其中也少不了制造让对手经济混乱的‘假钞战争’”。

  抗战结束不久,国共双方重新开打。国民党方面,由于军费大增,财政恶化,大量印刷法币,造成通货膨胀,刺激物价上涨,财政赤字增加,至1948年8月19日金圆券发行前,法币发行额增至660万亿元,比抗战前夕增加了40余万倍,物价较抗战前上涨了3492万倍;此暴涨局面,反过来又导致加速法币的流通速度和贬值速度。作家茅盾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这样说:“当时流行着这样的笑谈:‘在中国惟一仍然在全力开动的工业是印刷钞票’。”

  宋子文内阁(1945年5月)、张群内阁(1947年4月)均采取过应急措施,前者以抛售黄金平抑物价,“虽略收效于一时,终久亦告失败”(王云五语);后者提出一个“经济自助十年计划”,即控制物价、稳定币制、清理税则、恢复生产等;然庞大军费开支,最终未能抑止法币疯狂发行和贬值。针对米价上涨,中共与民盟共同发起“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国民党称之为“吃光运动”),尽管行政院宣布调整大学生副食费,却未能抑止此全国性的“反饥饿运动”。

  早在抗战后期,蒋介石即曾多次邀请王云五参加政府工作,“以贡献其多年注重科学管理之经验于战时经济”(吴相湘语),王以商务印书馆一时无相当人选可资接替,婉言谢绝。抗战后,蒋旧意重提,王仍愿以在野从旁协助,不愿入阁。1946年4月,王云五自重庆东下上海,蒋托王世杰赴沪坚邀,才有所松口。5月5日,国民政府正式还都南京,蒋即任命王为经济部长。任职约有一年,在若干计划或步骤,与行政院长宋子文见解不和,曾三度辞职。这一次,之所以出任行宪后的第一任财政部长,“惟一的诱惑使我勉允担任此职,就是对于改革币制之憧憬……”

  王云五亲拟“币制改革平抑物价平衡国内与国际收支联合方案”,其中第一条就是:采行管理金本位制,于最短期内发行新币。此案与翁文灏交换意见后,次日特谒蒋介石,蒋“原则上表示赞同”(王云五语),但为慎重起见,又指定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及三位专家协助翁、王二人详加研究,并草拟各有关办法,由此有了一个“六人小组”。从7月9日至28日,整整二十天,三十几条原则,“经六人小组多次秘密讨论”,并予修正后,由王云五进一步草拟具体办法。此修正案原本拟交7月底立法院休会前提请通过,蒋介石认为“时间或来不及”,且公布前须“绝对保密”,故未再提交立法院讨论。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7月29日,翁文灏、王世杰、王云五、俞鸿钧等人从南京赶赴莫干山,与蒋会面,共商币制改革案。

  

  (三)

  

  为保密起见,这一行人返回南京途经杭州时,未看望任何人。

  1948年8月19日,正式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公布《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资产登记管理办法》、《整顿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等四种法规。

  一,《金圆券发行办法》:规定以金圆为本位币,法币及东北流通券均停止流通。法币三百万元,换金圆一元,东北流通券三十万元换金圆一元。金圆之法定含金量为0.22217公分,采十足准备制。金圆券发行总额以二十亿元为限。对美金汇率,为金圆券四元合美金一元。

  二,《人民所有金银及外币处理办法》:公布黄金白银及外国币券国有政策,人民持有之金银外币,应于9月30日以前,持向当地中央银行兑换金圆券。

  三,《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资产登记管理办法》:限令国人在国外存放款项,必需向政府登记,以便管理。

  四,《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加强管制经济,冻结物价,限定全国物品及劳务价格,按8月19日标准,折成金圆券出售,不得变动。

  公布之前夜,各种文件起章与誊正,均由王云五一人办理,“不肯假他人之手”。公布第二天,行政院长翁文灏发表谈话,说明经济紧急措施意义。8月21日,蒋介石通电各省市政府,晓示政府改革币制、稳定经济决心,并派出俞鸿钧、蒋经国、张厉生、王抚洲、宋子文、霍宝树等人,为上海、天津、广州各区经济管制督导员。

  8月22日,行庄复业,即中央银行开始收兑金银外币的第一天,王云五在南京办公室接到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上海长途电话,言贺币制改革政策成功,并称“……其情形之踊跃,着实出乎他所预料之外”。从相关史料看,币制改革一月内,全国物价,虽随地而异,稍有涨落,但“大体仍甚良好”(王云五语)。除少数商品,如纸烟类涨价外,其他日用生活物品,均有回落至8月19日水准以下,“最初四十日的反应可说良好”(吴相湘语)。

  9月3日,从美国访问归来的傅斯年致函王云五:“此事关系国家之生存,非公之无既得利益者不足以为此,卓见毅力。我是向来好批评而甚少恭维人的,此次独为例外。”傅同时劝说王云五取消此次赴美开会计划,或许认为王作为币制改革主持人,在此关键时刻不容离开。后来事实证明,这一担忧不无道理。“行政院临时却将收兑金钞之期限延长,那时候,我正在美国开会,接到此项消息,至感奇异,但自延长之日起,即十月一日起,不仅求兑者寥寥无几,而四十日之乐观局面,也就从此突变……”王云五事后感伤地说。

  此时出现两大现象:一,开始有黑市。对外汇价,下跌甚速,由原来的四比一,下跌至十比一,逐渐至二十比一。二,抢购风潮兴起。其原因是:加强经济管制,冻结物价,属硬性规定,店家老板,只得服从。“不久聪明人便抢先购买,寖假而大家参加抢购。先抢洋货杂品,次及米粮面食。最后只要手上有钱,无所不抢,社会秩序骚然……”(徐柏园语)10月11日,王云五自美国会议归来,认定此次抢购风潮,“至少在上海方面系有组织的举动”。但对于更多民众来说,其怅然与绝望,或不亚于战乱带来的纷扰与不幸。尤其是沦陷区民众,持有的货币,九年之间三次重大变易,已等于乌有!“然而他们仍不怨不尤,搜查箱底找出少数收藏多年结婚金饰等遵令往兑成金圆券”。金圆券发行四十日内,以纸易金,兑得黄金美钞逾三亿元,可说是大多民众将战火劫余全部奉献,爱国心发挥尽致,但亦实属被迫而徒唤奈何!

  事实上,将金融市场搅乱非此时心如乱麻的小商人,真正是那些强势的大资本家和大商人,赴沪实际主持经济督导的蒋经国,在8月22日日记称:自新经济方案公布之后,一般人民对于币制的改革以及经济的管制,多抱乐观的心理;而政府人员则多抱怀疑的态度。……捣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蒋经国著《痛定思痛》,1955年12月台北出版);从郭廷以编著的《中国民国史事日志》中亦可知其违规之况,如9月2日:泄露改革币制消息乘机牟利之财政部秘书陶启明(所谓在沪抛售纱股之隐名士)被拘……9月3日:申新纱厂总经理荣鸿元因私套港汇,证券经纪人杜维屏(杜月笙之第二子)因币制改革前夕抛售永安纱股,被上海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扣押。10月1日:宋美龄自京到沪(传与上海扬子江公司囤积大批汔车钢铁棉纱案有关,该公司总经理为孔祥熙之子令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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