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扬:此行何处?——迷途问津

——“西学东渐”再检讨之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05 次 更新时间:2008-12-22 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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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扬 (进入专栏)  

同学们:

中世纪有一个犹太神学家迈蒙尼德写了一本书叫《迷途指津》,其中的“指”是针对犹太人和犹太教说的。

我不能“指”,只有“问”,表面是问道于西方哲学史的“迷途”,其实主要是问道于我们自身一百多年来作为“精神在押的巴比伦囚”而尾随西方思想的“迷途”。

为什么说是“迷途”呢?西方不是“启蒙”了吗?我们不是“被启蒙”了吗?说西方这盏“自由的明灯”是“迷途”,说今天的盛世是“迷途”,岂不像黑格尔说的“极端的任性与疯狂的大胆”,或许是吧。

那我们就试着问一问。

1 德里达的姿态

先谈一件触动我的事。

最近因讲“解释学分类”的需要,重读了德里达的《书写与差异》。代序的“访谈”中德里达表现出颇有些令人触目的姿态。

德里达先生去世了。下面的话我应该在德里达先生在世的时候说出来才算合乎情理。可惜,当时我还没有读到《书写与差异》作为代序的“访谈”,即便读到了或许也还没有这般的注意。现在说有点得罪了。

访谈中,德里达谈到“什么是哲学”、“什么是文学”?

德里达说,哲学仅仅是属于希腊的从而是西方的,非西方的民族有它自身的文化和思想,但绝对没有哲学。“哲学本质上不是一般的思想,哲学与一种有限的历史相联,与一种语言、一种古希腊的发明相联,它首先是一种古希腊的发明,其次经历了拉丁语与德语‘翻译’的转化等等,它是一种欧洲形态的东西,在西欧文化之外存在着同样具有尊严的各种思想与知识,但将它们叫做哲学是不合理的。”

同样,“文学(litterature)是一个具有某种欧洲历史的概念……。我不知道比如说是否可以去谈非欧洲的‘文学’。我恐怕会重复刚才对待哲学的同一姿态。应当存在着不属于在欧洲大约自16世纪以来被称为‘文学那种东西’的伟大的书写著作”。总之,文学毕竟也是专属于西方的。

我不知道你们读它时有何感想。

在我的阅读经验中,德里达的这些话所引起的感触是极其复杂的。

设想年轻时读这样的话,会把它当成一种知识吸收,肯定还会沾沾自喜,仿佛得了真传地“拿了根据”以示人:“你知道什么叫哲学吗?除了希腊人的叫法,其他非希腊的思想根本就不能叫做哲学。”大概因为年轻,更因为完全处在学而恭(学而倨?)的地位。或许德里达在古老的非西方人面前仍然保留着此种年轻心态。

可是现在读起来,没有这种轻信的喜悦了,凡西方人说是都是。现在读它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德里达怎么像个申辩“专利”的刀笔吏,东说西说道理全在他那里。德里达的整个腔调其实是很有些霸道的。联想到同一个德里达在面对强势的英美“政治哲学”和德国“观念哲学”时,态度不仅要收敛得多,而且还有一种为法国哲学地位抗争的努力进取的低姿态。前倨后恭以至如此,真有点叫人如临棒喝。

哲学是希腊人发明的,专属希腊人所有,其他非希腊人不能有;但是,经过拉丁语、德语、法语的翻译,就成了欧洲共有的,希腊的也是法国的,比如一个叫德里达的法国人就可以说“哲学是欧洲形态的东西”。这意思是说,经过语言的转化可以为非希腊人所有。可为什么经过阿拉伯语、印度语、汉语、日语的转化,却不能为非西方人所有呢?其实欧洲人知道的“希腊哲学”最早还是保存在中世纪阿拉伯世界中并经过阿拉伯语转译的,而且所谓“欧洲”语源还离不开“印欧语系”。

德里达自己难道不应该奇怪自己的双重身份吗:犹太人和法国人?犹太教从叙利亚传到欧洲去,就变成欧洲的了,按照前面德里达宣布的逻辑,“欧洲”应该变成“叙利亚的”才是。即便“犹太教”在罗马时代变成了“基督教”,属于西方,那也不过是反映了全世界共有的现象:“橘逾淮而北为枳”。欧洲可以这样,非欧洲的其他地方也完全可以这样。希腊哲学到中国来变成了中国现代哲学因素之一,如印度佛学到中国来变成了中国“禅宗”一样,有何不可。只准自己行,别人不行,这就叫“欧洲中心主义”或“唯我中心主义”。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岂不要变成解构别人为己所用的“暴力主义”——落到自己的反讽中去了。

中国古代思想可以不叫希腊意义上的“哲学”,但决不等于中国没有本源意义上的即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哲学,而且,形而上学的本源意义根本不同于“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形而上学”。同样是“爱智慧”的,但智慧形态可以不同,而亚里士多德之后根本就是“爱智能”,于是,“知识即德性”才完全变成“知识即力量”、“知识即功利”,以至于今天技术成为地球的主宰—— 一个纯粹的“手段王国”。

德里达的这种做派连起码的语言学或语言哲学常识都不顾了。“哲学”,在形而上学的本源意义上,世界任何一个元典文化都会有的,因此,“哲学”可以说是一个“共集”或“空集”范畴,或叫“通名”。现在德里达因希腊哲学的特殊性而想独霸“哲学”的“通名”为“专名”,让“共集”或“空集”中的其他哲学全部退出,甚至取消其他哲学的哲学叫法而其实是取消其他哲学的哲学等级,让希腊哲学独享哲学之名。难道德里达就是这样研究“签名”而“专名”的吗?这不是霸道是什么?

按照德里达的逻辑,希腊人因其希腊人的特殊性而命名“人”,是不是该让所有非希腊人的人都不能叫“人”,连身为法国人犹太人的德里达都不能叫“人”。请问德里达先生作何感想?

在德里达眼里,希腊时期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不说了,新古典时期的康德与黑格尔也不说了,眼前的德国哲学构成对整个法国学术界的压力,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一个抓住“意识”,一个抓住“存在”,欧洲形而上学传统几乎完全被德国这两个当代大哲掌控着。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其学术界思想界拼命夸大“哲学的终结”,抬高“结构主义”的地位,其中隐含着的一个动机就是抗争德国观念哲学,力图从德国观念哲学的阴影中摆脱出来。

一方面,海德格尔提供了一个支点——“存在论差异”,另一方面又不愿意继续屈从在海德格尔的专名之下。于是才爆发了“太凯尔”(《这一代》)群星学者的反叛,政治上与学术上同时进行。政治上绝对保有“法国大革命”的革命精神与浪漫传统,抵制英国“光荣革命”的冷静务实的功利主义原则。哲学上直指德国观念哲学。德里达是其中支撑最长也最强的力量。他几乎调动了法国文化中最精华的文学资源以抗击德国观念哲学强大的确定的“客观对象性”。不禁使人想起绘画中的印象派兴起,它们如何在新古典主义传统中抗击完美定式的“客观对象性”。

我对此有很深的感触甚至同情。如果德里达不表现出上述前倨后恭的两面相,我亟愿向他表示更多的敬意。因为面对西方学术,一百多年来,中国学者几乎还没有抗争的意志,更谈不上抗争的能力了。

话说回来,德里达说哲学是希腊人的发明,也并非毫无道理,但只在这个意义上。我先用一个图表示:

(隐) “无”—大道无形、“知其白守其黑”

天地人道(大而化之)<

哲学-形而上学< “在”—逻各斯—“知其是守其在”地临界

天地人神(大而伯之)< 柏拉图“本质主义”

(显) “是”—逻辑学<

亚里士多德“科学实证主义”

(注意,请严格按照此图的显隐关系付排,即保留现有着重号的分布,分清上隐下显的秩序。)

该图显示,所谓希腊哲学走了这样一条“光”路:由于“光”照而全“显”的逻辑学——“是什么”之“是”,或导致属性本质化的柏拉图“本质主义”,或导致个体分类化的亚里士多德“科学实证主义”,才把哲学的“爱智慧”转向“爱智能”,即从“知识即德性”转向“知识即力量”(手段)与“知识即功利”(目的)的技术理性,直到今天技术成为世界(“手段王国”)的主宰——这不过是哲学走向“显学”即走向“意识形态”特别是“意识技术形态”的一个“强力”分支。

(插一句,这里的“显”,不是作为动词的自身显现的显,而是作为名词的显现出来了的“东西”即“存在者”。所以,它才是系词“是”所是所系的即判断的对象。)

所以,德里达笼而统之地把“哲学”和“希腊哲学”等同起来,说轻一点至少是不清白的做法。其实,德里达并非不知就里,他在尽情解构时,不就把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辩证法直接叫做没有阴影的“白色神话”吗?

但事实上,说到底,海德格尔切入阴影面的“显隐二重性”,德里达并未深知地坚持下去,因为他常常停留甚至沉迷在“显”与“隐”的“二值逻辑”的非此即彼地解构上。

2 西方真理观的三大根源

现在回到我今天要讲的正题上来。大家很快可以看到,所谓正题恰巧在德里达的“哲学”命名中已经显露出来。

让德里达自傲的一部西方哲学史,可以看作是不断提供“真理”或“真理观”的形而上学史。海德格尔在《论真理的本质》(1930年)指出,西方成为传统的“真理观”,即“知与物符合”必须先行建立在“物与知符合”上:

知——知与物相符——知乃认识论意义上的陈述——“命题真理”

物——物与知相符——知乃先验论意义上的本质——“事实真理”

“知与物符合”的“知”是认识的知,表现为陈述性命题,叫“命题真理”;“物与知符合”的“知”是先行意谓的本质,表现为事实性命题,叫“事情真理”。如此“知—物—知”旨在破“物”以取“力”地技术理性支撑,已构成“真理观”的意识形态特征:“把特殊的东西说成是普遍的东西,再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统治的东西”,归根结底要完成“真理性”向“权力性”实施的政治哲学架构——此之谓“政治哲学乃哲学的本质”。

西方之所以如此顽强地架构,即便一个一个的“意识形态真理”没有不被后面挤上来的“真理”剥夺砍倒的,以至黑格尔把西方形而上学史描述为“堆满头盖骨的战场”,然而后来的哲学家还是相信,唯有自己提供的“真理”才是最完美的真正的真理。为什么?原因就在于它们的思想开端、它们的宗教造成了它们深根蒂固的“本体”信仰。海德格尔在《论真理的本质》中援引了“上帝创世说”可谓第一根源:

宇宙万物及其关系的秩序(A)

“上帝”(C)<

人的命名与管理的能力(B)

其中的逻辑关系:因为有C,所以A = B。C即上帝耶和华,既是宇宙的“创造者”,又是“最高存在者”。人的认识之所以归根结底一定要与被认识的事物相符,或反过来说,事物的秩序之所以归根结底一定要与人的认识相符,其根本原因乃在于它们都是最高同一者按创世秩序的意志统一创造出来的。

无独有偶,柏拉图在《理想国》第六卷“日喻”中,借苏格拉底之口用同样的逻辑说出了第二根源。其图式如下:

给予知识的对象以真理(A)

“至善”(C)<

给予知识主体以认识能力(B)

逻辑式:因为有C,所以A = B。C即善理式,既是宇宙的“创造者”,又是“最高存在者”。与第一根源同理。

西方哲学史,特别是形而上学史,不外两条路线:要么走(A),从外部发现同一性的基础,要么走(B),从人的主体内部中发现同一性的基础。不管那沟通的“最后一跳是致命的”,由于有(C)作为信仰的保证,人们相信知与物总会相符同一的。

还有第三根源,那就是亚里士多德提供的“语言结构”与“事物结构”也处在一种“同构”关系中。其图式如下:

事物意义(A)——倾向于柏拉图本质主义

语言指示(C)〈

事物结构(B)——倾向于亚里士多德科学实证主义

第一根源和第二根源必然包含演绎式,创世的“上帝”(一神教)和“至善”(宇宙论)当然只能下行演绎。“语言”作为第三根源虽然奠定的也是演绎式,但却表现为归纳式,例如,亚里士多德的范畴逻辑规定,主语或主词位格上必须是“个体”实体(不是柏拉图的“本相或理念”实体),至于谓述则用“种加属差”予以实证之,即仍是“第二实体”(类)、“第三实体”(神)规定其本质,由此开创了不同于柏拉图“本质主义”的“科学实证主义”。

“三大根源”在他们“所说的那个样子上”的确可以为西方“真理观”提供最后的保证,但也不过是“所说的那个样子”而已,因而不过是“三大原始幻象”。请注意,我并没有判断“三大根源”的“有无”或“真假”,只用了“隐喻”的说法把它悬搁起来,因为“幻象”完全可能是来自有限人的有限映照而成其为“所说的那个样子”——“命名”:

第一根源来自希伯来神性——命名为“上帝”

(从亚伯拉罕的上帝到亚里士多德的上帝)

第二根源来自希腊理性———命名为“至善”

(即柏拉图的“善本相——德木格”)

第三根源来自希腊理性———命名为“逻辑”

(即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主谓结构”)

3 三大根源中被隐去的部分

同学们已经看到,前面讲的都是西方哲学和我们学习西方哲学的经验事实,我用的几乎是描述性的事实陈述句:“它如此这般”。

但本节所讲的这一部分很有点冒险,因为它不是完全依据“诸神元典”的“知识考证”。希腊悲剧中有一个说法不知大家注意到了没有,那就是,人的智慧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于神的指引,一个来源于自身的苦难教训。后来人长大了,长大到它以为能够完全靠自己的两足站立在世界上,这就是所谓依据“人义论”的“启蒙理性”,从而将“智慧”转变为“智能”(技术理性),也就是将原来人的智慧的两大来源“神性”与“苦难”,转变为智能性地依据“知识即力量”(手段)以达到“知识即功利”(目的)。所以,“人义论”同时是与“进化论”即“科学发展观”或“历史相对主义”相联系的。从此一切都可以化解于其中,即便人类经历了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像“奥斯维辛”、“古拉格”这样的苦难,也完全可以用智能的眼光去衡量其“功利”而重新聚集“力量”准备(从事)战争,反正历史是“进化的”,或“相对的”。今天的中东局势就是其缩影。“生态危机”仿佛还在其次。

这个世界占主导的技术理性肯定出了问题。如美国有人把他们的现代性原则规定为新“三位一体”:“个人主义”、“工具理性主义”、“自由主义”。而其中两端自我衡量与判准的尺度恰恰就是“工具理性主义”。

这就逼使人不得不以另类眼光从根源上检讨启蒙以来的方向——“迷途问津”。重新点读“诸神元典”只是其中的一种尝试。因时间关系,下面我只能用举例的方式点到为止。

例如,圣经创世记第一章开篇:

“神起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黑暗的)水面上。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是头一日。”

据说,第一天神创造的光是希伯来“神性之光”,第四天才是希腊理性的“自然之光”。所谓两希精神只在“光”的比较中争高下,至于创造“光”之前的“神”与“黑暗”的关系却始终讳莫如深。也就是说,相对“黑暗”而言,“光”表面看来是显白,以为黑暗全被照亮了,这本身就意味着光把自身对黑暗的遮蔽遮蔽起来,已是“双重遮蔽”。正因为这个开端中的掩盖,“光”才肆无忌惮地俨然以自己为“绝对真理”自居——非一次破坏性的苦难不能审视它质疑它。

我经常碰到这样的反诘:不管黑暗多么重要,它总是一种混沌状态,既不可理解又不可表达,有什么意义?事实上,不管自然还是人类,总要进到光照中来才能明白事理,才能趋利避害地成事,没有理性,世界不乱了套?

这是常识常理,没有谁去反对的。问题已经不在这个层面上进行了。现行的世界,不是没有理性,也不是理性太少,相反,恰恰是理性太多,多到混乱的地步。每一种理性都只看到自己光亮的部分,甚至干脆认为自己就是光亮本身,因而非己之其他理性都是特殊的、未开化的,甚至野蛮的、黑暗的等等。于是,理性之争,诸神之争,争高低之序,争主奴之别,成为当今世界混乱的原因。当然,这种“权力”之争背后支撑着的根据就是“真理”与非真理之争,它甚至简化为地缘性的西方与非西方之争。我们是在这个几乎常识化了的前提下重新检讨“理性”问题的。

所以,必须拿“光”是问。希腊人不是把“理性”叫做“自然之光”吗?指出“光”自身的遮蔽着遮蔽的双重遮蔽的根源。非如此不能让“光”意识到自身的限制,从而为“他者”留有余地。在这个意义上,黑暗并不是象征,它切切实实是“光”自身隐藏的界限——含有不同于“光”的另类可能。有了黑暗意识,像老子说的“负阴而抱阳”才能柔韧起来,才能有“光”的内外临界状态可检测与防御,尤其还有黑暗神秘的敬畏。能这样临界思想的理性,才算超脱了智能阶段而可提升到智慧境界。否则,“光”是刚愎自用的。

除了希伯来的“神言”,苏格拉底是希腊“哲言”的代表——正如中国老子是“神言”的代表而孔子是“圣言”的代表。

但是,西方哲学传承的主要是柏拉图的苏格拉底。柏拉图由于苏格拉底之死而掩盖了苏格拉底的智慧,其中的原委不能在这里细说了,大概也是为了哲学家在城邦中的生存与作用吧。柏拉图掩盖了苏格拉底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将苏格拉底临界智慧的“知无知”转变为“知绝对”即“知本相”的创世之知,使苏格拉底陷入“苏格拉底悖论”——最聪明的苏格拉底遭到反讽的苏格拉底的反讽。我认为,苏格拉底是希腊理性前后转折的智慧堂奥所在,即“知向而不知得”地临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个在政治哲学中将它定式化了,一个在科学技术中将它定式化了。

此外,上述“日喻”外还有两喻:“线喻”和“洞喻”。“洞喻”是极其有名的政治哲学专题,谈的人多了。“线喻”则很少人提到,其实“线喻”也包含着致命的警示。“线喻”中区分着“可见世界”与“可知世界”。前者分为“影像”与“实物”,或者分为“科学”与“至善”。事实上,今天的世界就卡在形式化“科学”层次而翻不上最高的“至善”境界。它比“洞穴”更是人类的命象。

至于语言,亚里士多德只取了它的指称确定功能,完全按技术功利的逻辑原则制定。其理由是很强势的,一切必须回到可计算的经济原则上来,用最小的投入获最大的效益。所谓主谓结构的科学实证主义,其分类原则是,首先排除模糊的、不确定的,接着排除摸棱两可的,最后选定最大边际效益的确定性或概率确定性。用语言学的术语说,动词名词化,名词概念化,概念范畴化,范畴实体化,由此建立科学体系。世界如是有序了,但世界也因此而技术化了。须知,技术化裁剪的经济效用原则,是以牺牲生态的丰富性和丰富的生态性为代价的。亚里士多德之所以为科学技术提供了逻辑工具,因他先行为哲学的形而上学实体化提供了逻辑工具。亚里士多德真正是西方意识形态的主要奠基人,或“始作俑者”。后面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论证方法。

顺便提一下,我写《重审形而上学的语言之维》得“语言两不性”或“语言界面性”,整个就是针对它来的。

4 “通天塔”的禁止与引诱

《创世记》第一章中神无名,所说“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这里“形象”的希伯来文迈蒙尼德在《迷途指津》中指出,当作神的“有形的形象”理解是非常错误的,按字源解释应看作“意向”或“自然形式”。

第二章,神有名叫“耶和华”,用土造人,吹气使活,名“亚当”、“夏娃”。

第三章,亚当夏娃犯了原罪,逐出伊甸园?原罪是什么?吃了知善恶的智慧果,能模仿而僭越。

第十一章,人造通天塔,又遭神惩罚:“变乱语言”使通天塔坍毁。

由是,在伊甸园内外,在神人之间,都建立了一个悖论式的禁止与引诱:人模仿神,神惩罚人。

中国也有“创世记”,但绝没有如此罪与罚的契约或法典关系。

除了通天塔故事本身的象征性,此后的人事沿革莫不与之相关,从形而上学哲学、技术理性直到科学技术,都可看作“通天塔”事件的重演,随之而来的灾难与苦难,亦表示惩罚性的“通天塔”坍毁。

但这不过是从终极目的上看来如此,从实际目的上来看则又当别论,因为在实际过程中,“人义论”的“强力意志”愈来愈成为功利目的的主宰。也就是说,在“通天塔”的建造与毁坏中,实际的技术能力获得了积累与增长,它不断地实践着“知识即力量”(手段)以完成着“知识即功利”(目的)。

应该注意其中的分离:没有通天塔的终极指引,方法论的完善化追求则不可能实行——这是哲学家和科学家的天职;而实际上坐收渔人之利的是政治家,对于他们来说,“终极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赢得过程目的才是一切”,换句话说,“唯一的”并不重要,“最强的”才是一切。西方“真理观”及其“方法论”在世俗化完成的意义上,建立的只是政治家的“手段王国”,它最终反过来钳制着哲学家和科学家使其不能自拔。或如海德格尔所说,人类已经嵌入了“技术”这没有主体的主体的“坐架”。西方一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柏拉图杜撰造物主“德木格”(Demiuge)。

亚里士多德虚构“逻辑”与“亚里士多德的上帝”。

笛卡尔在“死的根性”与“时间缺口”上自主地构造“自我”。

康德在“自在之物”与“二律背反”上虚张“人为自然立法”。

黑格尔更是用辩证逻辑的“白色神话”胡说“基督教的世俗化完成”。

还有,马克思在隐蔽的“弥赛亚主义”上用“生产力—人化自然”归根结底把地球变成“行星工厂”。

现代连终极获救都不要了,历史终结了,只有“技术/欲望”的互为对象化。

虽然其中的每一个命题都是一本大书,请原谅我这里只能立此存照。

5 “技术—手段王国”已经“尾大不掉”

这是前一个问题的独立补充,为了突出“技术”已经建立的“自主”原则。它表现在它的“自我证成”的方法上。也就是说,现代技术已经跨过了“人/自然”的对象关系:“人提问,自然回答”。(人模仿自然的“技艺时期”早过去了)现在已经进入这样的“自我证成”方式:

“机”答

“科学家”设问< 一致的程度证明人机同一的智能程度

“人”答

如此论证方法最后必将证明:“智能机”一定能够成立。因为问题的答案已经包含在问题提问的方式中了。这就是逻辑的同一性设定。

“智能机”是科学家设计制造的。这个事实已经表明,科学家的大脑已经先行“智能机”化了。于是,作为人而且是作为“现代人”榜样的科学家提问,与科学家先行同一的“智能机”有什么不能回答的?

如此自我证成的论证方式且不说远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近自康德以来就被当作“启蒙”的理性原则:“人为自然立法”。逻辑式:“人类提出建议,世界付诸实施”——“如果这样,必然那样”——“当且仅当”而已。引导人类的科学家其主导职能就是设定“当且仅当”,为了让自然和人类就范。

于是,“自然”逐渐被“人化”了,或不如干脆说:“自然被技术化了”。扩而大之,地球上的“自然存在”逐渐被“技术存在”所取代。我们在大学中的主导教育不都是按照这个模式批量生产的吗?现代大学教育生产出来的“产品”不就是这样的“现代人”吗?

其实,亚里士多德并没有走得这么远,康德更没有,因为,康德的知性真诚中,还有不可知的“自在之物”,因而理性被“二律背反”限定着。然而,康德以后的康德主义都是“新康德主义”,他们从康德哲学中拿掉了或不如说掩盖了“自在之物”和“二律背反”。黑格尔就是这么“发展”的。今天仍然在如此“发展”。“发展”者已经看不见或不愿意看见:自己的论证是取其一面而立法,其限制的危害丢掉了或掩盖了。

即便灾难迫在眉睫,科学只有相信:科学技术带来的危机只能靠科学技术解决。像一条自己咬着自己尾巴的蛇。

人类的逻辑困境从“布利丹驴”转到了“埃舍尔蛇”。

6 揭穿根源幻象的两个人:尼采与海德格尔

西方哲学史上历代都有临界问题出现,但都被当作谬误排除,直到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有两个人的问题方式才抵达了奠基虚设的终极临界。这两个人就是尼采和海德格尔。至少在我读来如此。

尼采说了两句话:

“上帝死了。”

“柏拉图主义是颠倒的虚无主义。”

前一句话揭穿了“一神”不过“诸神”。一个“诸神”说自己是“一神”,其他“诸神”听了笑得要死。

后一句话揭穿了西方形而上学真理观即“本体论同一”乃归根结底的虚无。根本就没有这个“本体”,存在的无非是解释而已——怎么塞进去就怎么取出来。所以,最真实的是,在虚无之上,只有超人重估一切价值的永恒轮回的强力意志。也就是说,尼采清醒地把“唯一者”还原为“最强者”,并用它来隔断虚无主义的“深渊”。在这个意义上,尼采是西方最后一个非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家。

比较起来,海德格尔不再更换也不再填补地基的“裂隙”了。相反,他趁此把形而上学带到其边缘状态。尤其可贵的是,正是在此真实的临界上,他遭遇了东方的“知其白守其黑”的“道”。回想起来,他自己一生守住一句话正是:

“知其是守其在”

关于这个问题我就不在这里详述了,《西学中的夜行》记录了“西学东渐”的“四次重述”:黑格尔-马克思一次,尼采一次,海德格尔一次,施特劳斯一次。每次都有不同露底的破绽,直到海德格尔提供了较为准确的临界思想,即“把形而上学带到其边缘状态”,形而上学奠基的“裂隙”才成为“道说”被人不再忽视,“形而上学史即是遗忘存在的历史”才作为哲学“界碑”立在世界史上,而且上面还刻了“一颗”夜空的“星”——在“知其是”的“是(光)”下“守其在”的“在(黑暗)”之显隐临界的象征。我把它引为“悖论式偶在”的直接谱系。

时候到了。可以走回东方的元典解读,领略漂泊后的还乡之情。

7 两种人生境界:“大而伯之”与“大而化之”

如果说,西方思想自亚里士多德后都以“光”为标志在“光”中运作而根本把“暗”当作谬误排除,那么,海德格尔恐怕是明确进入暗的遮蔽者并把光看作是暗的显现与解蔽的第一人。

从此,“光”与“暗”不再是两极对立,而是显隐二重地共生共在地运作。

只有到了这个地步,西方成为东方的映照,中国元典《德道经》中的“道”才真正揭开了种种形而上玄学的服饰,使中国人处临界之上,听道的“大音希声”、看道的“大象无形”、呼吸“出神入化”之气息。

就像我以前打过的一个比喻,西方哲学技术理性是“金刚钻”,它只有钻到它确定的极限而临界,才能呈现东方“道”之无极而中和的化境。

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当然是等待不来的。我们也必须走(天地人道)“四大”之路,只有“大”了,才能领略“大而化之”与“大而伯之”是多么不同的两种人生境界。

在这个立义上,或许

诸神独立互补的世界是可求的。

谢谢大家。

张志扬

2007年6月18日 补记讲演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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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jiangxiang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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