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新文化运动与西学东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0 次 更新时间:2016-05-08 01: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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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 (进入专栏)  

新文化运动产生的背景

   在西方国家开始工业革命并逐渐实现工业化以前,中国在漫长的岁月中一直是世界上最富裕强盛的国家。到十八世纪晚期,中国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已经处于落后状态,而且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但乾隆皇帝对此毫无警觉,瞧不起英国派来的使者。结果,1840年爆发了鸦片战争,中国连续被打败,割地赔款,被迫五口通商。

   之后,国内少数人开始觉醒,认识到世界形势已不同于过去。他们主张学习洋务,引进坚船利炮,强军而后强国。但对于中国的体制却不想改革,也不敢改革。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使中国遭到惨败。失败后的中国,能够认识到更改体制的必要性的主要分两派,一派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兴中会(后同黄兴领导的华兴会合并为同盟会),主张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主政府;另一派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主张在开明的清政府的主持下,变法维新。“百日维新”失败了,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也都遭到镇压。八国联军使清政府不得不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国的苦难更重了。

   1911年10月,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发动了武昌起义。紧接着全国许多省份都举行起义,革命声势之大前所未有。袁世凯估计当时全国的形势,乘机逼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南北终于统一,实行共和制,建立中华民国。

   袁世凯当上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大权独揽,便授意杨度等名流组建筹安会,鼓吹恢复君主制。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通电全国,正式宣布称皇帝,把国号由“中华民国”改为“中华帝国”,决定从1916年起,废除民国年号,改为“洪宪元年”。

   袁世凯称帝的消息一传开,引起全国共愤。1915年12月22日,云南军政当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出兵讨袁,组成护国军,由蔡锷任总司令,唐继尧为都督。蔡锷率军攻入四川,李烈钧率军进入两广。袁世凯见形势逆转,1916年3月20日,被迫撤销帝制。3月23日,他颁令废止“洪宪”年号,仍以本年为民国五年,但全国各省相继宣布独立,迫袁世凯下台。1916年6月6日,众叛亲离的袁世凯在全国反袁的呼声下气急暴亡。

   从此开始了北洋军阀和其他派系军阀割据称霸的时代。主要的军阀有皖系段祺瑞、直系吴佩孚、奉系张作霖、滇系唐继尧等。1917年6月,一直盘踞于山东的军阀张勋早有复辟清朝的意图,他在一些遗老和复辟势力的支持下,6月14日率“辫子军”进入北京。7月1日,张勋把逊帝溥仪扶上皇位发布“即位召”,宣布恢复旧制,悬挂龙旗,并禁止北京市民非议复辟,违者格杀勿论。北京城一片混乱。

   这时,段祺瑞在天津附近的马厂组成“讨逆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并通电全国声讨张勋。7月12日,讨逆军直逼北京,“辫子军”一触即溃,纷纷投降,张勋逃入荷兰使馆,溥仪再次宣布退位。

   以上所说的就是新文化运动开始前和初期国内政治形势变化的概述。

  

新文化运动的实际领导人

   许多人都把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认定为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日期。《青年杂志》的创刊地点在上海。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其创刊号上《敬告青年》的文章中明确宣告:任何不合于现今社会的事物和观念,即令它是“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向,皆一文不值也。”

   1916年9月1日,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他在第一号中写道:“慎勿以年龄在青年时代,遂妄自以为取新青年之资格也。”这表明,作为一个“新青年”,不是年龄合适就行,而必须有新的认识、新的观念、新的作为。

   同在《新青年》第一号,还刊登了李大钊的《青春》,文章号召青年人冲破“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立志创造一个新社会、新国家。

   在《新青年》第五号上,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他提出,要以白话文为中国文学正宗,认为真正的文学应当“实与今日社会之情状”。从这个角度来评价胡适,说胡适是“白话文之祖”并不错,但胡适这篇《文学改良刍议》的最重要之处是他认为文学必须反映社会现状,必须言之有物。

   陈独秀接着在1917年2月的《新青年》刊出了《文学革命论》一文,文中对旧道德、旧文化的开战更为明确。在陈独秀看来,尽管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皇朝,建立了中华民国,标榜民主和共和,但“黑幕未稍减”,原因就在于“盘踞我人精神界限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为此,陈独秀自称“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旗上大书特写吾革命军三大主义。”这里所说的文学革命军三大主义是指:

   1.“推翻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2.“推翻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3.“推翻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陈独秀的这篇《文学革命论》和胡适的《文学革命刍议》的发表,轰动了国内的文化界,被认为是新文化运动的檄文。

   1917年4月21日,李大钊发起组织了中国财经政学会。这个学会是在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的过程中成立的,李大钊等人担任责任会员。它的宗旨是“研究经济学理,调查事实,以期适用于中国。”

   1918年9月15日,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上发表。这是周树人首次用笔名“鲁迅”发表的作品,也是鲁迅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的影响是深远的,它描写了一“迫害狂”患者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活动,通过主人公“狂人”之口,指责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人吃人”的罪恶社会,预告将来的社会必是“容不得吃人的人”。

   综上所述,人们把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视为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年,是有根据的。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以及其他一些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的学者、名人被视为新文化运动的闯将,也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陈独秀提倡的民主与科学(旧称“德先生”“赛先生”),很快地掀起了一场思想革命、文化革命,沉重打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礼教、传统道德观,启发了广大群众的民主觉悟、革命觉悟,为“五四”运动的爆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

  

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在这里必须指出,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及北京大学成为蓬勃开展的新文化运动中心的意义。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赴任前,多数友人认为北京大学校方历来都是官僚主持校务的,所以多数友人劝蔡元培不要就任,有碍名声。也有少数友人认为,蔡元培接任北京大学校长可以借此机会树立新校风,整顿教学秩序。孙中山赞成蔡元培接任北京大学校长。他说:“地方当有革命思想的传播,像蔡元培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教育。”

   在深思熟虑后,蔡元培慨然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改造学校的领导作风,充实学科、学制,倡导平民教育,首行男女同校。他采取“兼容并包”方针,大量引进新派人物,不拘一格招聘专家。在蔡元培校长倡导下,北京大学开创了思想自由的新风。

   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校务期间,陆续聘请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有名望的人来北京大学。这时《新青年》也由上海迁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形成了一个以《新青年》编辑部为核心的新文化阵营。

   在蔡元培领导下,“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两大旗帜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关于民主的含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认为它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民主精神和民主思想,包括个性解放、人格独立、民主自由权利等内容;二是指反封建反专制,认为中国要在今日的世界生存,必须放弃几千年来的帝制、官僚的统治,改为自由、自治的国民政治。关于科学的含义,也应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阐释,一是反对封建迷信,反对不科学的种种旧观念,二是向西方国家学习科学技术、科学知识,尊重科学,及所具有的科学精神,解放思想。

   1918年11月15日李大钊在北京天安门演讲和在《新青年》1919年1月发表的文章,被认为是探索新路的代表作。他在《庶民的胜利》演讲中说:“协约国战胜了,同盟国战败了,世界大战结束了”,这是“公理战胜强权。”在《新青年》发表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这篇文章中,热烈赞扬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预言“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8年11月16日,蔡元培校长在北京大学生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发表演说。他认为“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要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

   这些都表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预示着分化的加速。一些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怀疑的人日益倾向于探寻新路。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使得新文化运动中一部分人在新路上走得更远,变得更加激进。

  

“五四”运动的由来及其伟大意义

   1919年1月21日,中国以战胜国身份派代表团参加在法国巴黎举行的凡尔赛会议。1月27日,会议讨论山东问题,日本认为应当继承德国的权利。英美法等国竟不顾中国代表团的要求,把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给予日本。消息于1919年5月2日传回北京,举国上下,无不震惊。5月3日,北京大学学生紧急集会,并同其他高校学生商议后决定于5月4日举行大游行。

   5月4日一早,北京大学和其他13所高校的学生一共三千多人,在天安门前集合,然后举行示威游行。下午约4时,游行队伍到达赵家楼曹汝霖住宅(曹汝霖时任交通总长,被学生认定是亲日派)并痛打了刚从日本回国的驻日公使张宗祥,还火烧曹汝霖住宅。军警赶到现场,拘捕学生32名。5月5日,为抗议政府抓捕学生,北京各高校学生实行总罢课。

   北京学生被捕的消息传到各地,从上海开始,全国20个省共100多个城市都举行罢课、罢工、歇业等活动,不仅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还要求罢免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张宗祥、币制局总裁陆宗舆三名亲日派的职务。

   迫于群众的压力,除了陆续释放各地被捕学生外,大总统徐世昌不得已免去曹、章、陆三人的职务。

  

1915年以后新文化运动的特色

   西学东渐是新文化运动开展以后带来的必然的结果。早在19世纪晚期中国清朝政府就已经派出赴西方国家学习的留学生,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又派遣了大批留学生赴日本学习。此外,自费留学美、欧、日的学生也越来越多,所以西学东渐远不是1915年新文化运动开始才出现的现象。

西学东渐实际上指如何把西方国家的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带到中国来,使它们能在中国国土上发生影响,发挥作用。由于科学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自然科学,包括数、理、化、天文、地理、医、工程等领域的知识、方法和作用,也包括军事技术、装备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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