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 单光鼐:群体性事件应对与社会和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31 次 更新时间:2008-12-28 13:3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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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 (进入专栏)   单光鼐  

  

  访谈时间:200年12月25日

  嘉 宾

  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单光鼐: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主持人

  祝华新: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

  

  金融风暴背景下的暖冬

  

  主持人:今天是个北京的艳阳天,很有点暖冬的味道。在世界金融危机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如何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化解社会不和谐因素,今天请来两位嘉宾。单光鼐教授是人民网舆情频道的老朋友,于建嵘教授是第一次来到舆情频道,但我们从网上已经多次拜读到于教授关于应对群体性事件的深刻见解。请两位嘉宾先给网友问个好吧!

  单光鼐:各位网友早上好!在这个冬天的早晨,跟大家一起来聊这个很严肃的话题,还是挺有意义的!我希望把这个很严肃的话题谈得更温馨一些!在金融风暴越发厉害的背景下,我们应该对生活更加充满信心!

  

  大学生是劳动力市场高风险人群

  

  主持人:胡锦涛总书记在沈阳,温家宝总理在北京和重庆,都会见了大学生,关注大学生就业问题。有调查表明,2008年大学生就业率仅60%。您认为大学生择业难是不是一个社会失业率超出社会承受能力的预警信号?大学生会不会成为2009年社会不稳定因素?

  于建嵘:明年我国将有毕业生超过600万,加上尚未就业的大学生,总共将超过千万人。企业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就业岗位受到直接影响,一些单位甚至取消了原先的招聘计划。今年12月4日,郑州的一次招聘会上发生踩人事件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这些大学生很多是农村来的,他们读大学的目的就是跳出“农门”,在城市找到合适的工作。当今的教育是高消费,一般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投入自然希望有回报,而获得就业岗位是基本条件。在付出巨额教育成本而难以获得就业的情况下,无论是对大学生个人还是对其家庭都是极大的打击。农村居民由于收入水平较低,其用于子女教育投入的支出在其总收入中占有更高的比例,而农村大学生难以顺利就业不仅会影响到社会稳定,而且也将对其他农村家庭投资子女教育产生消极影响。很多大学生不愿回农村,对工资期望较高,不愿接受1000元以下的工作,因而必将影响他们的就业。

  这批大学生将是一个值得重点关注的人群。他们是受到高等教育的,有自己的思想和思维方式,在社会不能满足其就业要求的情况下,有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任何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存在不完全就业问题,但是要有一个“度”。目前中国这么多的择业人口,现实显然是无法满足的。国家相关部门已采取措施,可能会缓解就业压力,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因而,失业及就业的巨大压力有可能成为导致大学生与社会间紧张、冲突关系的第一因素,并有可能成为劳动力市场上的高风险人群。

  单光鼐:首先有这样一个问题,大学生从来就不是什么社会不稳定因素,他们是最有朝气、最有希望的社会力量。今年的大学生就业在金融风暴的背景下确实有很大的压力,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到好几个地方去和大学生见面,专门谈这个问题,就表明中央政府对这个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并且也在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我们应该看到这个问题确实很严峻,因为中国的对外经济依存度很高,外需减少以后必然会影响国内的实体经济,必然会导致经济总体的趋势下滑,这就有可能给就业带来很大的压力,所以任何人都不可小视这个问题。

  

  社会不稳定来源于社会变迁

  

  单光鼐:现在的社会不稳定应该来源于社会变迁,它与两种历史进程有关,一是市场经济的兴起,一是现代国家与现代公民观念的出现。就市场经济的兴起而言,社会冲突来自于劳资双方的博弈,来自于城乡利益的冲突等等;就现代国家与现代公民观念而言,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一些新兴的利益集团出现了,一些既有的利益集团衰弱了,一些新的社会关系产生了,一些旧有的社会关系又消解了,在这个过程中就难免出现社会冲突和矛盾。社会变迁还会增加社会资源的容量,比如,教育的普及也就有助于行动者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有助于行动者参与集体行动。另外,社会变迁还能修正人际关系的模式,或者是强化,或者是限制人们之间的凝聚力,这也对社会稳定带来影响。

  

  回乡农民工有可能成为“新闲民”

  

  主持人:现在已经出现估计超过1000万的农民工返乡,问题是他们能在农村和小城镇找到生计吗?他们留在城市的话,会不会成为新贫民;回到农村的话,会不会成为新流民?现在宏观经济决策思路,是不是对农民工的情况重视不够?农村能不能成为城市经济荣枯的蓄水池?时代不同了,难以重演1962年时用一年多的时间把2000万城市人口、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全部人口疏散到农村的“奇迹”吧?

  于建嵘:在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当宏观经济好的时候,大量的农民被吸引到城市里来,而当宏观经济一旦恶化,最先遭受打击的也是我们的农民工,成批成批的被迫回到农村。所以说,让农村成为城市经济荣枯的蓄水池,对农村而言是不公平的,是对农村的一种剥削。我们说现在中国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阶段,那么针对农民工在城市里的住房、失业、养老、子女教育等基本的公共服务必须能够尽快的建立起来,让他们进城市打工时,也能逐步立足稳定下来,才符合城市化、现代化的方向。

  按照当前的经济形势预测,春节后将有更多的农民工会选择不出来打工,受金融危机波及后城里的工作岗位就那么多。大部分农民工在家乡多少还有一点土地,短期内他们的基本生计不会出现太大问题,但是如果较长期内没有得到改观的话,对输出地的治安稳定也是一种挑战。因为这些农民工虽然还不至于成为“新流民”,但是其中的一部分成为“新闲民”是肯定的,闲下来了,没正经工作了,没事做了,总有人会自己琢磨点别的事做。

  今后这段时期内,农民工输出地政府帮扶当地农民工就业的压力会加大,扩大就业渠道、提供就业信息、开展技能培训等都是短期内可以做的有效工作。从长期来看,我们国家、尤其是中西部地区需要大力发展中小城市,以能更多的容纳本地农民的就业。

  

  对“县域青年”缺乏社会政策

  

  单光鼐:主持人提出返乡农民工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根据我的观察,一些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往往发生在小县城或乡镇,比如今年的瓮安、孟连,直接参与暴力行为的就是很多年轻人。所以我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县域青年”,也就是生活在相对封闭县域环境里的年轻人。他们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城市居民。他们很多人有在外打工的经历,经济形势下滑以后,他们从外地回乡,但是他们又不会干农活,也不愿意再待在农村。他们文化程度低,也不可能从事什么高技能的职业和工作。不少人在县城闲逛,无所事事。还有另外一部分年轻人,那就是县城里的中学生,尤其是初中生,我们现有的教育制度有不少毛病,农村子弟要从初中升入高中,比高中升入大学更难。大量的农村初中生毕业以后就失去了再往上升高中的机会,因而在县城的中学生中,很多学生对前途丧失了信心。这次瓮安事件发生以后,就传讯、拘留了不少涉案的中学生。这反映出我们对县域青年过去缺乏认识、了解,也缺乏有针对性的社会政策。

  

  关注第二代农民工的被剥夺感

  

  主持人:农民工子弟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近年来关注农民工子弟教育问题,担心农村留守儿童和城市流浪儿童无法享用公民教育等权益,少数人甚至可能会成为印度电影《流浪者》中的拉兹。据您了解,青少年犯罪中,农民工子弟城乡之间悬置的生存状态是不是一个诱因?

  于建嵘:首先,我想明确的一点是,农村留守儿童并不是不能享受公民教育权益,只是他们如中国所有在农村生活的儿童一样,享受不到与城市孩子同等的教育资源。城市流浪儿童我没有实际研究过,但他们没有享受到公民教育权益是显而易见的。

  至于提到的农民工子弟“城乡之间悬置的生存状态”,我不是十分明晰这个提法的具体含义,不知道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指农民工的即将成年的孩子既不能或不愿在乡村安身立命又不能在城市享受教育或立足就业,从而使其成为彻底的流浪者?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认为这种现象与青少年犯罪事件多发是存在正相关的。

  更重要的是,据我在广东的调查,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我们的农民工主体部分已经是第二代农民工,这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年龄更小,许多是16岁到20岁之间的年轻人,他们受到的教育程度更高,大部分是中学或中专毕业,对城市生活也更向往,更希望能留在城市,对个人权利也更关注。至于现在随父母在打工城市上学的这代孩子,很多人对农村老家已经基本没有感觉,他们认为自己就是城里人。

  但是现实情况是,我们的政策根本就没有做好让这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里完全立足的准备,城乡二元结构看不到被废除的迹象,户籍制度改革喊了几十年到今天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我们可以想象,在今后的十年或二十年内,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不能在城市里立足,青春不再而要面临被迫回到农村时,一旦他们感觉自己权利被侵犯、感觉实际生活与心里愿景相去甚远,他们会像他们的父母一代人那样甘于接受吗?他们的那种不公正感、被剥夺感,将对未来的中国城市社会带来怎样的冲击?所以,城乡二元结构废除比不废除好,早废除比晚废除好;某些部门再也不能因为部门利益,而让户籍制度改革继续停留在专家的嘴上、政府工作报告的纸上,而是必须要有一个时间表来实实在在的付诸行动了。留给政府这方面的制度改革时间已经不是很宽裕了。

  

  “群体性事件”是个中性概念

  

  网友“白开水”:什么叫群体性事件,不就是闹事吗,使用这个概念,是不是试图把闹事中性化、非罪化呢?请打开窗户说亮话吧。

  单光鼐:群体性事件不一定是闹事,“闹事”的说法是阶级斗争时代的语言,现在使用“群体性事件”这个概念确实是有中性化的意涵。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群众表达利益诉求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有的是为现行的法律规章制度所允许的,有的是超越和违反现有的规章制度的,所以现在用“群体性事件”这种中性的说法是比较妥当的。

  

  解决问题而不是压制矛盾

  

  主持人: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协商制度,“重大事情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在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中,市委书记亲自出面与“的哥”对话,政府出面调解社会矛盾,这与过去强势压制群众“闹事”有很大不同。您认为这个变化是不是表现了政府对群体性事件的新认识和应对新手法?

  单光鼐:主持人这个问题提得很好。重庆市政府在处理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中,表现得相当理性、平和。市委书记亲自出面与行动者对话,这是过去从来没有的,通过面对面的交谈,坦诚相待,互相亮出自己的观点,表明自己的想法和诉求,这种形式就很好。这比过去一味地压制、一味地拒绝与群众对话取得的社会效果要好得多。领导者与行动者直接对话,这成为一种新的平台,双方可以充分地讲明自己的观点,求得理性地、合理地解决问题。对于群众采取制度外的行动方式,公开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过去我们一味地绝对禁止,并没有收到好的效果,有时往往还激化了矛盾,酿成大的事件。可喜的是,今年在上海、重庆、瓮安等地的领导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变化,一是自责,检查反思政府工作中的不足和缺陷;二是问责,严厉查办失职渎职的官员;三是体恤民情,认真听取群众诉求,改进自己的工作,制定新的社会政策;四是对问题冷处理,严格规范地慎用警力,平息事态,就事论事地解决问题。

  于建嵘:在政治学理论中,国家与社会合理分权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国家制定的法律规则必须经过被统治者的同意,以获得合法性的权威和效力。如果不经过民众的授权和认同,政府的决策是没有效力的。因而,社会的重大事情必须经过人民知道,重大问题要与人民讨论。而且,我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开放、公开、透明的社会,政府的行为和各利益主体的活动必须置于透明的阳光式的运作体制下,不能搞秘密操作。事实表明,透明度越高,越有利于杜绝权力腐败,越有利于社会矛盾的解决。

  在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中,政府采取“对话”而非“对抗”的方式应对,显示了政府处理突发性事件方式的进步。就我目前了解的资料而言,在这次事件中,司机的主要诉求十分清楚:

  1.出租汽车企业与驾驶员利益分配存在矛盾;

  2.出租汽车租价结构不合理,等时费用过低,希望调价;

  3.出租汽车“加气难”现象未得到彻底解决;

  4.非法车辆扰乱正常营运秩序,要求政府加大打击力度,保护合法经营的出租汽车。

  重庆市政府针对这些诉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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