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扬:检讨三代学人学术积累传承的前提

——时间跨度为一百年1911——2011,与“辛亥革命”同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16 次 更新时间:2011-12-17 11: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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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扬 (进入专栏)  

  

  引言

  

  本章宗旨:检讨三代学人学术积累传承的前提。

   解题:所指“三代”为何?

  这里的“代”,既不按实际的个人生殖生长的年龄之年代划分,也不按个人的学术师承即个人的学术积累及前后师徒传承的学术路向划分,而是以“辛亥革命”开创的现代转型时期中的大历史事件为标志的时代(精神)范畴,基本以35年为一代推算,大体与大历史事件相符。如:

  一代:1910——1945 国内革命战争与抗日战争时期

  二代:1945——1980 新中国成立到文革时期

  三代:1980——2015 改革开放时期

  如此断代的意图何在?

  因为本章并不打算实际进入所谓“三代学人的学术成果积累与传承”的具体分析,而是把着眼点放到“学术成其为学术”的那些前提条件的反省与检讨上,正是这样的前提,导致了一百年来中国学术积弱而失落的命运。

  为了现象地类比这种意向,不妨暂时跳开一步,先到法国的近现代史中浏览一番。

  在西方的历史年表中,18世纪是以“法国启蒙运动”为标志的。那是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你听一听这些名字就知道: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和以狄德罗为代表的“大百科全书派”。我们可以把他们叫做法国思想史上的“新古典时期”。就像欧洲绘画史上相对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的文艺复兴古希腊的“古典时期”而言,法国安格尔、德拉克洛瓦绘画就代表了“新古典时期”。

  而法国现代思想呢?一提起二十世纪的萨特、加缪,以及“太凯尔集团”和“五月红色风暴”中的那一批思想风云人物,如福柯、拉康、罗兰•巴特、克里斯蒂娃、德里达、利奥塔等,你绝不会把他们叫做“新伏尔泰”、“新卢梭”或“新狄德罗”。他们鲜明地标志着自己的时代精神,不仅不会和前人的时代精神相混淆,更不会让前人的名字作为“限定摹状词”冠戴在自己的名字前使自己不过只是前人的一个衍生物。换句话说,他们开创的都是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属于自己的新时代。

  顺便插一句,鼓吹偏离传统的转折、创新,是知识论的特征,也是启蒙主义人义论的通病。它与所谓轴心时代民族文化元典的“神言”、“圣言”不可同日而语。在神义论中,尤其在犹太教中,转折、创新是不可想象的。从摩西亲聆神言并转述神言开始,此后立为契约的《圣经旧约》除此开端就别无开端了,也不容许另立开端,只有开端神言的重言重述的理解与解释——所谓“新约”那是基督教的事情——这颇类似中国开端的圣言。所以,犹太民族与中华民族,为世界民族苦难之最,也为历史传承久远之最,与地球人类共命运共始终。

  除了新人物新思想作为断代标志极其鲜明外,还有一点也极为重要。

  法国知识分子或法国学者在现代的生存境遇并不顺理成章。比如在政治哲学领域,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表现为代价或成本极低的“光荣革命”,几乎就在谈判桌上合理的解决了政治与经济、权利与财产的再分配问题。与此相比,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即“法国大革命”是代价极其昂贵的“流血革命”或“暴力革命”。但法国学者并不屈服于冷静务实的“功利主义”之“边际效应”的工具理性,仍然把“法国大革命”看作是法国的“国史”而不屈不饶地为其作为法国文化精神遗产的价值地位“正名”。

  与此相匹配,在哲学领域,自笛卡尔以降,法国哲学就在另一侧受着德国哲学的高压。19世纪是受康德黑格尔的“观念”哲学的高压,20世纪又在“意识”与“存在”两大哲学基本范畴中受着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高压。为了对抗这种高压,上述那批现代哲学家拼全力调动了法国丰富的文化文学哲学神学资源,用虚无主义的“存在主义”(非“存在哲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举起了一以贯之的反“观念确定性”的反叛大旗,直到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演绎成为世界思想界瞩目的“德法之争”,终于为法国哲学争得了不容忽视的独立地位。

  仅凭上述内外两面事实,法国学者或法国知识分子的骨气与能力,特别值得中国学者或知识分子尊敬。

  再插一句,有一种论调常用来轻蔑哲学前的限定词如“中国哲学”的“中国”,他们说:“在国外谈的就是哲学本身,没有谈什么哲学还有‘中国’哲学的。”此话当真应了一句成语:“偏见比无知离真实更远”。为此特补充一句这种人爱听的西方人考证:“哲学”本身的专利仅属于“古希腊”,换句话说,“哲学”自诞生日起,与生俱来就带着限定词“古希腊”。此后无非是“橘逾淮而北为枳”,且品种繁多如“德国哲学”、“法国哲学”、“英国哲学”等等。奈何!

  我想说什么?我想借法国上述两个事实说明:

  一种文化的精神价值如何在自身表现为积累与传承,以及同时又在与外部的借鉴吸收中如何显示出自己独立而互补的文化精神面貌或境界。没有前者的民族文化自信,就不可能有后者的独立与坚持,反过来,没有后者的独立与坚持,也不可能有前者的积累与传承。两者相互激荡,遂成为这种民族文化精神不可阉割不可替代的生生不息的源流。

  回到中国来,一部中国现代思想史,我们看见的却是一幅令人忧伤的景象。

  

  一、三代学人的历史命运

  

  1、救亡与启蒙的复调结构

  “救亡与启蒙的变奏” ,这个命题不管是谁先提出来的 ,它的确在共时态上非常精到的描述了二十世纪中国的百年国运。

  “救亡”,当然有生死存亡的悲壮,但实际上,它并不是或不完全是我们无端地遭受了列强的侵略,而是由于我们自身的腐朽衰败,以致完全丧失了抵御外强的能力甚至信心。于是有“匹夫夺志如三军夺帅”的崩溃之势。这就无形中粘连着“启蒙”,即,要“救亡”就必须同时要“启蒙”,首先启发国人摆脱受监护的愚昧盲从的奴隶状态,恢复具有信心与意志的独立国格与人格。所谓启发具有信心与意志之独立人格的“启蒙”,又必须无条件纳入当务之急的“救亡”情势下。于是,“救亡”所要求的民族整体性(国格)自然成为“启蒙”个体性(人格)的受命引导。事实上,“救亡”与“启蒙”一开始就是“受命于危难之时”的双管齐下、并驾齐驱。

  可是,无论“救亡”或“启蒙”,其二十世纪所依据的“理论”都超出了当时中华民族之文化衰落所僵固的思想形态,其中稀缺尤以“赛先生”的“科学”与“德先生”的“民主”为最。二者都来自侵略殖民中国的西方列强。直接侵略中国的日本,其实扮演着先行学习西方列强而强大的“中介”——它就像一个“中子”撞击着这个古老民族的“铀核”——日本成为消逝着的环节,中国却爆发了百年奋发图强的复兴运动。“学习西方,拜西方为师”,这是第一个“悬梁刺股、卧薪尝胆”的结论。它成为第一代学人的历史命运。

  2、第一代学人的历史命运

  可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却是两个西方,展现了不同的发展方向:“民主自由的资本主义”方向——这是西方列强立为根本的主导方向;“巴黎公社”后的“革命东移”出现了“民主平等的社会主义”方向,它在苏联成为现实。中国该如何面临而抉择之?与其说这是一个事实性选择,不如说是一个道德性选择:因为,侵略奴役中国的是自由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西方,当然就“只有社会主义能救中国”!

  需要解释一下,这两个主要方向的本质差异是什么?

  “民主自由的资本主义”方向,关键在“自由”。“民主”,当然是与“君主”对立的范畴,居中且与“君主”同属的“贵族”,在现代社会中几乎是一个“唯名论概念”,它融入到西方民主政体的“上议院”中去了。总之,“民主”就是作为共和国“公民”的“社会大众”。它无疑摆脱了对贵族的人身依附,但根本没有摆脱对资本的劳动依附。所以,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归根结底是“资本”的自由,也就是资本拥有者资产阶级的自由。而相对出卖劳动力的无产者大众来说,“自由”仅仅是劳动这个商品的“观念价值”。“观念价值”有一个先验的特征,一旦阻断了“观念价值”向实际的“交换价值”即“使用价值”转换,立即表现为“萧条与失业”,无论是商品,还是作为劳动商品的无产者,其“观念价值”就会“像麻鹿拼命叫着要新鲜的水喝”样地陷入生存危机之中——“经济危机”就到来了。诚然,资本家也会在经济危机中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但他们损失的是商品这种物化资本,而劳动者损失的却是直接维持生命必需的工资劳动。所以,无产者的“自由”是一个永远走在期待从死亡中兑现生命的“观念价值”。按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观点,“始终保持一定数量的失业大军”,是一个社会财富繁荣的基本标志。

  “民主平等的社会主义”方向,关键在“平等”。首先,它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对资产阶级私有制特权批判的产物。马克思按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唯物史观,把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平等”,证明为生产力高度发展而导致生产关系变革,并必然通过共产主义革命消灭最后一切私有制以达到生产与分配的公平正义,即所谓“人类解放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前提”。这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后因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瓦解,中国也在共产党领导下回头补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初级阶段”课。于是,在资产阶级学者看来,这就等于宣告了资本主义“自由精神”的最后胜利——“历史终结论”。但无论西方还是东方,有一个事实是否认不了的,那就是,资本主义仍然是资本主义。因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根本上仍然有效。不管这资本主义发展到什么阶段,工业社会也好好,后工业社会也好,国际金融资本或跨国公司全球技术一体化也好,资本主义垄断的帝国主义实质及其政策,事实证明,根本没变。

  提前插一句。变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感受方式。文革无疑让知识分子个人蒙受了非人道的苦难,共产主义平等的无产阶级“阶级性”不再召唤知识分子的“民粹主义”良心。他们直觉体认到“普遍人性”眼前就是对抗“阶级性”以医治个人心灵创伤的良药,且不管“普遍人性”的有无或面具式的伪装,全都顾不得细想了,只要能摆脱文革强加的“阶级性”噩梦就行。于是,整个感觉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原来侵略奴役中国的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忽如一夜春风来”地转身全都变成了必须为之“取法乎上”的“民主偶像”。换句话说,“政党”问题遮蔽了“民族”问题,致使知识分子回头看世纪初的选择错了,不应该是“民主平等的社会主义”方向,而应该是“民主自由的资本主义”方向。因为,知识分子在前者不具备任何优势,相反消失甚至压抑在平等的平均化中;在后者却天然拥有如布迪厄说的“知识资本”而成为自由的保证。可惜,这时的知识完全转向了技术理性知识,知识分子倨傲的“人文性”被“物化”所取代。历史出现的这种“回环”当然主要体现在部分甚至大部分知识分子心目中。难怪毛泽东要把“知识”打入“资产阶级”范畴。真是两种坚硬的对立啊。此处存疑,稍后再回到这里来详述。

  话说回来。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正遭受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与侵略,在这个“救亡与启蒙”的严重时刻,以国民党为一方选择“民主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共产党为另一方选择“民主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当是不争的历史事实。显然,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其根本宗旨就是寻求一条“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国共两党通过近三十年的较量,共产党选择的道路胜出了,赢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除了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兵“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大部分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衷心拥护,也是绝不可小视的道义力量,它们所拥有的知识发言权表达着“人心所向”。这也是不争的历史事实。然而,对中国人来说,尤其对知识分子来说,“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共产党动员中国人的“救亡与启蒙”(当然是启蒙!)是一回事,建国后付诸实践则是另一回事。在这里,黑格尔是对的,“实践理性”比“理论理性”具有更高的品格,其所以更高,是因为它带着有限性的丰富性而有可能把自己导向毁灭,从而完成“绝对精神”的临界观照。不过,如果能对“绝对精神的普遍性观照”做另外的非黑格尔式解释,我会更同意黑格尔的。

  新中国建立,使中国“学习西方,拜西方为师”获得了第二个结论:学习西方中反对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精神,选择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第二代学人的历史命运。

  3、第二代学人的历史命运

  第二代学人的历史命运虽以“文革悲剧“落幕,但远没有到盖棺论定的时候。

  文革无论其对错,都关系到“后文革时代的中国到底走的是什么道路”这一根本问题的回答。要么根本不容回答,前提自然是“历史终结论”陈述的,“西方资本主义自由精神”是人类唯一值得遵循的“普遍必然性”;要么,“西方资本主义自由精神”只是西方民族的世界性扩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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