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寒冰:柏林随笔(十):巴黎先贤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40 次 更新时间:2008-12-25 14:4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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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寒冰 (进入专栏)  

  

  来到法国巴黎,漫步在塞纳河畔,自然不能不被两边的埃菲尔铁塔、伤兵院、夏佑官、大皇宫和小皇宫、议会大厦波旁宫、圣母院和卢浮宫等名胜历史的、建筑的和艺术的独特性所吸引、所感动。对此,不知有多少文人墨客费了不知多少纸笔留下了不知多少“文化遗产”,妇孺皆知,也就不需要我再重复什么了。也许以前多多少少地对这些地方有所耳闻、有所了解,所以,我在用脚步度量塞纳河长的时候,虽然也为它们所吸引、所感动,却没太大的震撼。真正打动我的却是不算太有名的先贤祠。

  先贤祠,也有翻译成万神庙的,这些都是非常典型的中国话。它是古拉丁词Pantheon的意译,在巴黎第一和第三大学附近,离圣母院也不远,说白了就是一个有法国历史名人棺木和墓室的大纪念堂。先贤祠的来历是这样的:18世纪下半叶,法国皇帝路易十五大病一场好了之后,为报答神灵就委托建筑师设计了一座具有古典风格的大教堂。这座教堂的修造于1764年开始,1780年竣工。法国大革命以后,这座教堂便改成为先贤祠,专门用来安葬法国的名人或伟人。拿破仑曾于1806年将它归还给教会。不过,到了1885年,它再度改回先贤祠。

  先贤祠的外表就是一座罗马式的教堂,正中高耸着一个圆圆的金顶,主体建筑呈十字形状。里面分上下两层。上层正中是一个大厅,穹项上是拿破伦1811年命人绘制的巨幅壁画,四周则挂着法国的历史题材的油画。其中第一幅是描写圣路易头被砍下之后,光秃秃的脖子上非但没有流血,而是冒着金光,双手捧着自己的头。传说,圣路易被砍了头后就这样一直向北跑,最后倒的那个地方今天就叫圣路易。还有一幅画,描绘圣女贞德就义之前被绑在火刑柱的情景。

  最重要的地方还是在下层墓室。先贤祠的四个侧翼,每个又都呈十字形并且被多立克式柱子分割成许多廊道,法国的一些名人就长眠于此。

  既然是名人,就是说不是谁都可以进来的。那么,谁能算法国的名人呢?皇帝,国王,还是总统?都不是。进到这里来的标准绝非视其地位是否显赫,而是看他对法国甚至整个世界的贡献之大小。据说,直到今天,对于每一个拟移墓于此的名人,法国国民议会都要进行长时间的、反复的讨论、研究才能最终确定,来不得半点草率。当然,绝对根据法国自己的标准。

  在入祠的名人中,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伏尔泰和卢梭显然分量最重,他们的棺材不仅被置放在最显赫的位置,而且各自独占一个墓室。其余的人就没有这样的待遇了,有的是2个人一个墓室,有的是4个人或者6个人一个墓室,最多的是13个人同“住”一起。这足见伏尔泰和卢梭在法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不过,在德国人的眼里,伏尔泰的个人品行却不怎么样。据说,当年德国的弗里德利希大帝在无忧宫里招待伏尔泰的时候,伏尔泰不仅索要非常高的“差旅费”,而且还到处剌探德国的军事情报,临别时还“顺走”了德国王宫里的珍品,搞得弗里德利希非常恼火。

  对外国人,特别是对于东方人来说,除了对法国历史或文化有研究专长的外,先贤祠中的大多数名字可能都是陌生的。就普通人比较熟悉的人而言,在文学家中,写《悲惨世界》的雨果和写《鲁贡玛卡》的左拉在一起,他们的石棺分列一个墓室的左右。在科学家中,皮埃尔•居里和玛丽•居里与另外两个人在一个墓室中。在墓室外边摆放的对居里夫妇的介绍中,有两幅图片,一幅是皮埃尔•居里在作学术报告,另一幅是某一年(上面没有标明)在中国北京举行的“世界文化名人本杰明•富兰克林、皮埃尔•居里和玛丽•居里纪念大会”。这大概是先贤祠中唯一与中国有关的字样。他们夫妇的灵柩是1995年4月20日移进的。在政治家中,最重要的却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即第二国际和法国社会党的活动家让•饶勒斯。介绍中说,他的灵柩是由几十名矿工抬进先贤祠的。沙尔•拉波波尔在其著的《饶勒斯传》中评价说:“饶勒斯的整个一生是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而斗争的一生,是为寻求权利、正义而不断地英勇奋斗的一生。对于仇视他的人,他总是客客气气地以礼相待,总是设法通过说理,通过斗争,极为耐心地说服对方。他常常把日常斗争的纷扰和低级无聊的争论撇在一边,集中精力考虑一些高深的问题,埋头工作。对他说来,他也是一个道道地地的社会主义者。因为社会主义就是意味着人人工作,人人参加创造性的劳动,而饶勒斯一直是积极地在他所接触的一切问题上努力作出建树的。”

  前面讲了,谁能进入到先贤祠是法国人根据自己的标准选定的。 但是,我认为,其标准大体上还是可能接受的,无论是从法国角度还是从世界角度。所以,进到这里,不管是对那些熟悉其名的长眠者,还是对那些人们不熟悉的长眠者,参观者很容易产生的是尊崇和敬重,而不是迷信和膜拜。其实,先贤祠也不像逝者的纪念堂,而成为法国的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它不是强迫人们相信什么神话甚至是生命短暂的神话,而是向人们诉说一段大体上能够持续下去的历史。在越南河内,我曾冒雨排着几乎没有尽头的长队,在无数警卫人员的呼来喊去中来到一个阴森森的纪念堂中匆匆而过瞻仰过一下胡伯伯的遗容,那种叫人直想哭的感觉比在先贤祠里沉重得多了。所以,我也在想,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类似纪念堂是否也可以多放一些人呢?包括静静地躺在那里的人生前不也常常教导我们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吗?

   (2001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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