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娥:族际政治民主化

——多民族国家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课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3 次 更新时间:2016-02-06 00:27:39

进入专题: 民族认同   民族集体权益   族际政治民主   社会和谐  

王建娥  

   【内容摘要】多民族国家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族际关系的和谐。多民族国家族际关系的核心是政治关系。多民族国家采取民主的方式处理族际政治关系,不仅是主权在民原则的自然引申,也是国家公共权力合法性的题中之意,更是多民族国家创造各民族政治认同、维护民族团结、建构和谐社会的制度保障。当代世界许多国家的少数民族政策已经倾向于承认和重视少数民族政治权利的制度保障,表现出族际政治民主化的趋势。本文试从国际比较的视角,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当代多民族国家内部族际政治民主化问题略做探讨,以期有助于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充分重视民族关系的政治协调上和制度完善。

   【关键词】民族认同;民族集体权益;族际政治民主;社会和谐

  

   多民族国家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族际关系的和谐。如何在一个民族和文化多样性的国家创造高度的政治认同和社会向心力,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是现代政治学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近年来,在如何处理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关系问题上,国内外学界出现了两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即“公民化”和“文化化”(去政治化)。前者主张多民族国家在处理国内民族关系时,“强化公民地位,淡化民族观念和意识的影响”,通过“公民个人权利的平等,实现民族权利平等”;① 后者主张把民族看作纯粹的文化共同体,“从分散个体的角度来处理族群关系,在强调少数族群文化特点的同时淡化其政治利益,通过人口的自然流动进程淡化少数族群与其传统居住地之间的历史联系”,“把少数族群问题逐步去政治化”。②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不是解决多民族国家内部民族问题的正确思路,其明显的谬误和缺陷,已经为一些多民族国家处理民族关系的失败教训所证实,并且在理论上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的剖析和批判。③ 在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样化的今天,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依赖的是社会全体成员对它的高度政治认同。多民族国家只有承认并适应族裔文化多样化的现实,承认族裔文化群体独特的民族认同和集体权利要求的正当性,在现行国家的政治框架内创造各民族进入国家公共权力结构的制度空间,制定和贯彻切实保障各民族政治权利的政策,使少数民族能够在各个民族平等地共享国家政治权力和利益的前提下,保持和发展其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并且在现代化进程当中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才能在各民族中间创造出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实现多民族国家社会生活的和谐与稳定。

   本文通过对现代国家多民族构成的现实、少数民族集体权利诉求的正当性、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的政治本质、族际政治民主对族际沟通和民族团结的重要意义的讨论,以及对当代世界一些国家民族政策实践的历史反思和经验总结,论述族际政治民主化对保证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重要意义,希望对多民族国家民族政治理论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多民族国家中少数民族集体权利的正当性

   现代世界上绝大多数(95%以上)的国家是多民族国家,它们“不是由单质人口组成的共同体,而是在不同共同体基础上建立的更大的政治共同体”;组成现代国家的不同民族,具有各自的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和民族认同,并且要求“在共同体事务上享有一定的自主权”。④ 多民族国家通过“共同的法律、政治纽带”,对其疆域中存在的差异集团以及所有差异集团的多样性认同进行整合,将生活在同一领土范围之内但文化传统和历史经验迥然相异的各民族联系到一起,创造一种超越传统族裔认同的政治认同,是大势所趋,无可非议。问题的关键是整合的手段、尺度和目标。如何在这样一个更大的政治共同体中协调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如何对待各民族不同的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和历史上形成的地区差异,如何面对少数民族对集体政治和文化权力的要求,创造统一国家的政治凝聚力,是现代多民族国家面临的重大课题。对此,传统的以个人权力和政党政治为基础的政治学并没有给出现成的答案。

   将公民权作为一种新的法律和政治纽带,通过公民平等原则在全体公民中间建立起统一的政治认同,是现代国家的一个比较普遍的选择。但是,公民概念本身并不是一个自足的概念。对公民概念的理解以及对公民权范围的掌握,受到现代民族和国家观念及政策实践的直接制约,即公民概念总是和人们对政治共同体的内涵和外延的理解相联系的,并且总是和由何人、何机构决定公民权授予的对象、范围和资格的权力关系相联系的。因此,在将公民权作为现代国家的政治纽带的时候,必须首先对现代国家的族裔多样性和权利本质,以及现代国家及其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来源有清醒的认识。

   根据政治学的一般原理,政治制度要为权力关系提供一个运作的结构框架,首先就必须具有合法性。而对于现代多民族国家来说,少数民族是人民的一部分,是不容争议的国家主权与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是不言而喻的政治权力承载者。作为多民族国家这种政治共同体的一部分,少数民族拥有追求自己平等地位和利益的权利,拥有参与国家的政治决策和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利。少数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以及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体现了多民族国家这个政治共同体本质的内涵,其集体权利的实现,不仅直接关涉到现代国家的政治建构,关涉到国家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也关涉到国家政治权威的贯彻和国家解决冲突的能力,关涉到公民权利的实施与保护。

   现代多民族国家中少数民族的集体认同和集体文化权益,不应该理解为公民个人权利的对立物,而应当理解为公民权利的正当组成部分。因为公民权利本身包含了“个人保持差异的权利”,⑤ 它理所当然地也包含公民个人认同于集体的权利,包含公民个人维护其集体利益、集体文化和集体存在的权利。

   因此,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生活不该打破少数民族的族裔文化认同,取缔个人身上体现的民族性,也不应该对少数民族“在共同体事务上享有一定的自主权”的要求置若罔闻,更不应该把公民个人权利之和等同于少数民族的集体权利诉求,用保障公民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法律制度取代对少数民族集体文化和集体权利的保护。多民族国家社会整合的目标和出发点应该是求同存异,在承认差异、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创造一种具有更大包容性的制度空间,使各个民族都可以在不损害他族生存和利益的前提下保持和发展自己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并且在保持传统的族裔和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创造一种新的、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大包容性的政治认同。这种多层次的身份认同,既是多民族国家公民民主的题中之意,也是多民族国家文化和社会生活丰富多彩的表现,更是多民族国家政治生命力和社会凝聚力的根基所在。

   “公民化”观点担心在政治上强调族群身份、地位和权利,会助长少数民族的自我意识和权利诉求,造成社会分裂和族群冲突,威胁国家的统一,这实际上是忽视了人类意识的主体性。作为人的集体存在和现实社会的基本构成,民族不仅通过全部的人类活动(经济、政治、教育、娱乐、宗教等),为其成员提供有意义的生活方式,⑥ 而且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加入现实世界的整体运动,从自己的物质利益和精神感受中,对现实社会的秩序做出判断、解释和反应。这既是现代世界各种民族意识、民族主义和民族运动不断发生、反复重现和一再高涨的深层原因,也是多民族能够生活在同一国家并且和睦相处的理性基础。

   现代世界广泛而深入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联系,在缩小民族间距离的同时,也促进了民族对自我文化特性的自觉和对民族未来的理性思考。民族性和民族的自主意识,都是作为行为和认识主体的人对现实存在的集体文化和社会差异的体悟、觉察和反应,不是任何人的主观意志能够抑制或回避的。现代国家不能消除民族成员作为认知主体对现实差异的觉察,更无法消除民族成员对这种现实存在的差异感到不满、忧虑并希望它得到改善的自主意识。即便是在个人权利平等的前提下,生活在多民族社会中的公民个人,也会对现实中由于语言习俗等文化差异而形成的社会分野有所察觉,对自己在社会中的物质资源和权利分配体系中的地位发生感悟,并且从这种感悟中做出价值判断。如果民族成员自我认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遇到国家或由国家支持的强势民族有意无意的破坏,或民族成员对其文化的认同遭到主流社会的否定和歧视,他就会自发地产生一种对外界的反抗意识和反抗行为,这种行为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转化为社会冲突,危及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相反,如果国家的政治设计给文化差异和价值冲突留下互动的制度空间,承认并尊重少数民族保持差异的权力,满足少数民族延续其文化和自我特性的要求,并且使少数民族在与其他民族平等交往和交流中互惠互利,在国家这个更大的政治共同体中获得更多发展、繁荣和富裕的机会,那么,少数民族就会对民族的现状和未来充满信心,就会对共同的政治生活做出积极的价值判断,并由此对国家及其制度产生自觉认同,而这种认同则是多民族国家合法性以及政治生命力的基础。

   “公民化”主张之所以不可取,是因为它拒绝为少数民族集体权利创造制度空间,试图用公民个人权利来取代少数民族集体权利。这不仅误解了现代多民族国家的本质,忽视了少数民族权利与多民族国家政治合法性的内在逻辑,而且也无法应对现实社会少数民族权利诉求的直面挑战,无法为多民族国家的存在提供制度凝聚力,难以在少数民族中间创造对国家的自觉认同。而且,由于公民概念本身的非自足性和公民身份的有条件性,在狭隘的民族—国家观念影响下,“公民化”主张很容易蜕变为社会排斥的借口。历史已经证明,由公民身份的有条件性而导致的社会排斥,在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解体后建立的一些新兴国家中曾经引起剧烈的民族冲突。另外,由于拒绝承认少数民族权利诉求的正当性,“公民化”在实践上很容易转变为民族同化或曰“主体民族化”。冷战之后那些用“公民化”整合国内民族关系的国家,如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在处理国内民族问题时,都实行了主体民族优先政策,在语言、文化、教育和公务员任用等方面,都明显地偏向主体民族。⑦ 由此观之,所谓的“强化公民意识,淡化民族意识”的公民化主张,实际上是要少数民族“放弃族裔共同体和族裔的特性”。从少数民族的立场上看,它“既非宽宏大量,也不像其自我形象所标榜的那样不偏不倚”,⑧ 其实质“同样是巩固一种文化在公共生活中的优势”。⑨

   在族裔多样性存在于全世界几乎每一个国家的现代世界,少数民族权利诉求作为一种普遍现象,对传统的单质性民族—国家政治模式或理论设计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国家主权与公共权力合法性来自在其疆域内居住的全体人民的同意,包括主体民族和各少数民族的同意,这一点现在已得到了国际社会和现代政治理论的普遍承认和肯定。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的存在及其集体权利诉求的正当性,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基本共识,并与公民个人权利一道成为基本的人权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说,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集体权利,不是对公民权利的否定,而是对它的拓展与补充。当代少数民族“争取群体权利的斗争”,之所以构成了后冷战时代“现实社会的一部分”,成为现代国家面临的一个持续性问题,不仅是因为少数民族对主体民族独揽公共权力、主体民族文化占据公共生活中的优势地位的传统政治秩序和主体民族文化霸权感到不满并形成挑战,也源自日益清晰的少数民族自主意识对公民权利和普遍人权的执著追求。

   二、族际政治: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的核心与本质

人是一种“政治动物”,它不仅必须以共同体的形式存在,而且必须过有组织的生活。这种“有组织的生活”的核心就是政治。“政治是人们围绕着特定的利益、借助社会公共权力、在对社会公共资源分配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的总和”。⑩ 通过正常渠道以和平方式对社会中“因价值性资源分配引起的冲突进行管理”,(11) 是政治社会的主要特性,也是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的核心内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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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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